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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标准:公共的抑或专业的? (阅读1716次)



(本文刊于李森、施罗德主编《新诗品》第二卷,2009年。此处略有改动。)

诗歌标准:公共的抑或专业的?

                              一行

引言

  在诗歌标准这一问题上必定会产生分歧,这是由诗歌本身的两义性决定的。一方面,诗与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意识相关,诗一直是对民众进行情感和道德教化的重要依据,因此,诗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共同体或民众紧密相连。另一方面,诗作为一种制作、一种技艺,它又是需要严格训练的,因而具有很高的专业性,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对这一领域指手划脚。诗歌的前一方面导致了诗歌需要某种公共的、从共同体的集体道德和情感出发的标准,而后一方面则导致诗歌需要一种专业性的、从技艺的严格性出发的标准。这两种标准之间经常会产生冲突,它曾被人概括为“见证的迫切性和愉悦的迫切性之间”的冲突。在我们时代,批评家和诗人们为了诗歌标准问题争吵不休。本文并不打算进行调停,而只是为了揭示出这两种标准各自的合理性和缺陷。
  
1,诗的公共标准
  
  公共标准:由一些试图为民众代言的批评家提出。民众的趣味决定了公共标准的取向,持这一标准的批评家要么单纯迎合民众的趣味,要么试图以人文主义的理想来净化和提升这种趣味。就后者仍然关心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而言,它仍然是公共性质的。
  一般民众的诗歌趣味:由中国古诗、浪漫主义诗歌、小资诗歌混合而成的意境主义、道德主义和情感主义。这种趣味的实质,是道德自恋和情感自恋。
  公共标准又分为两种:
  低的标准:诗歌要让人感动(满足人们的道德自恋和情感自恋)或回味(意境主义)。这种标准对诗的要求,仅仅要求其符合人们惯常的情感模式和感受模式。中国五四以来的大多数新诗,台湾的大多数现当代诗歌,还有舒婷、席慕容等人的小资诗歌,都符合这些标准。
  高的标准:诗歌要能安慰人的灵魂,要承担起对时代现实和人性的洞察,同时成为时代良知的声音。对洞察力的强调使得这个标准显得具有某种精英性质,但是,在这里,洞察力仍然与人文主义的道德倾向挂钩,因而成为人文主义宏大叙事的附庸。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洞察力并未得到真正的解放,而是被预先规定了基调和方向:一种情感性的洞察力。这种诗总是诉诸人性中较柔弱的部分,而不是最强大的、最有活力、最具创造力的部分,因而仍然极其容易滑向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自恋。杨键、杜涯、叶丽隽等人的许多作品,以及王家新诗作中过于姿态化的那一部分,就属于符合这一标准的类型。这种诗的特征是:诗总是环绕着某些带有情感氛围和道德光晕的词语展开,例如雪、冬天、天空、树木、石头、金子、单纯、温暖、坚忍、空旷、寂静、悲哀等等,而缺少更丰富、奇特和不可思议的经验补充进来。它们调动的经验总是较为类型化的。
  
2,诗的专业标准

  专业标准:由极少数专业诗人及专业批评家组成的共同体,或明确或隐含地遵守的标准。在这里,标准是绝对精英主义的:诗是一门极其严格的手艺,代表这一手艺最高水准的人们,与门外汉对诗歌的看法毫无共同之处。在这里,诗几乎成为了尖端科学或体育竞技性质的东西。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在跑步,但只有极少数教练员和运动员才知道如何最快速、最有效地跑步。持专业标准的人也认为,绝大多数写诗和读诗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最严格意义上的诗。
  专业标准的实质内容是:以诗歌中呈现出的心智的成熟程度、包容力和独特性来判断诗的高下。专业标准首先强调个人风格的独特性,其次强调诗人在想象力、洞察力和运用语言方面的控制力,最终是强调一个诗人的作品的容量(调动和保存尽可能丰富的经验)和精粹性(使用尽可能恰当、精确、简练的语言)。同时,在这种专业标准之内,又保留着进行先锋实验的空间,对每一种真正独创性的风格都保持尊重,不做出轻易的评判。这是因为,独特性是专业性的最基本的要素。专业性虽然与严格的技艺训练相关,但这种训练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培养相似的写作技能,而是为了每个诗人的独特声音服务。
  符合专业标准的诗的基本特征是:语言简洁,每个词语都富有光泽和弹性,句式的松紧度适当,修辞新颖而准确,细节中包含一种微观的洞察力,节奏和整体结构的平衡和稳定。
  在当代中国,坚持诗歌的专业标准的人可能不到三百个吧。这些人认为,诗歌存在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感动人或安慰人,也不是为了充当人文主义的良知见证者,而是为了丰富和拓展人类经验的边界,为了挑战人们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就像几何学或围棋那样。
  
3,两种标准之争
  
  持公共标准的人攻击持专业标准的人:前者认为后者是技术主义者,认为后者使诗歌脱离现实和民众,成为小圈子里的精英们孤芳自赏的玩物。他们认为,在这个苦难深重的世界上写专业性的诗是不道德的,是没有良知或道德冷漠的表现,是一种自居为贵族的精神自恋。
  持专业标准的人一般不参与社会上关于诗的争论,因为他们大多认为这种争论毫无意义。作为一门专业的诗歌写作只需要自己埋头写就行了,无须、也不可能得到普通读者和民众批评家的认同。但是,有时候,一些专业诗人忍受不了诗歌生态的恶化,也忍受不了外行对于专业性的攻击,于是他们也会起来反击批评者,认为这些只能理解公共标准、满脑子所谓“思想—良知”(实质是陈词滥调)的人是在误导民众。如果整个社会都被民众趣味和公共标准同化了,专业诗人写诗的环境就会非常恶劣。专业诗人一般不会和他们认为不专业的人讨论诗歌问题。当他们被迫在众人面前为专业性辩护时,他们会表现出对于外行批评家的蔑视。但他们实质上并不是在蔑视民众(民众没有诗歌教养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而是蔑视那些自以为懂得诗歌、对专业诗歌进行攻击的半吊子(这些人智力低下、毫无理解力和想象力)。专业诗人们认为,用道德来反对诗歌的专业性,就像用道德来反对数学家和围棋高手的专业研究一样荒谬。即使诗歌与伦理相关,诗的伦理也远比简单的道德陈词滥调和煽情把戏复杂得多。诗的伦理,是提供更精细的感受力,提供更丰富的经验方式。诗的伦理就是和空洞的道德大词作斗争,就是让一些基本的人类情感回归它们原初的灵敏性、微妙性和强度。专业诗人们认为,那些合乎公共标准的所谓好诗,几乎都是陈词滥调和陈腐的诗歌模式的衍生物。这些诗方便地讨好了民众和半吊子批评家的趣味,或者一厢情愿地试图用人文主义理念感化民众的灵魂,它们回避了诗艺的严格考验,在最应该下功夫的地方偷懒,用对人性献媚的方式来投机取巧。
  
4,专业性与公共性的平衡

  两者各自的缺陷:
  公共标准的缺陷在于,它忽略了诗歌作为一项技艺的严格性和个人风格的绝对重要性。只符合公共标准的诗,往往是满足读者惯常期待、不具备个人风格的(叶丽隽那种写法,在中国女诗人中大概不下几十个)。某些具有一定个人风格的公共诗人(如杨键)的作品也基本不具备技艺的精确性,在细节处理上显得粗糙、平常,很多时候,他们为了突显道德和情感姿态而放弃了诗歌的得体。这些诗人的修辞能力、想象力和理解力都是较弱的,感情比较洋溢,头脑比较简单。
  另一方面,公共标准本身是带有保守倾向的。这种保守倾向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它用一种在传统中习成的诗歌趣味抵制了许多任性妄为,例如普通读者对“口水诗”的自发反对就是这种公共标准在起作用。但坏处是,它使得真正有意义的创新和实验,使得需要投入大量努力才能理解的诗歌得不到承认。持公共标准的人有相当一部分在骨子里对异质性很反感,他们希望用一种较为统一和稳定的程式来主导诗歌写作。而当代的诗歌状况恰好是异质性的,各种写法的诗人都有。诗歌是多样的,尽管诗对语言有一个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但公共标准往往在这种最基本的要求之外,还提出一些对诗歌的实质写法的限制。这就会使诗歌写作丧失活力。更重要的是,持公共标准的人在反对口水化的同时,也把复杂性当成了敌人。并非所有的复杂性都是故弄玄虚,正如不是所有高深的数学都是“民科”性质的胡思乱想。很多时候,不是专业诗歌有意脱离民众,而是民众们因为事情太多而没时间花功夫来理解专业诗歌。指责专业诗人使诗与人们隔离是不公平的,应该指责的可能是这个时代本身——每个人都在为生存而忙碌,稍微困难、复杂一点的东西(只要它不能带来利益)就几乎无人问津。
  但是单纯的专业标准也有缺陷。完全以专业标准来评判诗,就会忽略诗歌承担的传统责任:安慰人和教化人。专业诗人可以声称,自己的作品不提供安慰。但是,民众确实需要安慰。诗不安慰人,那么谁来安慰人?难道交由那些劣质的煽情制作物(这些煽情制作物还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真情流露”)吗?就教化而言,一种完全个人化的、与共同体的集体意识无关的诗歌是不能承担起教化任务的,因为教化的基本目标在于凝聚整个共同体,从而形成一种身份认同。同时,过于强调写作中的控制力,会使诗变得过于精致,格局变小。过于强调认知而缺乏真正的情感投入,会使诗的声音变得失去血色,失去厚度,最终是失去情感力量。还有,一种专业性的写法是否能够最终成立,要看它是否能在历史中汇入公共标准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要素。敌视公共标准而拒绝与之沟通,会导致专业诗人们的写作日益自闭和圈子化,而这是违背交往理性的。好的专业诗人懂得如何引导公共标准朝更高的层次运动,懂得如何充满同情和善意地与公共诗人和批评家们交流。
  这两种标准既然都有缺陷,那么是否可能将它们综合起来形成一种更全面、更妥当的标准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诗的两义性决定了,尽管可能会有极少数诗歌同时合乎这两种标准,但绝大多数诗歌都只能合乎其中一种标准。因为极其严格的写作往往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而能安慰和教化民众的诗歌又难以具备技艺的精细性。如果强求任何“好诗”一定要同时符合这两个标准,就会使许多诗从“好诗”中被排除出去,而这对于它们是并不公平的,也使诗的领域变得狭小了。我认为,保持这两种标准之间的张力是必要的:专业标准维系了一个进行深度诗歌探索和实验的空间,而公共标准的存在则使得诗歌仍然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因此,重要的是这两种标准之间的充满张力的平衡。当然,在这种平衡中,我们更应该强调公共标准向专业标准的接近,因为只符合公共标准的诗并不能更新和拓展我们的经验(而只是满足了我们从旧有经验而来的阅读期待)。我们必须强调诗对于人类经验的更新能力,这是诗歌的最高使命。
  
5,诗歌的共和国

    当代诗歌的公共标准其实也不是民众们自发形成的标准,而是古代文化精英和近代文化精英们的诗歌标准的混合物。而这些古代和近代的文化精英们,通过教育这种权力运作模式使得他们的诗歌趣味普及和传播开来。只要想想《诗经》的解释传统,想想词从伶人词向士大夫和文人词的转变,就能明白,标准从来就是由掌握文化资本的人制定的。这些古代和近代的精英标准,虽然在现代以来的中国教育中被相当程度地降低和误解了,但它们仍然或多或少地主宰着民众们的文学趣味。民众们把他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中接受下来的这些标准,当成了他们内心自发的标准。
  由文化精英们来制定标准是必要的。因为民众们可能会有质朴、新颖甚至深刻的文学经验,但这些经验只能作为素材,只有训练有素的作家才能赋予这些素材以恰当和复杂的形式。当代的文化精英,在诗歌这一领域中就是专业诗人。但是,当代的专业诗人在制定诗歌标准时,肯定会与从传统而来的公共标准发生冲突。这实质上是当代的文化精英,与已经逝去的古代和近代文化精英们的遗留力量之间的斗争。如果当代的文化精英不能在这一斗争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文化就会完全被保守的力量所控制。专业诗人们从来不否认古代诗歌经典的伟大性,而是让我们意识到这一事实:我们今天公认的许多诗歌标准,在古代也并非就是当时的公共标准,而只是当时的专业标准。如果我们真正具有一种对于标准之本性的历史意识,我们就应该信任我们这一时代的专业诗人,信任他们在诗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最前沿的成就,信任他们的判断力和诗歌观念。民众和批评家在专业诗人面前保持谦卑,这是在当代中国进行健全的诗歌教育的基本前提。
  一种良好的诗歌秩序应该是共和制的。民众们的诗歌趣味,如同公民大会中的公民意见;而专业诗人们,则构成了元老院。批评家们,一部分作为保民官为民众的趣味辩护,另一部分作为监察官防止诗歌风气的堕落和腐坏。民众们与元老院协商,选出执政官——桂冠诗人;在诗歌风气已混乱不堪的紧急状态下,专业诗人们组成的元老院可以指定一个桂冠诗人——独裁官,当然这位独裁官是要受到监察官监督的。于是,诗的国度就得以良好地运转下去,诗歌本身也由此成为一种公民宗教——所有爱诗的人、愿意为诗投入心力的人都是这个宗教的成员。
  在当代中国混乱无比的诗歌格局中,这种诗歌共和制的构想近乎一种空想。打着先锋旗号的口水和任性妄为,早已将新诗在这个国度中的信用挥霍一空。我们看到的是,就连坚持一种从传统而来的公共标准都并不容易。自然,更为困难的是,使这种公共标准向专业标准靠近,从而使得专业诗人们的作品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理解。但无论如何,诗歌教育都是唯一的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并不单单是为了这个时代,也是为了未来,为了一个正在到来的诗歌共和国。
  
                                      2008年6月25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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