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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诗》2009年第2季卷首语 (阅读1887次)



卷首语


    “个人写作”,是理解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诗歌的一条主线。十多年间,有过各种观点、潮流、派性的争议、辩论乃至攻讦,但对个人在诗歌写作中至高无上的价值和意义,几乎众口一词,鲜见异议。
    德国汉学家顾彬在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中文版序言中说:“20世纪显示出两种极端的发展:其一是过度的个人主义,其二是极度的集权主义。”后者一直受到抨击,前者作为问题,只有神学家和哲学家在关注。他认为,“愈来愈多地由金钱来支配的东方和西方社会的发展,全力促成个人主义的泛滥。……这是一种不需要他者的个人主义”。过度的个人主义与极度的集权主义看起来是矛盾的,但两者的并行不悖,恰是中国特色,犹如我们看到或正在经历的:一面是统一意志,思想控制,一面是个人主义受到热捧,个人至上观念蔚为风尚。顾彬揭示了个人主义泛滥的由来,即:对金钱的追逐而至的为金钱所奴役;这虽是由西方社会的演变而致,反观今日中国,由对个人的地位、权利的维护、强调,到个人主义的盛行直至“通吃”一切,其发展的依据和脉络,与西方差可类比。
    以诗歌写作而言,个人一直被视为抵御“外物”——诸如意识形态、含混的“大众”、物欲等——对诗歌侵扰、渗透的法宝,被认为是保持诗歌“纯粹”、高贵、独立的最后的稻草。殊不知,极度膨胀的个人主义,是东西方社会发展中,受金钱至上利欲引诱而导致的集体癔症。也就是说,诗歌写作中的个人至上观念,与社会普遍弥漫并践行的金钱至上观念,暗中合拍——这是它唯一不抵御的东西。个人主义的鼓吹者认为不需要“他者”,就可以呈现完善、纯洁的自我,这个“自我”是虚假的,没有魂灵的,不能当作“存在”来谈论。正如雅氏所说:“如果我只是我自己,那我必然会荒芜。”或者:“我相信,我之所以会真正成为我自己,并不只是借助于我自身促成的。”
    诗终究是“传声筒”,或传时代社会之声,或传平民大众之声,或传“自我”“个人”之声。我常想,当凯尔泰•斯伊姆雷在诺奖颁奖典礼上说,“我自己深信,而且始终认为写作是最为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事情”的时候,或者,当等候探监的阿赫玛托娃,应允那位将她“辨认”出来的掩面的妇女,自己将“写写这件事”的时候,“个人”对于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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