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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星星诗刊》理论版评论4篇 (阅读4919次)



            陈超:诗和理论的双轮车
                                                          大解
                                    一

作为一个诗人,陈超所走过的道路,伴随着朦胧诗以后直至今天的整个发展过程,并一直保持着先锋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作为当时新生代诗人的代表人物,陈超在关注新诗理论建设的同时,操刀上阵,开始了探索性诗歌写作。当时,人们在努力探寻脱开朦胧诗的路径,以便从历史意识和集体意识中走出,充分地展现自我,并建立个人的言说方式。可以说,从那时起,陈超就已经具有了敏锐的自觉性,写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作品。后来的一段时期,他的诗歌创作开始探索个人命运与整体世界的关系,甚至出现了表现小人物、小细节的作品(如:《弯腰赎罪》1986,《沉哀》1990等)。这些作品比当今的低于生活的叙事,早了至少二十年。
但是,向具体的生活靠拢,并不等于放弃审美的高傲,陈超的创作主调依然保持着激情和语言的活力。《博物馆或火焰》《青铜墓地》等代表性篇章,依然表现出超越个人乃至整个时代的思考;而《风车》《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等又将个人带回到具体的事物中,把纯美推到超然的境界。这个时期的作品,语言硬度较强,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甚至把语言推上了悬崖,创作无疑成了精神历险。因此,在这种语境下,陈超的诗在深沉的思想力量之外,常常带有荡气回肠的感染力,让人感觉到一种不可阻挡的审美冲击。
陈超的探索并没有停留于此。在视角的转换上,他的自由度体现在个人的站位和精神需求之间,始终以“人”的立场在审视这个世界,并把自身命运置于运转的核心。这时,身体的出场就成了必然,亲历性和亲和性成了诗人走向世界的一种方式。“我”一旦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琐事就成了诗人通向精神远景的一条隐秘通道,远景和近景被随时挪移和置换,于是陌生化产生于人们熟悉的事物中。《安静的上午》《早餐》等一批素描式的生活片段就是这样。与他早期作品的挥霍才情明显不同,在这类作品中,他有着很强的截取生活以及叙事的能力,在取材上非常经济,叙述准确而生动,绝少有浪费的地方。从他的这类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身体的陈超和精神的陈超同时出现,游走于具体的开放的时空里。这时反而使人产生了似是而非的幻觉,让我们突然意识到,那些熟视无睹的事物,那些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却被人们忽略甚至遗忘的事物,正是诗意之所在。
可以说,在陈超的诗歌探索中,他的走向相对稳定,但胃口决不单一,他给自己预留了非常广阔的出入空间,以便在选题上有足够的自由。由于取舍的幅度较大,他的一些诗大开大合,放纵不羁,汪洋恣肆,而另外一些诗却走向了简约和澄明,读后有一种被阳光穿透的感觉。《无端泪涌》《夜和花影》《正午:嗡嗡作响的光斑》等,无论怅然或温馨,都透人肺腑,给人一种净化灵魂的力量。

                                   二

与他的诗歌成就并驾齐驱,陈超的诗学理论建设是他的重要收获。在从业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词典》《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中国先锋诗歌论》《游荡者说》等著作的出版,对中国诗歌的发展进程,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关注点始终定位在前沿探索者,并对这些不断更替和前行的个体或诗群进行持久的跟踪,从他所开列的名单中基本可以看出中国诗歌近三十年的大致走向。
近三十年来,中国诗歌的发展进程是快速的,流变的,其更新的速度超出人们的预期。流派的起落在短时间内完成,个人的沉浮也似乎带有戏剧性。在这种走马灯般的人流中抓住先锋者,并对其进行归纳、判断、跟进、助推,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完成贯穿几个不同时期的整体性诗学建设,是一项不小的工程。陈超的得力之处在于,他始终是一个诗歌写作者,他始终保持着写作的先锋性,这就使他具有纯粹理论家所很难具备的敏锐的感知力和亲历者的心路历程。他深知诗歌的底细,他走在诗人队伍中而不是站在外面说话,他所发出的声音是来自诗歌内部的声音。因此,他的诗学理论具有诗和论的双重特性,富有激情,同时又准确到位,总能切入诗歌要位,具有建设性和引导性。
诗歌创作和理论建设同时进展,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陈超是两面受益,互相滋长,成为他快速驱驰的两个轮子。我怀疑他有时是从自己的创作中寻找理论依据,有时也可能按照自己的理论从事创作,从而成为互补和互否的完全式结构。因为他的诗与他的理论具有统一性,也就是说,他说到并做到了;换句话说,他做到之后,说出了普遍的道理。这就是陈超的方式。

                                   三

作为诗人和诗歌理论家,陈超的作品是严肃而庄重的;而作为一个人,他的为人非常谦和厚道,并不像他的诗文那样高迈卓然,难以接近。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中,陈超的睿智和诙谐带有很强的亲和力,有陈超在的地方,人们总能爆发出笑声,因为他并不总是一本正经,或者说是很“没正经”。他出言即幽默。这与他的修养深厚,为人平和,健康乐观的性格直接相关。他长得高大威猛,虎背熊腰,像是一头雄狮,但内心却非常善良、正直,不曾伤害过任何人。在诗学讲坛上,他满腹经纶,风范儒雅,却语出惊人,滔滔不绝,带有极强的灵魂杀伤力。这样一个教授,一个大帅哥,走在大学校园里,我能感觉到他的崇拜者眼神里流动的波涛,会把自己淹没。
我和陈超相识并成为挚友已经二十多年了,日常交往很多,对他的为人,我心存敬仰;但谈论他的诗学,我还尚欠资格。因为他的诗和理论在前沿阵地,一直还在往前走着,不曾有所停顿。有时多年以后回过头去,我才发现,他在当年所做的探索,是多么超前,多么可贵。这一点,从他的诗集《热爱,是的》《陈超短诗选》中可以看出。近年,我和陈超见面并不总是谈诗,但从他出版的新书中,我知道他的思考在不断深入,视野在不断拓宽。我感觉他一直在快速前行,就我的目力所及,等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前面,而且总是在远方。






          
                陈超诗歌简论
                                                             敬文东

在生殖力极端旺盛而人口众多的中国,搞诗歌批评的人多“于”而不仅仅是多“如”过江之鲫。但恕我直言,真正合格的,恐怕不过数人而已,绝大多数都是些趾高气扬甚至气宇轩昂的冒牌货。让人备感滑稽的是,这些冒牌货往往更具有正品的嘴脸,更能唬住一些诗歌外行和诗歌的初次介入者。在这个假货横行又让人真伪莫辨的年代,这些都不难理解。依我看,陈超不仅属于这“数人”之列,恐怕还是排在最靠前的更少数的几个人之一。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我就读到过他的文章,并大为赞美,到处为之鼓噪。过了许久之后,我才发现他还是个诗人,并且是一个相当出色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陈超也许更愿意被人目为诗人,或者,根据区区在下的推测,他也许更愿意看重自己的诗作,更愿意成为一个诗人。
据我所知,陈超一向被人看作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言人之一,无论是美意还是恶意。但从价值中立的维度上看,这个断语并没有下错。至少在我的印象中,陈超早年诗作有较长一段时间热衷于在诗歌写作中和大师们对话,热衷于描写和乌托邦相关的场景。《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组诗《交谈》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但仅仅看到这一点,仅仅以这样的方式来描述陈超的诗歌无疑是荒唐的。实际上,和我们一样,陈超也是一个凡夫俗子——他的诗歌告诉我们他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身份的。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凡夫俗子,陈超即使是在和大师对话(比如和马拉美、荷尔德林),即使是在描写和乌托邦相关的场景时,叙述的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态、情绪和灵魂。比如在组诗《交谈》里的《荷尔德林,雪》一诗中陈超写道:

在落雪的时候,我独自走向田野。
你的诗暖和明亮如冰雪下的河流。
天空绷紧它青铜的屋顶使大地松弛,
噢,圣心的翅羽无凭而降,百折不挠,
谦朴,澄明,照耀我颓废的思想。

……最慈爱的东西是雪,暴力无法逾越。
诗的翅羽贯穿大气到达水晶唱针,
蒙召的心思洁白无瑕宽恕凋零的广场,
空旷。施浸。世界溶进一双马眼……
紫檀色的童工在炉火旁为主人煮茶
但他目光坚定,欣悦,控制着泪水,
被母亲丢弃的人进入诗的畛域。

逝去年代的诗人,是谁在今夜派遣雪花,
圣心的翅羽包容,渗透,让我领受倒置的天空?
在我动荡的祖国,是哪些屡经失败的孩子
听你用雪,这白银的钟抖落大爱,
激励言辞的高度,歆享柔翮描绘的光华?

在我单薄的布衣里生长出旧日砧杵的声音。
噢,诗人,寒冷的流过血的季节
我看到你巨大的笔尖占有灵魂的炉口喷涌辉光。

诗歌以雪的方式超越杀戮,它们清澈,沉静
普照事物在冬天的根。我站在最冷最暗的旷野
轻吟你愀然而称义的诗篇,今夜,让我
放下火杖,想一会儿我可能的明天——
                                                         (1990,12)
此诗写于八、九十年代之交,在诗里他与荷尔德林所“交谈”、所描写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经验,并不乏沉痛感。他有些诗作或段落具有“针在痛中的速度”。我相信在陈超的心目中,只有将现实和超越现实的幻象,将凡庸与超越凡庸的圣洁在诗歌写作中相互交织,才能更深入地表达一个中国人的中国经验,也才能把一个个卑微的中国人的灵魂中的超越冲动显透出来。毕竟和那些善于在想象中进行超越的西洋鬼子一样,咱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人也并不必然安于大地上的这点子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那些说“知识分子写作”就是没有原创性的“二道贩子”的言论,也不同意诗人高于知识分子的观点。按照这种种说教,似乎知识分子就是盲目守旧。可问题是,如果只是守旧,那最初的知识、不断发展的知识又是谁刨弄出来的?我想,陈超的诗歌写作——不用提他的诗歌批评——足以让诸如此类不怀好意的观点不攻自破。
但陈超在近几年的诗歌写作中,相对于现实世界,相对于凡庸的生活本身,确实有了一些“直接性”。对现实他似乎贴得更近了,而且还有了从前的写作中较为缺少的幽默感和反讽。但无论如何,陈超还是将诗歌理应对现实具有的提升作用一以贯之地保持了下来。如果没有这种提升作用,我不知道诗歌是不是还真有那么大的作用——这里恳请那些愿意往下走的人包涵一下。有趣的是,正是在陈超近期的诗作中,在那些更具直接性的诗作中,我们反而更能看到天堂和尘世的结合、婚媾和酣畅淋漓的洞房花烛,只不过在这种性质的天堂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反讽,更多的自嘲。但这肯定不是对天堂的反讽,不是对乌托邦的反讽,而是对我们自己的反讽(即自我嘲笑)。正因为有了这种反讽,我们也许更明白了:相对于乌托邦和高高在上的天堂,我们不过是彻底的穷鬼。
陈超近期的诗更具有芜杂的特点。我相信这是诗歌的高境界。和许多一开始就无师自通而能泥沙俱下的诗人不同,陈超有过他较为漫长的“清纯期”,他是经由清纯走向芜杂的。排开诗歌技术方面的问题不论,那些一开始就泥沙俱下的诗人很可能是些心性不纯之徒,而经由“清纯期”一步步走向芜杂的人,倒更有可能宅心仁厚(关于这个的详细论证不是本文的任务)。依我的经验,这种芜杂中更有可能包含着更多的内容,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关怀,更多的沉痛,当然,还有更多的诚实。



       “身份”之辨,谈陈超的一首诗
                         唐晓渡


很久很久以前,曾有论者将一批(其时)青年诗论家的诗歌写作视为当代诗歌的重要现象和成果之一而单独论列,以为值得特别推荐关注。这其中包括陈超,笔者也有幸忝列其间。单就满足虚荣心而言,没有人会反对这一说法;但本心里却也明白这点虚荣实在无聊得很,而这种说法本身更接近新闻媒体制造“亮点”的招数,用来蒙蒙外行可以,自家却不可当真。看一看中外诗歌史,“两栖”的诗人—批评家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在诗学理论和批评上真正有所建树的人不同时也兼及创作的,只不过其诗名往往被其理论(批评)之名遮蔽了而已。中国素称诗歌大国,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诗歌史;其间影响广被的论家自曹丕而下,刘勰、钟嵘、司空图、严羽、袁枚、叶燮、王国维,有谁不是一时诗人?西方传统的诗学和批评概念本较中国为宽,且学术化的根基远为深厚,然主导其发展的,亦多为一身二任者,而鲜有跛足的所谓“职业批评家”;文艺复兴之后,又尤其是浪漫主义以来,更是如此。显赫如但丁、彼特拉克、歌德、席勒、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雨果、波德莱尔、瓦雷里、里尔克、叶芝、T.S.艾略特等自不必说,即便是注重“文学特异性”、倡导“本体批评”、学术化色彩最为浓厚的欧美“新批评”一派,其代表人物如瑞恰兹、沃伦、兰色姆、燕卜逊等,又何尝不各有一节“写诗”的身世?至于当代如哈罗德. 布鲁姆的诗学批评,就像福柯所提倡的打破文体界限的“心灵写作”一样,其本身就是十足诗性的——不过那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
话又说回来,“两栖”云云所暗含的“身份”之辨,也无非只是一种缘于现代社会分工理论的语言游戏,权宜时不妨拿来说说事儿,可要警惕把诗说小了,说歪了。严沧浪云:“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既然如此,就更非关由社会分工所决定的各种“身份”了。这看起来似也有将诗说“小”之嫌,其实恰恰相反,是通过必要的限定而揭示了诗的“大”。因为与诗相匹配的才具和经验所关系的是生存和语言的整体(故严沧浪紧接着又说:“然不读书,不穷理,则无以至其极”),其价值正在于对被书啊,理啊,身份啊之类所圈定了的一个个“小世界”的突破和超越。这里“别才”、“别趣”的限定正是佛家所谓的“铁门槛”;从这里出发,诗把我们导向一个非书、非理、非身份,或者说,一切书、一切理、一切身份的生命/ 话语世界及其源头。
最早读到陈超的诗是在1990年下半年。此前他只淡淡地说过他也写诗,却从未向我出示过。陈超是一个不事张扬,甚至有点羞涩的人,这么做完全符合他的性格逻辑;不过,即便他不说,我也能猜到:下过乡,插过队,遭遇过“文革”受过罪,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是经过“思想解放运动”洗礼的新一辈,这些“硬指标”加在一起,再加上其诗论行文风格的“软暗示”,他要是不写诗,那才怪呢。
尽管如此,真读到陈超的诗时我还是感到了惊讶——不是惊讶于它们出自何人之手,而是惊讶于它们出色的程度。这里说的是《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这是当代诗歌中不可多得的力作之一:一首真正履行了诗之“见证”功能的诗;一首同时见证了失败、死亡和失败内部的歌唱、死亡背后的新生的诗;一首源于历史语境和个人心境的重大灾变,但仍显示了沉雄定力的诗;一首达成了凄艳、激愤和高傲、平淡之间的微妙平衡,既势能汹涌,又节制有度的诗;一首有机地融合了沛然正气和自省自律,具有精神运程和诗歌自身双重指向的诗。
这首诗从一开始就以其内蕴的声音和形象抓住了我。我想象这是一个略显沙哑的男低音。他的目光迷茫而镇定,像刚刚参加完一场祭奠仪式;他的嗓音中有一种难言的沉痛和疲倦,但又发自丹田,富于生机和弹性。语速均匀而偏于缓慢,语气稍枯而韵力充盈,尽可能不动声色,以使我们更好地体察其中丰富的变化和精确的分寸感:
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就面临了死亡。
四月的歌手,血液如此浅淡。
但桃花的骨骸比泥沙高一些,
它死过之后,就不会再死。
任何一个稍有现代诗素养的人都能从中同时听到《荒原》首句的声音(“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这当然和艾略特命名“四月”的专属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在“残忍”这一音频上发生了共振——尽管这个词并没有在陈超笔下出现,而两首诗所言及的,也是不同意味的残忍。我们还可以通过类似的“葬仪”上下文和内蕴的生命循环理念,辨认出二者之间的精神血缘关系。
另一方面,“桃花”和“歌手”的意象,又使诗的调性和读者的感受,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特定语义场的牵制。“桃花”在这里既是一个即目即景的意象,又来自中国传统诗歌和文化的深处;既携带着其自《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下,作为美人或明艳春日的象征所包孕的全部生命和文化信息,又由于被嵌入了当下给定的死亡语境,变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指代:它不再隐喻春天和美,相反隐喻着春天和美的夭亡(在传统诗歌中,“桃花”意象无论用法怎样花样翻新,也不离其明艳丽质的左右。即如在崔护《题都城南庄》这样有可能令人联想到死亡的诗篇中亦是如此。它甚至作为自然之常的象征与人世之无常相对)。这样的夭亡如果用血色作比,只能是凝固后阴郁而不祥的蓝紫甚或紫黑,这一未经道明的隐象恰与“歌手”的“血液如此浅淡”形成了对照,并构成反讽。
“歌手”作为“诗人”的别称,本带有强烈的浪漫意绪,但由于在当代语境中被一再滥用(“世纪歌手”、“时代歌手”、“人民歌手”,如此等等),早已变得十分可疑。一个置身四月,面对死亡,而“血液如此浅淡”的歌手就更可疑了。因此,这个陈述句更应该读作一个质询句,它同时质询诗人的身份、资质和品格。这一质询当然也指向质询者自身,而全诗在某种意义上正可视为对这种质询的回答。无辜、唯美的青春通过血液一再与桃花/ 美人对质映证:死亡中的风暴;最后时刻爆炸的榴霰弹;虚构给予的快乐;古老的、羞愧的、凛冽的泪水;在砺石中奔跑的心……无人称或不断变换的人称,亲历和见证混而不分。但我们的注意力不会仅仅被这些急速转换的、旋风式的、热力四射的心象吸引,因为在诗的一、三节中我们还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它们冷静、沧桑、无动于衷、高高在上,短促的一现便足以带来“铺天盖地的死亡”:

    古老的东方隐喻。这是预料之中的事。(第一节)
泥土又被落英的血浸红。千年重叠的风景。(第三节)

这来自宿命和必然,或本身就意味着宿命和必然的声音犹如两道铁箍,标定了所有热情和悲伤的边界。然而我们必须感谢这两道铁箍:没有它们,青春的夭折就纯粹是一种偶然,“风中的少女”就无从转世,而我们也就无法辩认这样的形象:

        五月,大地收留了失败。
太阳在我发烧的额头打铁。
埋葬桃花的大地,
使我开始热爱一种斗争的生活。


乌托邦最后的守护者——
        在离心中写作的老式人物,
        你们来不及悔恨,来不及原谅自己,
        锋利的爱情使你们又一次去捐躯。

这是陈超为自己勾勒的形象吗?我更愿意说这是他为我们,为这个时代发明的形象。这是一个业已淡出,以至失效的形象吗?也许是这样;但也正因为如此,我写下这些无用的文字,以悼念它的不朽。



           倒扣的船只在身体的黑暗里开裂
                    ——诗人陈超
                               霍俊明

尽管诗歌界已经在近年来不断注意到陈超的诗歌写作,但我仍然想强调的是,是到了深入和全面认识陈超这位独特而重要的先锋诗歌评论家作为一个优秀诗人的时候了。毫无疑问,在90年代的中国先锋诗歌批评话语中,陈超以其个性、客观、精准、超拔确立了属于自己的诗歌话语谱系,但是他作为独特诗人的另外一面却还只是在小圈子内被谈论,这种状况只是在近年才有所转变。当全国各个重量级文学刊物纷纷刊登转载陈超诗作并且他的诗集《热爱,是的》《陈超短诗选》出版时,诗界才突然形成了一种共识,原来陈超作为诗人同样不逊色于他独特的诗歌评论。我想谈论陈超作为诗人的一面,这是一种必要,也是对诗歌和诗人的一种尊重。在很大程度上,诗界普遍关注和看中陈超作为诗论家的一面,而这种“高拔”也造成了对他诗歌写作长期遭受遮蔽的一个阴影和消磁器。
在陈超的丰富的人生履历和身份中,他排出了如下顺序,诗人,诗歌批评家,大学教授。陈超首先看重的是自己的诗人身份,确实如此,陈超的作为诗人的一面相当重要。当我每次走进陈超的那个堆满了书籍但又相当整洁、优雅的书房时,我都被一种扑面而来的气息所深深触动。一整面墙的黑色书架是请出色的手艺人精心制作的,而书桌的墙上挂着一副朋友给他画的油画肖像。背景是浓重的黑色,一个是陈超的正面肖像,一个是他的背影,而这两个形象有力地叠加出陈超作为一个诗人、批评家和生命个体的强有力的多层次的特征。
当众多的诗人在诗坛和公众视野的聚光灯中做表演秀的时候,陈超却仍然在其他诗人少有的冷静与省思中,在岁月的黑暗中倾听生命的声音和诗歌的声音,而倒扣在时间水面上的岁月之舟仍不可避免地生锈开裂,而只有诗歌的声音能够与茫茫的时间水岸进行对话或对抗,“湖水轻轻拍击堤岸/一只苍鹭/埋首于夏日的回忆/当季节变暖/这些船只会翻身下水/而我心中有多少倒扣的船只/却只能在身体的黑暗里开裂/然后腐烂”(《那些倒扣的船只》)。值得强调的是,中国诗歌批评界一直误解了“先锋”这个词,甚至在有些诗人和评论者看来“先锋”就是脱离日常语境的“自言自语”。而陈超多年以来的诗歌尤其是近期的诗作则在重新提醒着人们,实际上到底先锋不先锋都不重要,关键在于诗人在日常的生活之流中以怎样的常人难以企及的姿态进行诗歌的发言甚至质问。可以说,在近期的诗歌写作中,陈超的诗不仅仍然具有强烈的不可消弭的个性化,而且这种个性化不仅指向了深沉的内心世界而且同时指向了身边简单而繁复的生存世界。而生存世界在不经意间带来的黑暗与疼痛则成了陈超诗歌写作的动因与按钮。芸芸众生很少能够清醒地看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和社会,而陈超则用充满强大力量的诗歌手指剥开了时代的迷幛,深入到了真实的内核,探清了时代以及生存的秘密纹路。
对于诗歌写作而言,陈超可能既是一个“老式”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新锐”的怀疑主义者。而这理想中的个人情怀和自由精神的坚守和怀疑,无疑又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发现和命名的姿态。而作为“双手”写作的人,这种带有互补性质的写作无疑带有“问题”的重要性和“说话”的有效性。
尽管文革后期,陈超在工厂的那段短暂的时光中的诗歌练习还带有明显的稚拙的成分,但在工友和朋友们看来,陈超显然已经是一个特殊的诗人了,也正是在朋友的认可中,在早期的那几本淡绿色的诗歌修辞本上奠定了陈超日后成为一个优异诗人的基础,甚至也可以说,是诗歌使得陈超当年的这样一个年轻人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诗歌就是暗夜沉沉中一盏闪烁着温暖也闪烁着忧伤的灯盏,渐渐照彻了这个怀着文学冲动的年轻人的世界。陈超在他早期的诗歌写作中是一种对圣词的近于“纯诗”般的尊重与向往,上个世纪80年代古典农耕庆典理想主义的最后晚照同样没有错过陈超疲竭而满布激情的诗歌面影,而当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疯狂加速的时候陈超在紧张的“楔入”与绷紧的语词中强烈地感受到了不适与尴尬,这体现在陈超的一系列诗歌中,如《风车》、《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博物馆或火焰》、《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青铜墓地》等。在唯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风暴裹挟的年代,诗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不适与尴尬。那是1988年的深秋,尽管陈超还没有意识到不久之后中国的理想主义时代和农耕文化即将结束、落幕,但是,此时的陈超已经感受到了生存和诗歌的双重孤独。这是一个太行山山脉深处的一个无名的贫瘠山村,此时,陈超打算写作名为《四种元素王族的舞蹈》的组诗。每天黄昏来临的时候,陈超都会披上单衣,独自走上远处无比峭拔的山顶,巨大的山风灌过来,黄昏中的云朵被狂风吹碎、吹散……望着远山层层叠叠的红叶和枯黄的山槽,陈超百感交集,既有对生的迷惘,也有对一个诗歌时代的深深的忧虑与痛苦。在一个又一个黄昏,在无名的山村和高高的山峰之间,陈超居然将刚买不久的皮鞋都磨坏了,这反复的行走和攀登正显现出陈超巨大的而又难以摆脱的犹豫与尴尬,而此时的陈超已经知道诗歌的力量在此时是如此地虚弱无力,因为,在一个强权的社会面前,没有任何一首诗能够阻挡坦克的前进与粗暴,而陈超酝酿的长诗不能不宣告夭折,因为一个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刻,一首挽歌尽管是伟大的,但是它无法完全呈现陈超此刻生命的痛苦与纷繁错乱的内心世界。平心而论,在1995年以来的诗歌写作中,陈超并没有割裂(断然)“理想主义者”、“自我意识”、“经验论者”、“生活和事物纹理”之间的合法性内在关联,而是试图以弥合和容留的姿态转换诗歌写作的一定意义和程度上的偏执特征,这是一种更具包容力的消化。
如果说一个诗人的写作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也许这话没错,但多少有些大而无当,而诗人实实在在的生存场景则在其诗歌写作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由北京向南,乘火车或走京石高速,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就能抵达石家庄。石家庄,可能是一个没有什么明显特征的城市,它很难与诗歌和诗意发生什么关系,但是,正因为陈超的存在,很多诗人在提到石家庄的时候都会最先想到陈超,想到陈超的时候也会自然想到石家庄。陈超曾有很多机会调离石家庄去更好的城市发展,包括北京的某所著名高校,但是陈超留下来了。因为,他在石家庄不仅可以更为方便地照顾母亲和孩子,而且他已经深深爱上了石家庄这座年轻的城市。石家庄这个一年四季灰暗乏味、污染有些严重的北方城市似乎提醒陈超对这个时代的警醒态度以及深入命名的迫切感。他是一个工业时代大汗淋漓的骑单车的人,他在阵雪和逆风中前进,诗思和存在的隐痛在冬夜中静顿、沉潜:“夜深人静。窗外飘起冬雪。这是天空中落下的惟一使人不必设防的东西。我在写诗。一切喧嚣止息了,我得以坐下来面对自己。我发现自己心灵中残酷、阴沉的一面。有时,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 是的,当无边的苍穹上洁白的雪花漫天飞舞的时候,大地是如此的沉静。雪,打开了一个诗歌的世界和一个圣洁无比的天堂,在这里,雪涤荡着世间的黑暗与污浊,诗人可以用雪花写下最美丽的诗篇,最优美的文章。而更是这雪的洁白,能够让陈超这样一个自觉、自省而有良知的人一次次敞开心扉,省察自身。应该说是雪给了在尘世倦染中的灵魂以理想主义的些许安慰,而遵循内心的写作肯定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所承担的重量是不能估量的。“我封好要邮寄的书稿/像黎明中的农夫勒紧卖粮的大车/哦,你有多好听——清晨送奶人嘹亮的哨子——一只大熊蜂背上是整个春天的晴空!”这种多年来诗歌写作的快乐和生存的甘苦也许只有陈超自己能真正的领受。尽管据我所知,陈超的妻子西西早就不再写诗,但是没有她在并不平坦岁月里给陈超的强力支撑,陈超的诗歌和评论的写作可能会是另一番状况。夫妻恩爱,西西异常美丽、温柔,这在当时的石家庄文人圈被传为佳话。然而,当陈扬降生不久,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小小的陈扬被巨大的病痛所折磨,也折磨着西西和陈超。那是一个又一个怎样黑暗而令人不寒而栗的夜晚,好像黑夜永远都没有尽头,但是,阳光总会来的。陈超曾写过一首名为《与西西逆风骑车经过玉米田》的诗,“金红头发童子军在风中集合/绿领带系得潦草而飘逸/腰身一齐弯向东方/金子的心,无辜闪亮//这时,我们正骑车逆风冲上斜坡/我突然想加入这单纯的集体!/谢谢天,一切最终都会如愿/拜托你那时将我撒入这片绿吸墨纸的大地”,而这首诗我更情愿将之视为他们在不平坦岁月中的心灵履历的呈现,秋风向晚,逆风,上坡,都显示了当时生活的艰难与辛酸。
只有去掉那些当今诗歌评论大而无当的虚词,我们才会真正的懂得任何诗人的写作都不能不面对残酷的时间和生命的脆弱,而这就是诗歌写作的根由甚至宿命。时间的指针悄然掠过惊惧的目光,陈超则擦拭和点亮了那个略显老套而又温润萦怀的旧式灯盏,“我站在最冷最暗的旷野/望着你给我展示的家园,/今夜啊,让我放下火杖,拿起诗歌”。陈超手中雕刀的弧光在时光沙漏的阵微细响中,雕凿着已逝和将逝的内心阵痛与宽怀,“年岁已晚,让我谛听那柔韧的刻刀/在一阵窸窣中剥啄,吹息,呈现。/这世界在黑夜中也荫荫生辉,/玻璃上的纹章吮足了涧溪。”陈超个人生存体验的焦灼感与诗学立场的忧患意识在紧张而双向拉开的向度中,以深入向下的勘探姿态夯击、锤打。词语的自足,内心的凝视,想象的舒展,经验的回视,探问的姿态,这都成为对时光中记忆和现场的必要而有效的挽留。在生存和写作背景的转换中,诗人感到写作需要的不只是勇气与坚持,写作的前提是诗人必须对身处的时代有清醒的体认和省察,哪怕他要承担写作和生存的双重责任与奥义。
在多年以来的诗歌书写中,陈超的诗葆有了对知性与感性,吟咏与陈述,内心与现场,记忆与当下,独白与盘诘,紧张与调侃融合的能力和活力。在回到日常生活细节的注视中,在干净、朴素、精准的语言开掘中,陈超将记忆的温情苦涩与现实的烦琐抑郁融合起来,当然这并非意味着陈超的诗歌写作简单回到当下,而是诗人在适时的体验和抒写中坚持了“历史的个人化”叙事和“求真意志”的表述。这种更为兼容的姿态包容了更多的话语可能,也更为有效地实现了诗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技艺。”陈超试图在反观时光模糊而强大的影像中,温婉而执着地挽留过往的匆匆行迹,在共时态中抵达人类整体性的共鸣与感怀,“京深高速公路的护栏加深了草场/暮色中我们散步在郊外干涸的河床/你散开洗过的秀发,谈起孩子病情好转/夕阳闪烁的金点将我的悒郁镀亮//秋天深了,柳条转黄是那么匆忙/凤仙花和草勾子也发出干燥的金光……/雾幔安详缭绕徐徐合上四野/大自然的筵宴依依惜别地收场//西西,我们的心苍老得多么快,多么快!/疲倦和岑寂道着珍重近年已频频叩访/十八年我们习惯了数不清的争辩与和解/是呵,有一道暗影就伴随一道光芒//你瞧,在离河岸二百米的棕色缓丘上/乡村墓群又将一对对辛劳的农人夫妇合葬/可记得就在十年之前的夏日/那儿曾是我们游泳后晾衣的地方?//携手漫游的青春已隔在岁月的那一边/翻开旧相册,我们依然结伴倚窗/不容易的人生像河床荒凉又发热的沙土路/在上帝的疏忽里也有上帝的慈祥……”(《秋日郊外散步》)。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而这个季节更容易让人怀念往昔,或者欢愉,或者悲悯。陈超,西西,一起牵手相依走过了20多年的时光,是熟稔带来了幸福和默契,也是熟稔给生活制造着小小的麻烦和不悦。河水已经在多年前的某个夏日干枯,只有河床似乎还证明这里曾经是流水潺潺,鸟语花香。谁都不能阻挡时光的利刃,一切消逝得那么快,从偶然的相识、一见倾心,转眼青丝都沾染上了少许的白雪。在树林投下的斑驳的光影中,有明亮也有灰暗,而远处乡间的墓群提醒人们生命是如此的短暂,也许,只有伟大的诗歌和伟大而平常的爱情能够承担这种宿命性的痛苦与悲凉。这种立足现场、反观过往、遥视未来的记忆的能力体现在诗人的一系列诗作中,如《北郊景色,或挽歌》、《红黄绿黑花条围巾》、《是熟稔带来伤感》、《秋日郊外散步》等。这种优异的记忆能力,通过真切细节的擦亮,在过去和未来的两个向度上使诗歌具有了巨大的承载力和容留的力量。时间在记忆中共时呈现,交错,盘诘,既避免了耽溺内心的凌空虚蹈的矫情,又规避了沉滞表象细节的臃肿困顿的刻板。
岁月的光斑不可避免被黄昏和黑夜所消解和遮掩,而茫茫的时间河流上,哪一只船曾经载有我们的生命形迹和诗歌梦想。而那只倒扣的船以及身体深处的黑暗和锈蚀的声音是如此的让人不堪一击,而只有诗歌能够与时间和脆弱对话与抗争。还是让我们在岁月的流逝中,倾听陈超这位诗人独特的发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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