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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喻或替身 (阅读3798次)



转喻或替身

苍耳



历史的诡秘总是呈现为转喻式或隐喻式的存在表象。它们被裹卷于时代风暴的漩涡之中,最终会附着或悬挂于渐枯渐寂的河床与岸树之上。后来者向它们投去探询的、迷惘的目光。这些历史表象或符号是如此庞杂和泥沙俱下,以至于令史家手中的刀锋也卷刃、崩缺。但所有的历史都是人的或与人相关的历史,历史的肉身不可能离开人的肉身而存在,诸如某个时代的暴戾、清明、昏庸或衰朽都必通过对人的肉身的残害、滋养、压模或放纵而呈现出来。道格拉斯曾提出人存在着“两个身体”:“社会身体制约着我们对物理身体的理解。我们对于身体的物理的经验总是支持某一特定的社会观点,它总是被社会范畴所修改,并通过它被了解。在两种身体经验之间,存在着意义的不断转换。”这意味着,身体的上帝版本在受到政治或伦理的高度限制甚至删改后,已无可选择地成为携带历史基因的社会版本以及表达媒介。因此,我时常惊叹于蜡像和蜡像馆的首创者,他们将当代权力者模塑成惟妙惟肖的“蜡人秀”,跟真人一般大小,仿佛那就是身体的社会版本的直接显现。

在我看来,道格拉斯的“两种身体”其实介于不同的二元对立的链条之中,但却环绕着一个核心词:替身。造成替身的无形权力具有宇宙黑洞般的吞噬力,将所有来自个体或身体的微弱光线,以及生命的价值与人的尊严全部吞灭了。可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是在时尚或技术的意义上谈论它,从而忽略了替身在历史、政治和思想的诸多领域投下的一抹浓重的阴影。前一段时间西方媒体炒作萨达姆被处以绞刑,称那个受绞刑者并非真身而是老萨的一个替身,并言之凿凿地举出证据:其一,萨达姆被捕后,其原配妻子撒吉达曾公开宣称,美军监狱中的那个囚犯并不是真萨达姆。其二,老萨的情妇帕里苏拉称,狱中那个囚犯的左手上,明显缺少了一处有两个黑点的纹身,尤其是他的眼神是假的。其三,2001年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老萨拥有一口完美整齐的白牙,而出庭受审的前总统,却是一口参差不齐的粗糙黄牙,下门齿前突超出了上门齿,形成难看的“地包天”。事实上,萨达姆使用替身在伊拉克已不是什么秘密,一些民众甚至学会了如何辨别真假萨达姆,比如萨达姆喜欢出镜,常常让人拍摄特写照片,而替身一般只会被远距离拍照,背景中也没有萨氏肖像;当替身出场时,身边的保镖就显得漫不经心,甚至窃笑。但分辨真假仍是困难的,连他的亲友都不一定分清“真假猴王”。再说替身会被不断地整容,萨达姆长子乌代的替身之一阿卜杜拉•拉蒂夫之所以逃到西方,就是因为受不了反复整容之苦。如果死了的萨达姆能看到这些煞有介事的猜测,他是否会为媒体感到悲哀,同时更为自己感到悲哀?萨达姆制造了那么多替身,使有血有灵的身体消失在他的模型之中,而当这个神出鬼没的专权者被更大的霸权置于死囚之牢,他自己的身体也被怀疑为“假货”了。尽管粗大的绞索是真的,脖子咔嚓折断的声音是真的,但萨氏的死还是被指称为赝品。他能向真主或阎王申诉并请求甄别真伪吗?



福柯在追究“没有什么比权力的运作更加具有物质性、身体性”时,显然没有进一步拷问权力疯狂而集中地充斥于“两种身体”的替代。“替身”这个词的出现虽然晚近,并且它主要是指代替别人去冒风险的人。但它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这个词回光返照般地指述了既往历史所存在的黑暗深渊,其潜在根须伸向了人类变迁的苦难史和精神史。如果说身体构成了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外壳,那么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体,替身则提供了不同年代的社会和精神的多种标本。

在奴隶和封建的黑铁时代,替身首先是一种野蛮的用活人替罪的献祭仪式,以此表达对神灵的臣服并祈求恩赐,促使生死、丰歉、荣衰的轮转有利于自己。迦太基在被罗马人摧毁前约二百年,经常举行焚烧童男童女的祭礼;玛雅人在旱灾降临时就把活人投进井里,以领受雨神的谕旨。中国古文献中“用人”即“人祭”,据近两千条原始卜辞的记述,祭祀用人牲一次可达千人之多!《左传•昭公十年》记述鲁国季严子“用人于亳社”,以及“宋公使邾文公用曾子于次雎之社。”《史记•秦本纪》载有秦穆公“将以晋君祠上帝。”还有将童男童女作为祭品,以替代君王或集体向河伯赎罪。在这里,被用来献祭的肉身已不再是作为个体的“自然的身体”,而是“有罪的身体”以及“群体的身体”。其次,替身表现为灭绝人性的殉葬制度下的人殉者。《墨子•节葬》中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在周幽王(公元前771年)的墓中,就发现一百多具殉葬的尸体。用奴隶和宫女为帝王陪葬,其实就是用屠杀或自尽的方式完成在“两种身体”之间的转换,即用“亡灵的身体”替代“血肉的身体”,以此表明地上和地下的统治都是天经地义的、铁定的、不可移易的,唯一可变迁的只是年号的更迭和阴阳的转换。秦汉以后殉葬之风有所收敛,往往代之以木俑、陶俑,可是到了明代又死灰复燃,朱元璋首开恶例,他以四十多名妃嫔为自己殉葬。其三,替身作为更普遍的宫廷法则和惩戒法规被广泛运用于各个朝代,即从完整的肢体上切除某一部分,用残缺的身体替代原生的身体。这是一种专门对付另类和雄性的隐形替身。如果说,前两种替身还具有某种可怕的臆想性和血若桃花的乌托邦性质,那么这种替身就是非常现实的统治手段了,其持续的时间之长与它所寄身的体制一样悠久。其方法有剁、阉、黥、髡等,通过剁砍身体的某一部分以示惩戒,如割舌叫你永远闭嘴,剁足使你无法反动,剜目让你深陷罪孽之夜,腐刑令你蒙耻终生。但后者作为进入后宫的肉体通行证,已成为一种荣耀了;一部王朝更替史就是一部太监无性繁殖史,一部有血气的雄性身体被替换成行尸走肉的历史。至于“黥”是在囚犯脸上和躯体上刺字;髡是剃去头发的刑罚,《楚辞》中有“接舆髡首”。清兵入关后多尔衮下达臭名昭著的“剃头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人,是将头剃成“金钱鼠尾头”(脑后只留一个铜钱大小的头发,并编成小辫)。它成为检验汉人是否归服的符号。最惨壮的一例,是江阴人“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为此有六万七千人战死城墙上,随后清兵屠城十天,不是刀起发落,而是刀起头落达十七万之多,仅五十三名老弱幸免于难。由此也就不难体味石达开在一副对联里表达的愤恨和杀气:“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金田起义前他为理发店撰写这副对联,表明以牙还牙的反清决心,颇有大丈夫报仇两百年不晚之气慨。不过,当汉人习惯了满清的辫子后,没有辫子反倒找不到感觉了,假洋鬼子的老婆就因为丈夫辫子是假的,寻死觅活“跳了三回井”。



进一步追索便可发现,“替身”是由“替罪羊”衍变而来,至少在语义上存在深刻的关联。“替罪羊”正是一种替身,并且它决不止于喻指代人受过者,其实它已深入到了社会机体的骨髓之中。“替罪羊”一词虽是舶来品,但世界各地都有用羊作祭品的历史。比如,古犹太教把每年的七月十日定为“赎罪日”,这一天举行用羊替罪的救赎祭仪:先用一头公羊的血作为赎罪祭品,再牵来一头山羊,由大祭司将手按在羊头上祷告,犹太民族一年中的罪过便转嫁到羊身上,接着放逐这头替罪羊到无人的旷野上去,并最终把它烧成死灰。在《圣经•旧约》中有生动的记载: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忠诚,叫他杀独生子以撒作燔祭来献给上帝。正当亚伯拉罕举刀杀向以撒时,天使加以阻止道:“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了,前面林子里有一只羊,你可用来‘祭献’上帝。”于是,亚伯拉罕把林中那只山羊抓来杀了,代替他的儿子献给上帝。“替罪羊”一词由此而来。事实上,中国的“替罪羊”也许更早,《孟子•梁惠王上》记载:“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棘,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欤?’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齐宣王以牛代人又以羊代牛,将杀羊之血涂抹在钟上献祭,虽无“替罪”本义,但有“替罪”之实。

显然,“替罪羊”产生于祭祀的、宗教的真实现场。但是,当“替罪羊”被隐喻性地运用于政治和历史时,那个“替罪羊”的本体与真正元凶的关系便是转喻的了。其表现形式有二:一是以无罪羊替代有罪羊,比如秦始皇遍求长生不老仙方却遭方士欺骗,结果儒生成了替罪羊惨遭坑杀;清兵攻破长城而直逼北京时,明明是崇祯皇帝的错误却反拿功臣袁崇焕问罪并寸磔。二是以小罪羊替代大罪羊,譬如汉武帝借主父偃的头来浇灭诸侯王的不满,唐玄宗借杨贵妃的头来平息御林军的叛乱,李鸿章被慈禧太后派去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自然也就成了罪魁祸首。在西子湖岳武庙前,秦桧跪着的塑像(连带上他的老婆)成了人们世世代代唾辱的对象。问题是,没有宋高宗点头谋害岳飞秦桧能成功吗?宋高宗担忧岳飞抗金成功会迎回被俘的老皇帝,那么他将面临失去皇位的危险。可是后朝人为什么不指责宋高宗却把所有罪责堆在秦桧身上?显然,宋高宗在语境中是皇权的替身,后朝人忌讳将矛头指向专制皇权,因而必须避重就轻地寻找一个替罪羊了事。在人世间,帝王往往成了神或天帝的替身,而天帝是永远不会犯错的。即便帝王犯错,他有的是替罪羊,而寻找替罪羊的活计成了宫廷政客和御用史官的重要专长之一。

问题的要害还在于,一旦替罪羊找到了,人们便将一切愤怒发泄在“替罪羊”的个人道德和行为上,而不会追究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于是一切不满和反抗都会即刻止息。巨大而僵化的体制便得以继续运转,替罪羊的祭血成了体制运转不可或缺的润滑油和燃料。正是在这种相互依存中培植出了一种“替罪羊机制”:通过寻找替罪羊来为体制性的缺陷和腐败开脱,既混淆了背后的真正元凶,又防止了整个社会危机的升级和爆发。这种机制实际上纵容了集团性犯罪和体制性作案。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祭出了陈独秀,大跃进造成大饥荒祭出了彭德怀,十年“文革”则祭出了刘少奇,并揪出了若干由羊变狼的“反党集团”。当人们将目光紧盯着替罪羊时,这意味着悲剧还将恶性循环下去,那么历史和政治又该如何走向进步和清明?

可怜的替罪羊呵,你无法指证
真正的元凶,又怎能不在屠宰场上
哭钝了刀锋?

事实上,这种“替罪羊机制”已深入到社会机体的内部,在不同的脏器有不同的症状,诸如“指鹿为羊”式,“逼羊就范”式,等等。前者如发生在安徽萧县的一起交通事故,受害人被肇事车拖出482米,肇事司机逃逸,事发第二天有人自首,办案警察以为案子破了,但审讯后发现,自首者竟然是“替罪羊”,肇事者其实是该县财政局的一位领导。山西左云“5•18”矿难发生后,人们发现张家场乡新井煤矿的法人代表却是乡政府的一名会计,而矿主成了总承包人。按规定,煤矿的法人代表和矿主应该是同一人。将法人代表和矿主分设,是为了应付发生事故而提前准备好“替罪羊”。至于“逼羊就范”式,更是颠倒善恶、亵渎法律:内蒙的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十年后,真凶偶然落网才得以真相大白。造成“替罪羊”悲剧的程序似乎千篇一律:限时破案的上级命令如泰山压顶,有罪推定让某人成为上帝眼中的孽蛇,严刑逼供再将实据补齐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于是某人就被“锁定”为凶犯。要想奇迹发生除非等真凶落网或被害人“复活”,否则枪下留人或冤死昭雪只是小说里发生的事。奇怪的是,呼市检查机关在向法院提起公诉时竟有意漏掉这起错案以便掩盖,倒是真凶有了“觉悟”,在看守所写了一份“偿命申请”,“要求重查此案,还死者以公道,还冤者以清白。”呜呼哀哉!



但“替身”从来就不是一把单面刃。萨达姆即是一例。上帝造就并惩罚了蛇――人类原罪的替身,但蛇最终还是让人宣布“上帝死了”。谁能回答米沃什的难题:蛇的腰有多长?对鲁宾茨基来说,做斯大林的替身,就意味着肉身被改造成自己的牢狱或囚禁灵魂的集中营。1934年深冬的一个深夜,这个小会计被一群不速之客从家里强行带走,塞进一辆红色轿车。先是被删改“硬件”――鼻子被垫高了,脸上也撒上了麻点,接着是复制“软件”――惟妙惟肖地摹仿最高统帅的举止、神态和腔调,并自动抹掉自己的语调、面孔、名字和自由。而对斯大林来说,这个替身越来越构成威胁,他疑心这个“斯大林”有朝一日被利用来取代他。1949年,一项“破坏领袖形象”的可笑指控将鲁宾茨基关进了劳改营,其时他“冒名顶替”已干了十五年。问题是,斯大林根本没看清对他威胁最大的,却是他的另一“替身”――赫鲁晓夫。斯大林的专断基因和统治手腕早被赫氏克隆了,比如斯大林对付列宁那一套,正好被赫氏用来对付斯大林。不同的是,赫氏将前任的尸体从红场墓穴中刨出来鞭辱之,将几千万冤死鬼的愤怒发泄在这具尸体上。赫氏玩的仍是一种替身的花招:嗜血的斯大林被替换成了尸体的斯大林,于是鞭尸便成了清算或复仇的替代品,让幸存者获得意淫式的发泄与满足,但仅限于此,也仅此而已。陈独秀生前对此早有惊人之见:“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给西流的信》•1940年)这与薇依的观点一致:作为“反对派”的托洛茨基反对的只是斯大林本人,而不是斯大林所建立的制度。历史证明:赫鲁晓夫被搞下台后出现的仍是斯大林的替身。这种替身远比鲁宾茨基那样的替身要可怕得多。那是一个游荡在欧亚大陆的嗜血幽灵。

历史的替身是三匹瞎马,有眼无珠。
它们有九张脸
和一张被石块击破的面孔。

同样的震荡发生在中国。毛泽东认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旁”,于是一场打倒“赫鲁晓夫替身”(官方称作“代理人”)的“十年文革”爆发了。它是对“反右”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扣帽子”终于有了与之对称的物质形式――戴高帽游街。令人震惊的还是它隐含的暴力语链:只要在高帽上写出“牛鬼蛇神”的类别,就可以确定帽下的肉身属于哪一种替身(官方语叫“借尸还魂”、“某一类政治骗子”等等),再通过游街来证实它不容抗辩的铁定性。而群众作为参与者和看客,其灵魂经受了“急风暴雨式的战斗洗礼”,并在忠字舞中成长为“朵朵葵花”。正是借助宗教式狂热和凤凰涅槃意识,革命被扭曲为类似远古献祭那样的活动,并且更为酷烈更为普遍,诸如子革父命,妻革夫命,等等。与此同时,“人民”替代了“公民”,“共有制”偷换了“公有制”,“家法”勾兑成“宪法”。在我看来,要回答蛇的腰有多长,就必须知道撒旦的腰有多长。一般而言,抗命者的腰最终会比上帝的腰要长一点。



与替罪羊相比,替死鬼是替身人数更为庞大的一支,其情状也更为可悲可怜。替罪羊一般处于事件的漩涡中,至少还知道鸣冤叫屈或死得明白;而替死鬼却活得麻木,死得糊涂,甚至以为自己是勇夫烈士。由人变成替死鬼须经过严格的洗脑、压模、复制等程序,千人一面,亿万即一。阿多诺说,“社会永远是胜利者,而个人不过是透过社会而被操纵的玩偶。”当年罗丹雕塑的那件大步前进的无头之人,似乎也暗喻了这种替死鬼的状况。2004年,丹尼斯•冈塞尔(Dannis Gansel)拍成一部名叫《纳波拉》的电影(又译《希特勒的男孩》),它记述的是1933年到1945年,纳粹共建立了四十三所俗称“纳波拉”的学校(包括建在挪威和丹麦的三所),目的是向青少年灌输纳粹思想,塑造尼采式的“超人”,造就一批“没有恻隐之心、不惧痛苦、不相信来世、不被世俗观念左右”的人。然而,尼采的“超人”是能够运用脑髓来判断是非曲直的人,而“纳波拉”制造的却是为独裁者需要的爪牙和炮灰。在德国,有不少当年“纳波拉”学生仍健在,但他们对那段历史讳莫如深,尽管心灵深处饱受着罪恶和耻辱的折磨。连君特•格拉斯这样的大作家,也迟至去年才向报界披露十七岁加入纳粹党卫队的秘史。他坦承,直到纽伦堡审判时,他仍愚蠢地相信德国未曾犯下那些恶行,一切皆出于敌人的宣传。格拉斯“剥洋葱”剥了一辈子,直至晚年才鼓起余勇剥到阴暗的“葱心”部分。

替死鬼的结局未必都是死,但他们即便活着时,作为个体的生命和灵魂也是不存在的。替死鬼甘愿以某一肢体或器官的形式而存在,以此为他们效忠的统治者服务,如“打手”、“喉舌”、“爪牙”、“耳目”都成了他们特殊的别名。不要以为这些别名是隐喻性的,其实它在历史现场中是畸形的转喻:即以某一器官及其功能来替代身体以及人性的功能。很难设想一个打手竟手无缚鸡之力,一个秘密警察的视听力会比常人还差。当知识分子成为权力集团的代言人,那么他就不折不扣充当了“喉舌”:
  
你们都不能象我一样把自己翻过来,
使整个身体变成两片嘴唇!
――马雅可夫斯基

在每个时代都能找到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慷慨激昂,嗓门洪亮,喉结粗大。如果你不想成为“喉舌”,要么选择反抗,要么装作没有“喉舌”。法捷耶夫后来开枪自杀了,以死忏悔是真诚的,不象施米特和海德格尔战后仍若无其事地大谈法学和哲学。在大陆建国后的哲学家中,熊十力是唯一没有放弃自己原来思想体系的真智者,他写出除《原儒》之外的多部哲学专著。他宣称,他是不能被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熊十力了。在文革中,他起初将抗议写在小纸条上,甚至写在裤子上;后来他被逼得疯疯癫癫,身披一件丢光纽扣的旧长衫,腰间系着一条麻绳,独自踟躇在街头,老泪纵横地叨念着:“中国文化亡了!”那时官方有句口头禅:“螳臂挡车,粉身碎骨”,而熊十力正是这样的“螳螂”!

耶稣为救赎世人的罪恶,宁愿作为替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宗教裁判所用火刑打击异类,梵蒂冈看到犹太人遭纳粹屠杀却袖手旁观。这岂止是宗教史所呈现的奇特景观?草民提供自己的肉身,人民再将肉身转化为替身,而巨人则提供大脑和祭台。想一想,如果没有提供肉身和替身的百姓们,集权时代的历史又将如何延续与书写?



文学史上以《变形记》为名的作品就有好几部,它们的作者分别是奥维德、阿普列尤斯、卡夫卡。奥维德的人物变形带有神话的残迹,其变形的种类和花样多,如欧罗巴变小牛,处女变树,珀伽索斯是混变产物:飞马。阿普列尤斯的人物变形是人变驴――鲁齐乌斯喝了药水变成了驴子,故又名《金驴记》。卡夫卡的人物变形指述了一种非人状态:格里高尔早晨醒来时变成了一只甲虫。这三种人物扭曲的背景和方式并不一样,但都是人的畸变并由畸变之物来作为人的替身。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人物变形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迹线,即奥维德的古典变形记具有神话的残迹和隐喻的特征,而卡夫卡的现代变形记则清除了隐喻残余而代之以转喻,它将人如甲虫的相似性变成人是甲虫的相邻性(即人身演变成虫身),甲虫成了现代人的替身,显示了物和权力对现代人的压迫和世界的荒诞,因而更具现场性和历险性。

当专制权力与市场权力混合的时候,也就形成了“拜物教”与“拜权教”的可怕合力,并加剧了权力对人的异化与扭曲的程度。事实上它已引起社会细胞和日常生活的诸多癌变!当年克拉玛依大火吞噬了三百多名遇难者,其中更多的是中小学生,而离火源最近的大小官员无一伤亡。其间有一个惊人细节被掩盖了:危急中有人大喊: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结果“公仆们”完成了一场血腥的当代献祭仪式。实质上,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的特征是转喻式的,即在特定权力空间内二者的畸形集中和暗箱滚动。有个段子说:局长和科长同乘电梯,局长放了一个屁,然后说是科长放的,科长说我没有放,不可能是我放的。不久科长被免职。科长不服,去质问局长。局长说,“你连屁大点事都担不起,要你何用!”放眼当代,无论官场、企业还是学术机构,一把手都是无人制约的集权者,下级只能奴才般地俯首听命。当年尤奈斯库在《未来在鸡蛋中》写一对夫妇,妻子生出来的是一篓篓的鸡蛋,丈夫则负责孵蛋,然而他孵出来的不是小鸡,而是数不尽的“银行家和猪猡,联邦主义者和唯灵主义者,楼梯和皮鞋”。但尤奈斯库不知道,在另一个篓子里孵出来的则是大量的马屁精、跟屁虫、变脸者和豆饼官(豆饼在上压下挤中随扁随圆)。王小波戏谑地说:“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设置”正是权力对日常生活中的人的无形压迫,直到人成为它的替身。而反抗权力“设置”的人,他们无可避免地会感到“我只能强忍绝望活在世上”!对当代中国小说而言,写出生存者与各种替身打交道的体验与困境,在哪怕是一只跳蚤身上呈现出那“羊血”,理应成为写作的重要维度之一。

二○○七年三月于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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