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评论家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 海子:在疼痛与呼喊之间——我所理解的海子 (阅读2801次)



  感谢武汉大学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来和大家一起谈论海子和他的诗歌。我相信,在这样一个大雨滂沱的周末的夜晚,大家来到这里,并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海子,因为我们共同热爱的这样一位诗人。
  大约三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武汉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印制得非常精美的广告画册上,看到上面赫然印着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们的房子当然不可能面朝大海,但是不要紧,他们肯定觉得这首诗足以诱惑有钱人慷慨解囊。一个生前住在简陋房子里的人,他写的诗,身后被房地产商当作推销豪宅的诱饵,这种“遇合”,真不知道该怎样来描述。海子曾经自称是“物质的短暂情人”,若他九泉有知,不知作何感想。但我想,他是不会抱怨的。因为这就是身为诗人的命运。因为这就是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所说的:“如果有一种个人的命运,就不会有更高的命运,或至少可以说,只有一种被人看作是宿命的和应受到蔑视的命运。”每个人都要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每个人的选择都应当得到尊重。我们可能不写诗,可能不想成为诗人,或者,不想成为像海子那样的诗人,但面对这样的诗人,面对这样的写作,首要的和基本的态度是尊重。
  海子生前,大量的诗得不到发表,自己油印成册赠送友人,却被人频频抄袭见诸报刊,这令他郁闷不已。海子身后,越来越多的人评论他、研究他,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他的诗。他的诗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中学课本、大学教材。这一方面验证了“历史将证明价值”,或者,“历史将收割一切”。另一方面,在热闹繁盛的景象中,也存在着一些让人担忧的现象。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对海子生涯的好奇,特别是对他的自杀行为的惊讶、疑惑,去读他的诗。这当然是情理之中的,无可厚非。但是以这样的心态去读诗,我们的注意力很难集中在文本上,所以,无论最终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与文本的联系总是若即若离。还有一些研究者、评论者,包括教材的编写者,是出于“跟风”的目的谈论海子,好像在今天不谈论海子,不在教材中选一两首诗,就很落伍,很没面子。既然一开始他们的着眼点就不在诗歌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出现误读、误解的情况也就不奇怪了。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说,诗歌解读就是一种误读、误解,所谓诗无达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千个哈姆莱特的解读都是合理的、有效的。更重要的是,那些“跟风”的人,其实是把海子作为一个“符号”在处理,是在符号化的过程中继续制造着有关海子的神话;符号化的程度越高,我们离依然跳动着生命脉搏的文本就会越远,直到这些文本永久地向我们保持缄默。一个诗人可能死于寂寞,也可能再次死于这样的热闹喧嚣之中。
  我并不打算全面、系统地去描述、评价海子的诗歌,我所讲的是我所理解的海子,是我眼中的海子。特别是,在今天,究竟如何理解海子诗歌的意义和价值?他的诗歌为今天的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包括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哪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读者或欣赏者,在具体解读他的诗歌文本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要理解海子的诗歌,首要的是把他的写作放回到原有的语境中。这个语境像一个坐标,海子在这个语境中从事诗歌写作,他的诗歌的意义和价值也只有在这个语境中才能够比较清晰地凸显出来。从宏观到微观,这个语境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
  首先是时代的语境。任何一种写作都是在一定的时空下展开,没有哪一个作家、诗人的写作能够摆脱时代语境的影响,尽管它在文本中折射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不过,有理想、有追求的作家、诗人的写作,总是能让我们看到既受制于时代,又试图超越时代的束缚的精神挣扎的过程。海子进入大学、开始诗歌写作的时期,特别是在他生活的最后几年,中国社会进入了急剧变化的转型时期,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原有的信仰、信念、生活方式在逐步崩溃、坍塌,新的价值观念、思想体系还没有完全成型。与之相随的,是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艺术的逐渐的边缘化。而这一点,在诗歌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诗成为无用的代名词,诗人也几乎变成无能的标本。当时流行着一句话:随便扔一块石头出去,可以砸到三个经理的脑袋。这句话还有一个版本:随便扔一块石头出去,可以砸到三个诗人的脑袋。王光明在《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将海子及同时代诗人的写作,放在“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的标题下讨论。所谓“非诗的时代”,一是指这是一个缺乏诗意或反诗意的时代,一是说这样的时代并没有给诗歌的健康发展提供合适的氛围和土壤。大家知道,海子当年在昌平的生活相当寂寞,也相当贫寒。有一次他走进一家饭馆,对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老板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我没有要指责这位老板的意思,他是诚实的、直率的。这虽是一个特例,但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对诗人和诗歌的鲜明的态度。
  其次是当代诗歌的语境。这一时期既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也是当代诗歌的转向时期,具体地说,就是由朦胧诗转向第三代诗歌。如果以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为标志,所谓第三代诗人以颠覆朦胧诗的姿态开始崛起。在他们眼里,朦胧诗重新确立了自我、个人在抒情诗中的合理、合法地位,抒发了一代青年人的心声,同时也就表达了所有经历过文革灾难的人,对那个非人时代的控诉和鞭挞。也正因为如此,朦胧诗的社会效应要远远高于它的艺术效应。第三代诗人认为,诗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而诗歌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封闭的、自足的,不关乎社会历史,也无涉于现实图景;诗人既不是时代的“传声筒”,也不是某一群体的“代言人”,甚至不是简单的情感的宣泄者。诗人是“语言人”,诗人在写作中获得的是语言的快感。海子这个时候处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上,他的诗与朦胧诗的主流抒情方式有很大的差异,同时,他又从未真正被接纳为“第三代诗人”或“现代主义诗人”中的一员。最近安徽诗人沈天鸿有篇回忆海子的文章,其中提到,海子曾跟他说,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写的诗不是现代诗,他的诗不被当时的诗歌圈子和诗歌刊物所接纳,对此他自己也感到很困惑。作为一个诗人,他是一个“异类”。
  第三是海子置身的“北大诗歌”传统的小语境。这个小语境普通读者可能不太在意。一般学者将海子纳入“北大诗歌群”之一解析,比如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陈均编选的《诗歌北大》等。他们认为,朦胧诗之后,北大诗歌进入了一段“在寂寞中坚持”的时期,直到1986年前后,同为79级学生的海子、骆一禾、西川结识,在诗歌写作中有意识地“与朦胧诗拉开距离”。程光炜认为,“海子和他的诗人朋友对永恒价值的执著追求,对精神世界热烈而坚韧的固守,和他们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诗风,不仅开创了北大新诗中的一个传统,实际也已经载入了中国新诗的史册”。洪子诚在说到“北大诗人”的笔名时,曾幽默地说,“我至今未发现有取芯片、干红干白、大盘绩优股之类作为诗名的,说明土地、河海、树木仍是北大诗人想象的源泉,大自然仍是他们心目中的‘精神栖息地’”。(见《诗歌北大》)海子的诗歌从这里起步,自然会受到这种校园氛围的影响和浸染。
  上面大致勾画了海子和他的诗歌写作的三重语境。从这样一个多重交织的语境出发,我觉得,海子是一位有远大抱负和高迈理想的过渡型诗人。所谓过渡,有三层含义:
  第一是说他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不仅诗人的生存遭遇危机,而且他们也遇到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诗人身份的合理性不断受到他人的质疑,这些质疑会连带地引起诗人的自我怀疑,何况诗人这个群体在社会中本身就扮演着怀疑主义者的角色。比如,做一个诗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写诗这种行为的意义到底体现在哪里,诗是能改变现实,、拯救世界,还是对自我的一种救赎,等等。这些在以前并不会作为一个问题、至少不会作为严重的问题而存在。不要说柏拉图时代,即使到了19世纪,英国文学家、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说:“诗人是世界之光。”爱默生也仍然赋予诗人以“君主”、“帝王”的形象:“诗人就是说话的人,命名的人,他代表人。……诗人不是一个被赋予了权力的人,他自有权力,使自己成为帝王。”1985年诺奖获得者、美籍苏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说:“诗人是文明之子。”因为是诗人传承着一个民族文明的火种。但是在海子生活的时代,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诗歌不可避免地加速度衰落,诗人从“抒情王子”,一变而为让人掩嘴胡卢而笑的小丑。海子恰好处在一个“夹缝”之中:从他的理想来说,诗人虽不再是从前代神立言的人,但他坚信诗人和诗歌仍然应该独享他们的尊严、力量和光辉,他是他的世界里的“孤独的王”。这种“夹缝”状态也就是后现代所讲的“之间”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是最尴尬的,也是最痛苦的,他们要承受来自外部和自我内部的双重压力和折磨。当然,不是只有诗人才处于这样的状态,但唯有诗人对此最为敏感;某种意义上,是诗人表达了所有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想表达而不能表达的感受,诗人在替我们说话。而海子又是在这样的压力和痛苦之中,依然坚守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的少数诗人之一。
  第二是说,他的诗歌写作正处在从“我之诗”到“人之诗”的转换时期。中国新诗自诞生到海子写作的时代,其中的一条主要线索就是“小我”与“大我”的争辩,或执著“小我”,或以“小我”见“大我”,或以“大我”取代、消弭“小我”。远的不说,就以当代诗歌的发展来看,十七年诗歌的总体态势是想将“个我”与“群我”融为一体。60年代初贵州诗人黄翔写了一首《独唱》,第一句就是“我是谁”,然后他说,“我是瀑布的孤魂/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诗/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游踪/我的惟一的听众/是沉寂”。在那个年代提倡“独唱”的人无疑是“异端”。到了文革,主流诗歌里基本上是“大我”,那个代表意识形态的“我”压制、消灭了“小我”的存在。朦胧诗则重新恢复了“自我”在抒情诗中的合法地位,但他们整体上,确实存在以“自我”的体验来鞭挞非人的时代,来呼喊出一代人的心声。比如顾城的《一代人》,标题是“一代人”,而抒情主体是“我”而不是“我们”。舒婷的《致橡树》《神女峰》等,虽然是写“我”,但实际上是代新时期的妇女言说。再到第三代诗歌,是只写“自我”,只沉醉于自我。今天的网络诗歌,很大一部分变成了自我情感宣泄的一个通道。那么海子呢,他一直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消解类似于“小我”与“大我”这样的二元对立,从而返归人的原始的、本真的浑沌一体的状态。海子曾经明确表述过他的诗歌理想,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大诗”的理想:

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大诗”呢?它也是一种结合,但不是“小我”与“大我”的结合,而是“民族和人类”的结合,是将本民族的情感特色与人类的普遍情感结合起来,以打破或弭合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灵魂与肉体、物质与精神等等这样一些现代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简单地说,“大诗”的理想就是“普遍诗歌”的理想,它指向人,指向人的存在,指向人的精神和心灵世界的深处。从这个角度,把海子视为“诗歌英雄”或“诗歌皇帝”,还不如看作是“诗歌疯子”或“诗歌狂人”更合情理。在每一个时代、每一种艺术领域都存在这样的疯子。我无意抬高海子;至少就这样的诗歌理想来说,他站在了一个塔顶,他的视线越过了我们,所以他必然是孤独的,无人喝彩的。任何一个诗人的写作都始于自我,没有例外,但这仅仅是写作的开始,不是它的全部,更不是它的结局。
  第三,从诗歌写作的精神指向和文本类型上来说,海子的诗处于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中间”状态。这种说法可能比较暧昧,但却是符合实情的,就像程光炜说的,海子的诗风总体上属于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诗风。前者属于古典诗歌形态,后者属于现代诗歌形态。一方面,古典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是以情感的抒发为最高原则的,而且强调自由,心灵的自由与表达的自由,不受一切清规戒律的束缚。这些在海子的诗里,特别是在抒情短诗中有鲜明的体现。此外,浪漫主义诗歌多是取材于自然、乡间、田野等。另一方面,海子借助自然的种种元素,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独特的象征、隐喻体系,这与象征主义诗歌又非常接近,因为象征主义诗歌,比如瓦雷里的《石榴》、波德莱尔的《交感》等,通过对自然元素之间关系的描绘,形成一个象征世界,来映射人的本体存在。象征主义诗人在哲学观上柏拉图“唯灵主义”的影响,认为世界可以分为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本体世界即自我的世界,现象世界本质上是自我世界的外在显现,那么,通过对可见可感的现象世界的表现,就可以象征性地表现真正的本体——自我。这个“自我”不是今天许多诗人所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自我,而是与现象世界相对的哲学意义上的自我。海子在他的绝笔《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中,将抒情诗人分为两类,一类热爱生命,但他热爱的是生命中的自我,认为生命可能只是自我官能的抽搐和内分泌。另一类虽然只热爱风景,但他热爱的是景色中的灵魂,是风景中大生命的呼吸。海子认为,凡高和荷尔德林是后一类诗人。从“热爱自我”进入“热爱景色”,把景色当成“大宇宙神秘”的一部分来热爱,就超出了第一类狭窄的抒情诗人的队伍。从这段论述来看,“热爱景色”使海子具有浓厚的古典诗人气质,而把景色当成“大宇宙神秘”的一部分来体悟,又体现了一位现代诗人对象征手法的热衷。至于为什么海子会走上这样一条独特的写作道路,就要结合他的生平来分析。概括地说,海子在进入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农村,对乡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是一位传统情结很深的诗人。与此同时,在广泛的阅读和勤奋的写作实践中,他又深感单纯的抒情已无法达到构建“大诗”的意图;而“大诗”这种理想,本身就内在地要求诗人尽可能地去融合一切有用的诗歌元素,借鉴一切诗歌手法。海子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现代的门槛,另一只脚仍然深陷在传统文明、农业社会的泥土里。
  过渡型诗人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可替代的,难以复制的。处于“之间”状态的诗人是分裂的人,他们所承担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与此同时,他们总是会为自己设定一个在常人看来无法企及的目标,几乎无一例外。比如,法国诗人马拉美,处在浪漫主义诗歌向象征主义诗歌转折的关口。在他生活的时代,“教训诗”、“真理诗”横行天下,而真正的诗人反遭讥笑,所以他说,“在这个不允许诗人生存的社会里,我作为诗人的处境,正是一个为自己凿墓穴的孤独者的处境”,但同时又绝不放弃自己的信念,“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诗人采取的态度就是抛弃一切可能提供给他的陈腐的方法”,去寻找属于他自己的方式,这个方式就是“为诗而诗”。过渡型诗人的结局常常是悲剧性的。
  关于海子诗歌的特点,我不想再去一一罗列。前面讲过渡型诗人时已涉及,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丰富。此外,前面基本上是分析和概括,比较抽象和枯燥。我想结合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海子的一首诗,具体说一说海子所讲的“大诗”体现在哪里,并且介绍一下诗歌解读方法方面的问题。我选的是《重建家园》。之所以选这首,是因为有不少人,包括一些研究专著,将这首诗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联系起来,认为它们表达了同一主旨,即对尘世幸福的向往和追求;并且认为,《重建家园》更为明确地传递出诗人要放弃虚无飘渺的高迈理想,回到现实的意图。这就不仅仅是对一两首诗的解读问题了,涉及我们如何看待海子诗歌创作的主旨和发展线索。(以下略,可参见笔者文章《生存之道与诗歌之道》。)
  那么,海子的诗歌写作对现代汉语诗歌写作有哪些启示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他再次提醒我们,诗是关乎心灵、精神的语言的艺术。诗一直致力于对人类心灵、精神领域的探索,并以此来显示它在这方面所可能达到的高度。就像黑格尔说的,诗所特有的对象或题材不是太阳,森林,山水风景或是人的外表形状,而是精神方面的旨趣。诗是一种精神活动,它只为提供内心观照而工作。所以,只有那些可以向精神活动提供动力或材料的才可以出现在诗里。
  第二个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海子身上体现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在追求理想过程中的虔诚、坚忍、不可动摇的态度。任何时代、任何国度,可以配得上伟大诗人、伟大作家、伟大艺术家称号的人,大概没有谁不具有这样的精神和态度。这恰恰是当代中国文学艺术所匮乏的。海子为自己设定的这样一种理想追求,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不要忘记,诗人的杰出之处,正在于他总是听从内心的律令或某种神秘的召唤,不可救药地去追寻那不可实现之物。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说:

如果我们不是反复追求不可能的东西,那么我们也无法实现看起来可能的东西。

  作为“农民之子”亦即“人之子”的海子,正是以他“重建家园”、重建诗歌理想的矢志不渝的信念,而不是结果,长久地停驻在我们的视野里。
  海子是疼痛的。他的生与死都缘于个人性的疼痛。
  呼喊的人群,请安静下来。
  (2009年3月27日,作者应邀在武汉大学教五多功能报告厅举办《诗歌的理想与诗人的宿命》的讲座,纪念海子去世二十周年。本文根据讲稿改写而成。)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