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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心的斑马 (阅读2711次)



                               内心的斑马
 
苍耳
 
一个幽灵在这片古老大陆徘徊了数十年。除非它找到寄居的血肉之躯,否则只能让后人偷窥那飘忽在时间深处的一星磷火了。近读沈从文的文集以及传记,其中一篇《无从驯服的斑马》(1983年)让我忽然想到:倘自由主义幽灵寄居在肉躯之中,它在心壁上大约就显影为桀骜不驯的“斑马”吧?沈从文何以不用“烈马”、“野马”抑或其它野生灵作比?也许是戮心的猎手和屠夫太过强大,寻常之马注定抗拒不了多久,只有斑马的野性、高贵、劲拙和独步荒漠的孤独深深迷醉了他。在我看来,斑马身上旋转奔涌的浪纹更值得玩味:吸引沈从文的莫不是那黑白条纹的二元性、不规则性,以及绚烂至极的浑朴与平淡?
内在的斑马呈示了一种灵魂状态,那是一种孤寂、惶惑和精神流亡。
由此朝另一方向看去,那个疯狂年代的标志物所构成的遗迹仍在那儿:思想改造的驯马场,黑暗禁闭的牛棚马厩,施虐的鞭具,以及意识形态缰绳、红漆食槽和各种奴化饲料。我甚至震惊地发现,沈从文后半生所处的博物馆文物库房也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在五凤楼的两角楼上,厚厚的灰尘覆盖着墙角的几具从埃及带回来的木乃伊,而一侧木架上放置的则是明代以来凌迟罪犯的刑具:鬼头勾、锥、刀、凿,它们都上了锈,却依然十分锋利。那深深嵌入一个民族记忆的悲喜剧,隐现着一条贯穿始终的主题和命运迹线:要么听任斑马被凌迟而寂灭,要么脱胎换骨而成驽马或骡子。哀莫大于心死,悲莫大于不知心死为死。沈从文在回忆早年生活时写道:“这些出于无知的惩罚,只使我回想到顽童时代,在私塾中被前后几个老秀才按着我,在孔夫子牌位前,狠狠的用厚楠竹块痛打我时的情形,有同一的感受。稍后数年,在军队中见那些杀戮,也有个基本相同的看法,即权力的滥用,只反映出极端的愚蠢,不会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在那个盛行非白即黑之逻辑的时代,亦白亦黑的“斑马”便意味着对一元化集权的威胁。在自然界中,斑马的黑白斑纹在面对猎豹进攻时会发出“大声”警告。然而,当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叙述的斑骡、斑驴,如今已惨遭灭绝。
在沈从文的内心深处,斑马的二元性突出地表现为“思”与“信”的矛盾:“思”若黑纹,“信”如白纹。一九四八年,他在写给吉六君的信中说:“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他的预见得到了验证。一个新的集权制时代的开始,首先意味着用特制的药剂清除“思”而不断煽起狂热的“信”。一旦“信”失去了“思”的制衡,就等于斑马被涂灭黑纹而只剩下白纹,于是它就成了盲信和愚信的“白马”,只能跪伏于驯马场的淫威和神龛之下。因此,一元化的思想霸权从来都不能容忍“思”与“信”两种斑纹同时存在。但黑夜般的“思”的直接果实,或者是摧毁对伪宗教的迷信,或者是建立一种对“思”本身及其派生物的坚信。沈从文的内心矛盾标示着一代知识分子如履薄冰的艰难困境。试想,在三十年“信”绝对压倒“思”的极左时代,还有几个知识分子没有丧失“思”?
 
很显然,“一匹布道者的布
为蒙面者提供了方便。”
你不妨静下心来,猜猜下面的谜:
“斑马是白色条纹的黑马
还是黑色条纹的白马?”
                    (拙作:《马术师》)
 
欲猜出这个迷底,就须破解其中将斑马“白马化”的权力意识。这类似于沈从文所谓“社会上到处发现用唐代黑脸飞天作装饰图案,好像除此以外就没有民族图案可用似的。不知那个飞天本来就并非黑脸。”(《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事实上,当年这种权力意识已渗透到知识分子群体性的自谴心理中,他们自责自己原罪般的“黑马”身份(如“旧社会的渣子”、“腐朽的资产阶级老爷”、“臭老九”等等),痛悔自己被圈定在与“白马”或“红马”相对立的群体之中。他们拱手献出“思”之利器,原指望可以无条件的“信”了,却没想到自己的单相思遭到了无情冷落和嘲弄。一九四八年沈从文在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作为书生,他没想到“玄黄”其实是“早定”或“已定”了。也就是这一年,“鲁迅之后另一面伟大旗帜”郭沫若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抛出《斥反动文艺》一文,将沈从文涂成反动的“桃色”:“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而将萧乾涂成“黑马”:“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该文很快被北京大学一期壁报用大字转抄(这大约是最早的“大字报”)。足可见何为“玄”何为“黄”早已泾渭分明。结果“黑马”几欲自杀,仍未逃出被划“右派”的命运;而“桃色马”被逼得神经错乱,也一度自杀未成。在当权者眼中,沈从文是不能信任的“自由派”作家,且患有神经病,完全是个包袱和废物。一九五六年,沈从文在致早年朋友丁玲(时任作协高官)的信中,请求她“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而丁玲显得十分无奈和圆滑,在致刘白羽的信中说:“这样的人怎么办?我希望你们给我指示”。刘白羽在复信中宣称,他对沈从文一点也不了解,“如无罪恶,似乎还是有人出面给以开导”,最后主管意识形态的周扬作了批示:“把这样一个作家改造过来,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先前,沈从文被送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班“洗脑”,后来参加“土改”亲历“洗眼”,再后来调入故宫博物院去“洗身”,而历次政治运动更如一次次“换血”。在十年“文革”中,在劫难逃的沈从文被抄家八次,他本人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所谓“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阿·托尔斯泰语)。在那个风行戴有色镜的年代,沈从文完全是一个被排斥的“另类”,体制对他何“信”之有?历经软硬兼施的各种思想改造后,那内心的斑马还有几许活气?还能有一丝活气吗?
这一点,可以从五十年代沈从文的一些文字中见出:如刊于一九五一年底《光明日报》上的检讨文章:“过去二十年来,个人即不曾透彻文字的本质,因此涉及文学艺术和政治关系时,就始终用的是一个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观点立场,认为文学从属于政治为不可能,不必要,不应该。……于是成了伪自由主义者群一个装璜工具,点缀着旧民主自由要求二十年。而我也即在这个位置上胡写了二十年。”在给儿子的信中他写道:“知识分子真是狗屁,对革命言,不中用得很。而且一旦脱离人民,渺小的可怕。”他清算自己的过去,希望尽量与时代和主流政治保持一致,在一次政协会议上他发言说,“从我自己说起,就必需更好的自我改造,才够得上做个人民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过去“我却空守着一种虚伪的自由主义”。显然,解放后,自由主义魂灵已遭到沈从文的质疑和驱逐,或者说遭到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和驱逐――它又成为游荡在东方大地的无家可归的幽灵了。
内心斑马之将死或已死,这是造成沈从文解放后放弃文学写作,或者即便写作也不可能出好作品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他写过一些小说(如《老同志》、《跑龙套》等等),并且还酝酿了一部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然而,它们不是写得面目全非就是胎死腹中。针对他的一篇以反对玩扑克为题材的小说,夫人张兆和在回信中一针见血地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打扑克为主题写小说,实未免小题大做;何况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沈从文到底怎么了?他难道连这个也不懂?他给人感觉好像是个菜鸟。六十年代初,他准备写酝酿已久的革命题材长篇小说,试图超越《红旗谱》和《青春之歌》。尽管后来没写成,但清楚地表明他写作的参照系发生了根本改变,其写作观抛却了“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的思想,而套上了看似利器实则精神枷锁的东西。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最杰出的、想像力最丰富的作家”、“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夏志清语),沈从文解放后竟然不会写小说了!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贫瘠土壤里,倘挣扎着生出几茎自由主义的瘦草已属不易,但其根柢大都扎得很浅,经不起一轮轮风摧雨打。这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困境。由此导致他们思考的被动性和不彻底性,大都是“逼上梁山”,且天天巴望被最高权威所“招安”。这无疑留下了致命的暗伤。沈从文不止一次说,“依照主席《实践论》的指示,搞调查研究,来破除文物鉴定的传统‘迷信’、传统‘权威’,不问是徽宗乾隆帝王,都可以加以否定!”他还表示,“如有人问我是什么派时,倒乐意当个新的‘歌德派’”。这是一个可怕的悖论。这其中的盲点和误区,几代知识分子恐怕都难以超越。这大约就是他们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差别。曼德尔施坦姆、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茨维塔耶娃等作家,即便在最困厄最艰危时,也没有放弃个人的精神立场和手中的笔。
当然,作为后人是不应该过分苛责前人的,更何况在沈从文内心深处,其痛苦的自我蜕变和灵魂呼号至今读来仍令人震撼——他的另一自我从未停止过抵抗!其标志之一是,围绕“我是谁?”的困惑与追问不断出现在他的日记、书信等文字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怎么会忽然成为这么一个人?过去的我似乎完全死去了。新生的我十分衰弱。只想哭一哭。”在那次自杀未遂后,他痛思:“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调入博物馆后,他的内心并不平静,在自传中他发出带血的“嘶鸣”:“我究竟是谁?要我数铜钱的人得到什么,对国家有什么意义?想理解,无从理解。”一九五六年三月,他的精神状态又坏到极点,他写道:“很奇怪,我是谁?身体那么痛苦,还得限十号写成,我怎么来反省我的错误?……存在实在可悯。”一九六二年,他在致张兆和的信中对自己作了较冷静的剖析:“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有些地方‘极家常近人情’,有些又似乎也可说是一个‘怪人’、一个‘真正乡下人’,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
与之同时,在他心中“思”终于复活了,颇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伯林认为,“在极权主义国家中,人们不是在回答问题,而是力图防止问题的提出。防止人们提出问题的方法就是将问题压下去,所有的问题都有教条式的答案。”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一文(1961年)开篇,写下了“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的题辞。他最信奉的两句古训是:“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这种“思”使后期的沈从文一度保持了清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对冯友兰等高级知识分子的表演极为鄙视:“一些深明儒术,善于阿谀,用说谎话作为进取的高级知分,都在学习运用新的儒术以自保,或已精通新的儒术,用作向上爬个人发展的主要方法。”为此他还写了一首讽刺诗:“顺水船易坐,逆风旗难擎。朝为阶下囚,暮作席上宾。‘圣人’知格物,如何长不倒?‘官家总圣明!’”他对权力与思想的思考也是一针见血、掷地有声的:“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已’的思想。因为这种种不同于已的思想,都能影响到他的权力的继续占有,或用来得到权力的另一思想发展。有思想的却必须服从于一定权力之下,或妥协于权力,或甚至于放弃思想,才可望存在。如把一切本来属于情感,可用种种不同方式吸收转化的方法去尽,一例都归纳到政治意识上去,结果必然问题就相当麻烦,因为必不可免将人简化为敌与友,有时候甚至于会发展到和我相熟即友,和我陌生即敌。”(《抽象的抒情》)事实上这种党同伐异的集权意识无处不在,甚至晃荡在沈从文所置身的阴森森的各朝服装上,“如衣袍宽博属于社会上层;奴隶仆从,则短衣紧袖”,“社会风气且常随有权力人物爱好转移,如齐桓公好衣紫,国人有时就全身紫衣。楚王爱细腰,许多宫女因此饿死,其他邦国也彼此效法,女子腰部多扎得细细的。”当沈从文穿着大一统的深灰色中山装,埋首于那些浩如汪洋的历朝衣装的序列(它们简直像各个朝代残留的干尸)中,竟浑然一体地被统摄于数千年的色块帝国的版图中,那“服装链”背后隐现的是仍在严酷伸延的意识形态权力之链。一朝又一朝的帝王和臣民死去了,可他们的魅影还随着老时装一起被不断轮回的北方寒流所吹动。而活于其间的肉体和灵魂,正被非白即黑的强权逻辑分割着,放逐着,同时又被滞重的色调涂抹成一个绝对平均数。
只要有“思”在,就意味着“斑马”没有被“白马化”,那黑色条纹仍散发着一种执拗的、拒绝同化的血气与个性精神。有一次开斗争会,有人把一张标语用浆糊刷在沈从文的背上,斗争会开完了,他悄悄揭下那标语,上面写着“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他看罢不以为意,却心里默默念叨:这书法也太蹩脚了,这哪像历史博物馆的人应该写的字?还好意思贴在我背上,真难为情!他真该好好练一练。这种冷嘲,这种淡定,不能不源自沈从文内心的日渐强大。他在诗中写道:“朔风摧枯草,岁暮客心生。老骥伏枥下,千里思绝尘。本非驰驱具,难期装备新。只因骨格异,俗谓喜离群。真堪托生死,杜诗寄意深。问作腾骧梦,偶尔一嘶鸣。万马齐喑久,闻声转相惊!……”(《喜新晴》)可见在沈从文的内心一角,那匹斑马并没有死!它还持守着最后一口气!尽管创伤之深是难以平复的,但它结痂后会令黑色条纹变得更宽更深。除了“思”的坚固底座,个人良知也是滋润“斑马”的沃壤,因为斑马的品质就是决不随风变脸,更不会适时蜕皮。沈从文说:“我一直是乡下人”,“从湖南到北京我还是乡下人,想变,人家也变了,总也赶不上,到今天我还是乡下人”,“我不是聪明人,不会变”。他说,“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年龄老朽已到随时可以报废的情形,心情上却还始终保留一种婴儿状态。对人从不设防,无机心。且永远无望从生活经验教育中,取得一点保护本身不受欺骗的教训,提高一点做个现代人不能不具备的警惕或觉悟。”沈从文除了承受时代和社会的重压之外,还必须克服血压经常高达二百以上、每天心痛两小时、视力很不好等等困难。他说:“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这样恶劣简陋的条件下,他后半生默默无闻地忘我工作,鞠躬尽瘁,硕果累累,真可谓“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张充和的挽联),这是对“不可驯服的斑马”的最好写照与注解。
法国画家杰尼克·杜科有一篇画作《趁一群斑马经过,苦役犯们逃跑了》,很有意思。从真实情形看,囚犯与斑马互不缘接,毫不相干。但是画家却发现二者的张力和共点:其一,带条纹的囚服跟斑马的皮色相似;其二,斑马的狂放不羁正是苦役犯们所向往的自由。杜拉斯评价道:“他们正在逃跑,他们长久以来一直为逃跑的念头所折磨,这会儿趁着一群斑马经过他们就跑了,他们身上的伤痕和斑马的条纹混作一团,这时我们仿佛才真正明白了何为苦役犯,内在的和外在的概念,我们知道了苦役犯的实质并不在于服刑,而是在于通过一切办法逃离监狱。”也就是说,与其说画作中的斑马是写实,不如说它呈现了苦役犯们内心的渴望和幻觉。
在我看来,斑马那波浪似的黑白条纹,意味着无数条道路穿越精神的浩瀚国土,无界无止,亦此亦彼。你在其中找不到自以为是的中心或“金光大道”,你看到的只是闪电般散射开来的、宽窄不一的道路。世界的核心是由二元要素构成的,否则多元化又从何而来?思想的王国必然离不开二元的共存与矛盾。如果“信”是岩石,那么“思”就是洞穿的水滴,“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沈从文说,“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斑马永远是斑马,正如鹰落在地上依然是鹰。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这是黄永玉写在表叔墓地石碑上的题词。一个活着的士兵是可以返乡的,如果他战死了,他的芦花般的骨殖也会随马车一起返回。然而,谁看见了这个士兵内心的斑马?谁听见了他的亡灵随斑马奋蹄而去?谁懂得这种斑马除了自由,别无故乡可返,别无他处可以存活和栖息?!
 
二○○七年四月二十日

参考文献:
《沈从文的最后40年》,李扬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1版。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著,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1版。
 
                                                二○○七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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