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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文化研究的死胡同 (阅读3844次)





大众文化研究的死胡同
□张柠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热火劲儿,大有超过时装的架势。一大批“学术模特”,在少数“学术经纪人”的带领下,呼啦啦地挤上了大众文化研究时尚的国际天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用注释将复杂的问题再复杂化,紧接着,用一大堆洋文将注释变得更加复杂。这就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模特”,在“秀场”上的典型“莆士”。我最近读到的一本叫《上海酒吧》的研究著作,就是一个例子。
上海衡山路上的酒吧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复杂吗?他们高兴这样说,这是他们的自由。假如换一个研究对象,把目光瞄准南京路上一块老石头,从上海建城的那一天开始,远远道来,他们同样也可以做得貌似很复杂、很精细、很国际化的样子。用一种絮絮叨叨的“精细”来代替真正的复杂性,用一种貌似奢华的感性语言来替代清晰的立场。于是,这种“伪复杂”在华丽语言的掩护下,拐弯抹角地绕开尖锐的本土问题,绕来绕去捉迷藏,像一个带着学术面具的游戏。就说“怀旧”吧。怀什么旧呢?不就是说现在不好,过去好吗?他们不这样直说,而是说过去的衣领子、裤衩子比现在的好。这是一种典型的、和稀泥式的“修辞主义”把戏。

作者说:“衡山路酒吧的复杂性无疑昭示着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P95)我不喜欢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一颗小草难道就不复杂?(她包含了生物的全部秘密)。一个农民的胃难道就不复杂?(其中不但有高粱糊糊,还有汉堡包和可乐)如果硬要对某个物质符号咬住不放,那么,有什么东西不复杂呢?比如,研究某个开放城市的桑拿浴室,他们同样可以带着深邃的历史目光,娓娓道来,然后研究它的结构、消费者类型、搓背的快感、财富的流动方式,意识形态问题等等,复杂得很。结果是,桑拿浴室很有可能被他们研究成一个天堂。这就是我读了《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这本书的最初感受。
这本书的作者们,既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更缺少对中国现实的切身经验。整本书都建立在哈贝马斯、博德里亚尔等外国名牌学者的一些奇思怪想上。眼药水抹到了脚后跟,中国经验成了外国理论多余的证据。尽管他们也有一些对酒吧的感性描述,好像很有感觉似的。但很明显,那是为了描述而描述,为了研究而走访,为了完成重点课题而泡吧,为了写书而喝酒。他们不是去酒吧里消费,而是对上海的酒吧进行了一次“学术消费”。
通过细心观察和品味,他们终于发现了喝的秘密:“喝的,是感觉。”(P30)什么感觉?无疑是与味腺无关的感觉。味腺的感觉在家里和在酒吧里是一样的。之所以要到酒吧里喝,就是要找到一种典型的小资的、唯心的感觉,一种远离物质关系的、夸张而虚假的身份感。
看看他们得出的结论:
“酒吧……是上海这座城市不断加速全球化进程的伟大收获。”(P10)
“无论是作为乌托邦的消费空间,还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催生地,酒吧或咖啡馆都代表着民主、平等和交往行为的胜利。“(P4)
如果酒吧和咖啡馆,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大的威力,当年的革命家也用不着躲进森林打游击,都去开酒吧好了。
之所以夸大,乃至(通过叙事语调)迂回地赞美这种东西,并不是他们从辛辣的酒、苦涩的咖啡中找到了真实的感觉,而是为了附和一个早已存在的、由国外大师给出的结论:酒吧的民间性、民主性、乌托邦。

在19世纪以前的西方,沙龙、酒吧、咖啡馆,的确带有一定的自由气息。沙龙,就是从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缝隙中,泄漏出来的一个自由饱嗝,既有轻飘的姿态,也有酸腐的气息。它就像一个可恶的贵妇人,将自由的渴望,与身份等级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公共空间”。
相比之下,喝酒就显得更自由了。这里的酒,指的是下等酒肆(栅栏围起来的喝酒的地方),穷人们在这里饮酒作乐谈女人。当它变为城市里那种由墙壁围起来的“酒吧”时,便增加了一项功能:密谋。马克思曾经描述过这种小酒馆的密谋家。他们不是来品酒,而是将酒作为一种能量储存在胃里,然后到街垒战中去释放。
19世纪末、20世纪初,酒馆终于完成了堕落的过程。在那里,与肉体相关的“低等”激情消失了,被一种头脑的“高贵”激情取代;穷人也被作“穷人秀”的流浪艺术家所取代,奇怪的色彩和诗句,代替了燃烧弹。
回到我们这里。武松和李逵他们上梁山的时候,总喜欢到“菜园子张青”的酒馆里喝酒。如今,这样的酒馆再也没有了。我们今天的“酒吧”,全盘继承了西方19世纪以前“沙龙”的德性,和20世纪酒吧的酸劲儿,因此,它带有浓郁的“伪自由,真等级,假交往”特征。
我们今天的酒吧(北京的三里屯,上海的衡山路,广州的沙面),有三项主要功能:第一,小老板讨价还价签合同的地方;第二,渴望与国际接轨的文艺家、学者接待外宾的地方;第三,爆发的“小资”显示身份、做秀的地方。至于那些偶尔出现的孤独者、寻求邂逅者、研究者,只是一些个案。
上海社科重点课题《上海酒吧》的研究者,将这样一种现象,当成中国当代社会全球化进程的伟大收获,当作催生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希望,真有点让人匪夷所思。在一个美丽的虚构中,在一次对虚假生活的“学术消费”中,我看到了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一开始就钻进了死胡同。

(《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包亚明等著,李陀主编“大众文化批评丛书”之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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