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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听不见水声,但是它在流 (阅读2110次)





我们听不见水声,但是它在流
——伊甸近期诗歌论


邹汉明







进入到本世纪大约还有两年,诗人伊甸有充裕——作品的充裕和时间的充裕——为他已经从事了二十多年的诗歌创作进行一番小结,以此来清点那个过于沉重的世纪留给一位诗人的语言财产,这便有了他的第一部相对厚重的诗集《石头•剪子•布》的出版。这本书,偏有着一个类似于童年游戏的书名,却并非真的要提供给读者一位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已成名的诗人的童年,而是——伴随着诗人“石头剪子布”的俏皮发音,诗人伊甸在那一个瞬间摊开在手掌心里的——你猜,到底有些什么?“一场充满秘密的雨”,还是在一个“虚构的季节”里的一次“逐日”(双引号里的文字均为诗集之诗辑名)?很显然,两者兼而有之。鉴于诗歌本身比阐述性的文字来得更其丰富,此文对诗人的早期诗作,将不做具体的引证。
文学史的常识一再告诉我们,诗人在某一时期出版诗集,既是对自己前一个阶段创作的总结——我把它看成是一次括号括向左侧的行为;但同时,它也是写作的一次无意识的敞开,即括号同时括向右侧的诗歌写作冒险的再次开篇。这个,对于接下来将继续且主要从事诗歌探索的伊甸来说,必然地具有启示的意义。因此,在那本诗集的后记里,我读到伊甸以下的誓言,是一点也不觉得意外的:
“我还得苦苦修炼。我感到脱胎换骨的必要,纯粹的必要,痴迷的必要。”
“我要换掉我的血。”
在一九九八年,我理解一位已过不惑之年的诗人的急迫,理解他面对诗歌的真诚和谦卑。作为多年的老友,我也非常清楚诗人说出这几句话时固有的谦卑语调,以及——真诚和谦卑的此刻,诗人内心的一种决绝——扑面而来。
也就是在这一本诗集的后记里,伊甸还引用了我们共同喜爱的诗人、当代诗歌的伟大捍卫者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话:“面对历史中的异化力量,面对时间的无情的遗忘本能,诗人最根本的职责就是在于把诗写好。”
把诗写好,特别是置身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现实语境——一方面是汹涌的物质欲望,另一方面,是有预谋的历史遗忘——具有灵魂背景、并经历着灵魂生活的诗人,将何去何从?诗人呕心沥血的诗行是否会追随严酷的现实出现别一种意义的转向?考察这个时期的中国诗坛,王家新在九十年代初写出了足以让汉语诗歌骄傲的《帕斯捷尔纳克》,欧阳江河写出了一个时代的证词之作《傍晚穿过广场》,即使伊甸和我共同的老师、年已古稀的沈泽宜先生,也已经写出了《致尤莉娅•库罗奇金娜》这样的力作。所有这些,对成名很早,一直有着强烈的公民意识,且对汉语诗歌的写作从未有过中断的诗人伊甸,自有一种内心的压力。
整整十年过去了,在物质的喧嚣甚嚣尘上,精神的潜流继续静默的现在,清点伊甸这些年里创作的大量诗篇,你会越来越发觉,诗人伊甸是这个时代里少数几个具有公民意识与公民责任感的诗人,这样的诗人,一定会站定在当代诗的现实立场上,充分地关注起他丰富的当代经验的,果然,几乎与北方的诗人们不约而同地,伊甸开始了审视自己良心的——一次又一次的诗歌内省。一个音速原本急促、音调原本高亢的诗人,现在,必须重新打磨自己的词色了——他必须慢下来,彻底地暗下来——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内心的诉求:

那些鸽子白得
像是纸做的

那些灰尘严肃得
像是穿便衣的黄金

那些飞得高高的风筝
像是监视天空的特务

那些光滑的大理石
像一个个完美的阴谋

那些石缝里残留的血迹
像问号等待着注释

那些吹来吹去的风
像一群疯子集体逃离精神病院

那些飘来飘去的阳光
像是人人热爱的谎言

那些遗忘,那些冷漠
像洪水漫过广场

那些石板底下沉默的泥土
像冷峻的时间……


——《广场》

这首题为《广场》的精短诗歌,作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因其诗体之庄重,题材之重大,词色之凝重,实在不应该被埋没和遗忘。
作为空间的广场原有的整饬感,是以同类型的排比诗句来表现的,就其形式而言,这还算不得新奇,早年的伊甸也曾经使用。现在,类似于广场街灯一样的诗行,两行一节,将一位诗人的热血压制在了冷冰冰的诗句之中,然后,以一个个精彩的比喻来揭示出比广场这个现实更加严酷的现实——一种直接逼近人性的最高真实。这首诗,就是在这个终极的向度上展开的。
九十年代以降,伊甸最好的诗歌,在我看来,是坚决地反对了前一个盛名的伊甸而写出来的,也就是,摒弃浪漫主义——哪怕是最后的浪漫主义,让情感让位于理智与思想,直面现实,追求一种大理石一般的崇高感受,在文本上又能够比较地克制,坚实,用词准确而不夸饰,语词的硬度显著加强。类似于《广场》的主题,在同一时期伊甸的大量随笔中,有着清晰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时代的巨手写下的诗歌,诗人只是一名见证者、记录者。置身在沸腾的广场上,诗人的职责就是描绘“广场”这个现实——哪怕是描绘“各种恶臭的现实”(苏珊•桑塔格语)。
这也就是桑塔格所说的“文字的良心”。
2000年5月,苏珊•桑塔格在耶路撒冷领取耶路撒冷奖时曾发表动人演说:“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大洋彼岸最有智慧的这位女性批评家,无巧不成书地用英语说出了中文世界的声音,这位女武士似乎在提醒着用汉语写作的诗人——必须面对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诗歌现实。而“广场的主题”,正是当代经验的一种,它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种。这是当代诗绕开不了的一个现实的和历史的语境。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将是汉诗传统的又一个源头,一次尚未被充分发觉的伟大诗歌的开端。
这是一个新的伊甸,是以前的伊甸不曾如此清晰、直接地用诗行表述过的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伊甸,这些诗歌,由于当代经验的进入,使得一位南方诗人有了北方诗人一样厚重的历史感。联系这个时期伊甸写下的《一句真话要重于整个世界》、《被封锁的消息》(这个标题甚至成了“南方周末”编辑出版的一本随笔集的书名)、《灾难之源》、《人血不是水》等大量思想随笔,诗坛有理由对这一个新的伊甸表示应有的敬意。






世纪之交,或者略微还要早些,网络诗歌与大量论坛的出现,使得诗歌的难度大大下降了,诗歌显得越发小众化的同时,其固有的理想主义光芒疾速地开始黯淡,并褪色了。紧接着,随着一个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整个民族有意无意地进入了集体无意识,在单个的公寓化日常生活里,一代人普遍地使用着“遗忘本能”这一把钥匙。而大型超市的出现,琳琅满目的商品在占据大众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毫不犹豫地挤走了可怜的灵魂诉求,于是,类似于“广场”主题的汉语诗歌,必然地开始分崩离析。很快地,这样的写作理念甚至连支流都算不上了。接着,整个诗坛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日常琐碎经验的书写,在这样一股潮流的挟裹之下,继续坚持自己原有的书写理念和书写方式,不独对于伊甸,对于所有具有历史感和责任感的诗人,都是极为艰难的。
考量这个时期伊甸的作品,诗行甚至标题中除了频繁地出现“夜”、“黑暗”、“雪”、“冷”这些词色凝重的意象之外,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风”的意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单是直接以“风”命名的诗歌标题,他这个时期就有:《风吹过树枝……》、《吹进身体里的风》、《大风》、《风的遭遇》等等。其中,《风吹过树枝……》一诗的部分诗句还被印上了伊甸的名片,成为他言为心声的一部分:

风吹过树枝,吹过鸟儿的翅膀,吹过秋天
风吹过一页信纸,吹过孩子的微笑
风吹得很轻,我们看见万物的温柔
——那是对风的报答

风吹过劳作者的手指
那小小的伤口在风中迅速愈合
风吹着他滴下的鲜血
大地上多了一片紫色的泥土

风也吹过我内心的一片空旷
它带来星辰的梦想和植物的歌唱
风把我的躯体越来越快地吹送向前
风把我吹成风……

       ——《风吹过树枝……》

风吹过树枝,一阵少见的温柔里,风是一个安慰。这风,有意思的是,与伊甸的海宁同乡、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是多么不同——伊甸的这一阵“风”,方向明确,姿态温和,一如伊甸本人的性格——风甚至轻轻吹过的同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被它所带动的万物瞬间的反映,这样的风,不可能是暴烈的。
但是,伊甸赞赏的风,也不仅仅只是关心着树枝与鸟儿翅膀的温柔之风,相反,诗人骨子里实在渴望有这样一股具有雄浑力量的刚烈之风——坚定地摧毁一切,滋生一切,“它疯狂地攫取/是为了痛快地毁灭”、“它把世界搅得天昏地暗/是为了自己能够横冲直撞”(《大风》)。对于风的毁灭性的力量,作为诗人的伊甸是赞扬有加的,因为说穿了,毁灭等同于创造,这就是所谓的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的传统识见。所有诗人的内心,我敢说,都是储存着这样一阵骇人的飓风的,伊甸当然也不例外。在这里,风意味着毁灭—创造这样一对难兄难弟,风还意味着自由这个词素,甚至风就是自由的神祇。这是像伊甸这样具有强烈理想主义倾向的诗人所愿意顶礼合十的。不过伊甸的风,同时也附带有风的软弱:“只有在遇到高山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的风才开始摇尾乞怜/这时它隐身而又匿名,偷偷溜进山谷/一群乌鸦把它啄食得干干净净”(《风的遭遇》)所以,当有人因为伊甸诗歌的抒情倾向而判定其为“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时候,我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浪漫主义的风,主题永远单一,热情,服务于摧毁与创造,不会像伊甸诗歌中所呈现的那样复杂,换言之,对于那么多的风能够进行条分缕析的诗人伊甸,无可怀疑地,仍是一名现代主义诗人。
这些年,伊甸比较多地创作了与自然万物深有关联的诗歌,究其原因,我以为,仍是他写作的一种过渡,甚至只是他走出书斋,去户外写诗带临的结果——时至今日,每有诗的冲动,伊甸仍会一个人,去嘉兴城南一个叫做放鹤洲的水渚上,一边沐浴着阳光,一边领会着微风的致意。诗人一个人远离尘嚣,寻求与诗歌相遇——进而,与整个世界相遇,这实在是一名诗人的喜乐时刻。
西南湖的风景平息了一名诗人的愤怒,但是,愤怒的暗流仍旧在诗人的心底下匍匐着,它在寻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它或许会依附于某一种自然的状态,改头换面、令人惊喜地出现在诗人下一首诗的分行里。




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很容易地就进入了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民众因为消费的激情,加上遗忘的本能,汉语诗歌的现实主题终于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当一种生机勃勃的物质生活满怀热情地到临每一个家庭的时候,诗歌的对抗性主题怎么可能根植于中国这么贫瘠的土壤?很明显,原先的理想的那种土壤已经松而散掉了,现在,货币战争才是世人注目的焦点。人们不得不又一次经历伟大的巴尔扎克描述过的那种现实,所有的大城市似乎都成为了十九世纪的巴黎,青年才俊们一个个变成了活生生的拉斯蒂涅。出于对精神生活的本能召唤,一个残缺的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诗人、艺术家们最后的庇护所。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期的伊甸诗歌中能够读到那么多的风、雨、阳光、雪、芦苇、鸟鸣、秋蝉、树和树叶……之类自然意象的原因。但是,此自然非彼自然,与中国古代诗人完整地与伟大自然鱼水相偕的状况不同,这个时代的诗人,心灵的复杂度和受到残损的激烈程度都要超过古代诗人,换言之,他又怎么能够与眼前这个残缺的自然休戚与共、相知相交呢?鉴于此,伊甸的这些并不纯粹的“自然诗”里,出现“喊叫的芦苇”、“剁成块、剁成粒、剁成粉的冷”、“枪膛里飞出的子弹”、“像一个好人的头颅的米”、“把我们像废物一样扔掉的地”……那么多凌厉的意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时代最终以占有物质、快乐消费成为不二主潮的时候,诗人的精神生活必然地会淡出现当下火热的生活场景,必然地会成为一种不被引人注目的潜流。这些反映在伊甸的创作里的,是“河流”这个意象的到临。这时候,倡议与 “与河流为伍”,就有点与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倡导“过普通人生活”的方式相类似了,说到底,这里,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的召唤,而是一名诗人的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让它在暧昧的世界中明朗地流淌
让它适度地苍老,适度地年轻
让它永远臣服于一个伟大的词——未来

                    ——《与河流为伍》

无论世界如何的暧昧,诗人对于未来总不会失去信心——诗人都是有着一个乐观未来的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如果说,这首《与河流为伍》的诗歌还带有前一个伊甸固有的理想的热情,那么,此后的《黑暗中的河流》——很显然,这是对现实洞察的结果——就较少原先的浪漫情怀和盲目的乐观了:

我们看不见河流
但是它在流
我们听不见水声
但是它在流

我们爱它,我们给它写一千首赞美诗
但是它在流
我们恨它,我们发誓忘记它
但是它在流

我们远远逃开,一去不复返
但是它在流
我们寻找它,像寻找圣地一样虔诚
但是它在流

我们气急败坏地吼叫,咒骂,威胁
但是它在流
我们取消它,删除它,否认它的存在
但是它在流

黑暗愈来愈黑,愈来愈暗
但是它在流
天塌下来,堵塞了它以外的所有河流
但是它在流

——《黑暗中的河流》

反观伊甸的整个创作,《黑暗的河流》的出现,实在要归功于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实。河流作为一个巨大的象征,是一个无视诗人存在的存在。无论你爱它恨它,咒骂它赞美它,它始终作为一头巨兽存在着,并且越来越黑暗。你是融入它还是规避它?诗人所面临的两难抉择,在这一首20行的诗歌中已经表露无遗。有意思的是,20行的诗歌居然有10行是重复,但是,当我们被这首诗歌的语调吸引并继续阅读下去的时候,却不觉得诗句的重复——整整10行的“但是它在流”,在昭示一个存在的同时,已经变化成了一条黑暗河流的深沉旋律。
对于坚实的大地而言,河流是一个存在,因此,可以这样说,《黑暗的河流》是一首存在之诗。“存在在诗中形成语言”(海德格尔),所以,伊甸的这首诗歌,我也把它看成是“诗——语言——思三者同时到场”(陈超语)的一首优秀之作。我甚至固执地认为,这是伊甸近年最好的作品。这正是当年那一个喊着“我要换掉我的血”的伊甸渴望写出的一首力作,一首可以深度阐释的汉诗。
但是,也应该看到,写出了《黑暗的河流》、对现实深具洞察力的诗人伊甸,在这个时期也写下了大量的即兴之作——即兴和单一、无难度的重复,这些都是诗歌的敌人。在这个年代的大多数诗人失之于琐碎的时候,伊甸可贵地保持了完整,却似乎失之于即兴。诗歌之道,其艰难一至于斯。
诗歌,一种最省事的命名就是——诗是一种语言艺术。也因此,诗人天命般地对语言负有责任。当此时代,诗人的创作,要么在一种时代的公用语言中展开,要么,干脆发明一种个人的语言——后者也极易陷入到一个过分强求新奇的困境里去。而语言上的努力,是与一位诗人的词汇量分不开的,甚至也与一位诗人的知识谱系分不开,以此考量,在诗歌写作这个以词占有物的灵魂游戏中,我以为,一位诗人的词汇量也应该有所增新,以便有能力面对一种更加复杂的写作——这是复杂现实的要求,也是一名诗人的灵魂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敞开的更高级别的写作要求。
研读伊甸大量近作的此刻,我深感庆幸的是:当整个诗坛被琐碎的日常生活左右的时候,伊甸没有被一个巨大而华美的陷阱所吸纳,他始终坚定不移地书写着他的理想——甚至甘冒音调高亢的指责——他对于一些数量的、重量的、暴力的语词的运用,是很能看出他的理想主义标杆的,这些语词的大量运用,使伊甸的诗歌带有他那一代诗人特有的高音性质——像伊甸这些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诗人,凭藉着一声正义的呐喊,一般是很容易认同诗歌的启蒙性质的。
我与伊甸相交二十年,在许多事情上可谓他的见证人,二十年耳濡目染,我深切感到,在对当代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这名性情温和的诗人有着毫不含糊的强硬的观点——而要命的是,他总是正确的。这既源于一名诗人的直觉,也源于他的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的气质、勇气和智慧。剔除他作为一名诗人的略微的瑕疵,诗人伊甸的个人品质称得上高尚——二十年相交的时间,我有很多的事例可以证实这样一种稀有的品质。
如同《黑暗的河流》一样,一名诗人本身就是一首存在之诗,同时也是一首揭示存在的诗歌,“我们听不见水声,但是它在流”——这就是一代诗人和诗歌在现时代的全部存在状况。

200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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