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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时代的奈波尔 (阅读4208次)









媒体时代的奈波尔

  □张柠


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前夕,V.S.奈波尔【1】接受了英国《文学评论》杂志记者的采访。记者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你不久前还说“长篇小说结束了”,现在,你又要出版最新的长篇小说《半生缘》了,你是不是在开玩笑?你在《黑暗的地区》和《印度:受伤的文明》等书中,是不是在攻击印度文明?你为什么攻击你的出生地特立尼达?你是不是右派?
V.S.奈波尔认为,长篇小说的确结束了,被所有人所抄袭的斯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结束了,他们在模仿和自我模仿中结束了使命。但他自己还是要写一些轻松的、愉快的,“又充满各种事件”的,篇幅较长的书。
在谈到印度的时候他说:
我由于先人而对印度十分亲近。我是在一个充满非常彻底的印度文化氛围的家庭中长大的……但事实上,我被印度、被我看到的东西粉碎了……它有很多缺陷……那就是我的世界……我认为我的书不是攻击印度的,它是对我的不幸的一个记录。我不是在打击任何人,实际上它是一个令人感伤的经历和体验……我总是能够理解他们,那些农民,无土地者,那些下层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甚至一千年或更久以来,第一次自己来一次爆发。正是在这本书(指《印度:受伤的文明》),我开始了解印度的不幸本质。【2】
事实上,奈波尔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但面对着那种媒体的记者思维(单向度的、说一不二的、哗众取宠的、在隐私面前哆嗦的),无论是奈波尔还是别的什么人,都很难回答,他们只能支吾一下,以便让采访尽快结束。
V.S.奈波尔获奖之后,媒体正在大肆炒作,基本上是在作家的派别,他的阶级地位、文化和政治立场上面做文章。我读到一篇署名曹长青的文章。这是一篇典型的记者思维的文章。文中充满了政治和新闻术语,很吸引人,其中大段大段地引用了《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观点,不外乎是作者怎么批评第三世界、怎么夸奖了西方,奈波尔是近年来唯一的右派作家,他如何激烈地批评宗教,已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谁高谁底,等等。【3】
作家如果仅仅是想表明一下立场,问题就会很简单,就像选举投票一样,直接说出来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用长篇小说的形式?难道他试图用文学作政治的工具吗?这当然不是文学思维,而是政客思维或者记者思维。
在这个泛政治化的时代,一切都在劫难逃,即使是文学评奖委员会,也会主动跳进这个魔圈搅和。记者和媒体是泛政治化时代的一条触角,就像蟑螂一样敏感。他们正在引导、操纵着读者。它试图将读者领到作家的影子的影子跟前。当一个模糊的、变幻不定的影子开始摇曳的时候,读者大吃一惊,记者们自己也吓了一跳。文学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民间传说”,甚至一个政治谣言。


V.S.奈波尔的双重身份:宗主国作家和殖民地移民,使他碰到很多一般人少见的政治麻烦。他究竟应该亲近西方文明、批评殖民地文化的粗俗野蛮,还是激烈地批评西方殖民文化、用故乡的贫穷落后向宗主国示威呢?政治思维,或者媒体思维(实际上就是市场思维),要求人们在这种非此即彼的答案中选项:要不就是革命派,要不就是反革命派,没有什么中间派。
作为一个公民,V.S.奈波尔也经常在媒体记者的追问下即兴发言,但观点并不确定。当他批评英国首相布莱尔、批评西方知识话语中心、批评帝国作家、批评英国文化精神的没落时,他很像一个左派。当他批评殖民地文化的麻木、冷漠、粗俗,并夸耀西方文明的长处时,他又像一个右派。他的确喜欢跟大众媒体打交道,借助媒体说一些在小说中不愿说的话,因为写小说的时候,总不可能中断故事来骂福斯特和乔伊斯吧。但我宁愿把这些看成是一个公民的文化表态,而不是一个作家的写作立场。
当涉及小说创作时,V.S.奈波尔认为,只有当他那种被压抑的“殖民地-印度的自我”身份,在写作中浮现出来的时候,他身上的普通人(公民)与作家之间的裂口才能得到愈合。【4】也就是说,奈波尔将自己的写作当成一种粘合剂,涂抹在殖民文化与被殖民文化、种族与种族、移民身份与世界作家之间。
作为一个异乡人,他试图让自己和周围的人一起忘记他的移民身份,融入当地的文化。但实际上,他的出现已经改变了那里的风景。他在非此即彼的帝国语言中,加进了一种暧昧的腔调。这种腔调中,充满了一种对出生地文明爱恨交加的情绪,就像中国俗语所说的那样:不是冤家不聚头。
奈波尔正是将这种情绪变成了自己的文体:幽默、讽刺的背后隐含着严肃的追问和思考。这种情绪在制约着作家,使他偏离政治思维、媒体思维的二元对立和骇人听闻;平静的讲述中包含着“融合”而非对立的愿望。在政治思维、媒体思维清晰的地方、毫不犹豫的地方,奈波尔显得暧昧、甚至有点混乱(有人批评他见谁骂谁)。但是,在政治思维和媒体思维含混不清、十分糊涂的地方,他却异常地清晰、细腻、准确。他对特立尼达、对西班牙港、对一条街道的殖民文化、生存经验、独特的爱恨方式的表达,是那么清晰准确,这不是帝国的游记作家所能达到的深度。这就是作家的力量。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里说:奈波尔的作品“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写完系列短篇小说《米格尔大街》的时候,奈波尔已经在牛津大学度过了他的学生岁月。他原以为自己能说一口地道的伦敦英语,有了最让人羡慕的文凭,就已经成功地摆脱了西印度群岛。实际上纠缠着他的,还是西班牙港那些街道的人和事:垃圾堆,清洁马车,混杂着土音的英语,流浪汉,劣质郎姆酒,粗俗的辱骂声,假绅士,打斗,嬉笑和哭泣,死亡、灾难和发疯。
他用纯正的英语,写下了那些帝国文化边缘地带(混杂着各种土语的英语地区)的故事。他早期的故事,将讽刺幽默的风格,与一种隐隐的哀怨和抒情风格混杂在一起,传达出一种独特的悲喜剧情绪。据说,这种情绪与流行在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即兴讽刺民歌(奈波尔在短篇小说《布莱尔·沃滋沃思》中与一位当地诗人讨论了这种叫“克利普索小调”的民歌)有相似之处。两种风格结合在一起,使他的小说中充满一种“迷”一般的诱惑。故事的离奇之处,实际上就是米格尔大街贫苦生活的离奇之处。奈波尔被那貌似平静的日常生活背后的离奇迷住了,这成了他创作的最初动力。
叙事者(一个少年)不知道他的邻居为什么坐牢了,街角那个小贩为什么突然死去了,男人们为什么发疯了,木匠的妻子为什么跟人私奔接着又回来了,流浪汉为什么能勾走绅士的老婆接着又日夜殴打她,花炮制造工为什么要烧掉自己的房子,女孩子的羞涩是怎样被毁掉的,善良的人是怎样变恶的,生活的目的是怎样失去的……奈波尔在猜谜,猜他故乡底层贫苦生活的谜底。这个谜底纠缠了他一生。
像所有的优秀作家一样,奈波尔或许并没有解开底层贫苦、荒诞生活的谜底,但描述这迷一样的生活,猜测生活(特别是中美洲和印度殖民地的底层生活)这个大谜底,成了他一生的主要工作。结果是,这个谜越猜越大,越猜越复杂,以致作者越猜脾气越大,终于变得激愤起来。于是,作品中的纪实成份越来越压倒想象的成份,批判渐渐多了,幽默渐渐少了。
如果说他后期的那种激愤情绪,开始还压抑在心底、还控制在文学表达层面的话,但在媒体的刺激下,他也经常和媒体勾结在一起,被卷进了媒体的巢穴,成了一个引起公众兴奋的G点。

                                四
如果用媒体思维去读《米格尔大街》,的确可以看到奈波尔似乎在不断地批判殖民地人的麻木和落后;或者再进一步看到了他的讽刺幽默技巧。但从总体上看,小说表现了一种殖民文化与被殖民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小说中一些重要主题的构成,都是这种“关系”的衍生物。
米格尔大街上的人性格的确有些乖张,但他们并不麻木,也不冷漠。他们在同情与冷漠之间游移不定。当一个人喜欢抽雪茄、傍晚绅士一样散步、溜狗、说着纯正的英语、家庭生活中规中矩的时候,也就是像英国殖民者一样生活的时候,就会遭到居民们嘲讽,受到冷落。当他们开始破落、店铺倒闭、老婆私奔、说当地粗话、酗酒、生活像真正的黑人和印度人一样糟糕的时候,他会得到同情,所有人都跟他称兄道弟,称他为“好汉”。
米格尔大街上所有与资本主义市场规律、功利主义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人,下场都十分可悲。比如冷漠的裁缝博加特、爱幻想的木匠波普、多情的“诗人”沃滋沃思。他们看起来很有个性,实际上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除非他适应了市场经济。喜欢自由自在地生活的乔治,一度试图适应市场经济,开了一家夜总会,红火得很。但他一放弃就完蛋了,最后在孤独中死去。短篇小说《布莱尔·沃滋沃思》,写了一位“诗人”。这是对与市场功利主义价值观格格不入者的命运的伤悼。叙事者说,尽管他并不会写诗,但他用一生在写一首诗。
媒体报道认为,奈波尔美化了西方文明。但在小说中,奈波尔讽刺为了考英帝国颁发的中级文凭的伊莱亚斯;讽刺为了一个拉丁文单词的拼写法纠缠不休的霍伊特。在短篇《曼曼》中他还讽刺了西方“宗教”。
没有什么比精神病更让人尊重的病了。人们害怕疯子,是因为人们尊重“疯狂”这种文明压抑之下的特殊病症。宗教也是如此。人们尊重、敬畏宗教,就是因为它是生存苦难的必然结果。但米格尔街上那个叫曼曼的人,利用了人们的敬畏和尊重。他沾染上了媒体的坏毛病,装疯卖傻,哗众取宠,一会儿像疯子,一会儿像圣徒。这个卑微的人,只不过是想吸引人们的眼球罢了,就像现在的明星一样。但他玩得太过火了,竟然扮演耶稣。他试图将宗教世俗化、媒体化、妖魔化,所以遭到米格尔街的人痛击。
米格尔街的人生活在双重压迫之下,上面有宗主国的统治者,还有被西方文明教化好了的本土上等居民。米格尔街的人过着死寂的生活。即使是为了一个小小的愿望,为了让人注意一下,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花炮制造者》中的摩根的办法是,扮小丑,让别人嘲笑也比没人注意强。他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就是将自己制造的所有烟花,连同自己的房子一起点燃。他一生想做的两件事情终于做成了:让人嘲笑。制造最美的烟花。
按照媒体的说法,这是在揭示第三世界的落后面貌。我看不如说是在揭示殖民地文化的悲剧。更重要的是,在奈波尔笔下的殖民地居民那里,这种文化悲剧渐渐地演变成了一种当地人的“性格”悲剧!一切骚动和混乱都源于此。

                              五
奈波尔试图通过对殖民地的描写和讲述,揭示文明压抑之下的人类共同的悲剧性格:虚荣、躁动不安、控制欲、特别是施虐狂和受虐狂心态。这些缺陷是白人、黑人、棕色人、黄色人所共有的。在这种人性的弱点面前,既定的文明、信仰、价值观(不管是西方的还是殖民地的)等等,都成了讽刺的对象。当不同肤色的文明产生对抗的时候,各自的缺陷都会变成优点。有时候,一场战争,为的就是保存自己文明的缺点。
但是,一个作家不会仅仅为了“反殖民文化”而写作。作为一个“周游世界的作家”,作为一个身份、种族、文化归属都暧昧不明的作家,奈波尔的写作同样也有一种“自我确认”的性质。他要通过写作,弥补自己身上普通人身份和作家身份之间的裂痕。他背着一个完整的审美理想(或者说像他所提倡的那种“普世文明”)四处游走,他希望脚下没有地界。但他只能在文明与野蛮、黑人与白人、先进与落后、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他的印度血统、地中海经验、英国爵士身份的混杂,使他常常有一种“无根”的感觉。他激烈的批判姿态和虚无情绪或许由此产生。但他只能用白人的形式讲述黑人和棕色人种的故事,他从小接受英国教育,不懂印度语。他在写作之中,试图将本土文化与殖民文化揉合在一起,为自己暧昧的身份寻找归宿。这不过是一个文学想象而已。
在《母亲的天性》这篇小说里,奈波尔塑造了一位名叫劳拉的母亲形象。劳拉的生命力很旺盛,生育力极强(跟7个丈夫生了8个孩子),有反叛精神和独立精神,朴素务实,心地善良,具有出色的辱骂能力,不畏强暴。这让我想起了中国作家莫言的小说《野骡子》。相比之下,莫言的叙述有一种置身其中的感觉,更带有生活的真实感,那种疯狂的语言,就来自生活的最底层,有直接的肉体经验作支撑。奈波尔的叙述显得理性、节制,有一种从高处往下看的感觉,还有一种旁观者的味道,就像一个伦敦的白人一样。这就是奈波尔身上的白人教养在作怪,这就是帝国文化在他内心深处的投影。因此,在寻求身份确认的时候,自己身上的殖民性是更大的敌人。

【注释】

【1】维·苏·奈波尔(V.S.Naipaul,1932――),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祖籍印度,婆罗门血统,出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主要作品有:《米格尔大街》写毕于1954年,1959年出版,(获毛姆短篇小说奖,已出中文简体版);《神秘的按摩师》1957年(获约翰·卢埃林·里斯纪念奖);《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1961年(入选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之一);《效颦者》1967年;《在自由的国度》1971年(获布克奖);《游击队员》1975年;《印度:受伤的文明》1977年;《大河湾》1979年(入选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之一,已出中文繁体版);《在信徒中间》1981年;《幽暗国度》1981年(已出中文繁体版);《寻觅中心》1984年;《神秘的新来者》1987年;《印度:当今的百万哗变》1990年;《世俗之路》1994年;《超越信仰》1998年;《父子之间:家庭书信集》2000年等。

【2】资料来源:http://www.999writer.com

【3】资料来源:http://www.csdn618.com.cn

【4】转引自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译本,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版,203页。
                     (2001年10月23日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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