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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初诗歌“文化现象”的对话 (阅读2112次)



世纪初诗歌“文化现象”的对话





邓程(北京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博士,副教授)

马知遥(山东艺术学院,文学博士,副教授)

张立群(辽宁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中国诗人》编辑)





张立群:所谓世纪初诗歌的“文化现象”,既是诗歌日新月异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文化因素不断渗入诗歌的结果,但不管怎样,这一命名本身始终代表着某种外在的观察视点。因而,期待今天的参与者首先整体扫描“文化现象”的同时,谈谈这一名词的生成方式。

马知遥:新世纪初诗歌的“文化现象”可谓是“众声喧哗”。主要的外在表现即是:关于诗歌的各种活动在增多,媒体对诗歌的各种现象和信息也比过去关注的多,各种主义流派的诗歌伴随着网络的发展也在自然地诞生和消亡。过去那种尖锐的诗歌主张的各立山头的争论在减少,代之而起的是多元共生共容,过去所谓的地域诗歌现象和诗人群落,因为网络的介入,已经使得诗人们比过去更加团结,而且几乎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就是同一个流派同一个团体的诗人他们的诗歌主张和美学追求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远,但他们也和睦地共处,似乎已经能够相互包容和理解。这应该是诗人的进步和成熟的表现。诗歌之所以开始在世纪初开始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应该是大势所趋。因为这是一个大众文化消费的年代。当人们口袋里有了点钱,开始从过去仅仅满足物质需求而过渡到精神文化需求时,文化开始成为商品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诗人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必然要参与到大众文化消费中。而自古诗歌曲高和寡,怎样让诗歌成为消费品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这似乎不是诗人的问题而是文化产业开发商和经理人的事情。他们意识到了诗歌要么进入市场要么退出历史舞台,要么就是在民间自生自灭。而赶上文化消费的大好时机,作为高雅文化的一部分怎样让诗歌获得读者和消费者的喜欢成为创意者思考的问题。于是媒体炒作和包装成为诗歌进入文化消费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另一方面各种年度选本和最佳诗歌选本也纷纷出炉,甚至一些刊物创办下半月刊也是为了扩大诗歌的版面。这一切都表面了,除了国家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公众对文化,对诗歌的消费水平也在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成为世纪初的“文化现象”已经成为必然。

张立群:能否就个人关注过的某一现象谈谈自己的看法与观点?

邓程:我个人关注过梨花体事件,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它表明大众对新诗依然寄予很大的希望,体现了大众对诗歌的尊重和对新诗产生高水平诗歌的诉求。这件事或者使新诗界警觉到存在的问题,正视自身的缺点,或者使新诗界更加封闭,从而走向极端以获得新的可能。

现在看来,这件事产生的是后一种效果。由于新诗界的集体沉默,大众因而彻底失去对新诗的兴趣,可以预期,公众大规模地对新诗产生兴趣的事件再也不会发生了。

马知遥:我过去关注过赵丽华诗歌事件,关注过各种诗歌刊物的半月刊行为。我以为现在事件过去后反思十分有必要。赵丽华诗歌事件至少给当代诗歌造成了三个致命的危害:1、让本来就已经泛滥的网络诗歌写作者和网民们误以为诗歌就是打打回车键,就是小资女人的无病呻吟;2、败坏了赵丽华过去的诗歌名声和创作水准。其实客观上看赵丽华有许多可以让大家非常欣赏诗歌,但那些诗歌并没有成为网络上读者关注的精品,反之,那些她作为实验的很不成熟的“梨花体”,被别有用心的网络传媒一阵炒作后竟然成了大众认为的目前诗歌创作的“现状”,令真正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大倒胃口;3、让新诗的发展倒退了几十年,诗歌的启蒙成为当年一项艰巨而艰难的工作。因为网络媒体真的可以让粪土成为黄金,而大多数没有任何鉴别能力的网民成了它们炒作和观念的第一受众,也将成为他们在文学启蒙阶段的一次巨大灾难。

当年的中国许多文学刊物都在纷纷编辑半月刊,而且老牌的《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等都陆续创办了下半月刊,很快就打开了影响。尤其是《诗歌月刊》的下半月刊更是将诗歌和诗歌现象和诗歌理论以专题策划的方式推出影响深远。这些刊物的创办让我们看到大众文化消费的年代,经济的发展和消费市场的扩大,诗歌刊物可以靠着大的经济形势找到活下去的路径。当然在这些刊物发展中,我们了解到,诗歌刊物绝不是靠诗歌本身生存下去的,而是靠着在商海中多种经营和创意学的理念,以文养文的结果。许多半月刊的主编本人都是诗人,利用自己在其他文化产业上的成就来养一份刊物,延续和成就自己的文学梦想也帮助诗人们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大多都做到了。这从本质上说:诗人们在当代的生存境遇有了很大改善,至少他们已经能够独立支撑自己的事业,而且还可以为形而上的梦而投资。这本身就是文化进入消费的一个重要信息。

张立群:按照流行的看法,对文化现象的解读总是离不开文化研究的视域,这个包含着权利和身份的理论范畴以其独特的吸附力将诸多内容吸纳、综合起来。如果由此看待诗歌的文化现象,所谓权利和身份将怎样体现在上述内容之中?

邓程: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批评视域——权利和身份,不知怎么联系起来的,但它确实联系起来了。我一直对阐释学心存疑虑,我觉得这门阐释圣经的学问,走得太远了点。但任何事情一旦成为现象,总有有它的原因。有人扬言郭沫若和鲁迅都是外行,朱自清马马虎虎算半个专家。那谁是专家呢?废名算不算?废名也不“专门”研究新诗。那到底谁是专家?谁有权利对新诗指手画脚?谁赋予他权利?

对权利和身份的重视表明新诗和批评界的自负,同时又说明处境的不容乐观。它说明新诗的主流理论和实践已经高度一致。新诗写作上的象征主义和理论上的阐释学相结合,以及对其他所有流派的排斥,已经使新诗高度的学院化。新诗的学院化,虽然确实做到了与国际接轨,但也确实使新诗处于死亡的前夜。

    马知遥:我不明白这话的具体所指,就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是:文化现象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研究内容,而诗歌作为大文化范畴的一部分自然也构成了文化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单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从学理看,文化研究和其它学术研究一样,是拒绝身份和权利的介入的,学术研究一向是拒绝任何功利和意识形态倾向的。它的直接价值范畴是审美。当文化研究建立在审美的价值范畴中进行判断时,文化现象的价值自然就有了公道的判断。当然对文化现象的研究取不同的价值范畴进行判断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无可厚非,但警惕的是因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范畴不同而导致的毫无意义的争论。

    张立群:就现代文学诞生起来的各体式文学而言,新诗的道路无疑是最坎坷,又是最难以预测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关于诗歌“标准”之类的问题才会每隔几年就再度出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昭示着新诗内部的问题甚至是危机,不过,就世纪初诗歌的而言表现来看,诸多事实表明新诗的热度又常常超越其他文体,这种内外相悖的事实与文化现象具有怎样的关联。

邓程:新诗的道路之所以最坎坷,又最难以预测,乃是因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过于辉煌所致。中国小说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小说本身的诸多缺陷,它向西方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时候,不仅由“专家”所推动,也获得了大众的认同。西方小说也因此成为了小说的标准。

新诗同样走西方式的道路,却一直没有得到起码的认同。从专家到大众,一直对新诗心存怀疑。至于说世纪初新诗的热度超越其他文体,那一点都不矛盾。因为世纪初的热度,比如梨花体事件,除了表明大众对新诗的期望,也表明大众越来越对新诗失去耐心。

马知遥:我认为,不同时期出现的诗歌的“标准”问题的讨论本身显示出了诗人对诗歌自身发展的关注和命运焦虑。其实,类似的焦虑和反思性的标准讨论也充斥在其他一些艺术门类中,不独诗歌而特有,只是在诗歌发展中表现的更为突出一些。事实上,不管讨论的结果如何,诗歌按照自身的发展从来没有中断过,它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受到舆论或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或引导,但基本上总能逐渐扭转方向,向艺术本身发展的方向前进:那就是形式的不断革新,诗歌理念的不断变革,和世界文学发展的步骤保持一致。而关于诗歌标准的讨论其实归根到底都是关于“诗人何为”的讨论。即诗人该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这一直是纠缠诗人创作的一个根本问题,而不同的时代,这个问题的提出都有一定的针对性。朦胧诗歌时期的讨论,是为朦胧诗歌的命名而展开的,而本质上是对:诗歌该怎么写的问题展开的讨论。新生代诗歌时期,众人喊出“PASS”北岛的口号,无非是想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彻底变革,用新的诗歌理念代替过去的理念,而本质上还是:写什么,怎么写。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展开的“盘蜂论战”表面上是: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争论,其实本质也是:用什么方法写最好,写什么最好。到了现在的网络诗歌的口水之战,无非也是:谁的诗歌写得最符合当前大家认为的“诗歌的标准”?还是关于写什么和怎么写,顶多又增加了一项:为什么这样写?

所有的事实都指向一个方向:诗人很敏感而且总是在喜新厌旧。不同时期的诗人们都在试图建立自己的标准,确立自己的诗歌方向和位置,这就导致了更新换代非常快的中国诗坛总是要出现争论,进而主流媒体或者批评家们怀着他们天生具有的警察嗅觉试图为诗歌维持秩序,其实这样的秩序在当代这样一个多元混杂共容的时代,是很难找到的。因此,看上去,诗歌的标准难以确立了,诗歌的创作出现了危机,其实这是文明进化的表现:人们可以宽容地对待多样化的创作和文化形态,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口味,去欣赏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创作风格。而真正的需要整合诗歌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试图用一种标准框定当前诗歌创作的想法是危险的而且是卤莽的。

但诗歌标准的确立难以建立绝不是不能去建立。我以为,需要时机,需要不断地倡导一种健康的学术争论的环境,真理总会在不断的认识深化中产生,而不是现在。

所以,我以为“就世纪初诗歌而言表现来看,诸多事实表明新诗的热度又常常超越其他文体,”这是自然的,因为敏感的诗人们总是在不断地试图矫正当前的诗歌,试图树立标准的行为自然会引发更多人的关注,尤其是在当前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诗歌现象自然成为被广为传播的对象,它被关注的热潮只能说这个时代的人们还需要诗歌。而那些负面的影响只会让诗歌在发展中多一两次反省和成长的机会。

张立群:对文化现象究竟采取怎样一种认识态度,才可以冷静、客观的发现其背后的内容?这当然不仅关系到诗人和评论家的学养问题,还涉及到所谓浮躁和焦虑氛围下的心态意识——

邓程: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它涉及各方面的根本利益,涉及到各自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此,要求是任何诗人评论家超越自身的利益,对文化现象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历史能做出客观公平的评价和选择。

马知遥:文化一向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总是与具体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它和经济和政治更是构成了历史的不可或缺的三大重要内容。我们在研究一种文化现象时,更多地目光还是不能忽视经济和政治对其的影响。因为文化不是在真空中存活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文化现象出现一定与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诗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与这个高科技发展中的传媒经济有关,还没有那个时代有这个时代这样惊人的信息传播能力,可以说,一个事件只要媒体或者百姓愿意传播它就可以得到广泛传播:从互联网从手机短信从电视从广播,从任何一个渠道,我们都能迅速地了解一个信息,从而让这种信息借助人为的力量成为一种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文化现象。当前的诗歌也因此成为了人们信息和文化消费的一部分。它们成为了公众舆论关注的一部分也变相地成为了一种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言论自由成为一种可能。这也正是开明政治的表现。

但这样的环境自然也会让诗人、评论家和读者在混杂的言论中产生浮躁甚至找不到方向。这就涉及到了前面说到的问题,在辨别和判断诗歌问题时,尤其是判断诗歌的“标准问题”时,非诗的因素和无关审美价值范畴的因素会通过强大的传播平台制造舆论的混乱,也导致标准的丧失。而且更给试图建立标准的工作带来无穷的麻烦。因为众声喧哗,人们已经听不到对方在喊些什么,嘈杂的环境还在延续,而归于平静还需要时日,而那样的日子终究是会到来的。我们在明白了文化现象产生的具体背景后,更应该清楚地让诗歌或者写作回归到审美的价值判断中,这样也许还能保持一丝清醒。

    张立群:关于世纪初诗歌的“文化现象”至少还包括很多内容。如果从当代诗歌艺术逐步社会化的角度来看,“底层写作”以及当前谈及“诗歌标准 ”的话题也充满了文化的意味。既然客观事实和“研究的偏移”已无可避免,正视其就成为正确对待诗歌的一种态度。这需要我们逐步深入下去,透过现象看本质,并从历史、现实的视野中去进行动态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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