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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顿中的反思  (阅读4661次)



——世纪之交的诗坛现状及其局限


    近一两年来,我一直处于一种困顿之中,原因是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对诗歌现状的失语。作为一名写了多年的诗歌、又搞了多年批评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对最为熟悉的诗歌竟然失语,恐怕怎么说都不会是一件好事。同时我也深深感到,自己与当代诗坛的距离正越来越远,当前活跃在各种期刊和互联网上的年轻诗人,有不少是踩着我们和我们的前辈诗人的足迹长大的,这么说也许有些过分,但同是70年代出生的人,我发现自己已经很难融入到更年轻的这个诗歌群体之中去了,这不仅是因为近些年我很少在期刊和互联网上发表诗歌作品,更是因为我与这批更年轻的诗人在诗歌观念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不过我想,短期的失语或许也不是一件很坏的事,它至少可以使我有心情坐下来对当前的诗歌及诗坛现状做一番冷静的思考。

    当前诗坛的喧嚣与纷扰多于艺术的智慧和沉着,这是不争的事实。从1999年“盘峰诗会”以后,诗坛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分化,形成了所谓“知识分子”与“民间”这两个敌对的诗歌群体,他们之间的分化与分歧逾演逾烈,以至于诗友之间翻脸、绝交之事时有发生。且不论诗人们是在如何地挥霍浪费自己的艺术才智,仅仅通过被他们冠为称号的这两个概念,也能看出他们之间的这种分化与争论是显得多么的荒唐。在世纪交替之后,“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对峙情绪尚未淡化,一批被称为“’70后诗人”的诗歌群体又开始在诗坛抢滩登陆,他们一方面承袭了“知识分子”与“民间”诗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另一方面,在他们内部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无序分化的纷乱状态,他们在一些无谓问题上的消耗远远大于在艺术上的努力。尽管他们当中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诗人和诗作,但与那些无谓的消耗相比,他们的努力还显得有些单薄。这个世纪之交是诗坛上最为嘈杂的时代,它没有20世纪80年代诗歌论争中的那种鲜明的旋律,充斥其中的多为高分贝的噪音。

    1996年至1998年期间,我在《诗探索》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曾经就90年代诗坛的泛抒情写作和口语写作的艺术追求与艺术观念的分野及各自的长处与不足作出过详细的分析,不想仅短短的一年以后,他们的这种分野竟然演变成了彼此间强烈的敌意。当然,我回避了他们后来的争论,一方面,我不希望自己的文章授人以煽动他们这场争论的口实,事实上,我的文章也并没有引起争论者双方的注意;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争论者双方也没有在价值立场上产生什么严重分歧,他们的分歧主要是在艺术表现的方法上。所以我想不通,仅仅是在艺术表现方法上的一些分歧,为什么能使我们的诗人产生那么大的敌对情绪和争论冲动?有人说“知识分子”与“民间”诗群之间的争论“是两条诗歌路线之间的斗争”,可是这“两条诗歌路线”分别是什么呢?阶级斗争吗?不同价值观念的斗争吗?都不是!仅仅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追求而已。这种“文革”式的思维方式非常可怕,值得我们警惕。

    80年代初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是诗歌界觉醒了的人文主义精神对“文革”以来的专制主义大一统思想的论争,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立场之间的论争,这可以简单地看作是“两条诗歌路线”之间的斗争;80年代中期的“新生代”诗人对“朦胧诗”的PASS与超越,是新时期诗歌界的平民主义观念对英雄主义观念的论争,这一点我在1999年发表的《论“朦胧诗”》一文中已经做了论述,它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立场之间的论争,也可以简单地看作是“两条诗歌路线”之间的斗争。说简单,是因为这两场论争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是用“两条诗歌路线”就能概括得了的,关键是这两“代”诗人对中国当代诗歌思想、艺术的贡献,其意义远远比“两条诗歌路线”要大得多。但今天的“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究竟是两条怎样的“诗歌路线”呢?他们之间在价值立场上究竟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对立矛盾呢?恕某鄙陋,怎么也看不出来,但愿个中人能够不吝笔墨,慷慨指教。

    我以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之所以那么容易形成,追根溯源,也许和我们民族的某种传统有关,在有敌人的时候,我们会团结一致地和敌人进行斗争,没有敌人的时候,我们还会臆想和制造出一些敌人,彼此之间进行消耗。这是我们民族性的弱点,鲁迅先生当年就提出“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可是没想到许多年过去了,在经历过“文革”惨痛教训之后,这些弱点在我们的诗人身上还显得那么严重,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当年鲁迅与梁实秋等人之间虽然存在着那么重的分歧——并且是价值立场上的分歧——却并没有影响到彼此间的友谊的往事,相形之下,我们今天的诗人就显得那么缺乏内涵。张闳把这场争论称作“权力阴影下的分边游戏”,如果只是一场游戏,那也未尝不可,但把游戏做得那么过分,假戏真做,其结果就难以收拾了。我有意回避了这场争论,并非韬光养晦,而是我实在觉得,这场争论太缺乏与其声势、规模相当的意义。

    事实表明,“盘峰诗会”及其后的争论,对后来的“’70后诗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从表面上看,它似乎给本来十分沉闷的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年轻诗人能够充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给孱弱的诗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而已,并没有真正带来诗歌艺术的丰收。有人叫喊着“要先锋到死”、“在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艺术吗?美吗?没有!不过是一些口号而已。也许有人会辩解,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美?艺术和美的法则难道不可以改变吗?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但如果你非要把标语口号当作艺术、当作美,那我也无话可说。问题在于,在你并没有提出自己的艺术法则和美学观念的时候,就随意地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既有的艺术法则和人们已经取得的艺术成就,那只是一种粗暴卤莽的造反派行为,缺乏理性的内涵。“盘峰诗会”及其后的争论给“’70后诗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就在于,不少“’70后诗人”在尚未形成自己的诗歌观念之前,就常常会轻易地承袭或否定前者的艺术观念,甚至抛弃艺术上的追求,转而去青睐标语口号,当然,他们往往还自以为那就是他们的艺术观念。文学界常常会犯同样的错误,郭沫若当年曾声称自己不要做什么诗人,宁可做一名标语人、口号人,但时间已经证明,他的那些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已经被历史遗弃。但今天,这种历史的牙慧又被我们的一些年轻诗人重新拾起,难道还要让时间去证明什么吗?

    因此,我不得不认为,在当前诗坛的活跃与精力充沛的迷障下,荡漾着的是一种浮躁的心态。记得在1997年前后,批评界有朋友开始提出“身体写作”。他们认为,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世界需要超人”时,信仰被废黜,而人的创造性光辉和英雄主义精神得到了张扬,半个世纪以后,米歇尔.福科声称“人死了”,则是对人的创造本性和英雄主义精神的否弃与超越。“人死了”之后还剩下什么?身体!于是梅劳.庞蒂的“身体哲学”便成了他们对今天的中国文学发言的依据。在他们的策动下,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颇具轰动效应的“身体写作”的小说,作品中那些最直接的冲动、最本能的宣泄暴露无遗。近一两年来,这种所谓的“身体写作”又蔓延到诗歌创作中,但比小说中更为直接的是,它在诗歌中表现出来时,仅剩下赤裸裸的“下半身”了,在一些年轻诗人的作品中,已经全然不见诗美给人造成的心灵的震撼、共鸣和值得回味的艺术享受,充斥其间的尽是身体感官的发泄。对一些批评家的观念片面的接受和和片面的实践,以及对小说创作中某些观念的刻意模仿,不能不说是这些年轻诗人的浮躁心态的表现之一。

    说到这里,我想对我们的诗歌界、文学界乃至批评界的朋友多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说的“卡塔西斯”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在当前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对西方现代批评思想的某种流变的消化问题。我觉得,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新世纪中国诗歌乃至整个文学观念的把握。亚里士多德提出“卡塔西斯”这个概念之后,并没有对它进行解释,现有的《诗学》中文译本都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对其进行解释的,有的解释为“陶冶”,有的解释为“宣泄”。这两种解释,尽管看来好像只是一个镍币的两面,但在接受美学上,它却是涉及到艺术作品本质的问题。从文本接受的角度看,作品对读者的“陶冶”,反过来就是读者对作品的“审美”,而作品对读者“宣泄”,读者则只能从作品中“获得快感或痛感”。尽管“快感或痛感”有时也会成为“美感”,但并不是所有的“快感或痛感”在一切时候都会成为“美感”的,“美感”的内涵比“快感或痛感”丰富得多。那么文学作品究竟应该让读者仅仅获得“快感或痛感”,还是应该让读者获得更为丰富的“美感”,我想不用我说,大家也都会很清楚。而我们有些年轻诗人在作品中只追求一种快感或痛感,却毫不注重作品的美感,这是不是有悖于艺术作品本身的规律呢?我们的作品究竟是想让读者得到怎样的一种“卡塔西斯”呢?

    另一个问题,前面提到有些批评家朋友对尼采、福科等人的思想的那种方式的理解,我以为是缺少消化的。因为他们似乎没有对西方文化发展的脉络和西方特定的文化语境进行深入的理解,而仅仅是站在“全球化”已经日渐成为人们的文化口号的中国当下特定语境里,对西方现代批评思想中某种流变的一种生吞活剥。这么说可能会得罪一大批人,包括我的许多朋友,但请允许我套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我希望在此能多做些学理探讨。先说点题外话,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出版过一套“思想家丛刊”,这套丛书分别把西方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直到20世纪划分为“信仰的时代”、“冒险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思想体系的时代”和“分析的时代”。其实,大家都知道,这种划分只是一个粗略的轮廓,即便是在欧洲,直到19世纪末,中世纪式的那种“信仰的时代”也还没有完全结束。尼采的“上帝死了,世界需要超人”之说确实是从文化意义上对信仰时代的告别仪式,也是迎来现代人文主义的一种文化礼仪。但他是在德国当时的特定文化语境中说的,语中强烈暗示的是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这个“文化上帝”的否弃与超越。当然,在废黜信仰之后,被尼采唤出的是英雄主义的文化精神。

    但米歇尔.福科的“人死了”却是在法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揭示的,法国的英雄主义思想是在“启蒙的时代”出现的,伏尔泰和卢梭等人是把法国文化推出信仰时代的“超人”,伏尔泰的“没有上帝也要给自己造一个上帝”之说和卢梭的“你不自由,我强迫你自由”之说,其背后隐藏着的都是英雄主义文化精神的潜台词。福科的“人死了”其实告别的是法国“启蒙的时代”所形成的那种英雄主义文化。当然,他在尼采的“超人论”提出之后半个世纪之后发表此说,彼此间必然会有着集体无意识般的文化渗透。那么“人死了”之后是不是只剩下我们有些批评家朋友所说的“身体”了呢?否!在西方的文化发展逻辑中,还存在着一个无法回避的知识分子传统,那就是“冒险的时代”以来,也就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在自觉地充当着“社会的良心”的角色,履行着历史赋予他们的社会批判的使命。直到萨特去世的那年,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他的一篇悼词中说:“知识分子死了。”从文化意义上看,这不仅可以视为是欧洲知识分子向萨特时代的告别,也可以视作是向他们自己的社会良知的身份告别,似乎从那以后,西方的知识分子便可以不再承担社会批判的使命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是西方社会的一种传统的价值尺度,在这个尺度断裂之后,在“宏大叙事”失去了“合法性依据”之后,“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拆除深度模式”、“拼盘叙事”等便获得了“合法性依据”。于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便涌上了前台。当然,西方的这种文化思潮的发展依然有它内在的逻辑,但离题已远,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尽管我的理解并不是什么真理,而且我对西方现代批评思想的这种流变的解释也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却比生硬地把梅劳.庞蒂的“身体哲学”嫁接到我们当代文学创作中来的那种解释具有更多的合理性。批评界有些朋友食洋不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浮躁的表现;一些作家又食某些批评观念而不化,也是一种浮躁的表现;最后,一些年轻诗人又食那些作家的观念而不化,我不得不说这更是一种浮躁的表现。我想,我自己与这批更年轻的诗人在观念上存在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可能就在于,我更愿意在经过深入的思考,理清自己的思路、形成自己的观念之后,再去分析研究的对象和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愿意去生吞活剥某些流行的观念。

    在梅劳·庞蒂的“身体哲学”被引进中国并开始泛滥之前,“后现代主义”思想也被介绍到国内并火了将近十年,似乎这些都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选择”,但我们一直都忽视了一个不该忽视的问题:我们类似于西方的“冒险的时代”尚未真正到来,就开始平行地接受西方历经八百年时间才到达的当代文化,这中间的断层也太大了,旧的东西人们还没来得及消化,就又要咀嚼新的文化食粮,这所造成的后果,恐怕就不是消化不良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也必须去走西方文化发展的老路,事实上,即便是有可能让我们去沿着西方文化的发展脉络去走,在这全球化信息时代到来之后,在世界文化的丰富遗产上,我们也能够避免西方走过的许多弯路;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文化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与我们的当代文化存在着更多可比性的是西方13至15世纪的文化,而不是今天的后现代主义或“身体哲学”。也许有人会说,在这“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信息化的时代,在这已经出现了后工业文明的当代中国语境中,我们已经有了接受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土壤,为什么不能培育我们的后现代文化呢?对此,我并不反对,而且在1994至1996年期间,我自己也较为深入地研究过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但在经过认真的思考之后,我发现,在中国的当代历史文化语境中,这些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想可能会成为较为悦耳的音符,但绝对不是我们的文化旋律。

    近两年里,后现代主义学说已经开始沉寂下来,但在我们的诗歌界,似乎人们却在自觉不自觉地实践着后现代主义的思想,那些拼盘化、无深度的诗歌作品正充斥着各种文学期刊的版面,但真正给人以审美震撼力的作品却寥若星辰;在互联网上,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数百个诗歌站点和网页,如“橡皮网”、“诗江湖”、“阵地”、“甜卡车”等等,包括我自己主持的“诗歌引擎”,但除了“诗生活”等少数几个网站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外,大多是门派林立、门户观念森严,走进这些诗歌网站,便恍若置身于一个诗歌大拼盘之中,甚至这些网站本身也仿佛是一堆网页的大拼盘;民间诗刊出了一种又一种,我所见到的老民刊有《诗参考》、《自行车》、《科学诗刊》等,新民刊有《诗歌与人》、《诗文本》、《扬子鳄》、《中间》、《唐》、《冀》等等;“’70后诗人”的诗选也出了一本又一本,我所见到和了解到的有黄礼孩主编的《’70后诗人诗选》、黄海主编的《70年代后诗人诗选》等。在如此繁多的诗歌媒介和事件面前,即便是闹得满城风雨的“下半身写作”,也被淹没在纷乱嘈杂的各种声音之中。这究竟是诗歌的繁荣还是诗人们心态的浮躁,个中人心里自然清楚。

    当然,造成当前诗歌界的这种喧哗与浮躁现状的,也许还与网络时代的诗歌阅读和书写有关。互联网所改变的不仅是信息传播的方式和途径,它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它所形成的虚拟世界当中,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兴趣、书写习惯和书写方式都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巨大变化。网络阅读和纸介媒体阅读的最大差异就在于,网络世界本身的特性决定了网络阅读只能是浏览性的阅读,它改变了人们纸介媒体阅读中的那种品味作品的耐心,使人们更容易也更乐意从作品中去寻求直接的感官刺激。网络在给人们提供了极其广阔而丰富的阅读资源的同时,也使人们的阅读自由受到更多的限制,你难以像纸介媒体阅读那样获得触摸文字的质感,无法像读书那样躺在床上去慢慢品味作品的艺术魅力。这也导致人们在网络书写中逐渐丧失了艺术与心灵契合的那种感性的氛围和富有耐心的心灵体验,从而去追求那种最为直接的、未经心灵孕育的原始感受。诗人在网络书写当中,那种浮躁的心态便往往由此而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人们在无意识当中便成为了这个虚拟世界中的精神奴隶。我以为,这也正是网络盛产文字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是否必要为网络时代建立新的审美尺度乃至价值尺度?孟子的“口之于味也,有同耆也;耳之于声也,有同听也;目之于色也,有同美也”之说是否应该加以修正?这是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对艺术还应该抱一份应有的真诚。

   经过一番思考,我觉得之所以感到自己对诗歌现状的失语,之所以自己很难融入到这个更年轻的诗歌群体之中去,应该说在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诗坛的纷扰和浮躁的厌倦与无意识的疏离。我本意并不愿把诗坛的现状说得一无是处,但可圈可点的似乎并不是很多。“诗生活”是我较为喜爱的专业诗歌网站之一,斑竹所营造出的一种务实的氛围,使这个网站比起那些甚嚣尘上的噪音网站要纯粹得多;黄礼孩主编的那本《’70后诗人诗选》也是我较为看好的同类选本之一,尽管它并未收录我的任何作品,但是它所体现的一种包容性和对诗歌作品艺术性的重视,实在难能可贵。朵渔、廖伟棠、拉家渡、666、小西等都是艺术感觉极好的年轻诗人,他们也写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假以对待艺术的冷静和执著,他们将是当代诗歌艺术的希望。我在文章标题中已经说明,本文是对世纪之交的诗坛现状所作的一次挑剔的巡礼,也许并不客观,也许会使许多诗歌界的朋友愤怒,但作为一家之言,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冷静下来,给自己留一个自我反思的机会。

    (载《诗探索》2001年3、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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