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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与批评的新召唤——《芳草》“汉语诗歌双年十家”漫谈 (阅读2145次)



    继2OO7年设立首届汉语文学大奖“女评委”奖之后,锐意革新的《芳草》杂志在2008年首期推出“汉语诗歌双年十家”,由十位批评家举荐十位诗人及其作品,配以批评或访谈或书信,由此形成2006—2007年间汉语诗歌的一方厚实的版图;也不妨说,杂志借助批评家的一己之见与一臂之力,及其产生的“合力”,通过“有意”的遴选和甄别而凸显了某些诗人的写作景象,使我们能够咀嚼其中丰富的意蕴和别样的诉求。
    从期刊策划角度来说,十数年来,无论是民刊还是公开发行的期刊,包括各式网站、论坛,有关诗人诗歌的“大展”、“排行”、“提名”等比比皆是,数不胜数。但是,《芳草》的举措,除去以“双年”的构想关注诗人和诗歌写作的持续性和当下性诉求外,以“十家”命名,亦见其新锐而沉着:“十家”而非“十佳”,甚或“最佳”、“最具影响力”、“最有实力”等等,其不屑于包装、炒作的意图不言自明;并且,这种低调、温和的背后所呈现的,不只是面对纷扰、虚肿的诗坛的谨慎与冷静,更是对参与其事的批评家、诗人以及现实的、潜在的读者的尊重与信任。从个人有限的文本阅读经验来说,“十家”诗人中既有熟悉的面孔,如林雪、杨晓民、杨克、小海、臧棣、姜涛、郑小琼,也有不太熟悉乃至完全陌生者,如寒烟、车延高、鲁若迪基。这样一个诗人阵容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或涵括性,也许会受到质疑。不过,编者既无意于挑起争议,自会以坦然、自信面对;他们或许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准的无依的诗歌时代,因为在所有选择的背后,事实上都或隐或显地体现着某种衡量、评判诗人诗歌的标准或尺度;关键是,这些各式各样的标准、尺度之中,有多少是包含着批评者个人感悟力、洞察力与判断力,融合着批评者之于写作者的会心与会意,进而能够启示人们从一个更为开阔的时空、更为独特的视点和更为理想的憧憬,来看待当下汉语诗歌的面貌与态势。就此而言,《芳草》对于批评家的邀约倒是颇费思量的,十位批评家不仅活跃在当代文学的最前沿,而且相当一部分人除诗歌批评之外,在小说、散文等文体批评,以及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方面也多有建树,如於可训、张清华、谢有顺、汪政、洪治纲、何言宏等。这倒不是说他们因此拥有了某种批评话语的“权威”;在与杂志达成的“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共识之下,他们相信并倚重的是个人经验。而一种真实有效的个人经验,“不是一堆未经处理的原料,它本身也不是封闭自足的,更像一堆火星迸溅的柴禾,在流变、闪烁中向公共的世界敞开”(陈超《写得更松弛些——姜涛访谈录》)。他们对诗人所做的自由、自在的解读,为我们提供了某种范例。批评家们不但不掩饰批评中的“个人意志”,甚至不惮于强化个人对于某一位诗人、某一种诗歌写作方式的偏爱——既然无意于制订某种准则、安排某种秩序、谋划某种布局,也就无需正襟危坐指点江山了;正是他们的“各执一隅”,使我们得以在其各自所取的一瓢当中,品味其滋味,进而以自己的方式想像、还原当代汉诗那三千弱水的波澜与涟漪。
    在批评家张清华的心目中,诗人寒烟的写作如果还不属于这个时代最为优秀者,“也将会成为我们时代的诗歌在未来的灰烬中所能够仅存的一少部分之一”(张清华《“这几乎使我失明的光……”》)。显然他十分清楚,作为批评家,对同时代的诗人作出这样的评判或预期是极其危险的,不但有违批评的客观、公正等一般性伦理要求,而且在不可目睹的将来,很有可能成为危及其批评家形象的话柄。然而,在长期、持续的对诗人写作的关注中,在此时此刻重读文本的过程中,如同诗人一般,他内心的蓬勃激情被点燃;也如同诗人一般,他逾越了常规与成见,进入了心中只有“你”的旁若无人的批评境界,正如我们可以把下面这段文字中的“诗人”二字换成“批评家”一样:“诗人当然不能放弃和回避悲剧与深渊的体验,但更有反抗并与它和谐共处的能力,诗人在深渊上获取成功的幸福与骄傲,正是无数世俗的人们惊骇艳羡,但又永远无法理解和抵达的极乐与至美之境。”(张清华《“这几乎使我失明的光……”》)真正的批评家是清楚自己的立场,也了解其中的局限,因而渴望对话的人;他有能力在批评写作中把与诗人生活中的“友人”关系,转变为生存意义上的“友人”,将对方视为一位可以砥砺、可以交锋、可以信赖的伙伴;他们之间不是阐释与被阐释、评判与被评判的关系,因为他们共同关注的不是写作在当下的即时反应与回响,而是人的现时存在以及诗歌在其中的位置和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张清华对郑小琼诗歌中“真正的‘身体写作’”的解读显得意味深长而又锋芒毕露;也因此,当他坦承“郑小琼的诗歌教育了我,让我真切地感到思想之血的在生命中壮观的传承和流动。让我知道沉舟侧畔,病树前头,精神的道路永远不会停滞,火光在前”(张清华《谁触摸到了时代的铁》)的时候,我们不必诧异。
    这个时代为什么还需要诗歌,诗歌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或者,诗歌依然能够存在并且延续的理由是什么,今天的批评家需要正视并作出自己的回答,正如我们在“十家”中所看到的那样。不同立场和观念的批评家的回答自是判然有别;不过,与人们也许会有的关于批评家的刻板印象不同的是,这些回答并非出自抽象玄思与理性分析,更多的带有批评家解读文本时的“自我”的“体温”,带有他们对诗歌的热望与希冀,也带有他们对于诗人写作的同情的理解。批评家们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一种风范,即在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基础上的知音式批评的风范。他们的答案往往是直截了当、浅显易懂,直抵诗歌的核心的,但却常常被人们当作浅陋的常识而忽略。例如,於可训以“抗拒异化的诗人”来描摹杨晓民,质朴、洗练地标示出诗人及其诗歌在物欲横流、浑浑噩噩的世俗生活中的特定位置和特殊功用,他对诗人将诗集命名为“羞涩”的细心揣摩与推测,也就是对诗人写作的用心、用力之处的体察和感悟:诗人对羞涩的怀念,并非故作风雅与纯情,实则是“致力于在这个物化的社会中,打捞人类的感觉”。当所有的人日渐成为物化现实中的“标准件”时,固然需要继续前行,但诗人提醒我们,在行进的间隙我们还需要一个刹那的转身,“在这个刹那的转身中,我们会收获无数的激情与意绪、感觉和冲动,我们会找回我们的童年和记忆,重建属人的经验、属人的道德感和同情心,包括与人的生命俱来的,与人的生活同在,但已经日渐衰老和死去的诗情”(於可训《抗拒异化的诗人》)。诗歌是感性的,活在人的生活中,活在敏锐精细的感觉之中,这一简单明了的常识,在谢有顺那里被一再张扬、阐发。他为什么喜欢似乎很少为人注意的鲁若迪基的短诗?因为那是“有感而发的诗歌”,是接续了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诗歌,“这样的诗歌是小的,也是有根,有精神的来源地的。鲁若迪基是真正以小写大、以简单写复杂的优秀诗人。他从来不空洞地抒情,而是扎根于那些细微的感受,从感受出发,他的细小和简单,便获得了一种深切的力量”(谢有顺《想念一种有感而发的诗歌》)。这样单纯、朴素的诗,这样不脱离大地、不脱离人心与人情的诗,在今天却日益稀少,以致让人“想念”,让人怅惘。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的复杂的诗歌,不仅是对汉诗含蓄通脱、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传统的背离,也是对人群与世界的疏远。汪政在致诗人小海的信中也直言不讳地说道:“我一直认为诗与诗人相关,诗应该坚实地站在大地之上,并且,在不同的时代或主动或被动地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世界,并为同时代人的心灵提供慰藉。”(汪政、小海《诗的小学地理》)为此,诗人抵制任何“格式化”的诱惑,剥离事物身上的“美学包装”,以重建诗与生活、与世界、与人的真实经验的联系。其他如韩作荣之于林雪、钱文亮之于臧棣、洪治纲之于杨克、朱小如之于车延高、陈超之于姜涛的批评或访谈文字中,我们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批评家在尽力贴近诗人、进入文本语境过程中所表达的对于诗歌的朴素、真挚的见解。让人惊讶而又不应惊讶的是,这些不同的批评话语方式所表述的一己之见,共有着一个核心的词汇:“感动”。古人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将内心情感的萌动诉诸语言,这是诗歌的雏形,也未尝不是批评家度量优秀诗歌的基准。诗人“情动而辞发”,批评家则“披文以入情”,他们分享并珍视这份来自诗人与诗歌的感动,也希望将这份感动传递出去,以便让更多的读者在颤栗的狂喜或宁静的愉悦中体味精神的力量,营造一个和谐共处的诗歌生态环境。
    因此在我看来,《芳草》设置“双年十家”的意义,不只是为汉诗留存一份可资谈论的档案,更在于它以一种看似寻常的方式,切实弥合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既已存在并日趋明显的诗歌与批评的裂痕,召唤着诗歌与批评的新型关系的建立:平等、信任与共生。平等意味着,有多少种诗歌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就有多少种批评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信任意味着,诗人和批评家作为两个独立不倚的主体,需要进行对话,而对话如托多洛夫所言,是“双方谈论同一件事情”——诗人和批评家有幸相逢于这个时代,共同探讨着人与时代、与世界的遭际,探讨着文学艺术所能抵达的至高境界。共生则预示着,汉诗的发展离不开批评的进步,反之亦然,而这一切当是建立在双方平等、信任的前提之下。有论者说:“艺术最终只能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张清华《“这几乎使我失明的光……”》)诚哉斯言。
                                                 2008年1月于武昌素俗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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