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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泊者文学 (阅读3060次)



                                 漂泊者文学

近些年,到国外旅行或居留的作家和诗人多了起来。与此同时,也不断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宣称,他们写于国外或路途中的文字,便是“漂泊者文学”。这些人回国后,总是不忘吹嘘出席某国诗会的盛况,以及在某国朗诵如何如何。其中有一个真实的笑话:某作家获意大利什么文学奖,回国后逢人必说,写简历必写,结果后来被知情者揭穿老底:每个出席意国文学活动的人都可获该奖。我想这足以暴露出某种不正常的畸形心态。当然,怎么说是人家的自由,你干预不得。但对标榜为“漂泊者文学”则不能不澄清之,因为它的生相就已十分可疑。

“跨出国界”在一个封闭走向打开的时代变得异常时髦。从一国到另一国,从本国走向世界,这是多么诱人的向往呀。由此,跨出国界成为一种文学写作“成功”的标志,一种“文学资本”,一种值得炫耀的品牌。在这些作品中,他们故作一种流浪状,痛苦状,不断嵌入流浪的外国诗人的名字和诗句,然而通篇却看不出多少内在精神的根基。这种“跨出国界”的综合症和焦虑症,深藏着一种无法排遣的“诺贝尔情结”,实质上是对一种世界中心的预设和迎合,而对本土身份或民间身份的不安和藐视。

在我看来,称得上漂泊者文学的不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离散型。有的是被本国政府流放到边远之地,或者被驱逐到异国他乡。这是集权和专制力量强加给具有独立意志的作家的命定之路。如屈原、李白、普宁、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米兰•昆德拉、聂鲁达、加西亚•马尔克斯。有的是移民和旅居异乡或海外的作家写的作品,如杜甫、苏东坡、唐玄奘、拉什迪、林语堂、痖弦、刘宾雁,他们与母体文化处于一种离散状态。但这种离状态恰恰可能带来一种距离,一种比乡愁更深长的质疑和审思,在这个意义上离散正是一种高聚合的粘剂。比如德国文豪托马斯•曼说:“凡我到处,就是德国。”指的是漂泊者的内在文化身份并没有改变,他写的生活依然是本民族的生活或精神史。比如犹太人就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他们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以前没有国土,但宗教成了他们的国土,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超时空母体。

第二种是殖民型。这是由文化殖民所造成的多种文化背景带来的。第三世界作家大都属于此种类型,如拉美作家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索因卡,加勒比地区的佩斯、沃尔科特。在沃尔科特的背后,就存在着安的列斯群岛的土族文化和英语殖民文化等多种背景。沃尔科特的写作就游移其间,并呈现它们的冲突和相互渗透。

第三种是变迁型。因为战争或国家疆界的变化,使一个地方由归属这一国变为归属另一国,而亲历其间的写作者,与其说体验了一种空间的位移,倒不如说烙下了时间或历史在心灵迁延的深刻痕迹。如格拉斯写下的“但泽三部曲”,便无疑是他早年生活在但泽的回响。但泽即现在波兰的格但斯克。对于格拉斯而言,并非仅仅因为他离开了空间的但泽,而是有更深一层理念上的原因。作为纳粹德国军人和盟军战俘,格拉斯无疑接受过纳粹的世界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意味着他经历了从旧德国迁移到新德国的雪崩式的巨大分裂、蜕变,并在心灵深处烙下了不可磨灭的惨痛伤痕和经验。因此人们称格拉斯为“移民格拉斯”。

有论者考证认为,隐喻这个字,其希腊词根的意思是横越,指某种迁移,把理念迁移到意象中。移民,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是一种隐喻性的存在物;而迁移作为一个隐喻,是我们周围随处可以看到的。我们都在作各种各样的越界,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人都具有某种移民性。

我又一次倚靠在河堤粗糙的花岗石上,
仿佛是从地府旅行归来
突然在光亮中看见季节的转轮,
其中多少帝国崩溃了,曾经活着的人已经死去。
                                      ――米沃什

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的流亡生涯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他放弃了波兰驻法使馆的优厚俸禄,踏上了一条反抗东方专制和西方强权的自我放逐之路,因此他是一个颇受世人争议的人物;即便是死后,还有一些波兰媒体指责他是“叛徒”、“逃亡者”。显然,这样的“国境”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跨越的。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他们不能象策兰和格拉斯那样从灵魂深处将“越境”文学性地呈现出来,书写一个民族二十世纪精神史的昏暗部分,而只能受动地被时代推搡着向前走,在良知的忏悔中清算纳粹德国带给人性的扭曲。我们不禁要问:站在历史的岐路口,为什么象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不能成为引导人们的燃灯者,却沦落成一个邪恶的鼓噪者或怂恿者?相比而言,日本人更难以跨越这样的“国界”,他们只忧愤扔在广岛和长畸的两颗原子弹,却很少深层反思他们在亚洲国家造成的比原子弹更大的灾难,以至于否认存在“南京大屠杀”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日本似乎出现过少量的反战文学作品,但反战文学与真正意义上的漂泊者的文学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还停留在反对战争的浅表层面,少有从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和文化缺陷等内在层面进入历史的存在,而这正是漂泊者的文学所不可或缺的主要特征之一。

值得中国人永远忆念的是,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最具勇气的写作。在一九九七年《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一书问世前,大部分美国人和西方人根本不了解南京大屠杀。张纯如说:“我写这本书完全是出于一种愤怒的感觉,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她是在极度压抑的精神绝境中独立搜集史料并进行写作的。她穿越了从美国到中国在文化上的浩瀚阻隔,在介于1997到1937之间的历史隧洞中摸索着,那中间有太多的残肢、骷髅、惨叫、呻吟以及被剌刀和谎言掩埋的秘密。一个华裔女作家毅然决然地用英语撕开铁幕,向世界传达火成岩般的屠杀真相和太平洋般的深广忧愤!那是怎样一副远离母体的柔弱肩膀,试图扛起流淌在她血液中的民族堆垒在历史深处的苦难!可是,这种探寻真相的艰险历程无异于使如花心灵饱受非人性的屠戮,以致她在写作中身心俱焚。她得了抑郁症,并最终在加州洛斯盖多的私家车内自杀,年仅36岁!在充满了身体写作、时尚写作、快感写作的当今汉语版图上,一滴惨叫的血突然迸溅,慢慢洇开来了,那是一朵英语之树上盛开的血色桃花,映照出汉语写作的苍白和干瘪。

漂泊者文学的叙述者当然是一个移居者。对索尔仁尼琴而言,从作为一个国家隐喻的古拉格群岛逃离,并不意味着他的被劫持者身份获得解放,相反他感到了更深层的被虐杀的危险。他必须在另一个维度上重返充满政治犯的、黑暗的古拉格群岛,他必须质疑劫持者是谁,甚至质疑自己是否也参与了劫持。对沃尔科特而言,被文化殖民的加勒比呈现出多种语言的背景:交叉的文化国界和可疑的含混身份,注定了当他的精神生命降临时他的漂泊就开始了,并且这种漂泊是当下的,随时随机进行的。对格拉斯而言,在历史中穿越国境线,不是从但泽到格但斯克之间的距离,而是从一个纳粹的旧德国迁移到一个改造中的新国家的过程。因此你必须忍受多重分裂的痛苦、灵魂的拷问,并生活在各种不同的形象、理念和符号之中,而不是各个地方的转换,同时在写作上意味着个人文体及叙述方式的确立。就张纯如而言,生长在美国的她对本民族的文化及其历史存在隔膜。但这并不妨碍置身其外的她却做到了置心其内,并烛照它!她是从一个当下时代进入历史深渊的“漂泊者”,一个站在英语和汉语之间犹疑彷徨的“荷戟者”,以至于整个中国都听见了来自大洋彼岸的民间奇女子的最强音:“忘记南京大屠杀,等于是遭受第二场屠杀。”无庸讳言,汉语写作的确失血过多。为什么汉语知识分子无人发出这样的责问:“南京大屠杀之后,写作何为?”对于那些朝思暮想诺贝尔奖的作家们,是否应该想想汉语写作的真正软肋在哪儿?写作应该怎样探入深渊来表现历史的或时代的噬心主题?

由此可见,那些将出境后写下的文字当作漂泊文学或流浪文学,显然是可笑的。何况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各国间经济、文化的差异正在缩小,比如欧盟从政治到货币的一体化,使欧洲“国境”的概念已不那么重要了。例如从法国的乡村到巴黎市,是一种远比从马尼拉迁往纽约更极端的移民行为。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漂泊者的文学能否跨越时代的边境、思想的哨卡和灵魂的边界,并在其间往返、沉浸、渗透。以此来看鲁迅,虽然他的主要作品都写于国内,但他备受思想“炼狱”的烤灸与熬煎,包括他的时代局限,都触伸到了那个时代精神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漂泊者。还有胡适,这个备受争议的领军人物,他的灵魂始终没有停止对自由的思考,以及在官方身份与民间身份之间挣扎与游移,他的挑战专制的勇气和智识仍为后世所称道。

我想,希尼坚称自己为“内心的放逐者”,也是基于个人精神对于世界的疏理和审视,一种向更深处的执着寻求。对于进入新时期的中国作家而言,理应辨明自己被历史劫持的身份:一个来自红色的、狂躁的时代的移民,同时作为一个时代的旁观者,一种双重迁移意义上的漫游者,也即在内心和在历史之中跨越那边境的独行者。问题是,我们都做得不够,或者说我们只是那种表层的反思者,并热衷于向往那个虚设的“世界中心”。

漂泊者文学的写作最终都将落实到语言上。他将在语言中找到他的世界和边界。格拉斯在他的语言中找到他的但泽,并将它装在一个旧铁皮箱里;米沃什坚持着双语写作,但对写诗他决不使用母语以外的文字;昆德拉则将布拉格装在他的变调的语言中;乔伊斯在幻想式的语言中携带着都柏林流浪;而纳博科夫将多民族、多语种的复杂自传注入虚构的世界,例如在小说《艾达》中,他虚构的一个叫埃斯特提兰的国家,就把俄国、法国和美国都统统装了进去。

余光中说:“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熔化的冰……”。一个充分意义上的漂泊性作家,他必然要遭遇多重分裂,经历灵魂漂泊和思想越境的过程,同时必须寻找确证和呈现他自身的有效方式。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对自由的渴望与追寻,并把它交还给更多的遭到禁锢的心灵。

                                                          二OOO年作
                                                          二OO六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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