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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墓史 (阅读3594次)



一个人的墓史
 
苍耳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死了,盖棺论定,墓地便成了他的归宿和终点。但对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就并非如此了。他的墓似乎关涉时间对他的淘洗与评价,因而关涉一种重要史实的书写,也关涉他所置身的这片大陆的政治氛围和意识形态气候。如果一个人的墓冢经过迁葬、埋没、多次修葺和重建,形成了我称之为“墓史”的东西,那么,这时墓冢已成为死者的替身,墓史便有点像逝者的另一种历史,它从终点那儿被强迫着重新长出枝叶,充满了死者生前备受争议的足迹、个人思考与集权政治及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死者并没有死掉,也无法安眠,他不断被活着的人惊醒,吵醒,弄醒。他们不是呼着口号、戴着红袖章,就是捧着鲜花、携着修墓工具,甚至带着放大镜和秃笔来盗掘绯闻大发死人财。总之他们必须弄醒这个沉睡在泥土深处的死者,以便声讨他的罪行,或者嗅嗅有没有利用价值。于是乎,死者就不得不醒来,不得不坐起来倾听坟顶上的时代喧嚣。例如陈独秀,不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历经大毁大誉,一九四二年有两副挽联是这样写的:其一,“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陈铭枢)其二,“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慧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高语罕)这两副挽联发出的慨叹竟得到历史的回应和证实,并曲曲折折地显现于陈的墓史中。陈独秀作为现代中国无法绕过去的历史文化符号,其墓地也成了这个符号最基本、最孤绝的载体之一。人们否定他或肯定他,利用他或敬仰他,都试图通过这个载体来表达什么。这似乎也决定了他的墓不可能不屡经动迁、衰荣与存毁。蜿蜒而行的墓史简直就像他生前历史的倒影:以1942年辞世为零界,两边阴影浓重如暗夜连成一体,并分别向1999年和1919年弥漫扩展,历经了1967年和1927年的血与火,印证着这片古老大陆不断恶性循环的历史图像和政治怪圈,因而成了折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和精神史的一面微暗的镜子。
 
1942:孤绝之渡
 
A、必死之地
四川江津成了陈独秀的必死之地。这是当年激扬凌厉的陈独秀所无法设想的,也是他的追随者和敌人所不可逆料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曾有一句名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句话后来竟成了他自己的真实写照。陈独秀是一个不怕杀头的铁血汉子!集权者多少有些忌惮杀这位在中国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以免引起天怨人怒。陈独秀五次被捕,五次被关进监狱,抓他的有军阀政府,有外国巡捕房,更有国民政府。最后一次被捕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其时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已被蒋介石密令处决,大女儿玉莹死在寻兄的悲凄之途。我们知道,陈独秀选择的死地是监狱,但监狱却没有成为他的必死之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免去中共总书记职务,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多次要求陈独秀去苏联训练和学习,均遭他严辞拒绝:“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所谓训练和学习,说穿了就是洗脑子,就是变相流放。据记载,与中国大革命有关的联共成员、共产国际成员,计有一百六十四名被苏联当局秘密处决。陈独秀若去了苏联,注定回不来,甚至连骸骨都找不到。苏联注定成不了陈独秀的必死之地,此乃性格使然:“苍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堪称陈独秀极富抗争的倔强性格的自我写照。
一九三七年九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释放出狱,蒋介石极尽拉拢之能事,以高官利诱之,邀他担任劳工部长。陈一口回绝:“他杀了多少共产党人,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 公仇私愤,矛头直指政敌,足以让那些叛党者、变节者、投机者尽显卑劣。这时,老友胡适从美国写信来力邀他去美国,说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写自传,也被他婉言谢绝。倘换一个趋利之人,处于如此困境正求之不得:眼见大势已去,且饱受冤屈和排挤,何不退而求其次,早点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寻一处清静之地尽享安逸!但陈独秀是猛士不是懦夫,在他的词典里从来没有“逃避”二字。在他看来,国难当头之际,自己跑到美国去写自传赚钱,拿共产党人鲜血染红的旗帜炫耀自己,那无异于亵渎和背叛!由此可见,他的必死之地既不是陪都重庆,也不可能是大洋彼岸的纽约!
当时上海的托派也派人来联络,劝说陈独秀前往沪上重整托派。此时的陈独秀对托派组织已完全失望:投机钻营者、变节者、告密者太多,内部忙于打口水仗,拉山头,说得多做得少,政治纲领不能随抗战而变化。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也设法将陈独秀弄到美国来,认为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到片山潜在第三国际所起的作用。然而,陈独秀对托洛茨基的看法也变了,批评得相当尖锐:“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他理智地回绝了去沦陷区上海的吁请,深知那儿不是他重振雄风、为抗日摇旗呐喊的地方。与此同时,中共也希望与陈独秀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让他直接去延安,将他养起来,前提是公开承认错误。陈独秀当然无法接受,他质问道:“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陈独秀不是一个拒绝反省之人,但他决不接受共产国际强加给他的“错误”!在他四面楚歌之时,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共产国际、延安中共、胡适、蒋氏集团、上海托派、托洛茨基等——都以“悔过”要挟他,延安的王明、康生之流还在《解放》周刊施放暗箭,造谣中伤,攻击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三百元津贴。于此可见,陈独秀倘去了延安,谁敢保证他不被坐实为“汉奸”而死无葬身之地?!
陈独秀之所以一概拒绝各种政治集团的利诱和威压,不容回旋,其根源在于他的思想观念也经历了否定之否定,不妨听听他自己的表述:“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陈独秀给陈其昌等人的回信》·1937年11月),可以看出他的晚年开始向民主与自由的思想回归,但更注重个人的自由与独立。这是难能可贵的。
 
B、葬于民间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客死江津,享年六十二岁。有意味的是,其时他尚未完成《小学识字教本》的著述,写到“抛”字突发疾病,卧床几天后撒手人寰。他为中国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抛洒了毕生精力和心血,在晚年更抛开四面八方的诱惑和逗引,然后被当时国内外主要政治势力所抛弃——他们无法容忍一个人保持独立的政治立场和自主思想。这注定了陈独秀必然困守在孤绝之地——穷乡僻壤的鹤山坪成了他的必死之地!陈钟凡在哀词中写道:“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拨之坚贞。”此言甚确也。陈独秀之死被当时主要政治势力有意忽略,几乎没有发表悼念性的言论。因为陈活着,他的影响力或可利用;陈死了,便如同干柴烧成灰没什么价值了。在我看来,陈独秀死在必死之地——江津——是独具象征意味的。江津之“津”是关津或要津,也含迷津之意,而且关津和迷津存在互否互含之关联。但关津和迷津皆为道路所连带的,或者它们本身就是一种道路。陈独秀身陷困顿的此岸以及历史、思想的双重迷津,他拼尽最后的余力要做最后之渡,以找寻走出那自以为光明而其实陷入更深迷津的道路。
陈独秀的丧葬及建墓立碑,从逝世那年的六月一日一直延续到次年元月。何之瑜撰《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也是分两次记述了丧葬过程,后一次他这样写道:“墓道之修筑,先生入葬后,芟芜剔秽,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果树,敷布景物,差强人意”。纵观整个丧仪葬式,可以说民间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陈的葬礼得到江津的社会贤达和民众的大力支持,如邓鹤年、邓燮康等。在烽火连天的战时状态,他们为陈的丧事奔走乡野,最终得到一副楠木棺。稀贵的楠木棺同样是民间性的,与官方性的水晶棺形成强烈对比。陈的棺木内置石膏、木炭(按四川习俗不用石灰),入殓时身着青丝棉衣棉裤,裹着白绸,“举体柔弱,而目如生”,“默然观遗容,怆然者久之”(葛康素语)。这是典型的民间的、乡村的葬仪:没有花圈,没有挽幛,也没有人致悼辞,一切均在平旷高远的露天进行。深红色棺木上扎了一朵很大的白绸花,连着两条白绸带,由童男童女牵执开路,“灵榇由鹤山坪移至双石桥附近登舟下驶,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鸣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舟抵鲤鱼石登陆,由其亲属前导,……此外则有先生之戚同党同乡数十人而已”(高语罕:《入蜀前后·独秀之死》)。
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送葬队伍正在肃穆中缓缓行进,这时来了两个陌生人盘问邓燮康:“在这国难之秋,你带头为中共之父送葬,是什么意思?”邓燮康反击道:“我不管他是啥子党,啥子派,一个爱国者客死在此,我敬仰他的人格和道德文章,身为本地士绅,不忍看他陈尸于室!”陌生人厉声质问道,“你们组织这么多人,放鞭放炮,大张旗鼓,是不是想再搞一次‘五四’运动?”邓燮康冷嘲道:“这么说来,你是害怕‘五四’运动吧?”想想看,那一刻,“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躺在棺材里,他死了。他再也不能呐喊了,再也听不见这个饶有意味的对话了。而被“五四”运动启蒙的中国竟然感觉不到他的死,没有人高喊“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了。是谁将他逼死在这个必死之地?谁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使命已经完成?陈生前曾无奈地说:“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归根结蒂,专制和奴性仍统治着中国!这才是陈独秀一生的悲剧和忧思所在。
陈的墓址选在鼎山麓康庄桔园之中,用白条石砌成圆形的墓体,占地近一百二十平米,墓宽五米,长七米,墓周水泥过道宽一米,墓前有石梯,左右有条石凳,墓后有条石堡坎,墓前矗立峡石碑,上镌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1879-1942)”,其书写者并非台静农,也非欧阳竟无,而是名不见经传的葛康素之五堂兄葛康瑜,手书后他亲自錾刻。这一场景为陈独秀大姐之孙吴孟明先生所亲见。吴孟明当时仅十来岁,他问道:“葛叔,为什么不写‘陈独秀先生之墓’?”葛答道:“这是何之瑜的主意。”此碑别出一格,既突出了“独秀”的峻拔不凡,也增添了亲和平易的民间色彩。陈独秀葬于民间几乎是必然的。他的一生是从民间划出的一道锐利闪电,撕裂沉沉夜幕,给无声的中国带来一串串惊蛰的响雷!只是这雷声从此渐稀渐远,直至消弥于复归沉寂的广袤天宇。重要的是心碑和口碑,而不是什么汉白玉碑、水晶棺、镏金文、纪念堂。那些栽赃,诬陷,抹黑,屏蔽,篡改,一旦置于民间、乡间和草间那阔大的背景之中便显得可笑至极。
 
1947:漂流返乡
 
A、漂泊于巨河的亡灵
“白骨可曾归闽海”,陈独秀早年悼何梅士的诗句,几十年后完全适合他自己。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儿子陈松年遵父亲遗嘱将他的灵柩从江津迁回安庆。人们不会忘记,民国初年徐锡麟的遗骸迁葬时,浙江都督派出兵舰和督府要员来安庆亲迎灵柩;吴越归葬安庆,安徽督府在大观亭后举行公祭仪式,军政要员隆重出席,督府乐队奏哀乐,孙中山亲撰“爰有吴君,奋力一掷。戊申义军,耀武挥戈”的祭文。而独秀灵柩的迁葬纯属私人行为,不曾惊动无声的重庆和炮声隆隆的中国。陈松年雇了一条小小的民船,先把灵柩运到一百八十里外的重庆,再由重庆浙江会馆的民船负责托运。史家们大都只专注于宏大的史料,却往往忽略具体的历史场景以及细节。当我的笔尖触及这一史实时,内心便被一幅极黯淡、极悲凉的泅渡图景所打动:一条载着灵柩的小小民船,张着风帆,在凶险诡谲如鬼门关的三峡中浮沉,奔突,旋进,那仿佛就是猛士一生曲折勇进、不知暗礁为何物的连绵倒影:巫峡、瞿塘峡和西陵峡如同他重历人生探求的三个阶段。当小船漂出重庆,漂过武汉,漂过小孤山,亡灵是否会被留有余温的生前足迹所惊醒?不堪回首呵,从一九四七漂向一九二七。还是这条巨河,还是这个武汉。大革命的胜利与崩溃均发生在这个舞台。作为主角之一,他由领袖降为罪人,由波峰卷入谷底。诡谲的戏剧性转折如同河上悬瀑,令他人仰船翻,跌入深渊。但他还是触到了那只看不见的“熊掌”。这场完全不对称、不透明的角力,以他的完败而告终。晚年的他揣摩并反思过这只“熊掌”。先天性的败因其实早就种下了,在“娘胎”里就种下了。
雾霾深锁,猛烈的风从阴阳之间吹过来,吹响了暗箫般的漫漫长夜。隔着这么多年,我看见那木船如同船形墓或冥河之筏,载着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亡灵,在一条日渐衰老的巨河上继续漂流……
“秋风衰劲草,天地何不仁。驾言陟阴岭,川原低暮曛。临空奋远响,寒飙逐雁群。”一九O九年,陈独秀闻长兄孟吉病逝东北,在扶棺南归的千里奔丧中吟成长诗《述哀》。令我震惊的是,诗中似乎预设了命运的玄机,其描叙的悲楚之景竟与三十八年后的场景暗合,读来如漂流中的亡灵的低诉:“扁舟浮沧海,去住随风波。浩淼不可测,起伏惊蛟鼋。……坎坷复踽踽,慷慨怀汩罗。孤篷岂足惜,狂澜满江河。区区百年内,力命相劖磨。……感此百念结,巨浪如嵯峨。噰噰鹡鸰鸟,双飞掠舷过。”他怎么能不想到君曼?一九三八年他从武汉专程来到君曼的家乡霍邱,名为鼓吹抗日,实为忏悔。世上有几个女子能做到君曼那样?早年跟他私奔忍辱负重,中年相夫教子含辛茹苦,还要协助丈夫编辑《新青年》,接待不计其数的革命同志,丈夫被捕她奋力营救,甚至与他一起蹲监狱!做革命家的老婆难,做东躲西藏的革命家的老婆尤难!一九四七年六月,长江正值梅雨季。不知天上是否有惨淡的月光穿透浓云?即便没有,那黑到极处的幽光也会闪烁在惊涛之上,轻轻拍打两个亡灵的呓语和低泣……
 
B、归葬故土
陈独秀自一九一三年遭通缉逃离安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一九三七年秋他乘船去武汉途经安庆,却未下船回故乡看看。这一直是个迷。也许事业受挫百般困扰,也许前路迷茫心事重重,也许带着少妻颇觉尴尬,……,总之他原本应该回乡看看的,可他没有回来。当木船载着灵柩抵达安庆码头时,社会显要显出一副冷漠面孔,只有少数亲朋故旧去江边迎接,更谈不上举行类似吴越那样的葬仪了。
 
冻鸟西北来,下啄枯枝食。
感尔饥寒心,四顾天地窄。(陈独秀:《雪中偕友人登吴山》·1914年)
 
当年陈独秀以冻鸟自比竟成谶语,江津恰好位于安庆偏西南。而安庆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要津,两岸津渡——北岸为盛唐湾渡,南岸为大渡口——更是樯桅如云。陈的深红色棺木先暂置于安庆西门太平寺,然后安葬于城北十里铺叶家冲,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冢安葬。然而,将他与高晓岚合葬是违反独秀本人意愿的。陈与高的结合属包办婚姻,由父母选择和定夺。陈与高氏在志趣、文化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他后来与妻妹高君曼(与高晓岚同父异母)相爱,继而离家出走、同居并结婚,遭到双方家庭的强烈反对和社会非议。这一违伦之举,曾长期是政敌嘲笑的话柄,死后亦成为文痞争相挖掘以赚取稿费的“绯资”。对陈独秀而言,他绝对想不到自己死后仍与原配合冢一处,尽管这合乎高晓岚及家人的愿望。一九三O年高氏临终前在叶家冲购置了一块墓地,嘱咐儿子她死后要与原配合葬。她是大户人家的倔强女子,到死也咽不下这口气。这到底是出于报复还是发自眷恋:你我生不同檐,但求死后同穴!按当地惯例,合冢应男左女右,可是陈的灵柩却葬在高氏右边。原来,高氏灵柩左边紧靠陈家墓地的边缘,右侧尚能容下一口棺材,再说高氏灵柩已年久难移了,因此陈的楠棺只能葬于右侧。这个合冢墓坐北朝南,跟一般村民的墓冢没什么区别,不过隆个黄土包而已,墓碑高不足一米,宽不过半米,上刻“先考陈公乾生字仲甫之墓”,下书“子:延、乔、松、鹤年泣立”。“陈乾生”是陈独秀参加科考时的正式用名。其时知道此名的世人已很少。陈松年这样写显然用心良苦:一则回避那个举世皆晓的名字,可减少来自社会和政治的双重纠缠;二则回归到他与高氏离异前的状态,更合乎母亲高氏的愿望,似乎这样在阴间更易相处。在这个墓冢上,我们不无悲哀地看到陈独秀一生的反抗宿命般地回到原点:他必须回头与原配高氏重组在一起,必须回到反清之前参加科举的那个名字下面。与其说是漂泊一生返归故土,不如说他一生都探寻、挣扎在关津和迷津之间。
 
19681978:湮没的荒冢
迁葬安庆后,陈松年每年清明都要带儿女去父亲坟头扫墓祭祀。据他口述,自一九六一年起,他就没上过坟了。一则当时闹饥荒,一家六口尚且难保,哪顾得上老祖坟;二则陈松年自小谨小慎微,敏感多疑,他嗅到了当时政治气氛越来越危险的苗头。果然,“文革”不久就爆发了,极左猖獗,全民疯狂,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上查三代,下刨九族,剖棺鞭尸是常有的事。陈独秀女儿陈子美(与高君曼所生)居广州,在“文革”期间惨遭造反派辱骂和毒打,只因她是右倾机会主义总头子的女儿!陈子美性格刚烈一如乃父,走投无路时竟携两个儿子偷渡香港:其时她五十六岁,身上绑着酱油桶在水上漂流!陈松年的恐惧和预见是有道理的:在越来越高烧的政治氛围里,父亲成了“牛鬼蛇神”的老祖宗,集各种大帽子于一身:右倾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路线总头子、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者、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汉奸、叛徒。倘父亲灵柩不迁回安庆,在江津更难逃一劫——那样显豁的碑铭(那是烙在党史上的一个反面符号),红卫兵岂能放过它?
陈松年解放后一直在偏僻的砖窑厂工作。老实本份的他看透政治,世事洞明,只埋头干活,尽可能不参与社会性活动。这是他保全家躲过那场浩劫的重要原因。一波波政治运动使陈独秀日益被妖魔化了。政治上的是非功过他无法判断,父亲的形象在他心中越来越灰暗,也是不容规避的事实。那是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家庭和孩子们的前途。他看来是下了决心不去扫墓的,而扫墓必定会引起注意,容易暴露目标。红卫兵都是解放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陈乾生”是谁,但村里年长者还在。结果,父亲的墓冢十八年无人照管,无人培土,亦无人修剪。独秀生前叱咤风云豪气万丈,死后的墓冢竟无人问津,连墓碑也不知去向——
一九七九年三月,       父亲百年诞辰临近,饱经沧桑的陈松年带着家人去扫墓,竟找不到父母的坟地,连叶家冲也更名为先锋生产队了。后来他找到当年抬棺人朱亚圣引路,才在一片绿杉林中找到一个土堆,没有墓碑,跟无主坟一样。历经十八年风霜雨雪的不断冲刷与侵蚀,坟包遮没在荒荆野草中几近于无。如果不被指认,谁也不知道这儿有一个坟——杂草丛生的小土堆下面埋着现代中国的开拓者。难道这是死者被彻底遗忘而被大地记住的最好方式?它竟应验了独秀在《存殁六绝句》中的两句诗——“冢中傲骨成枯骨”、“东风吹泪落孤坟”。陈松年的心颤抖得厉害。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十八年了,他也老了,比父亲更老了。他愧对这座坟。到了这份上,他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还有什么可畏惧的?
为了下次不再找错,陈松年悄悄在杉树上留下刻痕。他问朱亚圣:可晓得墓碑弄哪了?朱亚圣回答:不太清楚,可能拿去铺路了。这个村民的回答是可信的。墓碑不会用来砌房,或者砌猪圈,这不吉利,只能用来铺路。比起斯大林死后遭鞭尸之辱,比起张英、张廷玉被掘墓抛尸,陈算是幸运的了。对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独秀晚年作过痛苦反思和惊人预见:“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给西流的信》·1940年)这样的观点太超前了,在当时不可能被接受。当然,陈独秀会原谅村民们。做铺路石有什么不好呢?他已经将自己的一生当做铺路石了。
 
1979:重立墓碑
陈松年秋天再去墓地时,发现那棵刻有记号的树被人砍掉了。重修墓地之于他,此时变得更加迫切。可是,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修墓非比寻常,弄不好会成为一起政治事件。因此他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并最终获得省政府批准。事实上,这次修葺不过是给几近平地的坟茔隆个土包,然后重立一块墓碑。重立的石碑高零点八五米,宽零点六米,碑文由安徽书法家葛介屏书写,右边一行小字:“公元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中间用隶书大写“陈公仲甫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左边下角写:“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泣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碑铭将陈独秀与高氏并列一起,世俗化、家族化色彩更浓,政治性联想被降到零点。以几十年历经运动之经验,陈松年的担忧并非多余:直接写上“陈独秀先生之墓”仍存在危险,既对活着的陈氏后人,也对父母墓冢构成难以逆料的威胁。然而陈独秀毕竟是一代巨人,完全回避他的革命家、政治家的角色是不妥当的。因此,这个碑铭显然不如前面那一块。它折射了“文革”刚刚结束后的政治气候,似乎正在解冻但寒潮不断,走出阴影的人们仍心有余悸,如履薄冰。
如果老先生地下有知,他一定会发脾气的。没出息!粘粘乎乎,拖泥带水,哪像我陈独秀的墓碑?当年陈松年第一次去南京老虎桥探监,见到父亲后眼泪汪汪,被父亲厉声斥道:“没出息!”与他两个哥哥相比,这小子显得太懦弱了。延年、乔年刚烈一如自己,甚至见面不以父子相称而直呼“独秀同志”。以笔者猜测,若老先生自撰碑铭,当疾书“陈独秀在此耳”!这才合乎他的格调他的脾气。“我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他晚年曾作过如此表白,堪称一生行事风格的恰切写照。不过,他怎么也想不到死后还在“走”(类似“走资派还在走”),飞墙走壁,如鸟似蚁,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海洋中走,在浩如烟海的反面教材中走,在蓬头垢面的牛鬼蛇神中走。在活人看来,这个亡灵走着走着,就有点像喜剧和荒诞剧了,墓地竟成了小戏台。到如今,立块碑还得有人开恩,写个碑文还如此战战兢兢。也许,只有坟顶上的杂草野花以及蚂蚁们昆虫们,才能稍微慰藉这个一直被惊醒、吵醒和弄醒的墓中人。
 
1983:重修墓地
上个世纪末,笔者第一次去拜谒陈独秀墓。刚刚下过一阵微雨,那片森绿的杉树林和茂密的植被均充盈着湿意,空气中仿佛有一种历史腐殖土的混沌气息。笔者在这种氛围中走向这片静穆而孤寂的墓地——从来没有如此切近地直面这个悲怆的墓主。我看到墓顶上有一篷杂草在瑟瑟抖动,仿佛在低诉墓主的命运遭际和亡灵的漂泊无着。碑前摆放着几束沾带雨水的野花儿,显然有人来过。原来,一九八一年五月,陈氏后人就“历史遗留问题”上书中共中央,七月份中央办公厅批转此来信,认为陈独秀墓“可作为历史文物,立一石碑,加以保护。”当地市政府立即拨款两万元,对陈独秀墓地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重修,于一九八三年完工。这次重修,对死者是一次较大的惊扰,重修的必要性也值得怀疑。笔者以为保持原貌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死者的尊重。原墓冢可以向人们闪开一条时空隧道,让人立即触击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历史风云和墓主的命运遭际。但时代一变脸,这坟冢和墓碑也随之变脸。“墓史”还是不可阻挡地续写下来了。
笔者无意否定此次重修所传达的真诚愿望,以及政治解冻、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正向气息。它无疑是陈独秀墓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重修的墓台占地一百八十五平米,呈T形,墓台前的墓道是平缓而上的阶石,长三十米,宽四米,四周为微红的花岗岩护栏,与墓主的狂狷刚烈的性格相符;墓冢高一米五,直径约三米,墓冢四围用白色块石砌成,墓顶未封,黄土微微突起,寓意盖棺未定。整个墓地朴质而庄严,宁谧而孤寂,平民化中透显一种不平之气,一种悲怆的力量。重新书写的墓碑高两米,“陈独秀之墓”由黄山画院院长张建中手书,背面刻有“陈独秀一八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生于安庆,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江津,一九四七年迁安庆与高夫人合冢于此。”正面碑文中没了高晓岚和子嗣们的名字,是迁棺安庆后第一次亮明墓主的身份。如果说楠棺的回迁是他第一次归乡,那么墓碑得以正名便意味着他第二次归乡。前者关涉时间与空间的位移,后者则关涉政治与历史的演变。正是从这里,我听到苍茫深处递来的一声低唤:独秀归来!魂兮归来!
那天我在墓地徘徊良久。从修墓角度说,这次重修可圈可点之处不少,基本能显示墓主的精神品格和悲凉一生,同时保持了大地之子生于斯的民间色彩。不管怎么说,它定格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特定的历史图表中,隐约可以听到一条冰河解冻时发出的坼裂声与碰击声。尤其那宛若火山灰凝成的暗红花岗岩,在远离权力中心的民间、乡间和草间,被浓密的绿荫所环拥而显得如此炽烈而肃穆,感人至深。
 
1989:复原与毁灭
有专家学者认为,江津是陈独秀最初的安葬之地,原墓址远比安庆陈墓的内涵更丰富,文物价值更高。一九八九年江津县政府在原墓址原样复建了陈独秀墓,并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供人瞻仰。有意味的是,当年的整块墓碑已无处可寻,仅在康庄被人拾到一块原墓碑之残片——只剩下“独”字之偏旁“犭”,仿佛一个幽灵陷入孤寞的情状和踽踽而行的独影。
然而,几年后建造江津长江公路大桥南引道时,重修的陈墓竟被推倒、铲平。官方认为那不过是一个空墓而已,再次迁址是不得已而为之,没什么大不了!这种令人错愕的浅薄无知并非限于此事此地,它代表了一种对待历史和人文遗产的虚无态度和流氓意识,至今仍蔓延在当下社会的意识中。谁能想象巨大的推土机轰隆隆开过来,像铲掉障碍物那样将陈墓夷为平地?且不说这是真实的陈墓遗址,即便是一个标志或象征物,其意义也与实体墓等值,它的神圣性不容亵渎,更不容随意变更!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巨大的魔影随着双轨制时代降临了:它并非来自极左的否定力量,而是工业化巨兽正在将当年那个温厚侠义的江津,变成另一个富足浅薄的江津。这是否意味着陈独秀必须再死一次?官方宣称,陈墓推平处已插上电线杆作为标记,计划重建墓地并立独秀雕像一尊。往明处说这是表达对死者的尊敬,但真实的动力更多的来自经济考量——建立景点搞活旅游,以迎合剧烈变迁的时代花脸和市场价值观。随着全球化浪潮日益深入,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及其连带的意识形态,正在改变这里和那里,并损毁那些有碍于它的精神质素和文化底座。
 
1999:陈独秀墓园 
陈独秀死后注定得不到安宁。他的墓始终关涉这片大陆的政治氛围和意识形态气候。每一次大变动都触及陈墓的碑石和泥土,惊扰沉睡在这儿的亡灵。那些铁镐挖动的声音、打磨石块的噪声以及人群的喧嚷,不过在证实死者生前就领教过的那只诡谲之手的魔力。陈独秀墓园一期工程,于一九九九年底动工至二OO一年初结束。这个新墓看上去完全像一个富豪的墓体,富丽华美的汉白玉闪闪发光,正午时甚至有些刺眼。据称修墓耗资一百二十万,墓台由原来的一百八十五平米扩展为一千平米,耗资最大的是半球形冢体用汉白玉贴面,其高度由原来一米五提升至四米,直径七米,并完全封顶;墓台地面镶嵌斧剁花岗岩,四周仍为汉白玉雕拦;新立的黑色花岗岩墓碑高二米四,上刻一行镏金大字:“陈独秀先生之墓”,据称是拼凑欧阳洵的字体,经电脑放大制作而成,让人感觉莫名其妙,不伦不类。如此奢华、浮躁、酸气,与死者清贫、孤寂、悲怆的一生相去甚远,也与死者的精神品性相去甚远。据当地飞行员说,有了这个闪闪发光之物,军机返航可以不用航标灯了。笔者不止一次带领学生去拜谒这个新墓,每次脑海中都浮现当年那个朴素寒伧的小土墓。两相比较,那种逼人思考的悲剧性和直抵人心的震撼力,完全感受不到了。
 
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
(陈独秀:《对月忆金陵旧游》)
看来入土为安的亡者是无法安眠于斯了。这个浮华作秀的全球化时代,尽可以在活人们中间撒欢、喧腾、抛锈球,为什么却要让一个先驱者的亡灵不得安宁,让一个不合时宜的思想者的墓冢去迎合它?新墓冢寸草不生,雨水不入,均被华美玉石彻底隔开,毫无生气、灵气和旷野气。老先生在地下,想必再也感觉不到草之枯荣、虫之低吟了。据介绍,整个墓园规划用地一百五十亩,南北长三百八十米,东西宽三百米,沿南北中轴线设立墓台、纪念广场、陈列馆、塑像、碑廊等。很显然,之所以如此大兴土木,其主要动机是为了打造的“历史文化名城”,并推动“红色旅游”。笔者并不反对为陈独秀修建墓园:你尽可以在原墓周围新建一些纪念性建筑物,却完全没必要毁掉二十年前的旧墓(这本身已是文物),去修建这样一个奢华的墓冢!笔者对此一直郁闷难解。我认为,汉白玉这种材质与陈独秀的精神品质南辕北辙。是不是石材的等级越高,便意味着亡者的地位和精神境界越高?如果有朝一日官方恢复陈独秀应有的历史地位,是否意味着要用更华贵的材质更宏大的规模再修一次墓冢呢?想想看,位于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冢(也埋葬着他的家人),与其他墓冢并无特别之处(墓碑由浅灰色的花岗岩制成,高约四米,碑顶上是马克思青铜胸像,碑正面刻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百多年来并没有因马克思死后影响日隆而重修或扩建,一切均保持当年原样。然而这并不妨碍后人对马克思的历史评价,以及无数的崇拜者来敬谒他。
前面说过,陈独秀二十年前乃至六十年前的旧墓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改变它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而且让亡灵备受折腾,连享受“入土为安”也成为奢望。但修墓者不这样认为。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原墓只享受“市重点文物保护”,现在可以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了。呜呼哀哉,保护欤?破坏欤?一时间竟变得模糊难辨了。笔者还想到一个细节:一张陈独秀与彭述之被捕后的双人照,一直被研究家们误读,传讹至今:那个双目炯炯、咧嘴在笑的陈被误认为彭,而双目赤红、眼疾颇重的彭却被当成了陈。建党七十周年时,中央权威部门摄制一部大型纪实纪录片《中流砥柱》,第六集仍把彭述之当作陈独秀介绍给观众。它象征性地暗示或传达了一个信息:陈独秀锁在迷雾中的真面,远未让官方和世人充分认识。
在我看来,陈独秀为民主和科学奔走呼号一生,到了晚年才意识到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比什么都重要。他拒绝成为棋局的一粒棋子。前文说过,江津何以成了陈独秀的必死之地,原因正在于他看透了各种政治力量构置的棋局,他不能以牺牲独立和自由为代价去换取权力和荣耀,而宁愿坚守清贫、孤寂和惨淡直至死去。
 
二○○六年八月
 
载《随笔》2007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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