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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会不会飞 (阅读3289次)



                                土豆会不会飞  

    在写作中,诸如此类看似多余的问题会引诱我。当它与历史语境纠缠在一起时,它就并非一个简单的常识了。至少土豆在我的记忆中不会停下它虚无的翅膀。它给穷人餐桌上带来的快乐,几乎与带给小布尔乔亚的优雅相当,尽管后者经过了膨化处理。这么说吧,比起肯德基、星巴克、口香糖、爵士乐来,土豆这个原产于安第斯山脉、从土中一拔就带起一大嘟噜的泥果果,堪称正在上演的“全球化”歌剧的先驱了。现在,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能见到土豆那灰头土脑的傻模样。一个饥饿的非洲小女孩抓土豆的样子,会让你怀疑她的手里抓的是泥块。土豆惊人的繁衍能力,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在我下放的那片穷乡僻壤的一个小村子里,那个叫做“马铃薯”的舶来货早已本土化了。不用说,我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豆生产者。你在这张照片上看得很清楚:我一手撑着锄头柄,一手叉着腰,带着奇怪的笑意站在绿茵茵的土豆地里。而如今,当我在麦当劳一边啃着油炸鸡腿,一边品尝细软的薯条时,心里便弱智地想着一个问题:这是二十八年前我在人民公社的田垄里种的那土豆吗?

    我得承认,麦当劳的确把土豆的味道改变了。还有,你在任何超市均可买到的香脆的膨化薯片,都属于那种不看名字便吃不出原味的现代食物。膨化的土豆在全球化时代似乎包含了布尔乔亚的优雅气味,而网虫一张口时你就可以强烈感到这种气味。这如同听不懂“酷毙了”、不会耸肩便意味着土包子一样。所有的名词都要经过膨化处理呀。重要的是将“土豆”的“土”字去掉,换上“香”和“软”,或者干脆还叫“马铃薯”,这多少还能跟意识形态淀粉扯上点边儿。

    聂鲁达认为土豆是“所有国家的饥饿之迷……是人民埋藏在地下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这是对的。难道你没看见照片上那个瘦得根本不象我的我吗?还有身后那人民公社的地垄和土豆堆似的草屋顶?隔了这么久远,我依然能听见他的肚子咕咕直叫。他大约想到“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于是便发出奇怪的笑意。不过,因红场“牛肉”吃得过多而饿死,而气壮如牛的人,也不在少数。

    尽管我们已进入象形人和拼音人联姻的时代,但笨拙的土豆仍会在忘却中迅速抓住我。种土豆的劳作已将那个我变成另一个人,那么这另一个人吃了膨化薯条,又将变成怎样一个人呢?

    实际上,当时我根本吃不上牛肉。那时候,我不知道站在土豆地里,其实是被包裹在一个庞大而灰色的乌托邦里。后来读报时,读到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细节:五十年代,毛泽东在得知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曾自我解嘲地说:“我们甚至不能将土豆放飞到天上去。”这是典型的毛氏幽默,举重若轻,令人忍俊不禁。土豆当然不会飞,也无法放飞。土豆不可能不长在泥土里。但问题是,我们总是在想方设法地“放飞”土豆,或者放飞象土豆一样的东西。既然连“土豆放飞到天上去”都不可能,那么我们该怎样上“九天揽月”呢?这种自相矛盾的巨大断裂,其实我们都视而不见,但它却潜藏在人民公社那广袤田畈的每一道缝隙,每一缕炊烟里,同样也潜藏在我纵目远方的迷惘而奇怪的笑意里。

    应该说,土得掉渣的土豆莫名其妙地与权力话语攀上了“亲”,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中写到马雅可夫斯基时说:“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被强行推广,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薯。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这岂止是一个绝妙的比喻?叶卡捷琳娜时代的马铃薯的确从马雅可夫斯基的“红色楼梯”上滚下来了。这是诗人的第一次死亡。自杀才是他的第二次死亡。另一个令我震惊的事实是,那个极力颂扬斯大林又备受他怀疑的高尔基,在他死后,他的房子竟被秘密警察彻底搜查,而且不止一次。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被捕时,甚至把他家中的土豆也一个个切开,以寻找他们所需要的材料。这个细节不能不令人震惊。正如革命者最终难逃被革掉“命”的命运,连小小的土豆也难逃秘密鹰犬的血红眼睛。

    看来,红色乌托邦造成的压力也会使土豆发生微妙变异。我疑心马铃薯那副泥俑的傻模样,浑身长着越来越多的、不规则的、凹下去的红点儿,便与此脱不了干系。这些不可解的红点儿,象眼睛和脐眼一样,同样在呆望着发出奇怪蓝色的不可解的天空。不是吗?当我幻想着二十八年后再度潜回到那个农家的阁楼选取土豆种,我仍能看见众土豆在那昏暗而干燥的地板上提前发着芽儿,从那红点儿的凹处爬出灰白的、细如蚯蚓的芽丝儿。谁都知道,这时的土豆是有毒的,是不能食用的。这与我在麦当劳大嚼大咽时的感觉有相似之处,细白的薯条令我想到当年土豆提前发的细芽儿。

    但我仍然感谢土豆!真的,我从内心感激它。那焐在火灰里的土豆散发出原始的泥土味,让你慢慢沉静下来。土豆哦终归是一种抵抗饥饿的、紧密而粘稠的食物。这也许就是我在这个树影斑驳的冬日下午写它的缘由了。那个帮我选土豆种的老农,他那树皮般的满脸皱纹,和象细数着他的孩子一样的斑驳表情,早已象土豆泥一样烂在我的记忆中了(马克思曾说他们就象一个袋子里的土豆)。此刻我写下它,只是为了获得一种平衡,以便让他们再度出现或消失。应该承认,土豆内含着意识形态的矿物质,曾让许多象我一样的饥者在度过饥馑之冬后仍骨瘦如柴、奄奄一息。这是一个奇怪而有趣的悖论。

    想当年,西班牙的殖民者进入安第斯山脉时,想找到他们梦寐以求的黄金和白银的宝藏。这些疯狂的杀戮者和攫取者们,却没有发现印加农民收获的土豆才是真正的财宝。由此我想到土豆还是会飞的。它那泥色的翅膀帮助它们飞到穷人的餐桌上,飞到孟加拉和非洲的最贫瘠的死亡之角,也飞到凡高油画里那个荷兰农民的白晕蒙蒙的汽灯下面。甚至那些偷土豆的人宁愿被打死,也不愿被饿死,打死也比饿死在自家地上强。这是发生在那些饥荒年代的令人惊心的简单故事。

    里尔克有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民谣》,其中有一节这样写道:“一个孩子为土豆拔草/一面拔一面轻轻唱,/到了深夜的梦里/他的歌还在为你响。”我想这个拔草的孩子,肯定是泥土的孩子了,他唱的歌也象土豆一样四处生长。据说在印弟安土著语中,土豆的名称有上千种之多,其中“奎路尔”是“星星”的意思,“易皮路”是“雄风”的意思。真够诗意的,岂不是在暗示土豆也会飞?诗人说“泥土高得下雪”,那土豆理所当然的就是满天的星星了。

                                                
                                                   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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