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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卫峰的生肖和卧室 (阅读2691次)



                             赵卫峰的生肖和卧室
                                   黄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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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为这个题目设想了一下它的“前途”,带有隐秘性质的题目总是引人注意,并不只是因为赵卫峰在贵州诗界的代表性,其实在国内,他也是颇具实力和影响力的诗人与评论家。所以在读完赵卫峰的诗歌后,我大脑就突然蹦出了这个题目,出来了怎么也赶不走,于是我决定把它留下来并决定对它善始善终。想想这也是赵卫峰诗歌的怪异性造的“孽”给折磨的。
    实际上,这个“生肖”与“卧室”是赵卫峰的两组诗题。而我之所以在赵卫峰众多的诗歌单独挑选这两组,是因为这些诗基本上体现了赵氏风格。而对于赵卫峰来说,风格并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变的取消形式与规律上的局限的。风格是一种写作观念的修复与反修复?!它们相互指示、相互遵从,像在一个天平的两边舞蹈,到最后至少构成了一个人的诗史,或者史诗,这才是真正狂傲宏大的写作。事实上,有时把一个诗人的诗歌“浓缩”一下,或许更能说明白一些问题,这是一种微观的把握,其往往是细致而充实的,从中也对应了一个人审美的角度和审视的综合能力,同时还有可能避免一种泛评论的空洞。
    言及今天中国诗坛现象,经常提到或者比较客观的事实便是多元共存。那么这个多元是否还可以更具体一些呢?大致上(或大体上)呈现四种模式:传统抒情诗、现代抒情诗与后现代的口语诗,还有就是现在风头正劲的叙述诗,后者就特征而言应该介乎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当然这些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我列举仅仅是想说明,存在的多元模式都有其追随者,而且各个类别都可以说得上是人数鼎盛。这样则造成一个结果,那就是在诗歌的呈现上,每一类别出现的模式基本一样,这种整体性的潮流化事实上也就取消了相同种类的诗歌的特征,或者说,特征仅仅存在于种类的不同,无疑这是个性化缺乏的明显标志,也是一种创造性的缺失,造成这样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比如说长期的刊物引导方向,这种共性的号召力往往催生了某些诗人低下的意识,产生集体倾向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的目标。
    这样,赵卫峰和他的生肖与卧室的出场就很顺理成章了,我是说一位个性化诗人挟持着他独特的文本的出现无疑是重要的。对于他本人来说,他维持了自身的写作秩序和内心创作守则的刻意性;对于诗坛而言,这是另外的光亮,也有可能是一种启示的声音;对于阅读者,这是眼球的幸福和反思的契机。具体到诗歌,语言无疑是个性最直接的体现,而达到语言或使语言产生效果的则是写作手法,这些恰恰是诗歌相异划分的标志与创造性的检阅。
   《生肖十二》就如题目所言,写了十二生肖。每一个生肖既是实物又是一个象征体,诗人以反常规的思维方式,灵活多变的视角,通过动物的性情,将一种生命与生活的认识和体会寓意化;所有的生肖都说出了不可思议的“话”,并且语调各有不同。与传统叙述截然不同的是,赵卫峰在这组诗里最明显的是采用了一种诙谐幽默讥讽的语言风格,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尝试,至少其提供了一个诗的新文本,扩充了现代诗的表现形式。我不想暧昧地说这是什么颠覆,但赵卫峰对当下汉语诗语境应该有不满的成分,于是他切实地进行着实验。这是一个明智而清醒的写作者必须的习惯。实验比颠覆更有价值,尽管两者都有预谋和危险性,但实验是平和的、内敛的,实验是一种写作君子行为;而颠覆则是霸道的,一意孤行的,往往不可理喻地包容错误。实验的最终结果是极有可能获得认可而成为一种引领。而在那种诙谐幽默风格的呈现上,赵卫峰居然还做到了“细致”,制造出多个风格的“孪生兄弟”,这一种刻意的行为从中可看出诗人对语言追求的态度。
    比如《卯:兔》这首诗,他是用一种调侃的语调通过对兔子的描绘的,但这丝毫无损一只兔子的“美好”呈现:在雾里,它白花花 /桂树下,它可以一丝不挂/是的,其时它与月光同是一个家。这些诗句自然,不造作,但暗含意趣和机智,让我们慢慢咀嚼到那个与兔子有关的美丽的神话。比如《申:猴》这首诗,则是通过一种介绍式的语调谐趣地说明一只猴子的,包括它的动作行为生活习性等,但这只是一种印象式的言论,其实是诗人对所谓的常识持一种怀疑:——但我们有所不知/我们所知的一般不过常识。一只常识以外的猴子或者有着更深远的知识、内涵和含义,更值得寻求,其同样是重要而有价值的。值得一提的是《丑:牛》与《酉:鸡》这两首诗,赵卫峰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前者是一头牛低调的独白,似乎写得漫不经心,但恰恰是这样,更让人触目惊心,为动物的命运,一头穿着动物衣裳的牛“说话”了是一个隐含的指代吗:我对这片土地犁得深沉,只因/我除了干这个就不能干别的。在此除了感受到一头动物的辛酸,还能读出作者那种更深切的同情心。后者则是一只不羁的鸡对自己的把握和认识,从高昂的宣言到逐渐形而上的冷静:“喔,此时我清醒意识到我的地位/比老人低,比婴儿易醒,习惯了/在乱糟糟的床上迎接色迷迷的黎明”。一只“翅膀被规律收拢”的愤青的鸡最终回到了现实,或许就这样扼杀了以前一些激情和血性甚至也有一些萌芽的真理,这就是所谓的成长与成熟吗?动物的异性化,人类的同性化,两者是对等的吗?这是暗喻还是暗示?你自然觉得一种幽默的上面涂上了一层黑色的色彩。赵卫峰写得冷峻、缓慢、着意而充满思辨的味道,这些诗可谓是各种类诗的组合体,口语、叙述、抒情、张力的质感信手拈来穿插亮相,就好像他把各类别的诗作了一次拆解而拼贴出自己的诗歌一样;他制造了一种“集大成”的诗歌。赵卫峰让十二个生肖都达到了或者创造了目的,十二个生肖繁衍了比十二个更多的空间(人类社会的?);或许他在张扬一种新寓言诗和童话诗,而以这样的方式去呈现和揭示则更看出诗人对“生态”关注和体验得透彻。
    我刚才提到了“思辨”这个词,深化一下即是一种理性的表现,学术化一点表述则是学界所说的玄学,或者确切一点说,是玄学所包含的一个类别。这恰恰是赵卫峰诗歌的另一个特色。我提这个,并不是要把赵卫峰的诗强硬地加入某个范畴。事实上,解决理性怎样进入诗歌比命名本身更重要。而这个问题在我国诗界基本上被忽视了,进入技术性这样的细节讨论更是极其罕见。国学大师、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教授饶宗颐先生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及,说中国对于玄学说理的不重视是因为一种神性观念的缺失,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么,把理性进行曲唱下去甚至本能化是不是精神的一种救赎呢?!我想至少这是积极的行为,不论其呈现的结果如何,都是诗人一种良知意识的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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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感性为主的汉语诗中,当以理性的面目出现时则是所谓的另类了,我要说的是,赵卫峰在这一点的处理是非常微妙的,因为他做到了“情理兼容”,寓情于理或者寓理于情,即是说,感性的虚无和理性的踏板在他的诗歌中被衔接住了而成为一个合作又单独的价值平台;赵卫峰用词语或者手法的表现使理性获得“软化”变作抽象的出场,又或者通过叙述间接把理性呈现而让诗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美感和力量。
    卧室系列共五首诗,据赵卫峰说尚未写完,我相信这应该是未完成的,因为卧室是私秘的,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地方,是那种难以形容的未知境地,它呼应着一个诗人不断的发现和灵感的远游。而赵卫峰从一个私人的地方出发,这说明他对个人性的自觉,在卧室思考则是自我精神的透露和表现,从另一角度,也看出其反对那种硕大无朋与虚无飘渺的理想和灵魂言说,他关注的是那种从身边的细节捕获的理性,这样其所获知的思考往往是真实的。当然真实只是经验的一种,不一定是所谓的“高度”。事实我想说,这恰恰是赵卫峰的诗歌的另一个怪异之处——思想的怪异;因为其思考的最终结果不一定是形而上的,甚至有可能是形而下(我希望是形而中)的。我不想过多关注这一问题,倒是对赵卫峰理性在诗歌中的处理深感兴趣;顺便插一句,他对于形而上的消解也是从理性中逐步挺进的。
    如《卧室:在夜里》一诗——在夜里,能见与否都可最大限度被宽容/被理解;一条河因妥协而弯曲,而更美。这里,赵卫峰以一个理性的概括性的句子作为诗歌的引子,像一个标本的支架等待蝴蝶“丰满”一样,事实指明了夜的博大和它那漆黑无边的羽翼,恰恰是这样,一条河作为事物的出场即便是因妥协而弯曲也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妥协”是主观的,其已被付上了一种人为的使用的暴力,但却直达语义的中心;妥协同时是“虚”的,是一种无法看见的状况,弯曲则是河流客观与形象的表现或实际,它使”妥协“的存在有了一个合理化的台阶,虚与实的搭配一下子提供了一个理性的向度,构成了对上一句子的呼应与辅助,也是一种佐证式的填补。妥协一词无疑是关键的,它主观的进入,强制地起了感性的作用,但却造就了被描述事物的理性出场,一个词语于是成为了润滑油。一种理性是词语运用的谋略和妥善的技巧性的处理。
    又如《卧室:风又来了》,是通过描述卧室周围环境而慢慢获得一种视角与观点的,你也可以认为是一种体验式与归纳式,或者说诗人情绪的流动喷墨为一种经验,其让人的感觉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当其蕴含在诗中则若隐若现——只可意会,而绝不是那种警言式地惹人注目(警言在诗歌中可能是一种失败的方式,它往往破坏诗的美感),所以依然具有一种形象化的特征。这意味着赵卫峰的“诗感”早存在于构思中。理性的谨慎之处就在于,它还有一个怎样感性表达的构思,它在出纸张的社会之前,就已经“工作”了。只有风前赴后继/经过新生事物,经过危旧城垣/而后转身迈上了不归路,我们一样/还像昨夜,什么也没留下/什么也没带走。无疑描述环境的过程其实营造了一条感性的通道,它起一种铺垫的作用,其使理性的呈现自然而然而不突兀。
    事实上,理性在诗歌中的展现还有一种是通过叙述,只是这种叙述已不同于传统那种直白的说明,而是借助各种修辞手法,这应该是一种叙述的衍生和变革,一种鲜活的叙述,采用一种间接的进行方式,事实是为了让语义更好的抵达和表现,由于诗歌的短,它的“搭建”还必须带有一种“速度性”,目的是尽快地使叙述的对象产生一种意象的合理化或理性化。类似庞德所说的那样:意象是瞬间表现的理智与感情的情结。在《卧室:插叙》中,主体的卧室是作为被叙述的对象出场的,诗人的意图是将其打造成一个具有思辨意味的盒子,并证明这个盒子(意象)的正确性。其间分别用了明喻、拟人、类比和假设等的修辞及手法,这就避免了将理性直接进行下去的硬梆梆呈现。修辞无疑是一种软化的工具了,其磨合和消解一首理性诗作的“轮廓”,让诗歌回到诗歌的轨道上,这种形象化的特征通过下达到诗句时还给了一首诗歌一个理性的解压包:卧室连同你的思考同样也是被“消解”的——“就被一场奇异的风吹/摆平了”。无疑这是一个让人意外的解压密码,一种解构的意味充填其中。赵卫峰的思辨无所谓建立?或者建立一种无意义的意义?!一种诗歌的“无厘头”?!那么解构也是重构了——一种认知与精神的重构。所有的事物和附着在上面的思想或许应该是无固定向度的。在《卧室:小抒情》与《卧室:比如说》这两首诗,很大程度上也沿袭了这方面的脉络和秉承了这一叙述风格的。
    上面的情况我都提到了形象或形象化这一问题,那么形象又是什么?莫里斯•布朗肖在其著作《文学空间》中精辟地分析:“当什么也没有时,形象具有自身的条件,但又消失其中。形象要求中性和外界的消隐,它要求一切全回到任何东西在其中都得不到肯定的无动于衷的深处,它走向依然在空无中的那种东西的内在深处:它的真实性,就在此。但是,这种真实性超越了它;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是它在那里止步的界限。”当你看见莫里斯•布朗肖为形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如此繁琐又理性地描绘了“形象”这一幅“图画”并准确地回答了形象这个问题时,其实也间接地同时回答了形象与理性的关系:相互嵌入地使用,相互的说明和图解,像山水缠绕一样密不可分。无疑在理性诗歌的使用上就更是这样的。事实上理性的诗歌是更讲究形象化的诗歌,其甚至使诗歌呈现了一种双重(或多重)形象的架构,籍此也增加了诗的元素和审美因子,使诗歌更诗歌化。那么在诗歌中进行理性的诗人是否还具备了某种写作的使命感呢?!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卧室》这组诗歌的语句大抵比较短促(这也是赵卫峰其它不少诗歌的面目,可以说是他诗歌的一个特点),有点像现代诗的绝句一样,这是理性在诗歌中操作的另一个难度,由一种越短越力量化的写作意识和进行着的事实印证的;理性的目的是“文字”(阐释性等)的放纵。所以那些简洁的句子既是形式的本身,也是一个诗句的个体或单位,还可能是一个总体,其甚至在最短的一次“出现”中抵达某种意义的完成。
    赵卫峰曾在给我的信中提到他对自己的诗歌从来就“不自信”,这是一种怀疑的态度,怀疑往往是一个人学识深入持续下去的诱因,它倾向于或实际于再思考与再否定,这样一个人的作品所呈现的面貌和质地总在检阅之中。其实一个自觉的诗人,他也总会担心自己的诗歌给诗坛带来负面与污染,他对每一步实践都不满意,所以每每对待之则更谨慎至微,以至惴惴不安。怀疑是一种病态的求索和观念,它的发展是一种良性的不治之症,它只为武装和完成进步这个词的实质,它的指向既有重新塑造,又会让之前的塑造更彻底厚实。这一态度对于那些经常标榜自己诗歌达到“涅磐”境界的诗人大约又是一种榜样。

(发表于2007年第三期《贵州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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