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评论家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 关于“彭燕郊访谈”的几点想法 ——兼谈《彭燕郊诗文集》的出版 (阅读2740次)



                
             关于“彭燕郊访谈”的几点想法
             ——兼谈《彭燕郊诗文集》的出版

                       一
    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对于史料的重视,期刊杂志研究、历史人物访谈一类研究工作,可谓方兴未艾。对于年届八旬的诗人彭燕郊(1920~)先生的系列访谈,大致也可归入这样一种语境之中。大约2003年的时候,我就有了访谈的意念,工作真正开始已是2005年的夏天。
    做“彭燕郊访谈”,我最初的考虑是取用比较纯粹的口述历史式方法,即如唐德刚做《胡适口述自传》。“口述历史”在当下中国知识界是一种热门的写作方式,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对谈。一个最主要的动因,是想彰显一种参与意识——个人对于历史的参与。而这,也应合了彭燕郊先生的要求,在访问工作尚未正式展开之前——2005年5月初,我到彭燕郊先生家里取材料的时候,他就说过,希望我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对谈。在后来的访谈过程中,他也曾强调,“我不喜欢那种记者问答式的访谈”。
    所谓“平等的对谈”,关键应在于“平等”二字,谈话者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等级差别,而是尽可能地展开充分的交流——合理的交流方式,在我看来,是以倾听为基础,夹之以必要的讨论甚至是争论;藉助倾听与讨论,将话题不断展开、不断深入。但如何能更好地参与历史,如何能与一位诗歌写作经历已近60年(按,彭燕郊先生自1938年即开始诗歌创作)、至今仍保持着强烈的艺术探索激情的老诗人展开一种“平等的对谈”,这对我其实提出了一种更高的要求:不能被动地准备材料,而应该主动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而“问题”,自然需要从诗人的作品中来,也需要从历史本身中来。由此,从2005年5月到7月,我不仅翻阅了彭燕郊先生所提供的几种材料,包括他的一些个人作品集以及此前他人做过的多种访谈材料;也翻阅了能够找到的他的所有作品,以及更多的文学史材料,包括当年的期刊杂志,后来的史料选辑、文学史著作等等。当时,我粗略地列出了8页提纲。提纲之中,又大致区分了几类主题。这么做,主要目的自然是想使话题不致过于散漫,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对于访问前景的初步估量。
    但随着谈话的不断展开,8页提纲很快就显得很不够了。个中原因,是因为谈话本身,谈话的次数大大超过了预想,而“谈话”本来又是一个并不能完全预料和掌控的过程——恰如个人的思想无法掌控一样。在谈话过程之中,与原有提纲被不断突破相应的,是新的问题被不断激发。我将这归因于一点:诗人彭燕郊先生的经历与写作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以及诗人对于这种丰富性的自觉追求。惟其丰富,才能够激发起更多的话题与问题。

                          二

    做“彭燕郊访谈”,自然是有几个想法的。最简单的,是想促进彭燕郊这一个案的研究。
    很显然,并非每一个写作个体都有足够充沛的“个案研究”意义,也并不是每一个个体担当得起一些重要的文学史命题;但文学史上却往往又会有错位的现象,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诗人往往并不能及时获具与其创作相称的诗名,彭燕郊即是这样的一位。
    这样一个局面的形成,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传播应该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因素。长期以来,诗人彭燕郊的传播始终比较零散,相关原始资料的整理基本上还没有展开[1]。与这样一种状况相对应的,自然是缺乏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事实上,检索近年来的“彭燕郊研究”,尽管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讨论[2],但总体而言,研究被拘囿于两个思路之中:一方面,被纳入“七月派”的研究思路之中,另一方面,往往又成为了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现象——在诗人后半生所生活的湖南本土,有着更多的关注与研究,但其“本土诗名”与在整个新诗语境之中所获得的名声显然还远不相称。这可视为彭燕郊研究尚未充分展开的一个表症。
    我乐于将这次访谈视为一种基础性的工作,即对于一个更为丰富、立体的彭燕郊形象的寻求。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即新诗史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目前学界所展开的诗歌研究图景,思想性的阐释往往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研究的历史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忽略。所谓“历史性”,并非简单地考据,也并非以“历史”来衡量个体写作的价值,而是借助各种历史因素来促成对于对象的深入认识——通过各种历史因素,以考量写作行为、诗歌主题到底如何生发,有哪些显性的与隐性的因素在起着作用。也即,通过各种历史因素,来看取新诗自身经验的凝结与生长,当然,也包括它的受阻与歧变。惟有充分考虑到了这些因素,个体的问题才能超出个体的具有而提升到新诗史与文学史的高度——成为新诗史与文学史的问题,成为当下新诗写作本身可堪利用的资源,而不仅仅是故纸堆里的陈货。
    我有意将“彭燕郊”放置到这样的序列之中:一方面,要尽可能地通过谈话来使“彭燕郊”变得细化、丰富化;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彭燕郊”这一个案来透现更多的、更丰富的文学史话题。因此,在实际访问过程中,我不仅设置了一些新诗史与文学史方面的问题,并且,总希望能将谈话过程中突然冒出来的问题不断深究下去,这样一来,访谈虽然无法做到对新诗史和文学史的话题展开整体性的观照,但的确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线索——我乐于将这些线索视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点。

                        三

    做“彭燕郊访谈”,也略略包含了我个人对于现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某些叙述(或者说简化策略)的不满。
    文学史叙述是一个宏大的话题,这里化约为一个小的问题来看。近年来,我个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诗人穆旦。按照现行文学史的叙述,穆旦是“九叶诗派”(或称之为“中国新诗派”)的代表性诗人。而彭燕郊,则被归入“七月诗派”。这两个诗歌流派现已被视为19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基本概念[3],尽管就命名本身而言,“九叶诗派”或“中国新诗派”近年来学界已多有质疑。这里倒无意于对命名本身进行辨析,而是想强调一点:一如1940年代两派诗人所产生的某种观点分歧乃至意气之争[4],文学史往往将两者处理成相对独立的诗歌写作群体或者文学史现象,或者有意无意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对立与分歧,对于两派诗人的诗学经验则极少进行深入有效的整合。
    这样的态度,套用上文讨论中的观点,无疑是“非历史化”的。而“非历史化”的态势显然又是复杂的。举一个例子来看,1948年2月——其时,不仅《中国新诗》丛刊要4个月之后才诞生,“九叶诗派”更是无从说起,诗人唐湜发表了一篇《诗的新生代》[5]。它后来成为了一篇广被征引的文献,一个原因是因为“新生代”这一命名[6]。更多的原因则是对于“两个高高的浪峰”的体认:“辛勤工作”的穆旦、杜运燮等人是“自觉的现代主义者”,私淑于“艾略特与奥登、史班德们”,“气质是内敛又凝重的”;“果敢的进击”的绿原等人“不自觉地走向了诗的现代化道路”,“私淑着鲁迅先生的尼采主义的精神风格,崇高、勇敢、孤傲,在生活里自觉地走向了战斗”,“由生活到诗,一种自然的升华”。并且,“这两个浪峰渐渐该交互起着作用了”。以“自觉”和“不自觉”来区分,包含了对于不同诗人群体的写作风格、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区分;希冀他们“交互作用”,则是对于诗歌发展趋势的归结或者说对于前景的希冀。
    放置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之中,唐湜并非占据核心地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但在1940年代末期,他的批评文字还是很有特色,考虑到当时政治话语已经大面积地充斥到批评之中,这一点显得难能可贵。但随着时间衍进,问题也逐渐产生:在当前的文学史叙述中,某些时候,历史图景被简单移换——从1940年代直接移换到1970年代甚至更后[7];而在原本混沌的文学史格局变得清晰化的同时,复杂的文学史图景也被并不恰当地简化。事实上,细细检索1940年代各类期刊,其实际图景远比今日所设想的复杂(在1940年代中前期尤其如此),所谓“七月派诗人”与“九叶诗人”在同一刊物发表作品的情形其实多有出现——就这里所提及的穆旦与彭燕郊,即曾在《诗文学》(1945)等等刊物同时发表过作品。这些现象除了表明不同群体的诗人在当时共同分享了某些发表空间——有理由相信,这同时也是某些共通的诗学冲动与经验的分享。
    问题还在于,这样一种并不恰当的、非历史化的行为,并不仅仅见于文学史叙述之中,也见于历史亲历者的自我塑造。仍以唐湜为例,从1980年代他的相关著述来看,他显然在有意识地附和“九叶”话语,而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景状——在他的视域之中,“九叶”成为了几乎惟一被强调的事实,希冀“两个浪峰”发生“交互作用”的历史冲动不复存在[8]。
    基于这样一些观察与考虑,我非常希望对于彭燕郊这样一位原“七月派”诗人的访谈能够更为深入,并且,能与我此前的研究旨向合而为一:将视域重新放回到一种混沌的历史状态之中,寻求一种复杂的历史可能性,即不同诗歌群体(姑且称之为“七月派”与“九叶派”)之间所具备的某种共通的诗学经验,以及更多的历史交互性;进而,将这些诗学经验作为一种历史资源,为新诗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某种有益的参照。

                                  四

    当然,还必须谈及的是,“彭燕郊访谈”也包含了文化抢救的特殊意义。彭燕郊先生生于1920年,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代,见证了20世纪若干重要历史的发展,对于他的访谈,可谓必然包含“文化抢救”的内在因素。
    文化抢救的话题,近年来学界多有倡扬,其意义已毋庸置喙。这里想换个角度来谈一谈,即从新近出版的《彭燕郊诗文集》[9]的来看。前文已经谈到,近年来彭燕郊先生所出版的作品集始终是比较零散的,《彭燕郊诗文集》的出版,可谓第一次多方位地展现了诗人彭燕郊的才华与形象,其意义无疑是非常深远的。而但凡看过这套书的人,都会觉得它印得很不错,会觉得编辑是花了不少心力的。
    但若从文化抢救与文化展示的角度看,这套书则还有可待进一步完善之处。举一个例子,《评论卷》所收入的一篇长达53个页码的《读〈红楼梦〉札记》。从这一版本来看,它只是非常普通的一篇阅读札记而已;关于它,一般读者所能获知的信息只能来自诗人写于正文前的一小段文字:“很少在书本上写感想心得,这回读《红楼梦》却把空白地方几乎都写满。字写得小到只有芝麻那么大,墨水很淡,日子久了,有些模糊到没法看清楚”。“重读半个世纪前随手写下来的这些零星感悟,又一次经历伟大作品巨大魅力给我的强烈冲击和悠远启迪,好像回到当年在作品神奇感染力推动下重新获得生存勇气和追求生命价值的信心,并且增添了审视严峻现实的那些难忘的日子,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更相信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都是我人生征途上不可缺失的指路明灯”[10]。
    对于绝大多数读者而言,诗人彭燕郊是在什么情境之下阅读《红楼梦》并且写下札记?“半个世纪前”、“把空白地方几乎都写满”、“墨水很淡”等等话语里又包含着什么深意?这些问题可能并不仅仅是不知其详,而是根本就不会成其为问题——《诗文集》并没有提供相关语境以将其激活为一个问题。
    事实上,这里所说的“五十年前”是1950年代中期彭燕郊先生被打成“胡风分子”之后,诗人潜心阅读的是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3卷本《红楼梦》。书页空白处几乎写满了用蓝色墨水写的蝇头小楷。在正文部分,是字数较少、但非常繁密的眉批,在扉页、封底等处较大的白纸上则有较长的评语心得。而“墨水很淡”的问题,自然有因为年代久远而有所褪色的缘故,其实从一开始就难以避免——彭燕郊先生这样回忆道:“当时没有笔,没有纸,他要你写材料的时候,才给你笔、纸和墨水,后来我学狡猾了,就把一支烂笔留下来了,墨水我留了一点点,不够就掺水,后来越写墨水越淡”。
    从这样的一些信息来看,彭燕郊先生潜心阅读《红楼梦》并写下长篇札记,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充满精神内涵的、秘密的行为,是诗人在困厄年代里依然保持着强烈的精神冲动的一个极佳见证——在那些日渐稀淡的字迹背后,站立着一个怀有非常执著的文学信仰的诗人形象。
    这样一些信息,我原本毫不知情,是在一次谈话过程中,谈到了这一情况,我便有进一步追问。但在《彭燕郊诗文集》中,读者根本就无法获知这样的信息,而只能看到一种洁白鲜光的文字——在洁白鲜光之中,太多的历史信息被过滤:除了这篇札记外,读者也无从获得诗人作品的发表与出版的更多信息,由此所获得的诗人彭燕郊的形象,是并不完整的,是非历史化的。
    就我个人的理解,在最低限度上,《诗文集》应该附录若干精心拍录的图片,并辅以适度的文字说明。这倒并不是对于“读图时代”的简单应合,而是为了更好地呈现诗人的形象:诗人既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年代,更多的历史信息不是多余的,而是必要的。藉此,诗人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写作流程将得到更大程度的复现;而读者也将获得更多更为感性、也更为直观的印象——获得更多地进入诗人精神世界的历史路径与心灵路径。当然,这可能是一种苛求——但我同时想指出的是,从研究的角度说,苛求始终是必要的,一如怀有一种更为严肃、也更为执著的态度展开研究是必要的。
    以“文化抢救”视之,在彭燕郊先生这里,其实还有更加具有“文化抢救”意味的工程需要完成,那就是整理出版诗人彭燕郊保留下来的一些当年的文字,比如1940年代在桂林监狱里写作的一些手稿,比如土改时期的一些思想汇报材料。当然,从一个更大的角度说,需要完成的还包括一套更为全面的作品集,以及年谱一类著述。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之上,一个更为丰富的、更具历史文化意味的彭燕郊形象才会真正树立起来——而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希望“彭燕郊访谈”将具有它的独特价值。

                               小  结
    
    如上是关于“彭燕郊访谈”的几个主要想法。最末,还想说的是,随着谈话的深入,我愈加感受到老诗人对于年轻人的鞭策力:一是革新的精神,“我不能不探索”;“不‘变’,不探索,等于封笔”。一是开放的眼光,“一个人僵化了是最悲哀的。我这一生坚持一点,谁的诗我都读,我不但要读人家的成功,还要读人家的失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对于时间紧迫的感知。老诗人多次谈到还有好多工作没做,除了个人的写作外,还包括一些回忆友人的文章,甚至是湖南民歌和谚语的整理等等[11]。
    就个人的感受而言,我希望这种鞭策是单纯的,一如彭燕郊先生对于读者类型的期待:“所有写作者都期待知音。我认为我的诗,比较单纯的人会喜欢。尽管他的经历很坎坷,他的生活历程很复杂,但是他的内心是很单纯的”——“不坎坷也没关系,单纯就好”。


注释:
[1] 从1984年以来,诗人彭燕郊仅公开出版过两本诗集:《彭燕郊诗集》(湖南人民,1984)、《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 彭燕郊卷》(湖南文艺,1997)。在谈话过程中,彭燕郊先生曾笑谈后一种是一项文化工程,只在开会的时候送送人,读者在市场上根本就买不到。其他作品集包括:散文集《高原行脚》(花城,1984),诗论集《和亮亮谈诗》(三联,1991),散文诗集《夜行》(山东友谊,1998),书话集《纸墨飘香》(岳麓书社,2005),潜在作品集《野史无文》(武汉,2006)。此外,非公开发行的有:《混沌初开》(自印,1996),《芭蕉叶上诗》(自印,2004);《彭燕郊诗文选》(黄礼孩主编:《诗歌与人》第13期,2006)。
[2] 比如《诗探索》杂志2000年第3~4期曾推出“彭燕郊专辑”;此外,近年来,由于陈思和教授推重“潜在写作”,彭燕郊先生在这一视野之下得到了较多研究,可参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8~191页。
[3] 1981年,《九叶集》和《白色花》相继出版;2000年,两者又同时列入“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在我看来,诸种原因之中,文学史叙述的成型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4] 比如在《丰富的痛苦》(时代文艺,1993)、《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1998)等书中,钱理群先生清晰地构设了1940年代后期诗坛所存在的两派“对立”的历史图景,这一点遭到了“七月派”诗人绿原的明确质疑,绿原称:“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从未有过‘对立’的感觉”,见《答王伟明问》,《书屋》,2001年第7~8期,第129~137页。
[5] 刊载于《诗创造》丛刊第8辑《祝寿歌》。
[6] 有研究认为“九叶诗派”与“中国新诗派”都不能如实反映历史真相,应以“新生代”派来命名,依据即来自此文,见朱寿桐主编:《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7] 比如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1999年)以牛汉的《半棵树》和穆旦的《神的变形》为例(第182页)谈到:“‘七月派’和‘中国新诗派’诗人在40年代分别被批评家称为‘现代的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我们可以发现在‘文革’中,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独特的气质”。这里的话题也是由唐湜引起,在《穆旦论》中,他即提出了“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的话题。此文刊载于《中国新诗》丛刊第3集《收获期》、第4集《生命被审判》,1948年8月、9月。
[8] 在当事人之中,唐湜的“九叶意识”可谓最为强烈,他后来有两部著作直接以“叶”命名:《一叶诗谈》(广西教育,2000)与《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上海教育,2003)。前者可视为一种个人著述行为,但被列入“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研究丛书”的后者多少包含了文学史的构设意图。
[9]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共分4卷:诗歌两卷,散文诗、评论各1卷。
[10] 彭燕郊:《彭燕郊诗文集•评论卷》,第377页。该段文字作于2005年11月12日。
[11] 1950年代,彭燕郊先生曾出版一本湖南民歌选。后来又搜集了很多,现在数量已经很大,民歌有好几千,谚语有一万多条。在谈话中,他这样说过:“我初步编选了一下,但是现在没有精力搞了,天老爷保佑我多活几年的话,我还是要把这个工作完成。”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