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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面具的萨德 (阅读4934次)



有趣的新闻

最近一段时间的新闻节目简直就像是一部精采的“后现代”小说:中国发生大洪水;科索沃枪战不断;俄罗斯政坛走马灯似的人事变动;柬埔寨一波三折的大选;印度与巴基斯坦比赛放原子弹;北朝鲜发射不明飞行物,不知是导弹还是卫星……在这一系列重大的事件的报道中间,不时地夹杂着一些“小品式”的事件。其中有两件事特别有意思。一是克林顿绯闻;一是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的被捕与审判。这两件小事就像是在整个大马戏节目中间串场的滑稽表演。它们给我们这个时代严峻而又变幻莫测的政治生活添上了一抹喜剧色彩。
这两出“小品”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之大小有所不同,但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不过,从事件本身的精采程度而言,克林顿绯闻案显然比不上安瓦尔审判案。前者仅仅是一桩绯闻而已,如果不是发生在大人物身上,它只能让人们有最多一个星期的兴趣。它来得过于冗长了,连好凑热闹的美国公众也感到有些不耐烦。而后者则不同,它从内容到形式都可谓别出心裁,并且,它突如其来而又扑朔迷离,给人们留下了悬念,可以说有点儿“哥特式”的风格。
最令人感到奇妙的是安瓦尔的罪名。除了常见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罪行之外,有一类罪行却是出人意料的——“非自然性行为”。这个罪名真是妙不可言!当然,这一罪名是否成立,那是法学家的事。而安瓦尔的审判本身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这些都与我无关。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种个人的“性行为”与国家政治生活之间的奇妙的联系。
看安瓦尔审判案的报道,使我想起了“文革”期间看刑事布告的经历。那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两张布告张贴在镇革委门口的宣传栏上,吸引人们前去观看。镇革委门口除了开批斗会和放电影,就数这时热闹。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喜欢夹在大人们中间看热闹。布告无非是这样一些内容:排在最前面的是判处极刑的案件,往往是所谓“反革命案”。其次是恶性刑事案。再就是一般刑事案。最后总会有一些涉及淫秽行为的案件,比如,“猥亵案”、“鸡奸案”,等等。像“鸡奸案”之类,用现代法律术语来讲,也就是所谓“非自然性行为”。可是,我们这些不谙人事的小孩子却根本不知道所谓“猥亵”、“鸡奸”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我们常常会肆无忌惮地将布告上的那些内容高声朗读出来,结果惹得周围的大人们哈哈大笑起来,有时还会招来几声喝骂和几个栗暴。这一切都在暗示我们:这些事情是不可以说出来的。

     性的话语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关于“性”的谈论,只不过谈论的场合、直接性、公开程度和表述方式等,会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民间,有关“性”的谈论就往往显得相当自由,比如,民间所盛行的“下流话”、“荤玩笑”等,在表达上就较少顾忌。而在官方在认可的话语系统中,“性”基上是一大禁忌,“性”的因素则总是要尽量限制在最低的限度之内。但即便如此,与“性”有关的话语的踪迹在其中也依然闪烁可见。比如,在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安瓦尔案”和法律文告中,“性”就被公开宣示。在另外一些话语领域(在医学领域)内,甚至能够更加公开地谈论“性”。
记得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的生理学教师在课堂上讲解生殖系统的生理的时候,丝毫没有任何顾忌。他的声音高亢,神情坦然而且平静,与讲解消化道生理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
问题在于,在诸如官方的法律文告和医学院的课堂的言谈中,“性”又如何能够得以如此公开的宣示?在这些领域内,“性话语”又如何获得表达的特权?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些话语系统中,“性”已不再是“赤裸裸的”。在“性”的话语的表面,已然披上了一层“合法的”薄纱。这样,“性”就不至于过分的触目惊心。医学是以科学(真)的名义来获得这种“合法性”的权利的。医学首先把“性”视为一种生理的或病理的现象,从而使“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原有的面目。它不再以“肉体快感”的形式出现,而只是一种完全客观化的、毫无感性特征的器官物质活动。当它在被视作一种病理形象的情况下,它甚至还是“肉体快感”的反面。至于法律,则是以正义和公正(善)的名义来获得“性话语”的合法谈论权利的。法律将“性”的活动区分为合法的和非法的、有罪的和正当的,甚至借助医学科学的帮助而区分为自然的和非自然的。法律在医学那里找到了判定某种“性”的活动是否有罪的科学依据。由此可见,对于“性”的谈论,乃至于对于人的任何欲望的谈论,必须纳入某种合法的话语系统中才有可能进行。如果没有这种种合法化的话语的面具,那么,任何关于“性”的谈论都将是危险的,不是道德上的危险,就是法律上的或者政治上的危险。
要么,这种谈论永远只能在民间,通过一种半公开的途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方式表现出来。即使是在较少顾忌的民间,在谈论“性”的时候,也往往需要借助一种粗俗的、戏谑的方式,这是为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有可能面临的道德压力。毫无疑问,在人类社会的所有禁忌中,对于自身身体欲望的禁忌,尤其是对“性”的禁忌,是最为严厉的。对它几乎是唯一超越了历史和制度的一种永恒的和最普遍的禁忌。然而吊诡的是,有关“性”的谈论却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透露出来。
在艺术(文学)领域内,有关如何表现“性”这一人类的基本生存活动的问题,可以说是一直伴随着艺术(文学)发展的历史的。事实上,在所有的话语系统中,艺术(文学)所拥有的话语特权最多。它能够通过其特有的修辞手段来将某种“禁忌”,比如“性”,加以妥善的掩饰和转化。美学差不多就是一种对“禁忌”进行解禁的技术,就像巫术中的咒语一样。人们相信,通过艺术的这种巫术般的功能,能够将任何“污秽”的和“有害”的事物(比如“性”),作出一种“清洁化”和“美化”的处理,使之得以“升华”,从而达到一种神圣(美)的高度。
在文学史上曾经有过不少道德审判案。在历史上的禁书单上,有很大一部分属于道德违禁作品。比如,中国的《金瓶梅》、英国的劳伦斯的《查泰莱夫
人的情人》、美国的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甚至还有像意大利的薄迦丘的《十日谈》这样的作品。而这些历史上的禁书在今天大都相继解禁,但解禁的条件就是为这些书找到某种相应的“合法性”(科学的、社会学的或美学的)依据。比如,我们现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许《金瓶梅》的存在,
乃是因为我们有理由说,我们阅读它不是为了寻求性刺激,而是为了了解明代的社会生活,或是为了了解中国古代市井小说和叙事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或是为了研究中国古代某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如饮食文化之类),等等。如果找不到任何一个诸如此类的“合法性”的依据,那么,它就只能被看作是彻头彻尾的“淫书”。

     “手抄本”

就在我打算动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就是1998年10月1日,正巧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节目在播放一个“1978-1998读书生活回顾”专题。在对过去的二十年中国人读书生活作了一番询问之后,主持人出人意料地提到了“文革”期间的“手抄本”问题。一个当年曾经秘密抄写过《第二次握手》的普通读者,向人们讲述了自己当年如何抄写这本禁书,以及在被当局发觉之后而遭长时间监禁的经历。接着,主持人又巧妙地安排了书的原作者与这位抄写者会面。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于是,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作者与抄写者在热烈地握手,各自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然后,又第二次握手。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在当时,被查禁的地下读物还有许多。除了像《第二次握手》那样反映了不同政治权力集团的利益的作品之外,还有诸如《九级浪》那样的批判色彩强烈的现实主义小说和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地下诗歌,以及完全民间化的所谓“知青歌曲”。我在开始重新阅读“文革”时期的所谓“地下文献”的时候,总有一种期待,期待着能有某种令人震惊的发现,就像我们现在重新发现斯大林时代的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以及更晚一些时候的索尔仁尼琴和“萨米兹达特”*一样。许多“文革”史家似乎也有意地去努力发现(或发掘)那个时期的“异端”文献。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我觉得我的期待基本上落空了。政治上的和哲学上的“异端”少得可怜,这且不说。文学上的“异端”除了一些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之外,基本上也不再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然而,还有一本在当时传播甚广、影响巨大的“手抄本”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遗忘了。那就是《少女的心》。这是一部纯粹的“黄色”读物,但在当时它却也奇怪地跻身于那些带有各种政治倾向的禁书的行列,从对它的查禁程度上来看,似乎就是那个时代最严重的“异端”。它甚至遭到了比如何一本政治性的禁书更严厉的查禁。可事实上,无论是从政治上去看,还是从诗学上去看,这两类文字之间都毫无共同性可言。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仅仅在于都是“手抄本”,如此而已。因而,将《少女的心》也置于这个禁书的行列之中,多少有些不伦不类,就好像是谁在开了一个玩笑。
在今天看来,对于像《第二次握手》、《九级浪》等作品的查禁行为的荒唐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不同政见和不同诗学观念的作品的解禁,一俟政治环境的变更,就能很快地实现。今天的读者差不多谁也不会认为“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作品在政治上会有什么错误,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对那个时代的超越之处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因而,才会有《读书时间》上的拥抱和握手的那一幕。
同样是“手抄本”,《少女的心》则恐怕永远不可能获得这种待遇。它的原作者在哪里?它的抄写者又在哪里?他们能够在这样的场合里露面吗?如果有这种可能,它的作者以及它的抄写者会愿意公开地出来向我们讲述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吗?他们也会像前面的两位那样地激动地当众拥抱和握手吗?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像《少女的心》这样的读物,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制度下的任何人,差不多都会认为“查禁”它是不会有什么不对的。的确如此。无论是在政治上、道德上,还是在艺术上,《少女的心》都乏善可陈。它除了一些对性事的赤裸裸的记述之外,什么也不是。并且,即使仅就“性描写”这一点而言,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之处,甚至可以说是拙劣的。
我不知道在苏联的“地下文献”中,是否也有过类似的“黄色读物”。但据我所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却有不少。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知道,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近代史上最典型的禁欲主义时代。禁欲主义在政治上可能是不正确的,但在道德上却往往得到了人们的默许。像《少女的心》这样的读物,却几乎不具有任何合法的话语“甲胄”的庇护。它就像它所写到的“性事”一样,是赤裸裸的。当然,它不是“真理”。

     萨德式的故事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萨德(D.A.F.de Sade)侯爵。萨德的小说以描写人的性行为而著称于世。他肆无忌惮地直接描写了人的性行为,特别是那些反常的性行为。因而,他的著作差不多成了“色情文学”的代名词,而他本人的名字则直接构成了一个与色情有关的专有名词——Sadism(性虐待狂)。
萨德的小说与劳伦斯的小说大不相同,尽管这两位作家同样有许多性描写。劳伦斯所描写的基本上属于人的正常的、自然的性行为。这种性行为如果不是两性之间的爱情的产物的话,至少也可以说是自然的情欲吸引的结果。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的丈夫患有“性无能症”,无法完成自然的性行为,不能满足康妮的正常情欲。
而梅乐士则帮助康妮的自然情欲的实现。因而,康妮与梅乐士之间的性交往,即是建立在对非自然的两性关系的否定和对一种自然情欲的肯定的基础之上的。劳伦斯不惜笔墨地描述了康妮的性快感,用了许多美好的事物来比喻和形容这种快感在生理上的体现。更有意思的是,在一次美满的性交结束之后,劳伦斯让梅乐士往康妮的裸体上(特别是阴部)撒上了不少的花瓣。花,显然是美好事物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是属于大自然的。花肯定了康妮的自然情欲,并且美化了这种被劳伦斯认为是正当的性行为。劳伦斯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位浪漫主义者。
萨德给他的笔下人物安排了什么呢?萨德笔下的性行为的参与者(主要是指男性一方)会往其性对象的身上留下一些什么样的记号呢?在朱斯蒂娜(《朱斯蒂娜,或美德的厄运》一书中的女主人公)的身上,留下的是被虐待的伤痕。“这个卑鄙小人把那烧红的烙铁放在了我的肩膀后面,而他的同伙则紧紧抓着我。那是通常用来给小偷们打上的烙印。”如果这种烙印也可以被视作花朵的话,它就是“恶之花”。“恶”的花朵既是对人类的邪恶本性的诱惑,又是对人类的“美德”的亵渎。它将劳伦斯引为人类幸福之源的自然的性行为,逆转为一种令人不适和恐怖的、病态的快感。
正因为如此,萨德的遭遇就与劳伦斯不同。这位“堕落的怪物”一生中曾8次入狱,被判过3次死刑,一生累计有27年时间是在监狱里面度过的。最后,他被当作疯子监禁于夏朗通监狱,直至瘐死于该监狱附设的疯人院中。这些经历如果是发生在一位反对派的政治家的身上,那我们一点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但是,萨德的受迫害的经历甚至比一位政治家所遭受的还要复杂和深重。他的被囚禁的时间正巧与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的相等。萨德被长期监禁的原因,除了他本人的一些违法行为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写了大量的触犯了人类的道德禁忌的小说。他前后坐过的监狱共有13处,有趣的是,其中既有国王的监狱(包括著名的巴士底狱),也有雅
各宾党人的监狱,还有执政府和帝国的监狱。他的那些“色情”作品,使他几乎成了整个文明社会的共同的敌人。而对萨德的“诉讼”,似乎就是一场永远不会休庭的审判。
给美德蒙羞,给贞洁的身体打上耻辱的“烙印”,这一主题如果不是以“性虐待”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它不与变态的性快感的方式来呈现的话,人们对它的接受也许就会容易得多。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中所表现的,无论是就其有关“身体的虐待”的内容还是就其美学风格而言,差不多就是一部“萨德式”的作品。所不同的是,在卡夫卡的这部作品中,“性”的因素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而且,“虐待”转变成为“自虐”。人们从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了对人的本性和人类生存处境的深刻描绘,而在萨德的作品中看到的却只有淫秽。正是“性”的禁忌,扭曲了人们的视线。
更为奇妙的是,如果我们剔除萨德笔下“虐待”描写中的“性”的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与我们所熟悉的许多“革命”作品十分相像。例如,朱斯蒂娜的命运与吴琼花的命运就几乎同出一辙。一个是“黑色”故事,一个是“红色”故事,但它们却是那样的相似。在这两位主人公的遭遇中,同样充满着奴役,鞭笞,徒劳的逃跑,反复落入“魔掌”,被迫的苦役,等等。她们的身上都被打上了受虐待的深深的印记,而在被解救之后,也都同样地向同情者展示身上的这些印记,作为对自己的遭遇的证据。甚至连地牢,令人恐惧的刑具等道具和场景的设置都是相同的。这一切给作品造成了一种阴沉、恐怖的“哥特式”的风格。更重要的是,在这两个故事中同样都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萨德的故事将这种关系性感化,而“红色”故事则将这种关系政治化。性与政治在“权力”这一范畴内表现出了密切的相关性。
事实上,社会政治生活真实地再现了“萨德式”的交往关系。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游戏”中,随着政治权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之后,“游戏”规则和性质却没有什么变化。受虐的一方将拾起鞭子,扮演起施虐的角色,而施虐者则站到了相反的位置上。
萨德的故事在继续。但它戴上了各种各样的“面具”——法律的、科学的、美学的和政治意识形态的。

19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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