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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与诗人(2) (阅读3185次)



时代与诗人
                          ——远方的诗人邵燕祥
(一)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那个时候的中学生没毕业就想工作。她向往生活,在火热的车间她遇到了什么呢?除了她的为祖国努力建设的理想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慈祥的老师傅以及热诚的同事。那个时候的大学生穿着草鞋上课,箱子里藏着从学校里偷来的铜号,满怀热情地为人民讴歌。那时的女工在照相馆和同事穿着工作服照了一张相,上面题了一行字:“把青春献给祖国”。那时,19岁的王蒙写出了他的代表作《青春万岁》:
所有的日子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
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
编织你们
杨蔷云在毕业晚会上朗诵这首诗,如潮的掌声,被理想的光芒照红了的脸庞。五十年代的生活为什么那么美好、纯真?青春永远停留在那个年代。
那时,邵燕祥写出了《到远方去》:
收拾停当我的行装,/ 马上要登程去远方。 /心爱的同志送我 /告别天安门广场。// 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 还没有铁路的影子。/ 在我将去的矿井,/ 还只是一片荒凉。// 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 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在遥远的荒山僻壤,/ 将要涌起建设的喧声。// 那声音将要传到北京,/跟这里的声音呼应。/广场上英雄碑正在兴建啊, /琢打石块,像清脆的鸟鸣。// 心爱的同志,你想起了什么?/哦,你想起了刘胡兰。/如果刘胡兰活到今天,/ 她跟你正是同年。 //你要唱她没唱完的歌,/ 你要走她没走完的路程。/我爱的正是你的雄心,/虽然我也爱你的童心。// 让人们把我们叫做 /母亲的最好的儿女,/在英雄辈出的祖国, /我们是年轻的接力人。//我们惯于踏上征途,/就像骑兵跨上征鞍,/青年团员走在长征的路上,/几千里路程算得甚么遥远。// 我将在河西走廊送走除夕,/我将在戈壁荒滩迎来新年,/不管甚么时候,只要想起你,/就更要把艰巨的任务担在双肩。// 记住,我们要坚守誓言:/谁也不许落后于时间!/那时我们在北京重逢,/或者在远方的工地再见!(1952年11月23日)
现在看来,与田间等人的诗相比,或者与别的文学作品相比,还是邵燕祥这首诗写得最好,最能充分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精神。如果说五十年代有时代的形象的话,“远方”这个形象当之无愧地应该是其中之一。
在邵燕祥的诗作里,类似的作品还有一些,比方《走敦煌》:“春节上哪儿去过?/ 到敦煌安个新家;/ 祁连山上白雪,/ 四千里路风沙。”“祁连山上的雪水,/ 引来也好灌棉花;/ 四千里路不远,/ 明天就装车出发。” 这首诗使我想起那首闻名遐迩的歌:“打起背包就出发。”背起行囊,去到远方,多么符合青春的期望。远方既是距离的,也是时间的。远方既有美妙的风景,奇异的旅程,也有一切人生的未来。它是如此的符合那个时代,它与那个时代丝丝入扣,它是专门为那个时代配备的,为那个青春的理想的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对远方感兴趣的历史上只有盛唐可以和与五十年代相比。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那也是一个青春的时代。林庚先生对盛唐有一个经典的概括:“盛唐气象”。 林先生又用“少年精神”与“盛唐气象”相对应来概括盛唐诗歌。唐诗中尤其是盛唐诗中有那么多写少年写春天的诗句。“新丰美酒斗十千, 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 系马高楼垂柳边。”(王维《少年行》)“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也正因为如此,唐诗中尤其是盛唐诗中才有那么多写远方的诗句,这就是久有盛名的盛唐边塞诗。
可是和唐诗相比,我们发现,邵燕祥先生的《到远方去》在艺术上应该说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这种差距是全方位的:从语言、韵律、思想、境界,到艺术感染力、形象的鲜明、感觉的微妙、气象的开阖、含意的深远,《到远方去》与之都相去甚远。这是什么原因呢?让我们看几首最有名的边塞诗: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卢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王昌龄《出塞》)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琶琵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
还有著名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等。与这些诗相比,邵燕祥先生的诗显得太单薄了。对于这一点,我以为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远方”这个意象没有真正立起来。而唐诗里,无论是关、笛、杨柳、月,还是黄河、落日,其意象都非常鲜明,从而给人以常读常新之感。
这就涉及到形象与意象的区别。
(二)
在中国诗学中,有赋、比、兴。事实上,“兴”和“赋”和“比”都不同,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朱熹所论仍是正确的。而正是这种不同,在中国诗学上有重大的根本性的意义。它成就了中国诗的独特性。那就是由于兴的存在,使意象获得了独立性,也就获得了无可比拟的丰富性。就是说,比与兴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兴,是以彼物引起此物,此物与彼物没有直接的意义上的联系。而比,相当于今天的比喻,此物与彼物之间有直接的意义上的联系。比和兴不容混淆,更不是一种事情的两种名称。
《周易•系辞》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而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这段话包括了言、象、意三个重要的概念。在这里,象与意、与言有区别又有联系。这个象,称为形象也是可以的,意,即作者主观方面的思想、观念、意识,是思维,情感等一切的综合体,言,即语言的记录,是思维的物质形式,是一种推理化的符号体系,象,即物象。《周易•系辞》又云:“见乃谓之象,圣人有以见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老子》:“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王弼在《周易》的基础上,再一次阐明了言、象、意的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言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在王弼的论说中,“象”占据了中心的位置。象与言与意鼎足成三,有了独立的地位。
虽然说赋比兴都要运用形象,形象在三者中的地位并不一致。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与形象的关系最为薄弱,它甚至可以脱离形象,直接说理。比,以彼物比此物,不能离开形象,但形象也没有独立,比喻,有明喻和暗喻,明喻,此物与彼物都要出现,二者是对等的关系,而重心在本体,不在喻体。比方:“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卫风•伯兮》)这里比喻的目的显然是把视线引向“首”,而不是引向真的飞蓬。另外,“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卫风•君子偕老》)也同样。暗喻,比方“螓首蛾眉”(《卫风•硕人》)这也不是说真的螓首,真的蛾眉,目的还是引向硕人的首,硕人的眉,所以“比”中的形象也没有独立。只有“兴”中的形象是独立的,因此可以把形象改为专有名词“意象”。
正因为如此,“兴”在“言”之外,依靠“象”,发展出了一套与通常的语言体系不同的意象语言体系。
如《关睢》里的睢鸠,就以其清脆的鸣叫,以及在河之洲的怡然的环境形成了一个意象。《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其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也是兴,而不是比。桃花在这里是一个独立的意象,而不是比附于一个美丽的女子,关于这一点,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心领神会:“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真是一首美妙的诗!这里桃花,是“人面桃花相映红”,而不是以此比彼的比喻,人面不知何处去,而桃花依旧笑春风。正因为桃花本身有无限的丰富性,才引人以遐想,感人以情深。
也就是说,中国的古人发现,直接地开门见山地穷行毕相地不留余地的描写一个对象,就会落入言不尽意的窠臼。最终我们就会发现,一切语言一切描写都是词不达意的。这实际上就是“赋”这种描写方式的局限性。“比”这种方式,是人类的又一种基本的描写方式,现在风行世界的象征主义也是比的一种,但这种描写方式仍然有重大的缺陷,那就是“比”的喻体对本体有严重的依赖性,脱离本体,喻体便失去了意义,现代诗大量使用隐喻,似乎喻体获得了某种独立性,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这也正是象征主义的根本缺陷。古人尽管“比兴”放在一起连用,实际上在写作中对“比”的使用是很克制的,中国诗的传统实际上应该是兴。
(三)

“收拾停当我的行装,/ 马上要登程去远方。 /心爱的同志送我 /告别天安门广场。// 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 还没有铁路的影子。/ 在我将去的矿井,/ 还只是一片荒凉。// 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 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在遥远的荒山僻壤,/ 将要涌起建设的喧声。”
这里的远方是实实在在的远方,它有具体的内容:铁路线上,矿井,遥远的荒山僻壤……这就是直接的描写。同时,“我们惯于踏上征途,/就像骑兵跨上征鞍,/青年团员走在长征的路上,/几千里路程算得甚么遥远。”这里的远方又是虚的,把远方比喻成征途、长征的路上,更重要的比喻紧接着出现了:“谁也不许落后于时间!”跨向远方就是跨向青春的未来,而最后,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那时我们在北京重逢,/或者在远方的工地再见!”
现在可以看出,“远方”与要表达的内容,是一个形象关系,而《到远方去》的形象结构还是停留在赋和比这两种古老手法上,远方这个意象没有立起来。它或者太“实”,成了直接描写,或者太“虚”,成了征途和时间的比喻。用样的意象结构,同样是用形象来表达,“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其中的明月和关的虚实关系就处理得很好。秦时明月汉时关,这两个意象与人构成一个意象关系,这个关系不远不尽,既虚而实,它不是比喻关系,而是映衬关系;它也不是描写的终极对象,它不是诗中的中心,所以手法上也不是赋。秦时明月汉时关,这里就是兴的手法的运用,这两个意象就立起来了,这两个意象所承载的内涵是任何其他形象都无可比拟的。而远方这个意象则没有立起来。很遗憾,在以充满诗意的时代,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年轻人,写出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意象,但是由于意象内部的结构缺陷,同时也由于时代的局限,包括57年的巨大时代变化,使这一诗意没能真正充实提高,没能延续下去。
新诗自诞生到现在也有将近一百年了,由于新诗与传统的断裂,新式一步一步地走向困境,以至于今天出现了大众恶搞诗歌的前所未闻的惨痛局面。白居易当年读完杜甫诗集时感慨万千,说,天意君需会,人间要好诗。大众是尊重诗,爱诗的,大众是需要诗的,这也是我对新诗的未来充满信心的主要原因。诗歌出现现在的局面主要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相信,我们的诗歌只要正确处理好与传统的,与外来的,与时代的,与社会的各种关系,诗歌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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