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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草根诗歌”的两则阅读札记 (阅读3850次)



                  



               关于“草根诗歌”的两则阅读札记

                              
                            易 彬

                    
                          “墓志铭”体与观物方式

    在这本《草根诗歌特辑》(李少君主编,以下简称《特辑》)里[1],有太多的关于死亡或哀悼的诗歌,这多少令我感到诧异而且震惊。多年前,初次读到诗人黄灿然的《祖母的墓志铭》的时候,我有一种许久没有晃过神来的感觉,那是一首极为朴素的诗歌——甚至不像一首诗,诗人列举了一个被丈夫遗弃的女人所领养的两个儿子的名字,和他们的媳妇、儿子和女儿的名字,这些名字不算多,也不算少,足足排了6行:

        长子黄定富,次子黄定宝,
        大媳妇杜秀英,二媳妇赖淑贞,
        秀英生女黄雪莲、黄雪霞、
        男黄灿然、女黄满霞,
        淑贞生女黄丽华、黄香华、
        男黄胜利、女黄满华。

    这6行诗,极像是从一块暗旧的墓碑上拓写下来的极朴拙的文字。有了它,最后两行,“请为她叹息:/她从未碰触过幸福。”就显得简洁干净有力,同时又意蕴深长。黄灿然是这本诗集的作者之一,虽然辑中并未选入此诗。
    诗人于坚的早年诗作中也有一首“祖母的墓志铭”,《外婆》。于坚未被选入此集,这首诗自然也未选入,不过,《特辑》的编者李少君先生对于坚赞誉颇高,赞其为“草根性”非常深厚的诗人,他的诗歌里那种“来自个人经验与生命深处的激情,云南特有的地域背景和诗人自然的生存环境以及对唐诗等传统之根的继承,汇成汹涌的源泉横贯其中,打动一切有血有肉的人”[2]。《祖母的墓志铭》是碑文式的写法,回顾了一个女人的一生;《外婆》写的是日常事件,一次日常性的死亡过程:外婆死于迁往新居的途中。诗歌以一种异常冷静的语调写成,里边没有关于“幸福”的慨叹,而是隐秘地构设了一种“新”与“旧”的对照:

        当家人把她抬到床上  她已逝去多时
        她睡在新房子里  四壁洁白
        显得非常陌生

    这样一个外婆是陈旧的,她所使用的东西(抹布和草墩),身上所穿的衣服(黑围裙),甚至脸上那被时间之手刻下的表情(“脸上刻满篆书”),都是陈旧的。这种陈旧被无情地遗弃在迁往新居的途中——外婆的死,不仅死于生理的衰败,更是死于儿孙们内心的冷漠:一次乔迁新居的行动,暴露了儿孙们对于过往生活的冷漠,“外婆”这样一个小人物庸常的命运也映照了一群小人物浑浑噩噩的生存景况。
    选入本集的杨键也有一首“祖母的墓志铭”,《悼祖母》。杨键是近年来引起广泛讨论的诗人。在为诗集《暮晚》(2003)所写的极短的《自序》里,他提到了元好问的“总括他那个混乱时代的一句诗”:“抱向空山掩泪看”。我猜测,这样一句诗时常萦绕在杨键的脑中,他把它写进“自序”,正如他把自己写进诗。如果略略比附一下,现时代正是一个“混乱时代”,诗人所面对的正是一幅“山河破碎”的图景——大抵因为这样一种意识,与前面两首“墓志铭”不同的是,这样一个“祖母”,在诗人降临人世之前就已去世,“墓穴”成为了诗歌的核心词汇——诗人写的不是实体,而是想象型的墓穴,“二叔是祖母的第一座墓穴”,“堂兄是祖母的第二座墓穴”——

        云一样的祖母
        到处没有她生存的地方

    祖母活着的时候,生命比“树叶”还要轻;“死去时,/连树叶也没有为她送葬”——树叶已被饥饿的人民作为活命之物填进肚子;而“在她死去很多年以后,/继续在儿孙们的心中死亡。”与《外婆》的日常性不尽相同,这个祖母的“儿孙们”不妨说是那种“生死场”(萧红)里的“儿孙”,生命被钉死在极度贫瘠又极度无望的土地上,被肆意践踏,“死亡还要持续多久,/现在还不知道……”
    三首“祖母的墓志铭”,角度、语调与情感各各不同,却都有着一种敞开的诗学视域,能让人感觉到充沛的诗学力量。这让我感觉到,这本诗集里出现这么多写到死亡或哀悼的诗歌,并非一种巧合,而是一种内在的气质使然。
    辑中所录杨键的这类诗歌尤其之多。柳宗宣的几首写到死亡的诗歌也是很有特点,比如《上邮局》。他似乎并不追求标题的显赫,也不追求过于戏剧化的效果(当然,有时候这也会成为一种毛病,即拖沓,缺乏节制和张力)。《上邮局》这首诗一下子就令我想到了《悼祖母》,还有张曙光的《给女儿》。在去邮局的路上,一个人想起了已经死去的父亲,想起了穷,想起了巫术般的生活细节,想起了女儿和“家族共有的肺病”,想起了远嫁他乡的姐姐,想起了父亲的爱好,还想起了自己目前的境况,“单位快死掉了”——父亲就在这一切想象里,“不停地在我体内跟我说话”:

        要我好好过日子,说我做的都有道理
        一个人在路上,有你和我在一起
        还怕什么,几年前总觉得
        你是我的对立面,与我隔得很远
        现在,你就在我的身体里

    诗人又一次施用了“墓志铭”体,死去的父亲在活着的人的“身体”内活动、说话,死亡——大致上可以说,较多的写作事实已然表明,“墓志铭”体成为了诗人们的一种观物方式,诗歌成为了一种向内收缩的、打上了强炽的“我”的烙印的写作。
   人们屡屡谈及诗人与现实一类命题,在现时代,似乎“诗人”越来越居于边缘,似乎和这个世界的距离越拉越大,但在我看来,通过“墓志铭”体的写作,诗人们正从诗性的层面不断地将这种距离缩小,缩小,以致退回到内心——经过内心的反复历练,沉潜为丰足的文本。
    有了丰足的文本,一本诗歌选集就有了必要性。


                     “草根性”:一切还刚刚开始


    何谓“草根性”?李少君先生从四个方面对概念内涵进行了大致指认,即“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3]。我无意纠缠于概念,在我看来,这几点既是对一种风格与特性的概括,更是一种新的期待:期待当下诗歌写作能够抵达一种新的高度。
    在一则短论中,我曾从《拉砂路》切入到桑克的诗歌。中间有这样的判断:“因为内心的紧张,年届中年的诗人有时候也会显得过于急切或尖锐,这暴露了诗人评判这个现实世界的价值准则――和那些古老的艺人一样,诗人所秉承的是古老的善恶准则”[4]。这里想就“过于急切或尖锐”与“古老的善恶准则”的话题略作展开,谈一谈我的“期待”。
    在当代诗人当中,桑克无疑是一个观察力与感受力非常出众、道德感也非常强的诗人,在他最好的诗歌里边,如《十八里》、《公共场所》或稍早的《雪的教育》、《拉砂路》等等,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力量,现实场景与经验想象有着完好的融合,诗境既细致又阔大,充满了强炽的诗学力量,这应是近年来桑克诗歌被较多讨论的原因。本辑将桑克诗歌放在很靠前的位置,也应是出于对他的肯定。
    但是,像《我有的东西》一类诗歌,虽被较多讨论,在我看来,却未必是一首好诗:

        我知道,我清晰地知道,我有黑暗。

    这一行看起来很有力量,却只是一个观念,一个可以用来说事、便于引用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在桑克诗歌里有时候可能会显得非常强烈,危险也随之而来:道德感凸出,诗歌伦理被现实伦理所淹没,这一点,在我看来乃是这一时代诗歌写作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病症,其中的危险性已为学界所关注——在讨论杨键诗歌时,姜涛即曾指出:“当诗人的道德感先于了他的想象,左右了他的想象,那么对生活奥秘的探察,也可能沦入一种固定的格式,正像‘顿悟’之中也会掩藏着感受的惯性。杨键的某些诗作,就存在类似的危险,真挚之中难免夹杂了矫饰,但在紧要的段落,稍一放纵也会导致败笔的发生”[5]。对桑克而言,过于强烈的道德感对诗歌美学本身也会形成某种伤害:直白化,缺乏足够的张力,缺乏足够清晰的内在线索。就写作本身而言,虽然我并不知道桑克具体的写作情形怎样,但可以见出他是一位写作量不小的诗人,这并非坏事,但也潜藏着风格平面化的危险:风格被分散到太多的诗行里,被不可避免地稀释——风格既无法有效地、长期地坚持,也就将不可避免地被歪曲。
    这么说的时候,我仍然始终把桑克视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这是一个值得讨论、也配得上苛责的诗人。这种苛责蕴涵了我对于当前诗歌写作的一种基本看法,那就是诗人们并不缺少现实体验,甚至不缺乏苦难经历;但缺乏足够的耐心。
    很难解释“耐心”究竟是什么,具有怎样的形态。讲究耐心,并非讲究风格的复杂化,而是讲究沉潜或沉浸,把内心浸入到对象当中去,它最终将呈现为一种穿越现实和内心的表层能力,而获得更现实、也更内心的东西。1999年5月去世的苇岸先生写过一组《大地上的事情》,其中第6则写到:“看到一只在田野上空徒劳盘旋的鹞子,我想起田野往昔的繁荣”。看似异常简单的文字,却写出了大地的荣衰——饱含着对于大地的诗性关怀。而这,正是一种耐心观察、沉潜体验的结果,据说,苇岸是一位极为诚挚的观察者,他没有“形而上学”,有的全是阅读——特别是观察而来的东西,他有“一个为二十四节气拍照和记录的计划,在他居住的水关新村小区东部田野选了一个固定基点,每到一个节气都在这个位置,面对同一画面拍一张照片,然后把观察到的节令运行的情景,形成一段当日所见、感受、联想及认识的文字。时间严格定在上午9点”[6]。这样一种异常沉潜的观察使得苇岸的文字获得了特殊的魅力。
    苇岸大概往往并不被视为诗人,那么,举陈这样一个例子,与其说是强调其极端性,倒不如说是视其为一个隐喻——耐心不是模式,而是一种观察方式与体验方式,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也即一种生活方式。“苦难转化为文字为何失重?”(张志扬语),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正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耐心,苦难缺乏必要地历练。
    也可以换一个例子来看,即辑中所录田禾的诗歌。这位出身乡村的、年届中年的诗人的写作已经颇有年月,从辑中所选诗歌看,他善于捕捉现实中许多底层生活场景——诗题也往往取自这种非常日常的、非常底层的场景或人物,如“卖烤红薯的老人”、“父亲和他的土豆”(在另一处,此题为“父亲的土豆”)、“路过民工食堂”、“板车上坡”、“一个农民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等等。题材取向本身即赋予了诗歌一种朴素的力量,看起来是非常具有“草根性”的。但是,以《板车上坡》一诗的结尾为例来看:

        爬上坡之后,远远看去
        王大贵多像一只小蚂蚁

    从这两行诗可以见出,一方面,某种写作惯性在支配着诗人,这个比喻并不错,但比喻本身早已是烂俗的、毫无新意的;另一方面,作者似乎总忍不住跳出来感叹或议论,结果,现实背后的苦难往往就变得轻浮,甚至化为无形。这一情形产生的根源,在我看来,并不在出发点,诗人无疑是一位非常诚挚、非常有责任感的诗人——但可能正是这种过于强烈的责任感、道德感或苦难意识,遮蔽了诗人的视野,来不及更为耐心地磨练就匆匆落于纸面。
    由此,再切回到“草根性”这一命题,我觉得首先需要从两个层面提出省思:一是,“草根”并不具备道德优先性。历史早已提出训诫,所谓“题材决定论”是一个谬误,“伦理”和“诗歌伦理”也决非同一概念。这一点,近年来学界其实已多有讨论[7]。一是,存在着被观念所缠绕的危险,对于这一点,编者已经在《序言》和附录文章中多次表达了他的警惕,因此,这种危险可能更多地来自于某些作者(如此前所提及),更来自某些媒介——在很短的时间内,“草根阶层”这一称语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这既可见这一时代阶层分化的剧烈程度,似乎也可见出某些人渴望阶层分化以将自己剔除出“草根阶层”的冲动。所以,对“草根性”这一命题而言,对于诚挚的写作者而言,一切可能还刚刚开始。

                        2006/4/4;2006/8/24;2007/6/6



注 释:
[1] 李少君主编:《21世纪诗歌精选第一辑 草根诗歌特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诗选所收诗人共25位,依次为:王小妮、杨键、黄灿然、雷平阳、凌越、桑克、潘维、蓝蓝、辰水、江非、陈先发、柳宗宣、卢卫平、谭克修、默默、田禾、庞培、江一郎、王夫刚、胡续冬、苏历铭、雷武铃、魔头贝贝、李小洛、张维。
[2] 李少君:《序言》,《特辑》,第1页。
[3] 李少君:《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特辑》,第288页。
[4] 见《桑克作品虚拟研讨会》,《星星》,2006年第3期。
[5] 见《杨键作品虚拟研讨会》,《星星》,2006年第1期。
[6] 袁毅:《最后一棵会思想的芦苇——追忆苇岸》,《上帝之子》,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7] 钱文亮先生对于此一问题多有关注,可参见《伦理与诗歌伦理》,《中国新诗》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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