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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诗界的骗子、哑子和皇帝的新装  (阅读3532次)



   诗人肖开愚二十年前就进入了中年,现在还是中年,估计二十年后还是中年。因此他和欧阳江河提出“中年写作”。庆祝伟大的汉语又多了一个词汇,这个词比较好懂,不像欧阳江河和肖开愚的诗那么难懂。

  肖开愚的诗真是越来越难懂了。印象中,他中年以前的诗还比较好懂一点。比方现在有一首《嘀咕》,捏着鼻子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

  他观察月亮直到双目失明。 /他告诉她他想哭,痛哭。 /她搀扶着他走下图书馆的台阶, /“但是,”她说,“那违背了初衷。”

  她肩头一震,旦并不懂得话语中的热情。 /她请求他把疲惫的头颅 /垂在她的胸口休息几分钟, /她说:“好吗?”并落下眼泪。

  月亮词语诗人虚幻的名声, /它蓝色的光剑刺杀了生活, /他说:“我是一个旧式天文学家, /但毕竟不是一个诗人。”

  她告诉他在遥远的远方,星空中 /而她搀扶着他的影子 /她对他耳语,“我只爱你的尸体!”/ 她真想告诉他她只爱他的影子。

  他自言自语讨论声名与利益 /走到大街上,穿过斑马线, /车轮滚滚载着人群飞驰而过, /他对她说:“快一点!快一点!”

  后来想,“他”是个天文学家,不是诗人,所以“她”只爱他的影子或尸体。至于为什么是影子或尸体,这里有比喻。比喻什么呢?影子在遥远的远方,这里远方又是一个比喻,比喻过去的时代。这有点像做数学题,你得先把一个引理证明了,才能证明你要证的定理。还有:“‘但是,’她说,‘那违背了初衷。’”看上去纯粹是自作聪明的呓语。“月亮词语诗人虚幻的名声,/它蓝色的光剑刺杀了生活”,这两个病句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连猜带蒙,给翻译成现代汉语:月亮这个词语在古代和诗歌联系在一起,但现在它已经成了天文学家的科学词汇,这个科学词汇使诗人的名声变得可笑、虚幻,而且这个科学词汇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科学主义性质,这种科学主义使生活变得索然无味,因此说“它蓝色的光剑刺杀了生活”。这里至少用了十个比喻,鉴于肖开愚不喜欢科学主义,我这里也是一个大概的估算,就不一个一个地数了。正因为比喻太多,又是隐喻(更确切地讲叫借喻,因为既没有本体,也没有比喻词),我也不知道我的翻译对不对。我的翻译对不对,该问肖开愚本人(如果他还没有忘记的话)。幸亏有阐释学在,阐释学说了,作者可以胡言,读者也可以再创造,怎么解释都可以。

  在《影子》中,肖开愚用了一个影子的象征意象。这是象征主义的惯用伎俩。影子是什么?这是一个谜语,不说,你去猜。我猜是一个非真实的我。表面的、外在的、装模作样的我。是不是呢?鉴于这样太简单无趣,我建议你猜一个复杂的。原诗如下:“我踩着影子。/不是我刚才他们反驳的/是我的影子但不是我。/我的影子把街巷串起来/一排排街树印刷着/我落在后面影子/已在我家里。/我想吃它。/在灯光下它那么小那么灵活。/在厕所门口(他己替我进过)/在厨房门口(他已替我进过)/在书籍门口(他已替我读过)/在日记簿上(他已替我写过)/……它是黑乎乎的全世界。/在床上是个黑宇宙,/(他已替我睡了)。/我想吃我/灯(什么样的灯!)一关/就吃。”顺便说一句,里边好多病句。

  《一年中的最后一天》,“我开始退着走路,/并听见一辆卡车驶近屁股。”又在搞比喻。唉,真的很无聊……肖开愚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诗,比方《安静,安静》,写一些个人的隐秘生活,差不多每一个词都是一个比喻,病句连篇,不知所云,烦不胜烦。

  肖开愚还有一本书——诗集,不,是一首诗,题目叫《向杜甫致敬》,更是错乱无比。而且,向杜甫致一下敬,也没能摘掉肖开愚在文化上贫穷落后的帽子。

  不懂意味着什么?王家新聪明地说:“令人费解的诗总比易读的诗强/比如说杜甫晚期的诗,比如说策兰的一些诗/它们的‘令人费解’正是它们的思想深度所在/艺术难度和精髓所在/它们是诗中的诗,石头中的石头/它们是一扇朝向永恒的窗户/也是火焰中难以融化的冰/这样的诗就需要慢慢读/反复读/最好是在洗衣机的嗡嗡声中读/因为在这样的诗中,甚至在它的某一行中/你会走过你的一生” “人生是令人费解的/世界也经常超出我们的理解之外/诗有点令人费解/请不要生气/作为一个诗人/我会尽量把诗写得像菜谱一样简单/可是菜谱/有时人们看来看去/也看不懂”。(《令人费解的诗总比易读的诗强》)惭愧,看来我也是看不懂菜谱的人。

  现代派诗人写诗就是存心让人看不懂,他们强调“个人性”和“间接性”,并提出“个人写作”的口号。为了达到“个人性”和“间接性”的效果,现代派诗人故弄玄虚。至于现代派诗人故弄玄虚的方法则很简单,他们主要用一种叫“借喻”的修辞手法,就是比喻的本体和比喻词都不出现,只出现喻体,由读者去猜。举例来说,我们说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是一个借喻。这个借喻很好懂,因为这本身已经是一个成语。但是随便换一个试试,便是上帝也不知你在说什么。我曾经叫我的学生做借喻的练习,有一个学生交上来一句:“母亲穿上了绿色的衣服”,我说这不是比喻啊,学生说,母亲比喻大地,绿色的衣服比喻春天到了,大地披上了绿色的衣服。我说你可以去写现代诗了。当然,这是开玩笑,因为这样写的话还是能看懂的。必须绝对不懂,才是真正的现代诗。怎么做呢?把借喻做得更“个人性”,比方艾略特的“荒原”。你知道“荒原”是什么意思吗?反正我不懂。

  其实,诗的意义不在间接性,也不在包涵性。读不懂的诗就是不好的诗,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它丧失了诗歌的基本要素,丧失了作为语言艺术它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那就是它丧失了沟通与交流的基本作用。没有了交流与沟通,诗歌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而充满“个人性”的借喻,是不可能达到交流沟通的目的的。因此读不懂的诗甚至不能叫诗。

  拿病句诗来蒙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蒙人谁不会?这是诗人们抓住了读者的心理。西方人也写病句,这是病句诗的最强的理据。人类诗歌曾有那么辉煌的历史,又成了诗人们胡言乱语的资本。可怜的读者,根本读不懂这些莫名其妙的疯话,可又不敢说。这里,我要讲一个发生在历史上的真实故事:

  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有一天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说他们是织工。他们说,他们能织出谁也想象不到的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是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作用,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那正是我最喜欢的衣服!”皇帝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

    他们摆出两架织机来,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织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们接二连三地请求皇帝发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给他们。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织机上忙碌地工作,一直忙到深夜。

    这位皇帝派最诚实的有头脑的老部长到那两个骗子的工作地点去。他们正在空空的织机上忙忙碌碌地工作着。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老部长想,把眼睛睁得有碗口那么大。

    “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

    “我的老天爷!”他想。“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自己。我决不能让人知道这件事。难道我不称职吗?——不成;我决不能让人知道我看不见布料。”

    “哎,您一点意见也没有吗?”一个正在织布的织工说。

    “啊,美极了!真是美妙极了!”老大臣说。他戴着眼镜仔细地看。“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是的,我将要呈报皇上说我对于这布感到非常满意。”
    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美丽的布料。

    当这布还在织的时候,皇帝亲自去看了一次。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皇帝心里想。“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真是荒唐!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这真是我从来没有碰见过的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啊,它真是美极了!”皇帝说。“我表示十二分地满意!”

    于是他点头表示满意。他装作很仔细地看着织机的样子,因为他不愿意说出他什么也没有看见。跟他来的全体随员也仔细地看了又看,可是他们也没有看出更多的东西。不过,他们也照着皇帝的话说:“啊,真是美极了!”他们建议皇帝用这种新奇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穿上这衣服亲自去参加快要举行的游行大典。

    第二天早晨游行大典马上就要举行了。皇帝带着他的一群最高贵的骑士们亲自到来了。这两个骗子每人举起一只手,好像他们拿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他们说:“请看吧,这是裤子,这是袍子!这是外衣!”等等。这衣服轻柔得像蜘蛛网一样:“穿着它的人会觉得好像身上没有什么东西似的——这也正是这衣服的妙处。”

    皇帝把身上的衣服统统都脱光了。这两个骗子装作把他们刚才缝好的新衣服一件一件地交给他。这么着,皇帝就在那个富丽的华盖下游行起来了。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裾是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这样就会暴露自己不称职,或是太愚蠢。皇帝所有的衣服从来没有得到这样普遍的称赞。

  这个故事是多么的真实啊!它就发生在现时、现地。

  当今新诗的当务之急,再说一遍,是把一个句子写通,合乎语法,用正常的现代汉语来写作,然后才能谈得上语言的锤炼,真正的诗的表达。理解是容易的,而发现是难的。任何伟大的发现,表达出来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病句诗相反,没有任何发现,却故意把理解变成不可能,而且公然宣布就是要让人不能理解,难道不可理解本身也有什么奥秘吗?它真的如其所宣称的那样,能通过制造理解障碍从而延长阅读并增加阅读快感吗?世界上有这么无耻而自欺欺人的理论吗?

  惟一看上去有点道理的说法是要通过制造间接性来增加陌生感,以恢复读者对语言的质感。先不说这是一种可笑的谜语思维,把诗歌当成谜语。就算是一种严肃的思考吧,关于这一点,我在很多文章里都说过,这其实是一个语言与表达的问题,即“言”与“意”的问题,象征主义试图用象征来解决这个问题,它已经可悲地失败了,这个失败从波德莱尔开始,一直到奥登结束(以后的就算苟延残喘吧)。

  病句诗不光是欺骗别人,更重要的是欺骗自己。我们都以为写口语容易,因为我们每天说的话就是口语,所以我们以为看不懂的诗写起来也难写。其实,写别人看不懂的诗最容易写。亲爱的读者,要不你试试?我敢担保,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写的就是病句诗。正因为病句诗太容易写了,所以欧阳江河、王家新、肖开愚们才觉得写诗太容易了。太容易了,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所以肖开愚们写诗这么多年,语言一点都没长进,还是那么幼稚、生硬。就是自我欺骗的结果。这一辈子干什么不好,偏要耗在病句上,令人叹息。而口语诗其实是最难写的,这一点我赞成于坚。

  那么,批评家呢?他们干什么去了?

  新诗批评界的学者都被“诗人”们吓破了苦胆。学者们大都出身贫寒,本来就胆小,再寒窗几十年,好不容易得了点名利,那可是“宝贝中的宝贝”(模仿王家新“石头中的石头”),谁敢轻易说话?都闻风而动,一个比一个义正词严。明明读不懂诗人的梦话,也不懂装懂,把诗人遗留的垃圾细细分类,考证其中的曲折来源,阐释其中的微言大义,发挥其中的深刻哲理,表达自己的多层次的联想和丰富的一连串的愉悦感。其实读病句诗非常辛苦,很累,是个体力活。不过这倒也充分说明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新诗界对聂鲁达这样的不入流的诗人也奉若至宝。总之一句话,只要是看不懂的,就是好诗。其实,就是王家新们奉若神明的荷尔德林、里尔克、艾略特、奥登之流的大作,又怎么能与中国诗相比?更何况模仿它们的“垃圾中的垃圾”?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的专著《论新诗的出路》,上面都说得很清楚。简单地说,西方诗在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纠缠和摇摆,从来没有解决过语言和表达的问题,以至于到十九、二十世纪铤而走险,玩起了象征主义的把戏,实际上是一种自杀行为。而中国诗的“兴”则架起了语言和表达之间的桥梁,最大限度地解决了语言与表达的矛盾。

  学术界又是一个专制体制。学术界自从90年代以来接管了文革遗留下来的行政权力,便成了一个专制堡垒。有一句传诵的名言:“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当今的新诗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专制王国:诗人与学者勾结在一起,招摇撞骗,然后是广大的读者和诗歌爱好者噤若寒蝉,遭受欺骗愚弄。

  中国有这样伟大的诗歌传统,现在却被肖开愚这样的诗歌小丑所愚弄。这样的诗歌小丑的名单还可以几乎无限地开下去:欧阳江河、王家新、肖开愚、孙文波……还有一大批后备力量。他们成了新诗的主流,如蝗虫般铺天盖地。在报刊杂志上,在各个诗歌场合,到处是他们的如同病菌似的作品。他们互相聆听那些毫无意义的音节的组合,击节称赏,发出空洞的笑声。这些现象,在未来的岁月,会长久地引起学术界的研究兴趣,成为中国诗歌的一个可怕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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