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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诗的“发生”与“诗性空间”的拓展 (阅读3144次)



                     新诗的“发生”与“诗性空间”的拓展
                      ——对于两部新诗研究著作的评介

                                易 彬

    内容提要:近年来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和《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应和了这一思潮。前者将新诗发生期视为一种自足的场域,充分考察并辩驳了其中的历史复杂性;后者强调新诗“之这样”的命题,从多个角度对新诗的“经验与表达”过程进行了深入探寻。两者虽然均非完整意义上的新诗演进史,但它们在各自问题上的深入程度将促成新诗研究局面的改观,并诱发新的研究前景。
    关键词: 新诗  发生  诗性空间

    一如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所进行的种种重新回顾审视乃至重新定位,“新诗的发生”这样一个几乎任何一部新文学史著作在开端部分必将讨论的问题,在现时段的研究者看来也成为了一个并非不证自明的问题,“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更是可堪深入地探究。姜涛博士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以下简称《发生》)与张桃洲博士的《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以下简称《话语》)[1],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各自的质询――更确切地说,质询尚处于初始阶段,两者均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新诗史论著作,前者仅选取了“新诗的发生”这一短暂而特定的历史阶段;后者虽是着眼于新诗的整个发展历程,但其实际研究侧重于选取若干专题而并非新诗演进史,尽管这些专题涵盖了新诗所遭遇的根本问题及其若干重要方面。不过,有意味的是,两本著作的名称合并起来正好可以串成“新诗的发生与诗性空间的拓展”,颇有自成一体的态势。而这里,想先从《话语》说起,并非有意违背话语逻辑,相反,正是逻辑使然,因为两者比较,《话语》是对于“空间”的宏观性把握,《发生》则更像是一把微观而锋利的手术刀切进了新诗“发生期”的心脏,在这里,宏观恰好对于微观有着某种涵盖性,而微观又可对宏观作必要的指涉。

                                  一

    《话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新诗研究不仅要进行新诗的‘身份’的确认,而且要找寻新诗之生存‘合法性’依据。这可以归结为同一个问题:新诗何以成为可能?即新诗之为新诗的内在依据是什么?”在这一点上,以往研究“主要是从不同方面解决了新诗之‘怎样’的问题”,近年来学界所讨论的新诗问题主要包括:“对某些新诗史现象的重新发掘和确定”,即对被“掩盖”了的新诗现象和个体的发掘;“新诗研究观念的转换”,如对“现代性”观念的强调;“一些接近新诗‘本体’的、有价值的概念和方法”的提出,如新诗的“本文结构”,等等。这些讨论均不乏意义,但“新诗研究趋近于新诗本身的关键所在”却一直“被悬搁”,这个“关键”不是新诗应该“怎样”,而“恰恰是它是‘这样’的”。由此而来的设问是:“中国新诗在20世纪为何‘这样’而不‘那样’?这个‘这样’里面是否以及有着什么样的内在机制和堪与这一世纪相称的‘现代性’质素?”
    “新诗话语研究”即是基于这一设问而提出的。“话语”是一个被用得烂熟不堪的词汇,但《话语》将诗歌化约为一种“诗性‘话语’”,对其性质做出了界定:“它是以特别的语词样式(诗歌本文结构)呈现出来的言说,其内部渗透着言说者(诗人)的个人气质,同时其现实内容与意义又彰显了言说者(诗人)与现实的关联。诗人与世界事实上是通过诗歌本文进行着对话,万般意蕴都交汇在对话关系中”。在《话语》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新诗所使用的乃是现代汉语,现代汉语为新诗提供了语言基础,与古典汉语相比较,现代汉语“从语汇到表达方式”均发生了“质变”,口语化和散文化不可避免,这使得诗歌美感方式的获得,乃至诗人的思维方式,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以来,对于新诗历史的考察最终落实为这样的命题:“处于‘现代性’境遇中的中国诗人,如何运用给定的语言材料――现代汉语――和言说空间,将自身的(现代)经验付诸(现代)表达?或者说,现代汉语如何被中国诗人用来将自己的经验转化为诗?语言和经验如何在诗人的倾力熔铸下而获具现代的诗形?如此,对新诗之‘这样’的追问,便转换成对新诗‘话语’即‘经验与表达’过程的探寻”[2]。
    在具体展开层面上,《话语》分“理论探讨”和“现象分析”两篇。这里不拟展开对全部问题的讨论,而是想从对新诗本质的讨论切入。《话语》是通过对废名新诗本质观的重解而展开的。作为写作者,废名可谓风格卓异;而作为新诗理论家,其观点也是“别样的”。废名关于新诗本质的核心观念是“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这是一个具有“具有辩证性”的观念:对诗质的要求体现为“诗的‘当下性’和诗的‘完全’性”两点;同时,“他以一种十分了然的心态关注了新诗语言即现代汉语的特殊性,并揭示了因为语言特殊性而带来的新诗既敞开又隐晦的本质特征”。基于此,《话语》进一步提出了对新诗本质的理解:“正是语言的迁移彻底改变了新诗的性质,新诗从诗质到诗形都趋于‘内敛’”:“一种内在化节奏与音韵所获致的语感美”替代了“古典诗歌那种因外在整饬的音韵而具有的美感方式”;新诗诗意的获得,“并不特别依仗诗的外形,而主要依靠内部深层结构的营造”,在新诗的“内容”与“形式”间存在着“一种‘内紧外松’的张力结构”。而未来新诗的建构起点,也应是“充分考虑到语言的‘非诗化’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灵活性、自主性优势”[3]。
    从这里也可以见出《话语》对问题的基本展开方式,一方面,《话语》将新诗的演进化约为若干问题,各个问题基本上包含了某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具体诗人、事件或现象,通过对他们的细致分析(包括文本细读),旁及相关材料与讨论,最终提升到普遍问题的高度。问题当然是不可穷尽的,但20世纪新诗发展进程中所遭遇的基本问题均被指涉,就理论层面看,除了前文屡屡提及的语言和格律问题外,还涉及到不同历史阶段新诗的“对应性特征”、新诗大众化问题、主体意识问题、旧诗与新诗的问题、诗歌精神的问题以及解诗学的问题;就现象层面,则是通过“九叶诗派”、《十四行集》以及郑敏、梁小斌、王家新、臧棣、朱朱、西渡等个体来展开。
    另一方面,所谓“之这样”的研究视角,决非对新诗发展进程的简单顺应。“未来新诗的建构起点”,或者说,新诗的“重建”一类称语,屡屡出现在《话语》当中,这意味着反省乃是“之这样”这一视角的题内之义。《话语》即曾从“四五诗歌”切入到新诗的“自我反省精神”。目前学界在讨论这一诗歌运动时多强调其思想解放的意义[4];《话语》则更看重其作为一个诗学命题所特有的价值意义:作为“一次以旧体诗词为主的自发性群体诗歌运动”,却“成为新的中国新诗‘现代主义’浪潮的前奏”,“古典-现代的推动与更替在此构成了新诗进程中颇有意味的一个环节”。“‘四五’可以视为自新诗诞生之日就与之相伴的旧诗‘阴影’对新诗的集中覆盖,或者说是新诗与旧诗持续争夺‘生存权利’的‘总演习’”。它和“五四”诗歌共同揭寓了“旧诗和新诗的微妙关系”,“五四”时期带有改良性质的“诗界革命”催生了新诗;“‘四五’诗歌”看似旧诗回潮却也同样促成了新诗的“全面革新”,“这两次旧与新的对比和转承,暗示了中国诗歌自我更替的某种特性”。在窥破了这一层微妙关系后,《话语》进一步提出,“新诗的自我反省精神应该成为新诗建构的真正动力”。这里所谓“自我反省”是指,新诗是“在与各种力量(包括旧诗)的互动与互渗中,进行其格局调整和诗艺更新的”,就现今新诗的发展看,这一过程“远未完成”。因此,新诗应是“开放”的,“不仅向世界开放,而且要正视缓缓隐去的传统的巨大身影”――在新诗与促成自身“自我反省”的力量之一的旧诗之间,其实“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值得厘定”,新诗如何“重新解读中华诗歌遗产”也成为了一个有待不断实践的问题[5]。
    在某种意义上,《话语》所要揭示的正是以一种开放式的、实践性的眼光来看待新诗的发展进程,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诸种现象已然具备了独特的诗学意义――已开拓了足够大的“诗性空间”,为之后的写作提供了若干有效的经验资源。换言之,新诗自身的发展已具备了某种自足性,正是借助自身的发展,即“之这样”的事实,而不是借助“应该怎样”的价值准则,新诗确立了它自身的合法性。新诗也正在逐渐形成自身的传统,一个或可称之为“现代性”的传统[6]。

                               二
    
    以新诗“之这样”的视角关照《发生》,不妨说它从另一个角度对此一研究法则进行了确认。《发生》着眼于“新诗的发生”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大致指1919年~1923年),“从共时的层面,展现出新诗开创时期的复杂表象。同时,也不仅将‘新诗的发生’只当作一场形式革命,而是……从‘体制’入手”。视角决定方法,“在具体的观念检讨、形式分析之外”,“更多地采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考察新诗发生背后的社会性因素,在审美讨论的基础上,恢复历史应有的深度”[7]。“恢复历史应有的深度”即是回到新诗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详细而缜密地对新诗的发生过程做出了区格和驳诘。
    “具体历史语境”是近年来学界频繁施用的一个语汇,但此一语汇其实有着某种暧昧性,姜涛在评介另一部新诗研究著作时即曾指出:“返回历史现场,并不意味着纯客观的历史‘还原’,呈现复杂的细节,也并不等同于各种纷纭现象的杂陈。在进入历史的同时,研究者无法避免地会携带着自身的价值取向或理论预设,这也是独特的历史‘洞见’得以产生的前提。换言之,在‘历史’与‘价值’之间,某种叙述的张力难以避免”[8]。《发生》未必就是绝对“纯客观”的,但在我看来,在“历史语境”的呈现上,没有哪一部新诗研究著作呈现出了比《发生》更多的复杂性。《发生》涉及到“早期‘新诗集’的出版、传播、编撰、自我定位、接受和历史评价等诸多环节”,具体包括:通过对“新诗集”的出版、流布和阅读状态的历史描述,“讨论在新的传播空间中,新诗的功能、形象、与读者的关系、新诗场域的构成以及相应的阅读程式的塑造等问题”;具体考察在“新诗集”中“新诗的历史形象是如何呈现的”,“体现了怎样的自我建构逻辑,怎样规划了人们对于新诗的认识”;“从‘新诗集’的接受和批评入手,详细考察早期诗学论争中‘新诗集’的位置,由此透视不同的新诗构想间的对话,以及新诗历史合法性的确立”;“从新诗集的历史评价和历史定位入手,梳理早期新诗历史线索的形成,以及由此形成的有关新诗发生的历史想像”[9]。
    不妨从所谓“历史定位”着手简略谈及。《发生》之所以强调“从共时的层面”切入,主要原因在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新诗发生期这一共同时段里发生的事实,如出版时间仅仅相差一年的《尝试集》与《女神》,围绕着它们的原本是一幅“多种可能性纷呈的复杂局面”,彼此本处于一种“对话关系”之中,却被拉入一条“文学史的进化想像”链条之中,“‘共时’差异被拉伸成‘历时’进化”,即《尝试集》是“开端”,而《女神》是“成立”,是新诗的合法起点,共时现象最终“变成两个阶段的更迭”。这样处理的危险性在于:“对所谓规律、线索的强调,有可能是建立在对新诗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条理化’(简化)的前提上的,尤其是对新诗发生的‘张力性结构’的忽略,把内部的紧张对话化解成‘艺术’对‘工具’的扬弃,最直接的后果是,早期新诗的特殊抱负――通过逾越‘诗’的规范,来恢复写作与现代经验间的清新关联――也很少被正面讨论”[10]。
    所谓“早期新诗的特殊抱负”是指胡适从三个层面对于新诗的构想:“‘实验’的态度,表达的是一种先锋可能性立场”;“‘作诗如作文’的方案”,是对诗歌表意方式的整体构想,即通过形式上的陌生化效果,“扩大诗歌的表意能力,包容历史遽变中崭新的事物和经验”,它所突出的是“诗歌与‘现时’历史的关联”;“白话诗的提倡,则主要表现为语言、形式的变革”。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如果说后世学者忽略这一“逾越”是出于某些文学史构造策略的话;那么,在胡适本人,却也有“自我净化”的举措,《尝试集》的序言和编次中的历史讲述,以及通过“删诗”而实现的“不断地命名”,最终“消解”了此前的构想,其“张力”“窄化为‘白话’一条”。后人对胡适的“‘白话’诗”多有诟病,其依据恰恰是胡适本人的指认[11]――也即,后人多强调历史线索的清晰性而忽略了三个层面之间的复杂张力,也正和胡适本人的自我叙述有着莫大的关联。而这,无疑也昭示了只有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才能透彻地了解“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正因为历史的充分复杂性,《发生》将1919~1923年间的新诗发生期视为了“一个自足性的追寻过程,‘自足性’的获得既来自社会、读者的接受,也来自‘新诗’对自身的想像和说明”。而“新诗‘空间’的浮现与其内部的分化,也是同步发生的”[12]。在对“分化”或者说“新诗场域位置的分布”的探讨时,对“学衡派”的梳理在我看来尤其富有意味。“学衡派”历来被视为反对白话文,但在“基本历史冲动”上,《学衡》诗学与胡适诗学其实具有“某种一致性”,即同样对于“某种峻急的‘历史意识’”的强调;而“学衡派”对新诗的批评,实是“一个新的起点:不再是旧诗的威权,而是某种普遍的‘诗学原理’约束下的文类规范”;“学衡派”所关注的“并非具体的写作实践,而是作为一种知识的、超越文化、语言之上的、普遍的‘诗学原理’”,因此,他们虽仍以旧诗为参照,但“‘诗’与‘文’(非诗)的区别,已代替‘文言’与‘白话’的冲突”而成为其“批评策略的核心”,“新诗”违背了他们的文体观念,“型类的混杂”成为了新文学的罪状――而如前述,“混杂”正是新诗针对实际的历史境遇而做出的选择。这样,“学衡派”与“胡适们”的矛盾,与其说是“新”与“旧”的矛盾,不如说是“‘普遍原理’与‘历史变化’间的矛盾”。“学衡派”既“缺乏对‘新诗’基本冲动的体认”,也就“缺乏对具体历史变化的认同”。而这,也是“新诗发生的基本张力的一种显现”[13]。

                                 小  结

    将《发生》中的这些讨论与《话语》对照起来由此显得意味深长。《话语》对于新诗“之这样”命题的强调,不妨说正是对新诗发展进程中的诸种“历史冲动”――新诗本身的“基本张力”的充分体认。以此出发,对“新诗的发生”这一命题的讨论其实无须仅仅指向新诗的诞生,更可指向新诗的整个发展进程,指向它的未来。一如传统总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作为讨论对象的新诗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发生”的事实,后续事实总是不断地回应并丰富此前业已形成的事实或传统。而且,即如《发生》的研究所示范,就每一个发展阶段而言,许多“共时现象”足可共同构成一个“自足”的“诗性空间”。进一步说,尽管如前述,“之这样”的问题在《话语》和《发生》里有着重要差别,但两者显然并不抵捂,相反,两者在相当程度上具有相互补充的意味,同时也诱发了这样的研究前景:如果将两种研究思路共同贯彻到新诗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新诗本身无疑将呈现出一幅更为复杂的、立体化的景象――更复杂的“发生机制”与更庞大的“诗性空间”[14]。



注 释:
[1] 两著作均列入洪子诚教授主编的“新诗研究丛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张桃洲:《话语》,1~13页。
[3] 张桃洲:《话语》,100~111页。
[4] 孟繁华曾简略讨论过这一运动中的隐忧,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新的造神运动”,等等。这些讨论较此前出现的多种文学史里的相关讨论要更为深刻,但依然是从思想层面切入的。见《1978:激情岁月》,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22~32页。
[5] 张桃洲:《话语》,80~87页。“重新解读中华诗歌遗产”语出郑敏:《中国新诗的古典与现代》,《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6] 《话语》援引了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的观点:“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一宏大的现象本身已自足地构成一种新的诗歌传统的历史”,见该书第2~3页。臧文刊《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86页。另,臧棣著作《40年代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即将作为“新诗研究丛书”之一出版。
[7] 姜涛:《发生》,8页。
[8] 姜涛:《开放问题空间之后:从“新诗”到“现代汉诗”——评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134~41页。此文即认为《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关于新诗的发生期(“破坏时期”)的讨论忽略了历史中的“复杂‘纠葛’”。
[9] 姜涛:《发生》,12~13页。
[10] 姜涛:《发生》,253~257页。
[11] 姜涛:《发生》,127~152页。
[12] 姜涛:《发生》,268~270页。
[13] 姜涛:《发生》,130页,184~192页。
[14] 就姜涛个人的研究而言,除了“发生期”外,对新诗的其他发展阶段也做出了若干重新审视与驳诘。如对1940年代冯至与穆旦诗歌中的人称的辩驳,以卞之琳为例对诗歌文体及其功能的审视,以穆旦和徐迟为例对“抒情”观念的驳诘,等等,这些研究不妨视为《发生》思路的延续,表象事实背后所隐藏的许多重要诗学命题得到了重新审视――通过新诗自身的辩难,“新诗的发生”这一命题由此也得到了更为宽广的呈现。如上论文见:《冯至、穆旦四十年代诗歌写作的人称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4期,142~156页;《小大由之:谈卞之琳四十年代的文体选择》,《新诗评论》,2005年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8~43页;《从“抒情的放逐”谈起》,《扬子江诗刊》,2005年第3期,21~23页。

刊载于《新诗评论》2007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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