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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上春树:小资疗养院的精神食谱 (阅读4674次)





如同“新青年”总是容易感染上肺病,胃病几乎成为衡量一个中国小资是否达标的经典标准。这样说肯定会给人无中生有的感觉,但幸亏著名的苏珊·桑塔格女士已经通过亲身实践写出了一部《隐喻般的疾病》。1975年,她因患乳腺癌被医生宣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幸运的是,刑罚后来一直无限期拖延下去。劫后余生的她,戏剧性地将自己的身份从病人过渡到医生,先后对癌症、艾滋病进行了一系列的精神分析。她认为,疾病不仅与身体有关,也作为某种相关隐喻决定或影响着思想秩序的建构。在这种精神病理学的掩护下,我也试图通过村上春树为小资疗养院准备的精神食谱,研究一下“胃病是怎样练成的”。
村上春树在给中国读者的信中这样说:
写小说,我想无非是制作故事。而制作故事,同制作自己的房间差不多。做一个房间,把人请到里边来,让他坐在舒适的沙发上,端出好喝的饮料,让对方对这个场所心满意足,让他觉得简直就像专门为自己准备的场所——我认为好的正确的故事应该是这个样子。即使房间非常豪华气派,而如果对方没有宾至如归之感,那么我想恐怕也很难称为正确的房间即正确的故事。
通过“写小说等于制作故事,制作故事等于制作自己的房间”这个三段论,写作与建筑学形成同构,小说演化成读者们的精神场所。与伍尔夫呼吁一间“写作者的房间”不同,村上春树更倾向于建造“阅读者的房间”。前者要求的是现实中的建筑,后者需要的则是想象中的建筑。
阅读属于双向选择:如果村上春树根据读者是否“宾至如归”,来判断自己是否制作了“正确的房间即正确的故事”;那么面对同一所房间的不同反应(客人/“宾”或主人/“如归”),也能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理想的读者”。就在村上春树刚刚成为晚报副刊的关键词时,我意外地在皖北老家发现一本《挪威的森林》,那是十几年前的漓江版。当时我非常诧异,80年代北方小城的精神气质恐怕只能称得上“小农”而不是小资,怎么会有这本书?仔细一看,书的封面已经被撕去一半,正文页面发黄而且打着卷。不难想象,像我父辈这样的文学青年,肯定仅仅把它当作普通的地摊文学。那时有谁能预料到,村上春树将与杜拉斯一起,成为跨世纪的小资白皮书。两代人的不同反应并没有孰优孰劣的绝对等级之分,但它说明了这么一个事实:在村上春树的小说房间里,“舒适的沙发”和“好喝的饮料”通常只是小资们的专利。
村上春树强调“宾至如归”是写作者的服务准则,他的首席中文译者林少华,干脆将小说提供的精神场所命名为“精神家园”(《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代译序》)。但他恰恰忽视了,“宾至如归”四个字往往贴在宾馆/疗养院的墙壁而不是“家园”的栅栏上。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家园”具有宗教背景,它在失园者/流亡者的记忆中生长,大地是它的属性。通往精神家园之路,是一条回归和救赎之路。而跨国资本下的第一代中国小资们,既不存在什么家园记忆也不存在什么家园乌托邦,自然也不是失园者。有趣的是,家园经验的缺席常常使得他们缺乏某种常识,乃至于面对一些低级的精神抚摸,就会产生抵达精神家园的幻觉。
村上春树悄悄地在《挪威的森林》里,把自己制作的房间命名为精神疗养院。我们都知道精神病院的规则,出入都需要许可证,医生始终是医生病人一直是病人,两者之间决不能有任何僭越行为。福柯曾经从医学史的医学经验话语中,读出被医学报告隐藏的知识秩序。而在村上春树的精神疗养院里,医生和病人的身份意识得到淡化,患者玲子同时担任音乐教师,甚至都无法确认自己“是职员还是病员”。当下中国小资的主力军是’7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二三十岁的他们恰恰是最具颠覆性的群体,很难认同精神病院的僵硬规则。但是,他们又会不可避免地感染上流行感冒一样的“青春病”。这种青春病的主要症状是空虚、感伤、迷惘,它的高发地段往往是弥漫着现代性焦虑的都市。不论是从时间(年龄:青春期)还是空间(居住地:都市)上看,青春病都毫无疑问地成为小资们的集体病症。难怪前不久,有一本’70年代后的书这样自我命名——《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上海译文出版社也对症下药,在新版《挪威的森林》封面上印上这么一行字:“一首感伤的青春恋曲”。被说中了心病的小资们,自然会奔往精神疗养院,它至少是一个可以弹钢琴学法语种蔬菜看电影的地方。《挪威的森林》里,渡边、直子和玲子在精神疗养院的几天,几乎是书中不多的“幸福时光”。
我不敢说村上春树写到精神疗养院是专门为小资准备的,但这不妨碍中国小资们一厢情愿地把精神疗养院想象为自己的特权。就像张爱玲写小说时肯定没有想到“反封建”这么一个伟大主题,但2001年的《山东社会科学》依然会有山东师大某文学博士用近万字论文将张爱玲纳入反封建阵营。赶快打住!让我把话题从倒胃口的“反封建的张爱玲”,重新回到还算可爱的村上春树。小说中精神疗养院的入院须知是:“人们自觉自愿地进来,自觉自愿地出去。而且,能够进入这里的,仅限于适合这种疗养的人。”前半段话保障了一种出入境的自由,这使得小资们不会感觉到秩序的牢笼;后半段话则对这种自由进行限制,并非任何人都能随意闯入。要知道,这可是一所“收费相当高”的小资疗养院,它的服务对象并不是那些需要专门治疗的病人。在这里,强制行为被取消但各种软性限制取而代之,小资是自由的而“非小资”则会受到各种限制。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想起,通往精神疗养院的路上有两块一模一样的木牌:“非有关人员谢绝入内”。
让中国小资们感到满意的是,在村上春树的精神疗养院里,看到的不再是什么“励志人生”之类的思想药方。这里推行的是食疗而不是药疗,伴随着青春酒精的味道,村上春树的小说提供了一套精神食谱:情欲爆米花和哲理迷魂汤。一般说来,前者属于形而下层面而后者则具有形而上倾向。但村上春树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文字通过一种套餐的形式将形而下与形而上互相中和起来,在各个层次上缓解了小资的青春病症状。这与村上春树的小说理想有关,他曾经把自己构筑的世界描述为:“现实的是非现实的,非现实的同时又是现实的。”在这个写作乌托邦里,他试图“以未经世俗浸染的非现实性来弄清我们周围的现实性”。这种写作的辩证法,经过小资的想象,就成为情欲辩证法。
爆米花常常是人们坐在电影院里或看通俗读物的消遣食品,我用“情欲爆米花”这个中性词来命名村上春树小说中的情欲场景。我不关心村上春树出于什么目的描写情欲,但我对小资们出于什么目的看待情欲却十分有兴趣。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宣传和书籍装帧上,都特意突出新版《挪威的森林》是“全译本”。如果仅从字数上说,全译本仅仅比此前的节译本多了2000多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正如某些明清小说洁本(包括《废都》)中的方框会唤起欲望幻象,全译本则暗示着对情欲禁忌的突围。欧洲历史上的书报检察官,最后总是发现欲望受到过度压抑会更加膨胀,自己无意中竟然成为欲望的帮凶道德的叛徒。对于这些性描写,村上春树试图罩上一层理论薄膜:“我是想把它写得纯净些的。生殖器也好性行为也好,越现实地写越没有腥味。”遗憾的是,阅读者的鼻子并不遵循写作者的指令,小资们很容易被阅读的生理快感吸引。与出版社的全译本策略相对应的是,阅读者习惯于制作一种特殊的“删节本”。他们的目光跳跃式地越过那些“不重要”的章节,而在可以闻到情欲爆米花味道的页面反复停留。经过这种特殊的审查,《挪威的森林》仿佛一本“新婚指南”,《且听风吟》成为“少女失身的传奇”,《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则干脆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就像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仅其中的kitsch一词就足以让众多翻译者、学者开一场思想讨论会。可是小资们只要从中看出“三角恋爱”就开始兴奋起来,更何况其中还有些“床上戏”。
而小资与民工不同的是,他们在品尝过情欲爆米花后,还要来点美学、格言和术语组成的哲理迷魂汤。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说明他们的“高级趣味”。 情欲常常是一种禁忌,但是通过美学/哲理的消毒,就可以把人体当作艺术正大光明地欣赏。我没有幼稚到把人体艺术当作“不健康”的文化,但并不能否认,总有人以美学/哲理为借口用“不健康”的眼神看待那些人体。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小资们接受美学的渠道往往是那种普及版的美学读物,这样训练出的只能是奥修式的格言/哲理思维。比如昆德拉,他们不会满足于谈论那些“三角恋爱”(虽然,他们的兴奋点在这里),而是会抽象出一些精神和肉体互相冲突的格言/哲理。更有等而下之的低级小资,匆匆忙忙地学了一点术语/哲理,就赶快拼贴起理论七巧板。关于村上春树,网上有这么一篇评论文章:“村上的忧郁是知识分子的忧郁,村上的哀愁是知识分子的哀愁。”我对这句话非常迷惑,用知识分子这种词来粉刷青春病,不但不能给青春病带来什么光荣还会让人对知识分子多一份反感。但愿这只是作者的笔误,似乎用“小资”把“知识分子”替换掉会更通顺一点。这种哲理迷魂汤的始作俑者,属于阅读者有时也属于写作者。在《寻羊冒险记》的第六章,村上春树就使用“意志、语言性关联、个人认识、进化连续性、混沌状态存在”这么一堆术语原料,亲自熬制了一锅并不怎么高明的汤。
不难想象,当小资疗养院里的人们整天以情欲爆米花和哲理迷魂汤为主食,最终只能患上消化不良的胃病。后发焦虑的中国小资们,匆匆忙忙地拜谒着一个又一个前辈:昆德拉、杜拉斯、村上春树乃至博尔赫斯(有些小资干脆把他强行改名为“赫尔博斯”)、卡尔维诺(也会盗版为“维尔卡诺”)。几乎所有的文化名牌都被引进中国,但随即又都会出现一大堆盗版发烧友。这是一份荒谬的精神食谱,它本来适用于对青春病的自我治疗,最终却感染了又一场文化疾病。我不想把自己幻想为文化精英,然后居高临下地看待大众文化。但是,我所能得出的只是这么不太让人开心的结论:大多数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资们,无非只是些穿着西装的文化民工。
            (2001年9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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