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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拯救中国学术 (阅读2776次)



(一)学术为什么腐败
对于中国学术的丛生腐败,整个中国社会都束手无策,这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奇迹。不仅如此,各界人士对作为社会焦点问题的学术腐败,至今却连腐败的根源都还没能找到。
许多人以为学术腐败的根源在于道德人心的堕落。这又和社会大环境相关。消费社会激起人的贪婪心,腐败的社会现实给人以耳濡目染的熏陶,膨胀的名利欲望使学者铤而走险,干起了腐败的勾当。
许多人认为是量化的评价体制使然。既然现在的评价体系是唯数量是问,职称、名声、地位都和论著数量相关,然而做学问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一时间不可能既快又好,那么学者自然逼良为娼,逼上梁山了。
更进一步的分析,人们认为学界的官本位制度是中国学术腐败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学官们自己也腐败,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歪, 又因为本身不正,所以无法正人。
许多人为学术腐败开出了药方。无非是改变学术评价方式啦,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啦……比较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认为要改变现在的学术官本位制,去除学术外的行政干预。许多人倡议,把权力交给学者,加强同行评议,具体的还有教授治校,把出版社、期刊都交给学者去办,编辑只干杂务,没有审稿权等等。总之,是要扩大学者的权力,让学界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王国。这样,学术腐败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这些说法全部是似是而非、舍本逐末、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现在学界的权力不是太小,而是太大。所谓的行政干预,在学界内部早已并不存在,相反,学界正是充分利用了行政权力,而且行政权力已经基本移交给了学界。现在进人、挖人、用人、留人、评审、职称,凡是有关名利地位的事情,不都成了学界内部的事务了吗?现在出版社、期刊、报纸、电视台不都已经成学界的后花园了吗?之所以要树立这样的一个假想敌,有文人的狡黠在内:一方面继续要权,同时给公众塑造桀骜不逊的反体制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
学者在今天,已经实实在在地掌握了学术界的全部权力,他们已经严严实实地控制了全部的学术资源,他们和行政体制是一而二、二而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
而这,正是学术腐败的根源,也是社会各界为什么对学术腐败无能为力的原因。
(二)百年前的那一场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和权力的转移有直接的关系。
上个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从一个期刊开始的。这个刊物就是陈独秀办的《新青年》。由于当时时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政府无力控制思想界。而大学的兴起,又给学界有了一个集结地,而最关键的是,报刊杂志的兴起这一新生事物,给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攻防兼备的文化阵地,
  当时的北洋政府,是一帮只知道立正稍息打枪放炮的土包子。他们完全没能理解期刊杂志报纸出版社对于这个社会的革命性意义。文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无能,但他们能说会写,有鼓动性。一旦给了他们说话的机会,他们就会显示他们善于宣传鼓动的特点,得以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所谓知难行易,行动也就在其中了。然而北洋政府完全不懂这个道理。于是学者们通过自由的出版制度,全面接管了思想文化的话语权力,控制了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从而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
从此以后,社会权力的关键的一部分,即文化思想舆论的权力,就转移到了文化界。在近代以前,思想舆论都被控制得很死,也没有什么可控制的。人们也接触不到什么印刷品,印刷品也是科举范围内的东西。读书人根本接触不到什么新思想,只是通过科举考试,侥幸当个官,背诵圣人之言,代圣人立言而已。这样的时代,连死水微澜都不可能出现。
新文化运动后的三十年,一直是学术界的黄金时期。这时,对出版物几乎没有限制或限制很小,使得文化界畅所欲言,真正实现了言论的自由。最关键的是,正因为没有限制,所以也不存在垄断,任何一派都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垄断资源。这是一个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短短的三十年,为中国贡献了一个世纪中最优秀的学者、作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二十世纪的所有辉煌都来自这三十年。这时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不依靠行政权力,这是一个既有权威又没有权威的时代。鲁迅一代宗师,可不服他的大有人在,而且可以公开叫板,也可以有自己的舆论阵地,公然对抗。这在当代,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
(三)权力的再转移
九十年代以后,学界又再一次接管了学术权力。不过这一次接管的是行政权力。这一次接管后的权力远远地超过了百年以前,这一次学界的权力是一种垄断的行政权力。在今天,学界不仅控制了出版社、期刊社,而且势力还渗进了报社、电视台。这种权力和百年前的权力大相径庭,在结构上二者有很大差别。百年前的学术权力是分散的,非行政的,现在的权力是行政的,高度集中的。资源被少数人垄断,学界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1)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也认为:“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2)这些名言对中国学术界就好像量身定做的一样合适。因为当前中国学术界的体制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不管中国学术界外部和内部,都没有直接的互相制约的权力,中国学术界的权力的集中程度跟中国社会其他领域相比是惊人的。
      就因为一部分权威垄断了学术权力和学术资源,不同的声音就无法出现,即使出现了也进入不了主流媒介,人们也无法听到。权威们利用权力排斥异己,打击新锐,压制言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自己能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善良的人们总是不理解,王铭铭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剽窃?他有名,有地位,北大的教授、博导,也不缺钱,他还要什么?有人说,王之所以抄袭,是因为评价体制的问题,他骑在一匹快马上,停不下来,只好剽窃。这样的言论真的很无耻。其实,王抄袭的道理很简单,四个字:肆无忌惮。正因为他们这样的人在学界横冲直撞惯了,才根本不把抄袭当回事。我抄了,是的,没错,又怎么样?你奈我何?可不是吗?王铭铭不是照样当他的教授吗?王铭铭之后不是有无数的教授博导继续抄袭,继续屁事也没有吗?难道我们还不明白学术腐败的根源吗?
如果不致引起众怒的话,我要说,剽窃还不是最严重的。学术腐败的最严重的表现方式还在权威们对学术的严密控制,对学术异己的残酷打击,压制学术创新,进行学术专制,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的癌症。学术专制的危害不仅仅是对现时代,它还培养学者的奴才性格,遏制民族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一大公害。
(四)互联网拯救中国学术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也许是中国学术死里逃生的唯一希望。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学界鞭长莫及,在学界的领地之外,一下子出现了一大块无法控制的空白。这就使得学界的绝对权力一下子有了松动乃至瓦解、崩溃的可能。
有许多“学者”为此痛心疾首。批评互联网是泡沫,批评互联网没有权威。最可恨的是,有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一夜成名,挡也挡不住。还有,剽窃也不那么利索了,因为打假网站也起来了,而且支持者众多。虽然剽窃被人揭发也没有实质性的后果,毕竟也挺丢人的。在互联网时代,一切魑魅魍魉都无可遁形,一切假权威、伪君子都将原形毕露。
互联网使真正的创新成为可能。创新之作有机会躲开权威压制,与公众见面并产生社会影响。学者们能控制传统的学术媒介,他们的手再长,也不可能控制互联网。虽然互联网开始可能鱼龙混杂,但因为互联网的公平的自由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权威可以自然形成,而且权威也不可能形成垄断。这和学术界高度集中高度垄断优汰劣胜的机制是完全相反的。
我欢呼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热切地期望又一个文化的春天降临古老的中华大地。

注释:
(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2)〔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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