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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中国诗歌调查》 (阅读4445次)



小引兄:

你好!感谢惠寄的诗歌调查问卷。很抱歉,恕我无力回答这些问题,一则是自己确实没有能力答完所有的问题,一则是问卷设计的有些问题难以回答(我相信,这些问题是经过了你们的深思熟虑的)。不过,我对你们发起这样的调查表示敬意——虽然以我保守的想法,认为在当前的喧嚣年代,任何认真、严肃的声音都未免会被娱乐化的浪潮所覆盖(这大概也是我在一些朋友力劝之下仍未对时下接二连三的诗歌“事件”有所置喙的原因)。一些工作总得有人慢慢去做,只是不同的人会采用不同的方式。
出于“专业”习惯和个人的喜爱,这些年我一直关注着中国诗歌的发展:不仅广泛阅读作品,而且搜集诗人、评论家以及各种与诗歌有关的现象或活动的资料(包括网络上的)。首先我要说,我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并不悲观。无疑,当前诗歌的状况已经越来越趋于复杂化,因此我反对一些人仅“凭印象”、以单一的方式和标准来评判甚至指责当前的诗歌。当人们大呼“诗歌不行了”、“诗歌乱七八糟”、“诗歌一败涂地”云云时,我不知道他们从哪一角度、以何为依据得出这些结论的。在我看来,至少应该从三个层面去看待(观察)当前诗歌的生态:一是浮在表层的各类“事件”、活动、论争等等,它们对于诗歌的良性发展起着极大的销蚀作用,它们消耗着诗歌的激情,同时也损害了诗歌的内力;一是各种花样翻新的、故作惊人之语的、或光滑艳丽或平庸乏味的即兴式写作,它们占据了大量资源(无论所谓官方和民间),吸引了大批眼球,其中的大多数所持的游戏心态和功利目的,同样无益于诗歌的建构;一是沉潜的保持“对经验和技艺的双重关注”(陈超语)的写作,他们不为潮流所动,很少搀和到一些“事件”中发不着边际的呓语,像昌耀,从50年代到90年代的40多年里,他始终是与浮躁的所谓诗坛保持距离的诗人。当然,实际的情形远比这复杂得多。总之,我不赞成那种不加区分的、不负责任的、以总体和全称对中国诗歌说三道四的态度。
我想,在当前,中国诗歌的确面临着一种比以前更为艰难、错杂的处境。诗歌被纳入了一个更加阔大的关联域之中。诗歌写作不再只是诗体、形式等内部问题,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与时代生活、个人遭际等因素的多方位的摩擦。当然,这并不是说诗歌必须跟时代一样变得破碎,而是指某种整齐划一的对于诗歌的指令被撤除了,许多流行一时的规则失效了,有关诗歌的认识也是变动不居的。我们谈论诗歌时,有必要充分考虑诗歌意义生成的“上下文”,如果孤立地看待某个现象或文本,就难免会出现偏误和错位。时下,诗界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诗之外的鼓噪盖过诗歌本身的探索,有人拼命制造“事件”以进入“历史”。实际上,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历史。历史是什么呢?一个既盛放珠贝、美玉,又涵容瓦砾、灰尘的箩筐而已。不是早有评论者说过,“历史将收割一切”!“事件”、活动可能是惹人眼目的,但诗人最终必须以文本说话,因为诗歌,归根结底是一种文本行为,是语言之内的现实。此外,吊诡的是,虽然不少诗人在努力寻求着某种独异(标新立异),但往往摆脱不了“同一”的窠穴,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无法阻挡、不可逆转的平面化时代(“扁平化”的车轮滚滚向前!)。所有这一切,愈发需要诗人们葆有足够的耐心。
问卷中有一项关乎诗歌批评,对此我想特地说几句,表明一点自己的想法。同很多人一样,我也不大看好目前的诗歌批评(虽然我自己算是厕身其中),但我不得不说,在很多时候人们是误解诗歌批评了。一些人以为,批评就是发表意见,就是说好与坏、答是与否。事实上批评的内涵和具体实践要复杂得多,李长之70年前的一番话说得好:“批评是一门专门之学,它需要各种辅助的知识,它有它特有的课题。如果不承认这种学术性,以为‘入门’,‘讲话’的智识已足,再时时刻刻拿文学以外的标语口号来作为尺度硬填硬量的话,文学批评也不会产生”。批评不是简单的评判,不是用于吹捧或攻讦的手段,人们期待在批评中可能出现的洞见不产生于义正词严的表态、理直气壮的宣讲和信口开河的说辞;批评是对于历史、文本的细致入微的体察和发现,需要学识、修养、判断力、趣味的综合,不论是关于单个诗人的评论(想想波德莱尔为戈蒂耶写下的长篇文字,以及布罗茨基、希尼的杰出的诗人论),还是关于某个诗学问题或某种诗歌潮流的把握(这方面的著名例子是Abrams对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清晰梳理)。
我还想说,批评与作品之间决不是一种依附关系,真正的批评同样是一种独具匠心的创造,正如桑塔格所说,“批评的写作,业已证明是一个摆脱智力重荷的过程,也同样是一个智力自我表达的过程”。批评也并不是为某个具体问题的“一次性”解决而存在,而是为了呈现和重新梳理问题,使之得到清晰的彰显:“批评是一种思想行为的模仿性重复。它不依赖于一种心血来潮的冲动。在自我的内心深处重新开始一位作家或一位哲学家的我思,就是重新发现他的感觉和思维的方式,看一看这种方式如何产生、如何形成、碰到何种障碍”(布莱《批评意识》)。虽然时下确实有大量不痛不痒、不知所云的批评文字招摇过市,但不应把批评一棍子打死。其实每一年代都有优秀的诗歌批评者,如30年代的李健吾、40年代的袁可嘉和唐湜;80年代也涌现了一些不错的批评者(如陈超);以我目力所及,当前诗歌批评也已出现具有良好资质和潜力的批评者(同龄人中我愿举出姜涛、冷霜,当然他们也是不错的诗人),——这里顺便提一下,有些诗人以为自己只要写诗就行了,管它什么批评、理论,不大愿意去尝试也不愿去面对,其实一个杰出的诗人同时必定是一个敏锐的批评家(一个不懂得批评的人如何写得好诗?),这话也许有点极端,但放眼当今中外诗界,应该大抵不差的。(说来惭愧,我自己也是兼及诗与诗歌批评,诗写不好,批评则不敢稍有马虎,总是用心经营,力求准确、缜密而与所批评的对象“相称”,不仅在内涵上、而且在文字上。)
我唠唠叨叨这么多,既不是为诗歌辩护,也不是为诗歌批评辩护(因为它们无须辩护),而只是表明自己对当前诗歌境况的一点看法。都是些老生常谈了!由于时间关系,信不能写得太长,就此打住。
预祝调查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张桃洲  匆匆

2006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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