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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与爱与最后一行的意义 (阅读3740次)



诗与爱与最后一行的意义



    我在三十岁时,对坚持了近十年的诗歌创作有了新的期待,我厌倦了青春期的自我膨胀,厌倦了做一名疲倦的歌者。经过沉淀、思索、彷徨之后,我对诗歌这一文体有了审慎的选择。渐渐地,我把分行中的那个“我”部分地转换成了“你”或者“他”,主观向着客观开始了艰难的倾斜。与此同时,在分行中,我开始重视描述这一元素式的功能。这样的诗歌理念,创作出的作品必然和早期有所不同,而回头一望,想到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和我的大多数同行一样,在当代汉语诗歌中表演了那么多装模作样的姿态,就突然脸红起来。诚然,那些眼花缭乱的技术表演,会有一个小小的位置,但这是一个舞台,而不是一颗心灵,只会让我们离真正的诗歌越来越远。今天,就我这个年龄,青春和激情正在变成灰,现实感和历史感逐步抬起了头。面对诗歌,我愿意像一棵熟透的庄稼,低垂着谦卑的脑袋,向着无言的大地,躲进“诚实”这个词;或者,就像我的父亲,面对侍奉一生的泥土,只在心里默默地掂出它的重量。

    获得泥土,是每一个生灵最终的方向,也应该是有灵魂的诗歌的方向。我的地理位置,我敏感的心,一再要求我不能无视这一把泥土的存在。我一直生活在南方——一个被桑树和白云遮蔽的小小乡村,乡村的澄澈,乡村的狭窄左右了我对形而上问题的思考,乡村的迟钝和缓慢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些恰恰适合我沉入到具体事物的根部进行苦思冥想。我知道,在我算不得宽敞的呼吸里,能让我自由感受的空间不过是两个伸直了的手臂之间的那一段距离。同样,这段距离内的写作,对我来说才是可信和能够把握住的。尽管我在长年的写作中,认识到诗这一文体的巨大包容性,但我仍然承认一个诗人在具体写作时的局限,我当然愿意在这有限制的方寸中完成真正属于我自己的那一小部分写作,这是我目前诗歌创作的基本心态。

    每一位诗人内心都会被遥远而光辉的事物充满,照亮,因此,诗人的性格基本上是通体透明的,他们对万物的爱就像南方的雨水一样丰沛。在一个被无穷无尽的爱左右的阶段,或多或少会写下一些空心的分行。我没有例外。有段时期,因我无法克服自身的弊病,我甚至对坚持多年的诗歌写作产生了怀疑,经过内心的摇摆和搏斗,我开始告诫自己:再不能这样一味地飞行、高蹈和遥远下去了,我必须首先和那个高出泥土仅仅七尺的自己的躯体约会,学会在这大地上走路,用人性的双脚,而不是用神性的翅膀。我开始认识到诗人生活的世俗性,他应该和大地上任何一种植物一样,与褐黑大地基本保持平行,老老实实地和具体的事物呆在一起。的确,就我这个深陷泥淖的卑微徒工,不配谈论“灵魂的拯救”这样大的问题,甚至还不到谈论“天空”这个大词的时候。我这样想的时候,十年就过去了。

    飞扬的青春逝去了,但是获得了顽石般结结实实的经验。我开始思考如何发掘现代诗的诗意这个写作中的具体问题。对于关注当代中国诗歌的读者,有一点是否认不了的。即许多人是通过阅读翻译体的诗歌而成为了诗人。阅读的气味在整整一代人身上留下了那么深的痕迹。说出这个事实多少有点沮丧。这至少表明:当代很多诗人并不具备开掘当下诗意的能力,也就是说对万物缺乏强烈的诗歌感受,更遑论揭示万物之间的联系而获得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力。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只是通过阅读而获得了写作的野心——这一点对中国新诗的损害至今还没有被充分估计到。我对类似的作品注入的情感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一边读一边拒绝,逐渐将那只伸向西洋的脚努力地缩回来,但看来我还没有那么彻底地踏在自己的菜园子里。就目前我个人的写作,我还是希望能够获得力量推开强加在身上的那个广大的西方诗歌背景。让我只接受和写作感觉了并理解了的那些东西。这也是我在读《论语》时得到的启示。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子不语怪力乱神,那是孔子的诚实。一个现代诗人应该有这种诚实。退一步说,如果对未来的事物看得还不很清楚,就不如开启自己的审美器官,向着自己的过去一一触摸。基于这样的认识,我非常警惕一些看似题材重大内容却是空洞的作品。诗要处理的只是我人生的一部分经验——哪怕这些经验非常细小和琐屑。对眼前或过去年代人与事的触摸、感受、沉思,我看到了穿透岁月本质的那一道黑暗中的光亮。这让我异常兴奋,并感到了诗歌写作的可亲和可信。

    任何年代,诗人的存在始终让物质的面孔闪过丝丝尴尬和不安,就好像光的存在加深了黑暗一样。诗能够彰显一些个人或时代的隐秘的基因。但是,正如希尼所说,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听起来有点悲哀,但是诗人同时承认诗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无限的。小而言之,诗让一颗绝望的心看到希望,在双重火焰下彻底解放一个人,大而言之,诗歌让一个民族重新焕发青春的活力。诗在神秘的洋面上,就像上面那位伟大的爱尔兰乡下人说的:“就像(耶酥基督)在那沙中写字,在它面前原告和被告皆无话可说,并获得新生。”我因此孤傲地相信:诗“在它最伟大的时刻会像叶芝所说的那样企图在一种单独的思想中保住现实和公正”。自然,我对中国诗歌的现在也不会乐观到忘掉了眼下自己的那个灰头土脸的形象。我得承认我们没有古代诗人那般幸运,触目皆是诗情画意,满地的珠玉可以随时弯腰拣拾。我们的诗意是深藏在虚伪的现实下面的,或者说现实并没有我们理想中的那一种诗意存在。我们对诗意的每一寸发觉,都必须高度专注或凝神。像一束光必须集中在另一束光里,才能粉碎一些坚硬的东西一样,我相信一个诗人由于对万物的注意,那个装在套子里的身体才有获得彻底解放的一刹那机会(也仅仅只是一刹那)。我对诗歌以及诗歌的最后一行怒射出来的意义,总是有所期待。

    曾写下《谈一九六五年美国诗歌》一文的诗人杰克•吉柏特(Jack Gilbert)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爱是不能单单经由辩证法而获得的,爱必须去体验。”诗歌创作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我不大相信,诗人仅仅通过书本就学会了写作,发掘了我们时代的诗意。诗意的感受和爱一样应该更多地来自日常生活的体验。通过阅读而获得写作力量是虚弱的,因为它最终斩断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然而现实恰恰是诗歌的必经之路。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实焉能缺席!在具体的分行中,我们不能写下一些连自己都不能相信的虚幻的东西,或者写着写着某些句子就飘拂起来,去向不明了。就我现在而言,诗歌是大地,不是天空,因为天空中除却光什么也没有,尽管光对卑微的人类来说是那么重要,那么神秘,但是,光的那种巨大的单一性让我感到天堂的荒凉。让我的诗歌在现实中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哪怕这个位置低于泥土,这是我当下或今后的写作中首先要考虑的。

    中国诗歌,在过去的近百年里,我以为,任何一个光洁的形式都已经探索到了,但是,离诗歌一词最近的那个定语(中国的)却最是遥远。现在,诗的民族性应该被郑重地提出,它在等待着汉语诗人为之抛掷心智,为之殚精竭虑。

200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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