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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诗坛:“低谷”的梦魇 (阅读3578次)



         当前诗坛:“低谷”的梦魇
                        
                                                
  曾经在世纪初充当了新文化运动先声的诗歌,临近世纪末,却似乎呈现出某种“英雄末路”的暗淡情景。诗歌自身不会说话,是有关诗歌的舆论这么认为。最极端的说法是“诗坛已风流云散”,“诗歌已全军覆没”,云云。或以为把话说得太绝便不足与论;圈内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诗正深陷“低谷”。“谷”,按《现代汉语词典》,是指“两山或两块高地中间的狭长而有出口的地带”;“低谷”者,“谷”中之低也,听来意味也十分不妙。好在低谷不是深渊,因为低谷不管有多低,怎么个低法,总算“有出口”;这是“低谷论”者尚不致对诗感到绝望的所在,当然同时也可以激发他们指点“出口”的热情。
  首先应该肯定“低谷论”者大多是诗歌队伍里的好同志,其中有些差不多是系诗以身家性命。大概正因为如此,这才有点“恨铁不成钢”。问题是他们的结论下得恐怕有些草率。无论面对的是什么物事,也不管用心有多么良苦,草率得出的结论都只能令人生疑,尤其是在学术意义上,更不必说所谈论的是象诗这样精微而脆弱的艺术了。
  接着我们来讨论一下“低谷论”的前提。由前引《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可知,“低谷”处于“两山”或“两块高地”之间;那么,当前诗歌相对的“两山”或“两块高地”所指为何呢?其中之一显然是指期许中未来的“高山”或“高地”。作为一种祝愿和祈福这无可厚非;但若引来作为参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诗的未来和未来本身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怎么知道要“来”的一定是“高山”或“高地”,而不是更低的“低谷”呢?谁曾、谁又能对此作出论证?从概率论的角度说,后者同样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除非从逻辑上事先设定未来必然高于、优于当下,否则征引一种假想的、或然的、充满变数变量的、未经论证且无法论证的“未来”,以当作现实的参证的做法,就只能归于荒谬;而更荒谬的或许还是对未来进行独断的逻辑设定本身。在这方面我们正可谓“殷鉴不远”。就诗而言,百花凋敝的“文革”时期相对郭沫若写《百花齐放》时的五十年代是“未来”;郭沫若写《百花齐放》的五十年代相对他写《女神》的二十年代是“未来”;请问这里被称作“未来”的,较之它们的“过去”高在哪里,又优于何处呢?
  不过,让我们于此且放“低谷论”者一马吧--让我们谨存其祝愿和祈福,转而谈谈另一侧的“高山”或“高地”。这里的“高山”或“高地”无疑是指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的诗歌,即所谓“新时期诗歌”。尽管所去不远,但这一时期的诗歌经由自我复兴到多元开放格局的重建,而形成了堪可与群星争辉的三、四十年代媲美的新诗“第二高峰期”,在史家笔下差不多已成了定论。需要追问的是,说相比之下当前诗歌深陷“低谷”到底是什么意思?换言之,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的诗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被称为“高山”或“高地”?设若举办一场“诗歌知识竞赛”(恕笔者不恭),请“低谷论”者在如下几种可能的答案中平心选择:
  A,前一时期的诗歌状态更加活跃;
  B,前一时期的诗歌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更具影响力;
  C,前一时期的诗歌造就了更多的杰出诗人;
  D,前一时期的诗歌提供了更成熟、更有价值的文本;
则选择A、B项的肯定占绝大多数。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断言诗陷于“低谷”的文章都是据以A、B立论,并主要是在这一向度上展开的。这也是为什么论者的美学立场可以各各不同,对具体诗歌现象的评价可以各各不同,却不妨碍他们得出一致结论的原因。
  仅就A、B两项而言,笔者亦无异议。这本不需要任何判断力,只要略具诗歌史的常识就行。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诗坛有过类似为“天安门诗歌运动”平反那样的爆炸性事件吗?没有;有过类似某人登台一诵,台下万人即掌声雷动、泪雨滂沱那样激动人心的时刻吗?没有;有过类似围绕所谓“朦胧诗”进行的、历时数载仍讼词不断那样的热烈论争吗?也没有;有过类似“ 86现代诗群体大展”,或“第三代诗歌运动”那样风起云涌、狂奔暴突的群众盛举吗?同样没有!岂但这些没有,就连“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样造势提神的插曲也已久不见闻--诗坛似乎真的是龙不吟、虎不啸、鸡不飞、狗不跳,一派承平,或一片低迷了。
  “低谷论”者还可以列举出一系列更具体的“滑坡”证据,包括:相当一部分在前一时期活跃的诗人停止了诗歌写作,其中一些加入了“全民经商”的行列,另一些则醉心于小说、影视或其它更见“经济效益”的文体;专业的诗歌刊物订数或一路看跌,或居低不上,经营状况则大多左支右拙;其它文学报刊为诗提供的版面越来越少,尚能提供的则越来越小;读者的队伍在进一步萎缩,他们对诗日益感到隔膜,如此等等。
  假如A、B两项确实是诗之“高山”或“高地”的充分条件,那么,说当前诗歌正深陷“低谷”就未尝不可。问题是它们作为充分条件是否成立?诗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这一时期的活跃程度及其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固非当前可比,然而,若和例如“大跃进民歌”时期相比又如何?那一时期不单是“六亿神州尽舜尧”,而且是“六亿神州尽李杜”: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出则长吟,入则援笔,“诗歌卫星”此起彼伏,短短几个月内产出的“诗人”可达数万,“诗作”可十数倍于《全唐诗》。仅就诗的“活跃程度”和“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影响”而言,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若上述充分条件可以成立,那岂不意味着,“大跃进民歌”是诗歌史上空前绝后的“高山”或“高地”吗?
  不要以为我这是在把问题漫画化。就算有点漫画化,那也是对“低谷论”者把问题简单化的一个必要的平衡。关注这十几年来诗歌发展的明眼人大概都会注意到,对相当一部分“低谷论”者来说,所谓“低谷”并非只是对当前诗歌状况的某种特定描述,它还反映了某种有关“诗歌危机”的习惯思路或曰思维定势,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后者的变形或变调而已。假如我们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那么这些“低谷论”者即便在八十年代也不是什么“高山论”者。事实上,自八十年代初以降,他们发出的种种关于“危机”的警告和抱怨一直不绝于耳,纵然在诗坛表面看上去最红火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尽管是另一套说法):所谓“朦胧诗”面世时如此,所谓“第三代诗”当潮时也是如此。只是在时过境迁之后,他们才变得稍稍平和些,以致可以流露出几缕怀旧的温情。
  这种使“危机”常态化的做法显然被某些论者当成了行使其话语权力的捷径,据此他们可以满足操控诗坛的自我幻觉;另一些则把它当成了掩盖其懒隋或无能的遁辞。然而,在更普遍和更深层的意义上,这种做法所牵动的,乃是新诗自身的历史记忆以及形成其记忆特质的文化心理。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时间神话的终结》(载《文艺争鸣》1995年第2期)、《五四新诗的“现代性”问题》(载《文艺争鸣》1997年第2期)和《重新做一个读者》(载《天涯》1997年第3期)诸文中已有详细论析,这里不再赘述,有兴趣且不见弃我之自我推销行为的读者或可自行参看。
  而对无暇、不便觅得拙作,却又亟欲对当前诗歌的境况作个人交流的读者,我想应该着重申明一点,即尽管我对“低谷论”进行了种种驳难如上,但这既不表明我讳言“低谷”,更不表明我持相反的观点,是一个“高山论”者。诗歌发展如万物行状,有“高”就有“低”,有“峰”必有“谷”,何讳之有?我的驳难与其说是反对“低谷论”,不如说是反对那种不是依据诗歌文本,而是依据诗的社会文化际遇,不是以诗歌循其自身存在的独特理由而发展变化为出发点和归宿,而是以关于诗的种种成见为出发点和归宿,轻言率断,又尤喜从整体上轻言率断的思想方法,是反对使“危机”或“低谷”成为一片在诗坛上空聚散无定、挥之不去的人造乌云,或诗歌自己诅咒自己,自己压迫自己的漫长梦魇!
  若要正面表达个人对当前诗歌境况的看法,我则宁取“正常”二字。这里所谓“正常”主要是相对写作状态而言。它听上去有点平庸,缺少新闻的“含金量”,却可能更接近诗歌真理。在一个总的说来和诗格格不入的权力-商业合谋的历史语境中,在大众媒介和大牌明星互相爆炒正越来越成为时代风尚的背景下,要保持一种“正常”的写作状态,如果不是出自对诗的迹近本能的热爱,不是出自与诗之间如同有机体一样不可分割的致命关联,不是出自非诗而不能的内在表达需要,宁可得乎?诗的社会文化际遇是不会以任何“用心良苦”的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要改变“低谷论”者们为之痛心疾首的种种“滑坡”现象,非诗自身的力量所能独至一样。唐代以诗取仕,诗的社会文化地位自然较之其它高出一头;然而,在以科技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还能设想“以诗取仕”这样的事吗?说到底,诗有诗的命运,而诗人最本份的选择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守本份谓之“正常”,反之则谓“不正常”。向政府呼吁重视、请社会各界支持自无不可,然均不足恃,更不必失望之余报以怨怼。毕竟诗只能关注和致力解决它所应当、所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而对诗人们来说,如果这些问题不是首先意味着“怎样把诗写好”,不是意味着怎样保持住诗歌自身的活力,以不断向未知的可能领域敞开和探取,又意味着什么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高度评价所谓的“正常”状态--尽管诗人们不得不为之付出未必正常,甚至很不正常的代价。
  这样的“正常”状态出现在“事件”或“事故”太多、而有说服力的文本太少的新诗史上很可能是第一次。它为新诗这一迄今还显得甚为年轻的文体进一步趋向成熟提供了必要的保证,故弥足爱护珍惜,又奈何以“低谷”云云摧逼之?我这样说自然主要依据的是文本比较。因篇幅关系无法展开,只向读者推荐两种在我看来颇具说服力的文本。其一是老诗人彭燕郊的长诗《混沌初开》,其二是改革出版社刚刚推出的“坚守现在诗丛”第一辑,包括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陈东东、肖开愚、孙文波等青年诗人的近期作品结集六种。我曾在《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序》中引用过一位大师的话,现在不妨再引用一次。他说:“尽力忘掉你自以为了解的关于艺术的一切东西......带着从零开始的和不做定论的想法从头到尾重读这些诗,当你第二遍阅读时,你一定会感到惊讶,这些诗是多么容易地使你接受了我的观点”。
  你不必接受我的观点;但愿你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1997.4.7.北京劲松。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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