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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文学大系:2001年诗歌卷序言 (阅读4303次)



诗歌的“好日子就要来了”么
——2001年诗歌编选序言
张清华


在诗歌的修辞越来越变得简明而具体的时候,言论的修辞也从原来的晦暗不明而一变成为触手可及的暴力。刚刚过去的世纪里,伴随着“不知所终的旅行”和“蒙蒙细雨”等“象征”字眼而发起的争论,竟演变成为一场直白而短兵相接的、在诗歌史上罕见的词语与口水相混合的大战。不错,这场纷争及其尚未完全停息的“余波”,是掺合了太多夸张的表演,不无商业动机的自我炒作,太多的非诗与非艺术的成分,吵骂揭短,撒野耍土,让人回忆往昔“论战文体”的“网战文体”,还有傲慢与偏见,投机与弄巧,哗众与霸道,充斥着纷纷嚷嚷的诗界。而且某些已然“成功”的例证,还在诱惑着初出的新人,让他们沿着“策略性写作”和因之易于暴得大名的道路继续舒服地向前滑行——因为这一戏剧性的纷争所产生的好处,正在为诗歌中人依据“表演”的动作幅度以及“成功”的程度,进行幸福的瓜分。
诗歌在现今的问题与危机,确然是存在日深且由来已久的。然而,因为这样的问题而把这场纷争完全看作是一场无关诗歌本身的闹剧,而不去对其所关涉的诗学问题,及其对当代诗歌的内在历史脉动的影响作进一步的深究和总结,也是比较主观和浅薄的。毕竟诗歌在迈入新世纪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诗歌的美学要素在网络新媒体的参与、在全球化文化情境的影响、在商品时代物质与欲望的驱动、在青年一代新的生活与价值观念的主导下,正发生着重大的调整,不看到这一点是短视的。当我有机会比较全面地检视和阅读2001年度的诗歌写作之时,这种认识就更加强烈。因为这一次诗歌争论所包含着的美学分化的后果,正在2001年的诗歌写作中展现出来。

一  历史联系与两组对照
因了上述的缘故,我觉得有必要对这样一个背景进行一点历史的回顾和分析。否则无法给予这次诗学变异与分化及其后果——2001年诗歌写作中所呈现出来的新动向——以基本的定位与估价。有两组对比可资我们对这场世纪末论争的认识和理解。一组是上个世纪初的五四新诗运动与介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朦胧诗,这两场重要的诗歌运动都伴随了激烈的理论论争。现在看来,两场争论的关键与焦点核心,实际上是新诗的现代性如何确立、在何种意义上确立的问题。在五四新诗那里,现代性首先包含了内容的平民化、思想的启蒙性和形式上的口语与白话化,因为重要的是使诗歌不再作为表达少数知识贵族或达官贵人的情趣的、而应当成为传播新思想的载体,这样的现代性当然首先包含了美学上的大众化与平民性,其次才是其艺术上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而对于发生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朦胧诗来说,现代性的内涵当然已经发生了改变,面对已经沦为政治奴仆和群众话语的战歌局面,诗歌必须要回到艺术与秩序,同时成为人性与美的同路人,所以知识分子自身的理念和情趣再次在诗歌中占了上风,象征主义的美学与启蒙主义的主题,也再次成为“现代性”这一历史范畴的基本构成要素。
然而这秩序一形成,就又引发了另一场诗歌观念的瓦解与分裂的运动,这就是“第三代”的出现。“第三代”内部比较复杂,但主要又分为两种流向,一是在后期朦胧诗的文化主题与玄学倾向上继续向前滑行,但又融合了外来的结构主义理论的一派,如“整体主义”、“非非”等;另一流向是反对朦胧诗的文化贵族心理与唯美倾向、主张粗鄙的平民美学的一派,如“莽汉”、“他们”、“大学生诗派”等等。其实九十年代后期渐渐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早在“第三代诗歌”中就已经孕育了其雏形。当然,在“第三代”那里,两种倾向之间更多的是交叉,而在世纪末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的两派这里,分立则似乎更加明显。
    另一组对比是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诗运动与世纪末的“盘峰论战”延伸出来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与前一组对比不同,他们不是“新的一代”与掌握着诗坛权力的“老一辈”之间的“弑父”式的斗争,不是由布鲁母所说那种“影响的焦虑”所导致的,而是“同辈兄弟”之间的分立与斗争,是“该隐杀约伯”式的行为。而且这两场争论中,争论的双方在地位上谁都说不上是占有什么“优势”的,基本上是旗鼓相当的,而且论争的结果是使得诗歌的美学空间获得了比较大的扩展。目前,从后者的结果中还不能看得很明显,但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运动那里,这种结果则是早已被证明了的。由纪弦所领导的主张“横的移植”的“现代诗运动”,同由覃子豪、余光中等人领导的主张“纵的继承”的“蓝星”之间的对立争论,其结果非但没有导致事实上的单一的“横”或“纵”,而且还导致了现代诗运动诗学与美学空间的空前拓展,导致了大量优秀文本和重量级诗人的出现。这种争论不同于“代”之间的对立与“断裂”——事实上,在中国新诗与新文学的发展道路上,“断裂”式的情形确实是出现得太多,而类似这种平行的分立则是太少。尤其是在诗歌的内部意义上,在没有政治与其它因素参与的情况下的争论,似乎只有这两次。因此我以为如果能够深入到诗学的内部,而不是限于某种“意气之争”,我想争论的最后结果将不但不会是像有些人所预料的那样,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和分裂,相反还会是一次真正把中国现代诗歌推向前进的机遇,会大大促进现代汉诗的成熟。因为说到底,“知识分子”和“民间”两种写作的理念本身都没有错,而且还都代表了中国现代诗歌不可或缺的精神与美学的向度,而且他们在某种情景与意义下,还确实具有相反相成的性质。所以,这种“对立”如果发展得好,将会是诗歌的福音。但如果是就这么不了了之,或继续局限于狭隘的圈子式个人意气式的攻击的水准上,则诗歌可悲,诗人可鄙,一次很好的机遇也就此丧失了。
基于以上的一个联系对照,我宁愿相信这次“知识分子”和“民间”的论证是一个积极的兆头。虽然正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这两个名称本身就有问题,但约定俗成了也就可以这样使用了。我感到,给两者以一个高低优劣的评价是很难的,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骑墙派”,因为他们本身的确是长短互现的。事实上,上个世纪初的白话诗正是在赢得了读者的同时又失去了读者;而朦胧诗则是在“抛弃”了读者的时候恰恰又得到了读者——当然,也正是他们的过分追求“典雅”的“小资美学”,使之最终又失去了读者。这是很有意思、也很奇怪的事情。八十年代的“第三代”中出现了平民诗学和口语化写作的迹象,可是公众反而没有对此表现出什么明显的兴趣。伊沙曾经骂一些诗歌界以外的喜欢他的读者是“傻B”,可正是这些人构成了他的作品的基本买主,当然我想有一天他们也肯定会像当初热情地买了它们一样,又弃若敝屣。普遍的道理正是这样,新诗实际上一直是处在一个破坏/建设、俗化/唯美、本土化/西化、口语化/规范化的二元互动的过程之中,读者的选择、甚至包括政治对诗歌在一定时期的介入也一样,都是不断变化的,此一时,彼一时。五四新诗人所张扬的白话写作,同“讲话”后的“学习工农兵”,同建国后的“古典加民歌”、“新民歌运动”之间,难道不存在一种历史在内在演变吗?而另一面,知识分子所强调的精神高度、文化和美感的含量,同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曾反对的“雕琢的贵族文学”、“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之间就没有什么内在联系吗?正是两者的这种互相约制、互见长短,使诗歌获得了一种“均衡”的力量,也正是这种由此及彼的消长变化,给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给诗歌带来了更大的美学空间。从深层来讲,“知识分子”与“民间”的论证应该是一场美学与诗学意义上的纷争,而且从写作格局在整体上发生的微妙变化来看,这场纷争的意义正在显现出来。
这便牵扯到了“相对性写作”的问题。人们一般会认为,破坏性的、解构性的、反唯美的写作是相对性比较明显的写作,然而它也同时赋予了唯美的、建设的、抒情的和典雅的“知识分子写作”以同样的相对性。事实上现在已经不存在单面的“策略性写作”问题,这也是一个一般规律,文学史上一直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向上,再向下;拟古,反泥古;追求形式,反对追求形式;抒情,主智;经典化,俗化……这样的二元对立与运动一直在进行。所以即使存在着“知识分子”或“民间”写作中的相对性的策略的写作,也应该属于正常情况。

二  一个概观
这样一个潦草的“概观”,我说不出有什么意义,但既然是“新世纪文学大系”的诗歌年选,当然要照例说说。2001年的诗歌写作格局是由1999年的“盘峰诗会”之后形成的格局的一个延伸,诗歌在整体上的生存状况要比一两年前攀升了许多。与小说界在90年代红火的局面曾形成过尴尬对比,诗歌在90年代整体上出现了“专业化”和技术上的成熟迹象,也出现过一些优秀的诗人和作品,但总体上却显得沉寂和日益封闭化。自从“盘峰论争”之后,这种局面大获改观,争论导致产生了分化和“圈子”,但也打破了原来的一些圈子与秩序,特别是给一群更年轻的诗人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难怪有的民间和更年轻的诗人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好日子就要来了”,“我们为所欲为的时刻到了”云云①。伊沙掩饰不住得意地写道,“当年轻的身体带来了更多荷尔蒙的气息,我仿佛又回到了中国新诗的1986——也许,中国新诗在‘盘峰论争’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也正是在完成着一次历史性的对接,这是2000与1986充满神奇的对接……”虽然他所解释的这种“神奇”的内涵的“一边倒”很难让人认同,但他的关于诗歌前景的描述和自信还是令人向往不已,“像以往起自中国诗歌界的任何一场革命那样,你会在十年以后广泛的知识界听到它的回响,如果你不准备参加近来的话,就请等待吧!当久违的自由主义气息再度重临诗坛的时候,真正的创造已经大张旗鼓地开始,新人辈出佳作叠出的景象开始出现,直指中国新诗的下一个十年……”②相信这样的预言不会完全是一种呓语和狂想。
诗歌作品的出版出现了近十年中前所未有的“热”。这种热,有出版商发现和刻意制造“新卖点”的原因,也有单纯来自诗歌内部的原因,因为在今天真正的诗歌载体正是不可能卖钱、却拥有最好质量的民间刊物与资料。甚至我看到在2001年广为传播的民间诗歌读物,许多在印刷质量上已经完全不次于“正式”的刊物,像《诗江湖》、《诗文本》、《诗参考》等,其印刷精美程度简直令人惊叹。另一些虽然纸张和印刷档次没有如此奢华,但其风格和情调的丰富也让人花眼。在2001年能够读到的民刊中,类似这种标准的不下三十种:《扬子鳄》、《下半身》、《诗歌与人》、《小杂志》、《或者诗歌》、《外省》、《界限》《阵地》、《偏移》、《自行车》、《东北亚》、《漆》、《葵》、《翼》、《云》、《原创性写作》、《中间》、《人行道》、《唐》、《在人间》、《放弃》、《第三说诗》、《终点》、《国际汉语诗坛》、《未名湖诗会》、《新诗人》、《太阳》、《守望》……鉴于我个人视野的窄狭,实际上可能还要多出很多。这还不说大量的诗歌网站和个人主页,“诗江湖”、“诗生活”、“橄榄树”、“橡皮”、“界限”、“个”、“甜卡车”、“终点”、“唐”……还有民间操作的各种诗歌选本,如各种“年鉴”或“年选”(所选作品为2000年以前,2001年的还未出)大都属于诗歌界人士编选,还有一些同人诗选,如由广东一位青年诗人黄礼孩编选的一本影响甚广的《’70后诗人诗选》,另外还有山东的《七人诗选》、北京的《九人诗选》等等。有的虽然是采用了公开出版的形式,但编选眼光却是比较同人化和个性化的,比如臧棣、孙文波、肖开愚等人编选的《中国诗歌评论》、李青松、陈旭光、谭五昌等人编选的《新诗界》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时至今天,原来“主宰”诗坛的公开诗歌刊物实际上已经退出了真正的“主流诗坛”,而代之以一个曾经被挤兑在主流诗坛之外的“民间诗坛”——形象一点说,“江湖”真的终于战胜了“庙堂”。实际上如今连《诗选刊》这样的公开出版的“官方”刊物,其中所选作品也已是以民刊和“网络诗歌”为主打了。
嗅觉灵敏的策划家和出版商也看到了诗歌行当“人气”的骤增所带来的市场前景,所以也纷纷推出了各种诗歌选本,仅是关于“九十年代诗选”就已经有了几个选本,甚至在几种“70后诗人诗选”之类的选本问世之后,还跟上出现了“60年代”、“50年代”诗人的诗选。除了当代诗人作品的出版比往常更加看好以外,连现代的诗人也似乎跟着“沾了光”。
当然,公开的诗歌刊物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几十年来一直以中国诗坛老大的身份自居的《诗刊》,在2001年也打破了金身,硬是从自己肋骨上又分出一个“下半月版”来,并且已于10月份推出了《诗刊·下半月版》的试刊。“下半月”当然不是“下半身”,但目的却是把“架子”放得更低些,以更接近青年人的口味、更易于团结青年诗界、占领一个原来长期漠视的重要市场。但愿“下半月”会比“上半月”好些。相比之下,另外的一些专门诗歌刊物的状况似乎还在延续着往常的样子,惨淡经营还力图有所起色,可是实际影响和地位与自发而蓬勃的民刊相比却依然是江河日下。如果说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民间的诗歌刊物是在竭力与公开诗刊的“权威”较劲的话,那么后来是它们根本不再把公开刊物当作一回事,而现在这种“无视”更变成了一种“无所谓”,好些已然通过民刊而确立了自己“权威”地位的诗人,也开始经常“做客”公开诗刊了,因为从那里或许能得到一点虽不多、然而却也聊胜于无的稿酬,而又无大碍于诗人的“先锋”形象,何乐而不为呢?说不上这是公开刊物的悲哀呢,还是进步,但愿是进步吧。也许终有一天,“公”和“民”之间不再有什么区别和差距。相比之下,倒是一些综合性的文学刊物更少一些腐朽气,在诗歌界人士的心目中更多些“权威”,比如《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花城》、《芙蓉》、《山花》、《作家》等等,能够照例推出一些质量好的和新人的作品。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有点怪,但也已是多年以来的旧例了。
其实在2001年真正能够称得上是“事件”的,或许是这样两个:一是“70后诗人”的如燎原之火般的迅速崛起,二是以部分“70 后诗人”为核心的“下半身美学”的逐渐成形。其中后者当然是个有争议的事件,但也将是对未来中国诗坛有长久影响的事件——至少是诗歌在未来即将发生大的美学变化的一个信号。在后文中,我将着重谈谈这两个现象。
理论方面,在所接触的大量民刊资料中,我突然意识到一个理论的“繁荣”时代或许也正在酝酿之中,因为“盘峰论争”之后,诗界中人先是经历了一个集体的“口角嘴仗”式的争执阶段,而在今年以来则出现了两个动向,一是某些争执更“内部”和个人化了,比如在网上曾吵得热火朝天的“沈(浩波)韩(东)之争”,就是“民间阵营”自身发生的“内讧”。但这并没有破坏1999年以来形成的诗坛的基本格局,而且就“民间阵营”本身来讲,他们还“主动适应”了这样一种分裂的局面,于坚说,“诗……‘坛’的生命力就在于分裂,如果铁板一块,就是死路。真正的民间诗坛应该是不断地分裂,一个坛出现了,又分裂成无数的碎片,直到那些碎片中有生命力的个体鲜明活跃清楚起来,成为独立的大树。”③更年轻的70后诗人朵渔则更直接地叫出了“在民间,不团结就是力量”的口号。④这样的心态想必是比较聪明的,它会将诗界中人引向一个比较能够平等和敞开地进行诗学论争与对话的氛围之中;第二个动向是,各家阵营开始倾力于自身的诗学建设,“知识分子”们忙着搞自己的诗选、网上评论和《中国诗歌评论》,而“民间”和“70后诗人”则忙着搞自己的民刊、网上论战、各种访谈、诗论甚至诗歌行为艺术的“酷照”。从热闹的程度来看,“民间”要甚于“知识分子”,“70后”要比老的“民间”派红火。“民间”有伊沙、徐江这些“混江龙”式的人物在其中搅合着,又有于坚这样的“大王”不断在理论上搞出新的建树(在最近的一两年中,于坚的以其《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诗言体》等系列文章日益奠定着其“民间派”理论旗手的地位),所以“人气”显得旺些,抛掷出的理论也与当下诗坛状况纠缠得紧些。而“70后”中最具活力和火力的以“下半身”为旗帜的一派,也在十分努力地炮制着他们自己的美学,尤其以朵渔、符马活和沈浩波等最为活跃,同时在黄礼孩编的《70后诗人诗选》中,也收入了10多篇专论“70后”的写作特点与诗学主张的文章,加上在《诗江湖》、《下半身》、《诗文本》、《漆》等里面的,关于“70后”写作的诗论文章已经相当丰富。另外,从网上看,比较活跃的一些新派诗论家如张柠、敬文东等,也以其比较“酷”的文风而有颇不小的影响。

三  新的一代又“崛起”了
“70后诗人”的成功的集体登台亮相,称得上是2001年诗歌界最“壮观”的风景了。虽然他们最早的汇聚据说是始于1998年出现在南方深圳的民刊《外遇》,但那时他们的影响基本上还是地域性或“圈子性”的,诗歌质量也未得到广泛认可。而在2001年就不同了,他们的出现不禁使人想起了一个久违的词:崛起。2001年的民刊几乎成了“70后”一代的天下,在《诗参考》、《诗江湖》、《诗文本》、《下半身》、《扬子鳄》、《漆》、《葵》、《诗歌与人》……中,“70后”诗人们蜂拥而至,占领了今天诗歌的大片版图。这咄咄逼人的情势不禁令人依稀记起了80年代曾有过的场景,不过细想也很自然,因为自朦胧诗以来,当代中国的新诗潮是以不断“崛起”的方式次第向前推进的,“崛起”也成了批评家和研究者们指称新诗歌流向的基本的修辞。为中国人所习惯的、被屡屡证明是有效和可以“进入文学史”的运动式的诗歌事件,早已成了“推动”当代中国诗歌历史的基本叙事构架与“叙事单位”。只是跨入90年代后,在世纪末的情境下,80年代原有的疾风骤雨的诗歌前进速率再也难以为继,诗歌失去了社会生活与公众意识的支撑,所以“中年写作”、“减速诗学”、“个人写作”等说法和概念变成了另一种时尚话语,诗歌几乎是前所未有地变成了“寂寞的事业”。然而,也许是由于这种逻辑的固执,也许是因为诗歌中人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已经寂寞得太久,必须用新的事件来刺激人们对诗歌渐愈消失的消费欲望,同时也对写作者自身注入一针兴奋剂,“盘峰论争”就是在这样的期待下发生的——当然,对更年轻的一代来说,诗界已然形成的新的权力秩序,已经成了他们作为“新人类”出场的障碍物,他们必须采用集体性的行动来将它们予以搬除。因此不难设想这种争论和分化,对尚未取得诗歌“话语权”的“70后”一代来说,意味着多大的机遇和欢乐。在今天的角度看来,“盘峰论战”不过是一场序幕而已,真正要粉墨登场并大获其益的,不是辛苦一场的于坚伊沙和徐江们,而是稍后坐受渔人之利的“70后”一代。虽说他们并未在这一现场露面,但“民间”对“知识分子”秩序的挑战却为他们的出场制造了气氛和无暇顾及的缝隙,并为“70后”的新美学找到了一个先导和跳板。正像沈浩波所说的,“‘盘峰论争’使一代人被‘吓破’的胆开始恢复愈合,使一代人的视野立即变得宏阔,使一代人真正开始思考诗歌的一些更为本质的问题……中国诗歌新的春天即将到来,‘70后’们将加速度开始成长并‘抢班夺权’。”他强调,“可以说,盘峰论争真正成就了‘70后’”。⑤
    那么,“70后”的“内部图景”究竟是怎样的呢?在这里,我想引用他们“内部”的人士朵渔所进行的“版图划分”,他把这个年龄段的诗人划成了“四个板块”:

A、 起点很高的口语诗人:他们大都受过高等教育,这 是70后诗歌写作者的主流;
B、 几近天才式的诗人:他们一般没有大学背景,他们一入手就是优秀的诗篇,很本
质,娘胎里带来的。这种人很少。
C、 新一代“知识分子写作者”。
D、 有“中学生诗人”背景者:对发表的重视、对官方刊物的追求,对一种虚妄的过
分诗意化的东西过分看重,大多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

显然,最后一类在他看来是无足轻重的,尽管他们可能在人数上占了很大的比例;第三类是有“划线”的意图在其中的,可能是指与“60年代”以前出生的“知识分子”派系有比较紧密的关系——大约是以“北大出身”的为主的一批。朵渔对他们的描述是“对(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明显表现出一种‘偏移’态度,对自己的写作策略进行小心翼翼的调整”,至于是以肯定为主还是更多保留,朵渔似乎语焉不详,读者也不好妄加猜测。但作为“北师大出身”的诗人,他所着力肯定的无疑是前两类。第一类经历了痛苦然而有再生意义的“转型”之后,构成了当今“70后”的主流;第二类则散发着天然的“金属的光芒”⑥,他们纯然是来自“民间”的,靠了对当代文化情境的天才而准确敏感的体验而成为“70后”的另一有生力量。
从目前看,“70后”的一代在其内部的分化还是显得相当初步和和缓,除了个别人物比较“张狂”以外,绝大部分都显得比较平和。其中潜在的分野实际上和“60年代出生”的一群中的分歧差不多是一样的,有的“文雅”些,写作背景比较“知识化”,比较多地受到王家新、孙文波、臧棣式的“叙事”写法的影响。林木等人编的《偏移》、《小杂志》、森子编的《阵地》,大约还有廖伟棠等人编的《新诗人》等,是“新一代知识分子”写作的阵地;另一些则比较倾向于与外省诗人的结盟,如沈浩波、尹丽川为首的一伙,他们开始虽未很直接地参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争论,但他们和“民间”一派有着利益和美学上的一致性。简单化地说,韩东、于坚——伊沙、徐江——沈浩波、尹丽川,这是一条线。从年龄上也差不多是以十年为一个阶梯的。随着时间的延伸和他们自身的成长,他们内部的分野还会逐渐加深,但至少从目前看,所有“70后”写作者的共同特征还是明显的,特别表现在,他们的写作题材都十分“日常化”,审美趣味都比较个人化、细节化,所表现的道德倾向都比较现世化、“底线化”。这样说有过于“概念化”之嫌,借用朵渔在其文章中所引述的一种使用“关键词”所作的涵盖,应该比较形象些,“背景——生在红旗下,长在物欲中;风格——雅皮士面孔,嬉皮士精神;性爱——有经历,无感受;立场——以享乐为原则,以个性为准绳;作品——向世纪末集体逼近的突围表演。”⑦这种说法虽然被“70后”的诗人所反讽和否认,但我想它还是有一些概括力量的。
在70后写作者中,我想专门提及的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人物,一些“无学院背景”的写作者,如在“下半身”与“诗江湖”群体中被备受推崇的盛兴和轩辕轼轲,他们两人的“学历”都低得很——而且巧的是他们还都是生活在山东的山区小城里,前者是在莱芜,后者是在临沂——但是他们的诗歌却写得鲜活又敏感,能够触及到生活的“痒处”,往往妙不可言,相形之下,比起许多“文绉绉”的学院背景的写作者,和许多仅靠“下半身修辞”、靠粗暴地裸露性器而增加“力度”的写作者来,更能显示出生命力。而且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写作资源还未见有“枯竭”的迹象,这种现象似乎是值得研究的。
另外,“70后”的一代对网络新媒体的适应能力是十分惊人的,这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焕发着强劲活力的一个原因,他们用日常的生活、日常的心理与潜意识活动,还有十分“底线”的道德感,以隐身与“假面人”般的狂欢气质,像“拉粪便”一样写作着,根本不用顾及自己的“声誉”。的确,像有的“知识分子”诗人所批评的那样,“他们降低了写作的难度”,但另一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写作难度的降低,才使得他们在网络上获得了优势,把诗歌变成了“一次性消费”,使一般读者——完全非专业的人士——都可以来过一把写诗的瘾。几乎没有人能够抗拒这样的一种写作的“好玩”的吸引力——我想举出轩辕轼轲的题为《是××,总会××的》的一首诗:这是一种多么让人熟悉的句式,“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敬爱的班主任/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他说:是××,总会××的/说的多好啊/顺理成章,铿锵有力/这句话像是火苗/直窜进我们青春的血液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玫瑰总会开花的/是骏马总会奔驰的/是天才总会成材的/是龙种总会登基的……”可是多年以后,学生各奔东西,老师的“预言”句式不再用了,什么也没有变成期待中的现实,“金子已经变成了废铜/玫瑰已经变成了枯草……”唯一证实了这一逻辑的“现实”的,是班主任老师的死。当大家都来参加老师的葬礼时,才又想起了当年的这个“公式”,所以最后一句是学生的新归纳:“是活人,总会死掉的”。又严肃,又戏谑,让人玩味许久,又直白得无须回顾,既可以任意添加,还可以删减篡改。可见网络世界这种“高科技的民间社会”对艺术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要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看不到这一点是短视的。而“70后”群体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当代写作者尚残存的“职业抒情者”的心态,他们从肉体到精神的生存都已经完全“江湖化”了,已经废除了通过诗歌写作建立功勋进入权力(或精神)的庙堂的传统的“心理制度”,这样的写作方式和心理,以及他们的类似于“小生产者的每日每时的”日常化写作,无疑将构成一种“汪洋大海”般的存在。
出生于60年代的诗人中岛在编完他的新一期《诗参考》(17、18期合刊)时,毫无保留也无难过地说了一句,“这说明70年代出生的诗人,要占领中国诗歌的高地是不可避免的”。这句话应该是说出了一个事实,只是这个“高地”同我们原来一直以为的那个“高地”的概念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罢了。

四  “下半身”的美学
诞生于2000年的以沈浩波等人为首组织的《下半身》诗刊,毫无疑问应该是“下半身美学”的起点和标志。不过在这里,“下半身的美学”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我的意图并不是仅指“下半身”的写作群体,而是要试图涵盖以此为代表的一种新的美学动向——我没有把握,这样的一个概念能否成为指称“第四代”、或“70后”诗歌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或侧面的特殊的诗学范畴。或许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但我以为,这种动向无疑地构成了今天诗歌的一种挟带了暴力与快感的标志性特征。不能说现时代的诗歌美学已然完全显身于人体的“中线”以下,我这里也无意作什么夸张的概括和渲染,但无疑地,它可以是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东西——实际上,毋宁说这是一种“极至”的说法,它策略性地,然而也是有效地表达了诗歌在今天的一种同平面化的生活相胶着的状态,可以成为一种标志。
有人说,这“下半身”是诗歌写作的“最后一个空白”,现在被“70后”的一批人给抓住了,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这其中有两个可能被忽视的原因必须说明,一个是“第三代”中的平民诗学和身体诗学的传统,其实早在多年前韩东的《甲乙》就已然是“下半身”的经典之作了,读那首诗给我的体验是深深的绝望、震惊与荒诞感,也似乎可以说是一种类似于“存在主义”的意念:“甲”和“乙”大约是一对夫妻,夜里显然有过一番媾和,也许是柔情蜜意,也许是应付公事。早上起来,“甲”一边在“系鞋带”,一边茫然地望着窗外,“乙”则空洞地看着屋内;“甲”下意识地想起了自己自童年就学会了系鞋带的情景,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延续着的,他心里一片出神的空旷与灰暗。而这时,在“乙”身上则发生了一件看来寻常又隐秘的、令人齿冷、恶心,感到荒谬和无意义的事情:“为了叙述的完整性还必须指出/当乙系好了鞋带立起/流下了本属于甲的精液”。这是“下半身”的写作,但它的震撼力使我感到了韩东常常被人指责的“阴损”的力量,这里是有哲学的。“70后”的诗人张大了这种下半身的特点,但阴暗的哲学思考则被代之以放浪的身体快乐。另一个因素当然是社会情境的延迁,肉体和快乐在这个时代似乎有了不言而喻的更多的合法性。
在2001年大量的民刊诗歌读本中,我看到了大量的“下半身”题材的作品,它们以比前人更大胆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裸露,更多的放肆和快意,书写着其半真半假、半是行为半是潜意识的动物性的欲望与动作。这类诗在《诗江湖》、《诗文本》、《诗参考》、《下半身》《葵》等中最具代表性,在其它一些民刊中也可以见到。不过,和2000年的“初创”时相比,今年的“下半身写作”似乎已经少了一分过于简单的粗鄙,而多了一分影射生活与现实的弹性和厚度,甚至也还注重了启示性的内涵,我想这是一个信号。而且包括沈浩波、朵渔、符马活等在内的“下半身诗学”的理论摇旗手,也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着阐释深化的工作,这些都使得“下半身”作为一个美学与诗学范畴更加充实明晰起来。从他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他们实际上是很在意人们对这个名称的看法的,沈浩波对有人说“下半身”的只是强调“性”的主题的说法十分恼火,认为是“屁话”。他辩解说,“强调下半身写作的意义,首先意味着对于诗歌写作中上半身因素的消除。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经典……这些属于上半身的词汇与艺术无关……所谓下半身写作,指的是一种坚决的形而下状态,指的是诗歌写作的贴肉状态,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意味着让我们的肉体体验返回到本质的、原初的、动物性的肉体体验中去。”⑧其实倒可以这么说,“性”当然是下半身写作的重要领域,但下半身写作的目的却不能说仅仅是性,性只是一个必要的策略,一个隐喻。
前一代的“民间”诗人于坚、杨黎、何小竹,乃至韩东,构成了“下半身美学”的先导、支持者和“同盟”,而伊沙、徐江一伙则更切近地构成了他们的同道。以五到十岁为梯次,他们构成了一个序列中的三个“代”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他们之所以能够又汇聚的在一起,一方面是“前辈”的推波助澜和摇唇鼓舌对后辈的成长大有脾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正是“下半身”群体的成长反过来给前者注入了新活力和新气象,显得“后继有人”;而相形之下,“知识分子”群体的后继力量就松散和平静得多了。
    如果简单地归纳一下“下半身写作”的艺术与美学特征,我想大致应该有以下几点:
A. 以日常化的场景与事物为写作对象,降低写作难度,消灭形而上的想象、追问、知性、
思考、隐喻,但保留对社会与现实的所指与影射力量,张大形而下的细节、场景、事件、遭遇、直感、欲望等等内容。
B. 性意识/潜意识的混合式“暴露”,构成基本的经验/意识内容和仅存的深度模式。以潜意
识的敏感活动,来增加文本的精神张力与经验空间,增加对读者相同但又从未给予其“合法化认证”的潜意识经验的刺激与唤起。这使得“下半身写作”具备了强劲的陌生化与熟识感同在的刺激性特征,使读者体验到意识的历险与欲望的发泄——这类的生理性与心理性同在的“犯罪感”与“快感”。
C. 词语的暴力性。暴力的产生源自词语的“泛性化转喻”,比如说“操场”、“干吗”一类
词在其“菲勒斯中心主义”语境中就发生了词义的偏移,变成了“泛性化话语”。泛性化话语的蔓延源自上个年代词语的泛暴力化和现今社会意识的败坏化,“红色词语”的“泛黄色化”趋向,体现了社会意识的大变动与语言的自我解构性。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在现今的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泛性化话语成为下半身写作者对上述社会意识的回应、反讽或者同流合污的便捷方式。这同他们写作中所表露的“道德底线”甚至“底线下”的倾向是一致的。
D. 叙事因素是“下半身写作”过程中向前滑行的推动力。这与近年来包括“知识分子写
作”在内的诗歌界整体的写作趣味有一致之处。但“下半身”群体在叙事过程中更注重戏剧性和随意性,推进速度也明显快于其他,比如沈浩波的《静物》,就很富戏剧性地呈现了作为“目击者”和“在场者”的“我”,与一个“卖肉”的妇女之间的相遇和对视。“卖肉”在这里又构成了一个泛性化的转喻,戏剧性即缘此而产生:“瘦肉、肥肉、肥瘦相间的肉/排骨、腔骨还有一把/切骨的刀/都放在油腻的案板上//案板后面/卖肉的少妇坐着/敞着怀/露出雪白的奶子//案板前面/买肉的我,站着/张着嘴,像一个/饕餮之徒”……在这里,在作者所蓄意营造的一个欲望性的语境里,读者的理解力很容易受到一个诱导,然而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作者又突然戏剧性地一转,使读者感受了一次“愚弄”:“而唯一的动静/由她怀中的孩子发出/吧嗒吧嗒/扣人心弦”。这种叙事的诱惑力在于,它把一种本是极端个人化的处境与意念,转化成了一种被挑动和被反讽的共同经验或集体潜意识,更易于被读者所进入。
E. 类似“网络隐身化”的写作心态,导致了一种“面具感”与“狂欢情结”。网络化生存
给当代的写作者的最大影响,似乎还不在于写作的随意性与难度的降低,而在于主体心态的微妙变化:写作者变成了网络大海中的隐身人,或类似置身于“狂欢节”人群中的戴假面者,他可以以词语的暴力游戏恣意妄为。所以,“身体语言”成为普遍的表达符号。仅从“70后诗人”笔名的起法上看就很具有这种意味:比如“竖”、“冷面狗屎”、“晶晶白骨精”、“花枪”、“恶鸟”、“魔头贝贝”、“安眠药”……甚至莫名其妙的“朵渔”、“巫昂”等等。这不仅是一个起名字的趣味问题,它显示了写作者在进入一个诗歌人角色时的心理,并当然影响着写作的风格。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原来一切固有的写作规范和秩序对他们都很难再起到什么作用。
    以上的浅表概括或许使“下半身美学”这一概念更显粗疏和不恰当。不过我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这里没有以“下半身美学”的红火来预计中国新诗的前景的意思,更不意味着将下半身美学推选为“方向”和“代表”。谈及这个话题,完全是因为强调了一个“客观观察”的角度,是一种“可能”意义上的客观评估。实际上“新事物”和“好事物”,“存在的”和“合理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只是我们在过去不善于、也不愿意加以区分罢了。所以我无法像新一代诗歌人所坚定地预言“好日子就要来了”那样,来为这篇废话不少的序文作结,然而我不能无视事实,因为“70后”诗歌写作和在其中孕育的“下半身美学”的确已经构成了近期诗界最重要的现象,这一现象无疑将影响到未来中国诗歌的发展进程,当代中国的诗歌写作也已经由于这些新因素的加入而增加了活力,这一点无须避讳。

五  一点说明
    这本诗选的出发点无疑不是个人趣味与标准,尽管它最终无法完全排除个人性的因素。“好诗”、“个人喜欢的诗”和“有代表性的诗”,都是一些完全不同的概念。在编选时,力图顾及到面,但更想做的是对点的突出,所以到头来还是免不了有所“牺牲”,有意无意地把一些实力派的中老年诗人“遗漏”了。试图从中展示诗界的新动向与新活力,所以年轻诗人的和实验性强的作品尽量多些,有争议、能够显现出弊病与问题的也尽可能选一些,但有一些限于词语的“干净度”问题,虽说最具“代表性”,但也只好排除了。
编目次序按照人名拼音的英文字母排列顺序编排。
共选出    位诗人的    首作品,涉及公开刊物及民间资料及诗歌网站共50余家。
限于出版社要求的交稿时间,收入作品大约只能截止到10月份,尚缺月份只能留作遗憾了。
在编选过程中,承蒙林莽、袁忠岳、孙文波、中岛、谭五昌、孙磊、林木等先生热情支持,提供资料,或代达信息,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2001年10月30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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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轩辕轼轲:《好日子就要来了》,《下半身》第二期;朵渔:《我们为所欲为的日子到了》,《诗文本》(四),2001。
② 伊沙:《2000年中国新诗关键词》,《诗文本》(四),2001。
③ 于坚:《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见中岛编《诗参考》第17、18期合刊,2001。
④ 朵渔:《在民间,不团结就是力量》,见虫儿等编《漆》(5),2001。
⑤ 沈浩波:《诗歌的70后与我》,《诗江湖》创刊号,2001。
⑥⑦ 朵渔:《我们为所欲为的时候到了》,《诗文本》(四),2001。
⑧ 沈浩波:《香臭自知——沈浩波访谈录》,《诗文本》(四)2001。
                
                                                                    [1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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