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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诗歌的民间版图 (阅读4116次)



当代诗歌的民间版图
——阅读民刊札记


《发现》:语言的蝴蝶
将《发现》置于首位来谈,也许并无什么特殊的考虑。如果一定要找一个理由的话,那就是它的“北大背景”了,因为北京大学曾是中国现代诗的诞生地,而“发现诗人群”都是出自北大的学子。
显然,和他们的先行者一样,“发现诗人群”有自己的抱负,那就是为汉语现代诗歌提供足够典范而又特立独行的诗歌文本。尤其在语言上,尝试建立某种规范或者启示。这当然不光是舍我其谁的勇气,同时也是深谋远虑的眼光。当年胡适之立志以其“白话韵文”而“新辟一文学殖民地”时,亦曾决绝地表示:“吾去志已决……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尝试集·代序一》)。这或许还是“语言工具论”时代的理念,但胡适迄今为止在诗歌史上的作用仍然不外乎是语言——是他首先改变了汉语诗歌的书写方式。而今天的诗人们在语言问题的认识上,显然都已更高,高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言”在他们看来不但是载体,而且就是与“思”和“在”同在的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劳作先于诗歌的存在”、“诗歌被界定为语言的探索”是有道理的。但这样说似有点儿“玄”,对此臧棣的说法可能更感性些:“语言和蝴蝶,有许多相似之处。至少把语言比作蝴蝶,会让我时常警醒语言是有自主生命的。蝴蝶在我眼里非常具有灵性。在野外捕捉蝴蝶,你会发现蝴蝶具有一种幽灵般的能力,它能在你伸手触及它的刹那间,腾空翩翩飞起……”(引自西渡:《时代的弃婴与缪斯的宠儿》,见《发现》第4期)这也许和老庄的玄学之论,与魏晋时代的名辩之说,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以及瓦莱里等人的语言观,都或多或少有某些相似相通之处,但又有他自己的东西,那就是强调对思与言之间、言与物之间无限的敏感性的体验。这既是诗歌写作的对象,同时又是语言的自觉意识,是灵感的另一源泉。
立志在语言上为“汉语诗歌”的确立找到更为可靠的道路,这样的想法不能不说是根本的正途。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这样机敏和精致的表达,这样看起来平易又诡奇的表达。尽管他们声称自己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即没有关系”,但作为当代诗歌中知性和智性的一脉,他们的独特性和对现代新诗传统中“知识分子”的一群的继承性,都是相当明显的(有一个巧合是,《尝试集》中的第一首即是题为《蝴蝶》,其情其景与臧棣的说法不无神似)。比如不是注重“事件”而是更注重“事物”——这个说法可能不准确,但看得出,他们的兴趣正愈益集中到试图探求事物的内部的奥妙——哪怕是最渺小的事物的内部,其被惯常的思维遮蔽的特质,以及叙述他们的“发现”的乐趣。在阅读他们的近作时,我感到这种倾向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在一粒小小的“豌豆”身上,也充斥着令人心动和惊异的发现,这发现的不同凡响甚至不在于精警和奇异的比喻,而是在于事物自身的“被发现”,是事物自身的“自我表现”。这是“清新的自然主义”的、健康和质朴的发现,因了这“独自饱满”的质朴,它比一切看起来复杂和高大于它的事物,都显得更高,更丰富和饱满(臧棣:《豌豆经》)。
有时类似奇妙的“发现”就在词语之间。西渡的《对风的一种修辞学观察》中,“风”几乎同时指向了自我和他人、正面和反面、事物甚至时代,“风”这个词产生了不可思议的繁殖、哗变、游移与派生力量,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为西渡所说的那种对语言的“倾听和顺从”,诗人是“通过对语言的倾听、观察和揣摩,去发现事物之间被日常的经验和逻辑所遮蔽的关系,揭示事物潜藏的诗意”的(《时代的弃婴和缪斯的宠儿》)。在“诗到语言为止”这样口号和意念下,类似的诗篇应该是达到了极至的典范。
他们无疑应该受到赞美,因为在百年汉语新诗所走过的足迹中,人们看到迄今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语言尚未达到当之无愧地载负起新诗那孱弱和多病之躯的境地和水准,而现在又在迅速地走向粗鄙和简单。汉语诗歌应该怎样挽回这倾颓之象,振起这无根的衰弱之躯?“发现诗人群”的努力和自觉,其作用和意义,必定会在不甚遥远的将来得到证明。
但疑问也还是有的:在现今的诗歌界我们也不难会听到相反的观点,甚至既往的人类诗歌的历史也不能完全证明“语言优先”的地位。在个体精神劳动的时代,人格与生命的实践一定有着更为本质的意义和作用。很显然,很少有哪一个伟大的诗人是首先通过其语言的能力影响世界的——尽管一个影响世界的大诗人也一定是操了创建性的语言。但他的创建性和伟大的力量源泉,一定首先是来自他不朽的生命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更钦佩海子。尽管人们一再地否定这个世界有所谓的“本质”,但海子的充满缺损的语言和他的浪漫悲怆的世界里,更有符合我们对这世界的基本想象的东西。因此,我愿意说,在北大所创建的当代诗歌传统里,《发现》的意义并不是唯一,尽管它不可或缺。


《北回归线》:南方的精致
这显然不能算是一个有概括力的题目,有更多的词语比“南方的精致”更有表达力:南方的优雅,南方的富丽,南方的婉约,南方的俊逸,南方的含蓄隐秀,甚至南方的颓伤奢靡……它太富有和难以表述了,没有哪一块地方能够像它这样适合灵性的生长,自从东晋以后的一千多年以来,中国文化的重心就已经渐渐南移至这里了。其最重要的标志当然是诗歌——中古后半数以上的中国诗人,大致是产生自这个地方的。其他的地方加起来还不知道能不能够与它平分秋色。
这就是源于土地的滋养了,它的灵秀,它的美丽,它的草木葱茏生机葳蕤,乃至它的温润多雨潮湿阴郁……这一切似乎说起来太远,但阅读《北回归线》,却使我充满着类似的联想。它毫无疑问地继承了这土地的风骨和禀性:俊逸、精致、峭拔、典丽,当然,作为“现代诗人”应有的一切,人文的、异端的、晦黯的、神秘的、波希米亚和边缘化的,他们也一样不缺。他们在中国当代诗歌的版图上所具有的意义,同这块盛产稻米和财富的土地之于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版图一样,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地理文化决定论的学说并不总是有道理的,但它应该适用于这块地方,“狭义的南方”——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它产生了《北回归线》这样的一个群落决不是偶然。因为他们同其环境之间是这样地合拍,在充斥着这民族关于浪漫与感伤的记忆与文化想象的西子湖畔,没有一个“南方抒情诗的重镇”(白白白马语)倒是奇怪了。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刘翔的“做一个有理想情怀的经验主义者”的,这里显然不会诞生那种海子式的乌托邦主义,也不会滋生出京城诗人中那种对知识权威的迷恋,以及西部和西南盆地那种以“民间”反对权威的激进运动。我相信在这世俗天堂的世界里,只有傻瓜才会热中脱离尘世的经验方式——当然,也只有平庸和叶公好龙式的写作者才只沉湎于世俗的生存,而不标扬“理想主义”的情愫。换言之,经验主义与理想情怀两者的结合是最自然和聪明的。因为无论是白居易还是苏轼,无不是在拥香挽玉的同时又忧愤着国家和怜惜着苍生的,这就是南方,这就是杭州。
因此这注定是从不缺少才华的一群:梁晓明、孟浪、潘维、梁健、阿九……还有才华出众的批评家耿占春和刘翔,他们的风格是多样的,梁晓明的犀利,潘维的奇崛,梁健的玄妙,南野的精细,伤水的迷离,甚至他们都或多或少共有的某种孱弱、阴柔以及不无自恋的罗嗦,都成为他们无可替代的才华的一部分。
从精神气质上,如果武断些,也许可以将他们看做一个年代出生者的代表,这似乎是很难概括和描述的,需要“神会”。尽管其中个别人的年龄会接近五十年代末期,或者也有更向下靠近七十年代的,但在写作的理念上,我认为他们的主干人物都特别像是“六十年代人”的代言者。因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这代人特有的置身于“历史的夹缝”之中所无法掩饰的激愤、漂浮、无奈和软弱,以及由此带来的丰富与综合,多思与敏感,看到了这一代人特有的通达与聪慧,坚执与责任感,还有为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运动所滋养起来的理想情怀与唯美趣味,这都注定了他们是复杂而单纯、混沌而清晰、很个人主义又追求着崇高理念的一群。在由几代人构成的当代诗歌群落中,很容易就能将之辨别出来。
还有自信和沉稳,这也是骨子里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说过,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就意味着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句话反过来我以为也同样成立:一个诗人的生活方式与他的语言方式之间,大概也有着某种支配的关系。《北回归线》体现了某种生存的自信和规定性,一种对自身文化地理的确认和命名,它显示了不可逾越的边界的意义,当然也意味着一种精神的持守和安顿。在我看,它或许帮助写作者有效地确立了一种语境,使他们的抒情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精致的风格与趣味不至落于陷阱——毕竟当代中国诗歌的语言环境中的陷阱太多了,“知识分子”与“民间”的互为误读、瓦解与反讽就是一个明证。而《北回归线》却绕过了荒谬与自否,成功地建立了它的抒情气质与典雅精致的魅力。


《葵》:穿越无意识世界
要是说当今“民间的莨莠杂陈”是源于人们对民间的另一种深刻的误读的话,那么读一读《葵》,也许很有助于消除这种误解。
诗歌史上曾有过一个叫作“超现实主义诗歌”的运动,他们曾经标张潜意识、意识流的旗帜,但其所强调的那种潜意识似乎还有两个缺陷:一是在“个体无意识”与社会历史记忆——也即“集体无意识”之间,缺乏结合和默契;二是在个体无意识的层面上,有倾向于诡秘和怪异的一面,而日常化与细节化不够。而“葵诗人群”则在这两方面都做得相当好——我这里当然没有把“葵诗人群”比作“超现实主义派”的意思,这不相干,但在拓展诗歌的内涵空间上,他们的确做到了前人没有做到的。
“世界是虚幻的”(宋小贤:《石头》)。实际上,被标签化了的“民间”或者“口语”诗人对世界的理解,并不像人们对他们的理解那样简单。也许有人会泛化地把“葵诗人群”看作民间和口语的一派,但他们还是有自己独到的一面。诗歌,或者这个世界的原点在哪里?他们也在寻找。相对于“语言/存在本体论”者,他们对词语的崇拜似乎远远不如对身体的看重,在他们这里,“玄学论”似乎是讲不通的,一般和抽象地讲“生命”也是要受讥讽的,他们看重“身体”和朴素的经验,在我看来是因为,身体可以使生命的内涵变的更具体,而朴素的经验方式可以使世界显得更可靠和亲近,对高尚的和“形而上学化”的词语的蔑视,使得他们可以更轻松和便捷地表达。
但是,身体和肢体语言并不能单独构成诗歌写作的对象、工具和内容——而必须借助于它的意识内涵,即丰富、幽深而复杂的无意识世界。而我以为,“葵诗人群”对当代诗歌的最大贡献正在于,他们将诗歌的表达对象,由“意识层面”成功地推向了“潜意识层面”。我不否认在“第三代”运动中,也有人张扬过“意识流”一类的主题,但那实在是一种“舞台演出”式的传达,并未臻及真正意义上的无意识经验。而“葵诗人群”却开创性地做到了。
首先做到的是伊沙。在当代诗人中,能够在诗歌写作中精微而敏感地触及中国人的“历史无意识”的,伊沙是第一个。任何一个稍有历史记忆与艺术感受能力的人,读他的作品都会充满着一种“历史的会心”——这其中既充满着复杂的“集体记忆”,同时也充满着个人经验的鲜活意趣。伊沙早在1992年发表于《非非》复刊号上的组诗《中指朝天》和次年发表于《非非》6、7期合刊上的《历史写不出的我写》,都是最好的例子。他在潜意识的层面上,用崭新的方式重新挖掘出被掩藏和清洗过的历史,并且赋予这种历史记忆以鲜活的生命色调。读《事实上》、《北风吹》、《布拉格之春》、《跟祖国抒抒情》这些诗,不难发现其中含义的精微。“北风那个吹……/革命和芭蕾/哪一件更美/喜儿遭地主强暴/白毛女接过红缨枪/……因了什么/我的小鸡在暗中勃起/初次勃起/证明我已经长大/可以接革命的班”(《北风吹》)。在这里,有关历史的集体经验与个人记忆之间,发生了多么富有戏剧意味的碰撞与纠结。某种意义上,是伊沙的诗歌才真正使当代诗歌具备了“参与历史”而不仅仅是记忆和见证历史品质,他的喜剧式的历史表达,对解构当代中国的人历史恐惧所起的作用,是微妙和深入心灵的。
不过,历史处境的转换,也会使上述“重大”的历史主题迅速“过期”,因此,关于历史的“集体无意识”就应更多地被日常经验中的“个体无意识”所代替。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这种写作的活力。今天的伊沙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转换,但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抢眼,这是因为他的诗中两种因素的此消彼长。事实上在近年中结合等更好的也许是徐江,他的很多作品在敏感地进行着这种结合,他的长诗《看球记》就令人震惊地将国人关于当代政治与足球历史的记忆的奇怪混合,用戏剧的笔法进行了生动的传达。
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无意识本身,当然也可以成为诗歌写作的对象,宋小贤的诗就是这样。他这里的几首诗就都非常精妙地、并且是很“单纯”地传达了这种内容,如《夜行》中所说的“车斗里载着的巨大黑暗/把我撞倒……”这是单纯的无意识经验,本身可以说“没有意义”,但它同样可以带给读者一种由“经验的会心”带来的隐秘体验,这一样也可以成为诗。  
还有一点,即通过伊沙徐江这批诗人的写作的影响,一批更年轻的诗人获得了成长的动力,比如轩辕轼轲就是例子,他的诗歌里就像早期的伊沙那样充满着来自历史无意识、个体无意识、甚至“语言无意识”的活跃因素。一些“下半身”诗人群落中写得好的,也是因为其对上述某一个因素的敏感触及。
上面显然有把“葵诗人群”的写作倾向简单化的危险,但因为篇幅的原因,姑且以偏概全吧。    


《诗歌与人》:热带的熔点
无论在事实和想象中这都是一片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土地:极其物质又极尽精神的、张扬欲望又护卫灵魂的、宣示破除疆界又制造种种规则的、号称什么都敢做又什么都很忌讳的……因为混杂了现今最稀奇古怪与五光十色的事物和观念,它变成了一片诱人的“热土”。是否与它的炎炎似火的地理“温度”还有如火如荼的经济指标有关?这热土也成了现今中国各种各样的诗歌观念的发祥地、中转站和集散地。据说广东有现今中国最庞大的诗歌写作阵营(其规模可参见《诗选刊》2004年7期内容),这其中除了各色人等,甚至不乏有漂泊的生意仔和打工妹。这就决定了它的丰富和驳杂,它的无序中令人惊悚的生机勃勃。
黄礼孩——我不知道这个别样的名字是否给了人们某种不经意的暗示,人们在“潜意识”中会很“轻”看他的年龄和身份,但他对最近五六年的中国诗歌界的影响,也许要比任何一个个人都要大些。他所创办的这份民刊已经成为了一个作用至为广泛的平台,不只是“70后诗歌”、“中间代诗人”、“完整性写作”这样一些概念的通行都与他的策划有关,单是就印刷品的规模和质量来看,他在当今的民间诗歌资料的出版人中也称得上首屈一指。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创造了另一个范例,一个以民间与个人力量,推动诗歌媒介与载体传播方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生深刻变革的例子,因为他所从事和推动的,并不仅仅限于个人和圈子的趣味。他的现象,隐隐使我感到了一种趋势,一种来自当代经济革命之发源地的、在诗歌生产乃至艺术与文化生产方面的未来革命的信息。
不过在这些人身上却显示了与经济气候完全不同的文化道义与精神责任感:正是他们在强调着“灵魂与肉体同时在场”的写作规则,而不认同那些必须依据文化阐释和建立在相对主义与价值悖论之上的粗鄙化的和“不完整”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正因为网络现代技术与后现代语境的弥漫而呈现出燎原之势。他们要下决心为读者贡献出“已经完成的”、具有自足的艺术价值的、可以同时带来愉悦、深度、智慧与道德感的作品。这样的决心和人们对这块土地的概念化的文化想象之间,竟是这样地构成了戏剧性的反差。
艺术的多元和提早的成熟,是《诗歌与人》诗人群同其他民刊诗人群之间一个明显的不同。在上述四位诗人的作品里,人们也许会暗暗称奇,因为这里有更多的不一致和更新的可能性的展示:在海男的诗里,自我的意识与生命的体验是如此的精致纤巧,她就活在日常生活的温暖和存在本质的“荒凉”的平衡里,她似乎是清醒而不绝望、达观而不骄纵的,这和相当长时间里的女性诗歌写作所表现出来的“女子气”、刻意而可疑的“野蛮气”都构成了对比,她的生命意识是健康、自然、彻悟和纯美的;黄礼孩的诗一如既往地展现出的,是他的孩子似的纯粹与老人般的安详,这似乎同样不可思议。他对意义的追求,如同他不遗余力地耗资印制着并不赚钱的诗歌出版物一样,显得悲壮和令人钦敬,“我多想赋予时代以意义”,这豪言如同他在《身体》里所描绘的“越跑越黑”的“落日”一样,“它向更低的地方跑去/把更多的星光/带到辽阔的大海/落日回到了自己的身体”。这似乎已不只是“高尚”的道德,而且简直是无法拒绝的“命运”了。
还有东荡子,他的诗宛如他的名字一样,夹带了来自野生自然的葳蕤蓬勃的气息,这既是修辞风格上的追求,同时也带来了意义上的启示,它让人震惊,大地上曾经的存在景象在这样的时代依然可以次第展开,这不啻为“荷尔德林式”的反抗的神话;还有杜涯,这同样是一位执着而敏感的生命体悟者,但她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她可以轻而易举地直接“由生活而进入存在”,这类诗人在我看来是现今的写作者中最值得敬佩的,他们从不倚仗题材的高蹈与知识的优势,他们平易地“生活着”,他们当然也不倚仗粗鄙,并因此保持了思考者的尊严,但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可以在平易中发现深刻,在“在场”中追寻着彼岸,在日常生活里可以“闪电”般地楔入到“存在”之中。读她的《十一月》,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显然,这是包容和多样的一群,不只求同还可存异的一群。何以会有这样的多样和互相亲和的可溶性?如说是“地理”意义上的热度未免有玩笑的意味,归根结底这地域特有的经济的热度与社会生活的弹性与多元,应该是合成这“熔点”的基本的要素和热源。


《扬子鳄》:语词·闪电·如歌的行板
不知最初的创办者是基于何种想法,给这个民间出版物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扬子鳄”,是刻意还是随手拈来?如果不是随意所取的话,那它的“用意”就要费心琢磨了。  
是否可以这样猜度:首先,作为一种看上去有些古怪和骇人的动物,它符合人们对现代诗的某种想象?其次,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受保护”的稀有动物,它是对自身独特风格的一种限制或者界定?还有,作为一种“两栖类”动物,它有着某种暧昧或者多面的特点?或者它要刻意地追求一点看起来怪异、凶猛、陌生化……甚至是比较“酷”的风格?
不过实在说,这些推测都不怎么像它现在的样子。若说他们是在追求优雅、柔性、智慧,甚至一点点类似于“外省的知识分子”的气质倒还有点儿接近;如说是凶猛、怪异和带有观赏性的“冷酷”,好像就谈不上了。而且两者差不多还是相反的,“扬子鳄”追求的恰好是温宛与和谐、细微与安宁,它关注并为之“颤抖”的是那些“令人心动的细节”,“荷叶上的露珠”,“从体内划过的”内心细微的光焰(刘春:《低音区》);它为之牵念的是那些“露出了骨头的礁石和神经的植物”,甚至是某些形而上事物,“离开了肉身”的“真身”,“一匹马离开了另一匹”这样的哲学命题(商略:《无名》);它所醉心的是那些已然成为经典的诗歌经验——卡夫卡、博尔赫斯、帕斯捷尔纳克、狄金森……这和充满着暴力的、破坏性的、呼啸着种种不和谐音的诗界流行趣味之间,正好背道而驰。
当然这也并不能说明什么。趣味的高尚并不能直接决定写作的水平。但诗歌界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或许正是《扬子鳄》这样的诗歌群落和载体的成熟,才标志着“70后”诗人正式的登堂入室。他们已经不可阻挡地成熟并且成为了这时代诗歌的中坚力量。《扬子鳄》当然不是唯一,但它却可以成为或足以充当一个标志,它代表了这一代诗歌写作者相对而言更加兼容、细腻、专业和成熟的素质,更高的起点,更鲜明和独立的艺术个人性。
尽管在《扬子鳄》第一期中,编者刘春已经声明它“不是一个流派刊物,也不是一个同人刊物”,在一首叫做《广西》的诗中他也说道,“即使你们抱成一团,也要成为单个的自己”。不过大致上看,共性或许还是有的,比如他们也同样典型地体现着70后诗人的一种能力——我称之为“闪电般直接楔入存在的能力”,他们的形而下世界和形而上世界的距离,几乎达到了合而为一的程度,他们的长处在于他们离“生活”和“存在”几乎是等距离的,他们同时可以既在世俗生活的现场,又介入着存在的形而上学之境,这是以往几代写作者都不曾达到的。读三子的《乌鸦飞过》,我可以更坚信这一点。
“这些旧时词汇,这顾盼中的蓝……”(黄芳:《如果说要别离》),“穿过脚步和四季之词,我们终将走进一场神秘的约定……”(三子:《约定》),不难看出他(她)们对语词的迷恋,这与时下写作者普遍对“事件”的偏好似有悖反,但并非绝对,“知识分子”一派也有对词语的嗜好,而刘春的笔下也有“运草车穿过城市”之类的典型场景或“事件”,但他最擅长的则是《生活》这样的诗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语词的串联能力,“说出这个词,天色就暗了下来……”这甚至已成了一个相当有名的句式,其间充满了结构主义的玄学味道。他用这语词活生生地串联起一个人生命旅程中的各种处境和标志性场景,使之化作了一帧帧或鲜亮或已褪色的照片。他的近作中关于“草垛”、“雪”、还有诸大师的体验性的抒写,都强化了这种倾向。与某些过于“自恋”的“知识分子诗人”相比,他对语词的迷恋结合运用了更可靠生动的经验细节,它们被嵌于文本之中,可说达到了“被置回到它的存在的源头的保持之中”(海德格尔语)的境地,丝毫不显得苍白和干瘪。
旋律与语感的自觉追求也是“扬子鳄诗人群”的显著特点。在口语化写作和网络性语言充斥的今天,他们在执着地寻找着汉语的节奏与美感,寻求着“大雅”之词与唯美的气象,这不能不让人感到赞佩。“各种词汇的不同组合造成了语句中的‘气’”,“每一个短语和句子都是一个结束和开始”,无论是对艾略特的认同还是个人的理解,刘春和他的朋友们都在实践着让诗歌成为诗歌的理想。其连绵性、语词搭配的丰富性、整首诗歌结构中统一的韵律感与间断的跳跃性的结合,还有回转、重复、顿挫、修饰等等,都使他们的作品比别的群体有更多的音乐性。也许用“如歌的行板”一词未必能准确地概括他们,他们的追求还要丰富得多,但仅此一点,也足以表明他们的意义了。因为从根本和大处说,诗言志,歌咏言,永远是诗歌的本质、理想、常态和正途。


《诗参考》:胀破时代的修辞与伦理
如果要感知最近十几年以来诗歌的脉搏和变化的话,哪个是最敏感和最综合的标志?单就我个人的视野而言,没有哪一个刊物能够跟《诗参考》相比。和前面所谈到的刊物不一样,《诗参考》有着更多的综合性——尽管它的主编中岛曾声明过“《诗参考》不是哪一诗歌流派刊物,也不同人刊物,《诗参考》的立场就是诗歌的立场”。但阅读它刊载的作品就会发现,它可以说既是同人的,也是开放的。所谓同人——它是“口语”或者“民间”倾向的诗人的大本营;所谓开放——它是当今诗界各种综合信息的有力提供者,是真正的“参考资料”的来源。我相信这也是它的编者最初的策划动机,是它之所以比较其他的民刊更具有广泛影响的原因。
《诗参考》迄今已持续存在了十五年,出版了22期,它的早期当然也是重要和有影响的诗歌民刊,但它真正走上“追求专业品质的新历程”,试图“为中国诗坛留存资料”(中岛:《生存状态·诗·以及〈诗参考〉》),应该是始自1999年的第十四、十五期合刊。我说它成为了“口语”和“民间”倾向的诗人的大本营,大约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某种意义上,是这一年的“盘峰论争”促动了诗歌界的分化,也促动了《诗参考》立场的变化,使它的“民间”与“口语”的倾向性得以凸显出来。
不过,涉及到作为诗学问题的“民间”和“口语”写作,已是普遍性的话题而不具有单独的意义。所以,这里的谈论难免有不及物的一面。但我要说,作为《诗参考》核心诗人的一群,他们曾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最具有思想活力的诗人群落之一,比如严力、伊沙、徐江、侯马、沈浩波,就年龄来说,他们也许已经跨越了遥远的1950、1960和1970三个时代,但他们诗学观念却有近似之处,就是用口语来书写非崇高化的日常与民间的生存状态,用意识与潜意识的真实来取代道德化的精神现象与心理场景。其中产生了最大冲击力量和具有标志性的人物,当然要首推伊沙,但因为前面已经在关于《葵》的一期内容中涉及了伊沙和徐江,涉及到“潜意识世界的书写”等诗学议题,所以这里就不再收入他们俩人的作品,并且主要谈一谈诗歌伦理与口语化的问题。
当代诗歌的写作伦理的变化,无疑是从这些人笔下开始的,是伊沙首先跨越了原来由朦胧诗的优雅和“第三代”莽汉式的小粗鄙为底色的写作秩序,用他的解构主义之笔,次第瓦解了知识分子化的抒情(《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泛政治化的道德神话(《事实上》),将阶级教育的文本降解为性意识文本(《北风吹》)……他在语言层面上展开的解构主义活动,要远远超过第三代诗人那种简单的观念性瓦解,在文本上的张力更大。因为很显然,无论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还是于坚的《尚义街六号》之类的作品,都只具有观念意义,而没有文本上解构魅力,伊沙的写作则在文本的细部充满着这样的活力。从伊沙开始,当代诗歌的写作伦理出现了明显而成功的下移,至更加“心藏大恶”的沈浩波开始,这一伦理更是突破了观念可能中的最底线。这当然不能简单地看成的单面的成功,但至少有一点,它空前地拓展了当代诗歌的意义空间。
再一点是“口语化”写作实践的普泛化。同样,口语化也不是始自《诗参考》诗人群,早在晚清一代“诗界革命”时就有了“我手写我口”的说法,1980年代韩东又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他们所说的“语言”也有基于口语的意思,这实际上还是延续了中国传统诗歌历史中“雅”与“俗”之间的来回变化,“民间性情之响”与“荐绅学士之道”(冯梦龙:《序山歌》)之间的持久较量。新诗从“五四”白话诗歌运动就提出了“言文一体”(胡适)的理念,不过口语写作的诗学边界与标准问题一直没有真正解决,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准确的界分在哪里?口语化本身是否具有单独的合法性?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多么希望你能快乐起来/与我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从坟茔中一跃而起/将你那顶古旧的帽子/轻轻松松地摘下来/再把它恶狠狠地/扣在我的头上”(南人:《在一座坟墓面前——献给父亲》),无论如何,这样的作品是让我感动的,它让人相信,即便是很“底线”的诗人,也仍然有可能会以“不深沉”的方式写出深沉的情感活动来。更何况他们的语言似乎也在逐渐地“干净”起来。说到这里,问题也许已经明显了些——什么条件才能充分地支持着“口语”,那就是意识的深度,还有修辞本身与“雅”无关却与智性含量有关程度。


《非非》:在“文本”与“人本”之间
终于说到了“非非”。和它比较起来,一切似乎都变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这应该是一个“谜”:在1980年代的后期,即便是在中国理论界的“前沿地带”,关于“结构主义”的知识也还是相当陌生的,更遑论成为一种哲学与诗学的思想和实践了。然而奇迹就这样发生了,非非主义的诗人们构造出了复杂深奥、庞大宏伟、而且充满了“语言/文化的双重乌托邦”色彩的,具有着“玄学”意味的结构主义的诗学理论。我想,这除了表明诗歌比哲学和其他理论更靠近“思”与“在”的本质之外,很难有别的解释。这就决定了非非在当代中国诗歌实践与诗学理论方面的地位——可以说,在当代众多的诗歌群落与流派中,没有哪一个在诗学建树的深度、复杂和影响的深远方面,可以与它相提并论。
“非非”的名字可以说是一个绝妙的发现,它有点像上个世纪初欧洲的“达达(dada)”,达达是一个无意义的音节,而这样一个名字恰好暗合了这个诗派反对传统文明与价值的特征。“非非”作为一个汉语词汇,在字面上显示为一个可以任意颠倒反正关系的词组。这也就很意味深长地表明了它的“现代性精神”。无疑,它的首要意义是否定的——按照字面的意义,即是“要否定那些应该否定的东西”,所以乃有“前文化”之说。世界和历史业已“被文化化”了,那么要想使人类的认识与表达重新返回或者抵达“原始的真实”,就成了一个严重的哲学认识论问题。而对语言的怀疑和改造,对词语的“能指”之外所引申出来的一大堆“文化含义”、“象征隐喻”等等积淀的刻意剔除,就成为非非写作的起点和原则。但这样一来,问题又出来了,“前文化状态”的语言,不过是个乌托邦而已,写作者再有自觉,也很难完全剔除语言与文化中沉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与个体无意识,所以在1986年的“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中,非非诗人的所谓“三还原”(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三逃避”(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三超越”(超越逻辑、超越理性、超越语法)的说法,也就仅具有有限的“自我提示”意义,而很难变成一种写作实践了。
上述简单粗暴的解释很容易会招致非议,在这里,我确无力廓清非非诗学的庞大理论体系,我想说的是,非非主义问世的意义在于,它真正促使了中国诗人的“语言本体意识”的觉醒。虽然是从语言的层面入手,但试图解决的问题,则是文化,是认识论,是“存在”意义上的追问与置疑,是诗学的真正自觉和专业化的确立。所以我认为,非非在一开始其理论意义就大于实践意义,其诗学的“普遍启示意义”就大于“具体的操作意义”。如果不从这方面来认识非非,那就是误解和舍本求末。
这也就在内在逻辑上注定了非非在1990年代的转向——由“语言/文本”立场的写作,转向“启蒙/人本”立场的写作。仅把这种转变归因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不够的,西方的结构/后结构主义运动的实质,也是从语言指向文化,甚至政治,德里达所反对的一切“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词语,矛头无不是指向等级、中心与专制的基础。因此非非主义的转变是很自然的事情。周伦佑在1992年提出的“红色写作”的主张,其意义我认为也正在这里,它不仅是对非非前期思想的反思超越,同时也是一种延续和继承。在反对新语境下的个人主义、蒙昧主义和缺乏现实及物性的“白色写作”方面,敏感的非非诗人又作出了新的贡献。它有效地推动了1990年代中国诗歌中人本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的自觉。
由“方法”回到“内容”,可以说是1992年《非非》复刊号的标志性特征。同时,随着这一转变,非非流派也变出了一个开放的群体,1992年1993年的两期《非非》,可以说集中了这年代里最优秀的诗人和作品,“非非主义”也因此而获得了新的含义。进入世纪之交,非非诗人又进一部分化,这大概和诗歌界的整体的分化变动有关系。我个人认为,也许有“第三个阶段”的非非,因为在2001年以来出版的三卷《非非》中,既可以看到新的作者群体,又可以觉察到他们的诗歌观念的某种融合和“回归”:在周伦佑的长诗《变形蛋》中,玄学思想与人文主题、语言本题与启蒙内核的结合,成为明显的特点。这一点从本期所刊的作品中也不难看得出。我想“继续非非”的含义,大约也应是在这里吧。


《诗歌》:像黄河一样奔涌并且沉默
我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是试图说出这个群落的一种性格。一条长河在这里拐了个弯,缓缓地向大海流去,湍急的水面变的宽阔平静,仿佛同时回到了初始和终点,再也停滞不前。可就在这平静之下,却掩藏着澎湃的激流;在这平静之上,更显现着博大和寥廓……这些诗歌的作者很偶然、也很必然地住在了同一条河的下游,分布在她的两岸,这条河与他们的生存甚至生命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他们符合这河的性格:浑厚,大气,沉着,充满着刚强与柔性共在的力量,这条河也赋予了他们相类的品质——坚韧的和富有内涵的、一直决心并实践着的磅礴、永动和沉默。
《诗歌》诞生在十年以前,就像我们把孩子叫做孩子,把母亲叫做母亲,把大地叫做大地一样,它就叫做诗歌。它看起来是“无名”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有着对诗歌艺术的敏感理解的。 记得当初长征和雪松也曾  试图取过若干个名字,但后来他们告诉我,就干脆叫做《诗歌》。我明白,这既是出于包容与尝试的想法,同时也暗示了他们的一种立场和姿态——因为说出或者标举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靠近诗歌艺术,是要文本而不是口号,要水准而不是姿态。因为在当代诗歌的现实格局里,并不缺少口号和姿态,甚至也不缺少立场和理论,而是踏踏实实的文本实验。从这个意义上,他们这样一个取名和定位也许是更有价值的。
这大约也决定了它的命运——因为直到现在,《诗歌》也没有成为影响巨大、可以称的上是参与并创造了当代诗歌历史的权威的载体,它甚至还几乎是寂寂无闻的,然而可以与此对照的是,这些诗人的作品却可以拿到任何场合来和当今中国最优秀的诗人比试。看看这些作品就会相信,他们是一群真正谦卑地生活着的人,对生命怀抱着深切理解的人,对众生有着深切的怜悯的人,对存在和艺术有着深邃领悟的人——它们是这样的纯洁、质朴,叫人感动而不具有丝毫的被强迫和侵犯感,而现今的诗歌界,莽汉式的可怜的自大,还有中产阶级式的可恶的自恋,实在是太过泛滥了。
面对卑微的事物,某种意义上就是面对了生存的真相和真谛,因为这源自诗人内心的良知:在雪松笔下的正哗哗洗脸的体力劳动者,让我想起凡高笔下的一双农民鞋;邵风华笔下的那些“匆匆怀孕、流产”的梨花,也叫人想起女人古老而普遍的命运;长征笔下的一棵长于院中的野菜,叫人想起一个最微不足道的生命对春天的欢呼与疯狂;格式笔下的“提前听见雷霆的蚂蚁,赶紧抢运来年的口粮”,还有他自己历经难眠的长夜,终于“把自己准备成一顿沉默的早餐”的叙述里,暗含着多少“生活”的屈辱和对存在的怜悯;小栋笔下的被撕碎的博尔赫斯和被日常生活所撕碎的情感一样,唤起我们多少浮生的惆怅和荒诞感……我相信这正是一种最可贵的关注和洞察能力,从这里我看见他们的自信自谦而不是自卑自恋的真实的生活和写作的态度,还有他们因为对人生的洞彻而获得的更加精湛、澄明、精微和细腻的诗艺。
不过这也并非问题的全部,要是以为这只是一群固守在河边上的农人渔夫那可就错了,风云际会,野火狂澜,也与他们多有瓜葛钩连。早在九十年代中期,长征和雪松所提倡的“最低真实写作”的诗学观念,也曾经在不小的范围里产生影响,它要求诗人要“用‘最低真实’抵御虚妄神化,用最为可靠的形而下与形而上接头……让真实存在的生命状态找到走向诗歌语言的途径,从气质化的盲目命名走向切近生命的个性形态,继续深化当代口语与书面语、共同语与本地语的融合……”(长征、雪松:《关于集约实验的对话》,《诗歌》第四辑,1997年1月),这些观点在同时代的诗人那里曾经引起过相当广泛的回应,
作为一个诗歌阵营,《诗歌》可以说典型地体现着山东人的特点,体现着山东籍诗人的特点和命运——他们常常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被不公正地忽视了的一群。但是从九十年代以来的情形看,山东不但可以称得上是诗歌的重镇,而且有着大量的真正属于实力派的诗人,他们在各个层次的诗人群落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比如1960年代出生的雪松、长征、格式、吴兵、王夫刚,现已南迁广西的谭延同,比如作为“70后”之最有代表性的孙磊、轩辕轼轲,锐气十足的瓦当、盛兴、马累、东岳,还有作为女性诗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寒烟、路也、宇向、柏明文……这样的列举当然不能涵盖全部
这个群体是丰富的,在艺术风格上。相似的情怀和相通的品格并没有造成他们之间的雷同,相反还更显示出别有的差异性,比如合作多年、也常常被人们并称的雪松和长征,他们的风格就几乎完全不同,的粗砺之间,格式的智慧与


《他们》:必然的终点和或然的起点
很难设想,最初要终结某些东西的竟是居于南京到苏州的一群“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因为毕竟这里是一个种族的文化积存最为深厚的地方,在最近的一千多年里,实际上是这里充当着中国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中心。金粉之地,六朝古都,太多的奢华和败落,太多的红颜与悲剧,颓伤的记忆,浪漫的行旅,互相翻覆着的庙堂和江湖,不断变幻着的豪门与废墟……中国人传统的文化想象,其实更多地是扎根在这片土地。
可或许正是置身于这样的土地,这样的精神记忆的所在,才更赋予了他们以自觉和勇气。当代中国诗歌的观念地震——我说的是具有“哲学深度”的变革,竟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们当然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一切,他们才更有舍我其谁的底气与资格。
什么东西被终结?关于诗歌的意识形态的神话,关于历史和文化的“前现代式”的想象虚构,关于情感世界的种种脆弱的故事,关于种种成人的习惯性撒娇……韩东是冷酷的,学哲学的出身和文学世家的背景,可能使他过早地看到了文学背后的许多东西,所以比之“第三代”中那些仅凭着本能和青春骚动期固有的情绪破坏力而登上舞台的人,就显得更加清醒,更具有命名的气质和“观念终结者”的能力。他的关于当代中国诗人三个主体角色(政治动物、文化动物和历史动物)的谈论,可以说是从根部击碎了从事写作的人若干年里一直遵从着的种种集体无意识,使人们有可能重新确立写作的意义、对象和目的。这是划时代的事件,如说有“断裂”的话,那应该是从这里开始的,不但作为写作主体的“我们”被终结了,连“大写的我”和“人文的我”也遭到了质疑,而变成了“作为单个生存者的我”——“他们”在根本上是这样一些“个体之我”的集合。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从此确立了一种“平民主义的价值观”也不过分。启蒙主义的居高临下的写作,依附体制的假性写作,小资的撒娇呻吟,还有中产阶级的高雅傲慢的虚张声势,统统被打了闷棍。
在“第三代”纷乱的喧哗中,实际上真正具有诗学思想的是“他们”、“非非”和其近缘的“新传统主义”等有限的几个。如果说“非非”是从语言/文化的同构意义上找到了诗歌的“史前”源头的话(当然也是乌托邦意义上的),那么“他们”则是为诗歌找到了当代的现实起点——诗人首先要砸烂自己身上和心中的若干枷锁与幻影,确立其日常生存者的身份,面对个体存在的真实与残酷性。这个起点所起到的久远的作用,要超出一两个典型的文本——比如《有关大雁塔》之类——的意义,因为它是内在的和不断显露其意义的一个过程,若干年后从远处看,才会看得更清楚。
但这显然有点初步,毕竟只是起点。当代诗歌的若干业已死去的观念也并不因此就很快消失,观念层面上的写作还不能彻底解决观念本身,这就是我为什么又重视伊沙式的解构主义实践之意义的理由。《有关大雁塔》和《你见过大海》在文本意义上并无多少可爱之处,但伊沙的《北风吹》、《事实上》和《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那样的作品就有了可爱的一面,因为它们对历史无意识的敏感触及,不但唤起了人们某种潜意识深处的愉悦,而且还唤醒了他们沉寂已久的语言记忆——“历史无意识”和“语言无意识”的一种奇怪的混合体。这当然是在将近十年之后发生的事情,伊沙无疑受惠于韩东很多,但也许正是他将韩东的诗学思想推动到了文本的某个应到的位置,并真正突出了语言的本体作用。
“诗到语言为止”,这是一个具有多面性的思想,韩东过早地、也过于简化地叙述了这个结论。这当然显示了他哲学素养的锐利与简练,但也产生着令人疑惑的问题。语言必须和意义同时到位,反过来说,诗歌在抵达语言的时候也必须同时产生意义,也许我这样的表述显得过于陈腐,但我总是相信,对于世界和单个人的命运的理解,对于诗歌才是最根本的。语言着必须包含了诗人的生命与人格实践,或者包含了诗人对存在本身的荒谬性的指认——就像韩东自己在他的《甲乙》中所揭示的那样。而当这语言显示着苍白和虚浮的时候,我以为这样一个“终点”还是过于虚妄了些。
《甲乙》这样的作品在诗歌史上具有“断代”的性质,十年前这首诗问世,直到现在它也还是那样显得惊世骇俗。就表现人性的深刻性而言,韩东可以说粉碎了千年来的情感与观念的律条。早期的“他们”成员朱文也有这样的能力。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真实的一面,诗歌真的变的真实起来了,仅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功不可没。
说来说去,还是一些陈旧的话题,而且也还未能够说清,但也只能这样了。在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断裂”导致了一种终结和开始,但却未必能够保证路途的延续。就变革了将近三十年的当代诗歌而言,显示“正途”的迹象可以说还尚未出现,汉语诗歌的语言路向仍处在犹豫与迷惘之中,这是需要人们思考的。我不知道,未来的汉语诗歌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知道我们曾有过壮丽和丰盈的汉语,曾有不朽的诗歌。但现在,我们还将在长久的迷途中,持续地走着羊肠之路。所以,和别的流派与写作群落一样,“他们”所引领的路向,也仅仅具有或然的意义而已。
                                                                           [16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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