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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大学调查与附录——请批评、指正 (阅读9302次)



大学教育与作家创作关系的调查(审读稿) (阅读380次)



大学教育与作家创作关系的调查

梁艳萍

一、研究的缘起

进入80年代以来,作家接受学历教育的情况,与20世纪50~70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系统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大提高。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会给文学带来哪些新的气象?作家的学历提升对文学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与不曾接受高等教育的作家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呈现等方面有何不同?考察这些问题,对于文学工作和教育工作,都有一定的意义。

二、概说

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作家接受高等教育有多种不同的模式,呈现颇为复杂的情况。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把研究的对象设定为:从1977年恢复高考起,截止到2003年,经历过全日制四年大学本科教育作家。为方便起见,本报告提取的样本仅限于1949年以后出生,1981年以后大学毕业,在中国大陆较有影响的126位作家,他们是:

陈建功、陆星儿、查建英、梁左、乔雪竹、徐敬亚、李晓、高伐林、徐小斌、张辛欣、韩少功、邓贤、翟永明、潞潞、钟鸣、范小青、刘索拉、卢新华、张平、于坚、张曙光、王家新、南野、唐晓渡、陈村、王小妮、潘军、林白、李庆西、杨争光、王小波、何冀平、王旭峰、麦天枢、马原、洪峰、柏桦、方方、张旻、李杭育、陈超、张弛、阎真、刘震云、叶兆言、唐亚平、金海曙、何顿、裘山山、陈染、宁肯、刁斗、苇岸、晓苏、吉狄马加、皮皮、王彪、李洁非、韩东、丁当、普珉、小君、默默、刘漫流、孟浪、陈东东、陆忆敏、王寅、尚仲敏、燕晓东、墨白、何顿、简宁、红柯、冯秋子、谭延桐、苏童、牟森、西川、骆一禾、戈麦、张枣、鲁羊、郑单衣、李亚伟、万夏、胡东、马松、北村、格非、海子、臧棣、艾伟、伍立杨、树才、西飏、巴音博罗、张执浩、娜夜、毕飞宇、麦家、徐坤、李洱、伊沙、丁丽英、余笑忠、李冯、朱文、吴晨骏、张者、李大卫、贺亦、张生、崔子恩、李建春、朱文颖、廖一梅、祝勇、杜丽、周晓枫、朱朱、姜涛、尹丽川、陈家桥、韩博、沈浩波、李修文。

对作家来说,大学教育往往会对其文化观、审美观与价值观发生深刻的影响。英国的纽曼(John Henry Newman)主教在The Ideal of University说过:“大学不是诗人的诞生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一些诗意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缺少感染力是无可质疑的。”大学虽然不是直接培养作家的,但大学给莘莘学子提供了滋养心灵特定空间。大学的历史承传、文化氛围、图书收藏,大学独具人格魅力和丰富学养的教师,大学内部同学之间非功利的交往、讨论、切磋,都在无声无形地浸润、熏陶、改变着受教育者的思维方式、审美意识和文化品位。尽管此后有诸多作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批评、指责、甚至是抨击大学里的“学究”式的教授、一成不变的教材、僵化的教学模式、陈旧的管理体制,而且这也并非毫无来由,但当他们回忆自己的人生历程时,影响最大、印象最深、忆念最切的仍多半是大学的生活。“莽汉诗人”的代表李亚伟曾在《中文系》一诗中尽情调侃过大学教育,但他依然说,如果当我老了回忆自己一生经历的时候,“我终身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是大学4年”,尽管“我无休止的旷课至少3年以上。”

大学对作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陈建功、李晓、韩少功、方方、刘震云、张欣辛、苏童等成就突出的作家其作品无论就思想内涵、生活内容还是艺术方法而言,大学教育留下的痕迹都是显而易见的。下面我着重从先锋作家与西方影响这一侧面提供一些典型实例,或许能够清楚地看到大学教育同作家创作的一种关系,至于其创作的利弊得失则需要深入的研究。

最近二十多年,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国外的文学艺术以及各种文化信息常常较早在大学里得到介绍和传播,就读于大学的作家,在学习、借鉴国外文学新的创作方法、新的艺术形式方面,也往往得风气之先。其中一些人由此打破了以往的写作模式,创造出独特的审美形态。

新时期以来,具有“先锋”品质、现代意识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不少具有大学学历。大学教育所赋予的知识优势和文化素养,使这些作家捷足先登地获取萨特、罗兰·巴特、德里达、福科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大师们的思想理论资源,广泛涉足于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以及各种有助于开扩视野的知识领域。在写作方面,他们借鉴加缪、卡夫卡、塞林格、凯鲁亚克、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等的经验,采用“隐喻”、“荒诞”、“反讽”、“魔幻”等多种手法写作。

三、小说家

刘索拉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第3期《人民文学》发表《你别无选择》,小说借鉴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抛弃了旧有的小说框架,将人物置于情感流动的内心时空,赋予作品强烈的主观色彩,展示了刚刚走出“文革”阴影的一代人的自我意识 ,成为先锋文学的先声。之后的《蓝天绿海》、《寻找歌王》、《混沌加哩格楞》都是与音乐相关的小说。90年代以后,刘索拉沉浸于音乐,根据自己小说改编了摇滚歌剧《蓝天绿海》,创作了音乐舞剧《六月雪》及《蓝调在东方》、《缠》等音乐作品。她在一篇访谈中说:“首先我得强调,学院训练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否则我根本应付不了。”“爵士乐其实是特别知识化、特别纯粹的音乐,不是那种简单的音乐,如果我不是有些学院的底子,那在面对这种根本就是从别人的土地上生长发展出来的音乐时就会蒙了。比如爵士乐中那么多的转调、和声外音等等,当我同其他乐手包括一些大师合作时,就是学院底子救了我,让我可以飞快的适应、跟上,其实在骨子里同他们还是有距离,但在形式上,可以很快地理解和进入。” 进入新世纪之后,刘索拉陆续出版了小说《女贞汤》,文学与音乐组合的《醉态》等,她用音乐来阐释文字,同时用文字来解说音乐,音乐的元素在小说、散文中惬意地游走,文学的因子在音乐里游刃有余,显示出作家的学院派背景和良好的艺术素养。

马原1978年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小说处女作《海边也是一个世界》,刊登于1982年第2期的《北方文学》,并未引起广泛关注。马原毕业后去西藏,做过记者、编辑。1984年8月《西藏文学》刊登了他的《拉萨河的女神》,小说将叙事置于重要地位,它使“不相关的事物(色彩)的拼合,造成心理机制新的感应程序” 。1985年第1期《上海文学》发表了他的《冈底斯的诱惑》,这篇小说被誉为“先锋小说”的起点,马原因此被视为新时期第一个“形式主义”作家,被称为小说写作中“偏执的方法论者”,“玩弄叙述圈套的老手”。马原小说在重 “故事”、重“情节”而相对忽略叙述形式的背景下,强调了作家对于小说形式——尤其是叙述方式——的自觉,并且把“形式”作为他小说讲述的“内容”。马原开始创作时,国外各类理论和文学艺术书籍刚开始引进,大学为他提供了广阔的阅读和自由交流的空间。马原自称是一个科学泛神论者,喜欢爱因斯坦的相对性认识论;喜欢高更、马蒂斯油画的斑驳色彩;喜欢霍桑、卡夫卡、加缪、阿瑟·黑利等作家,以及克里斯蒂“通俗中的高级”、奥斯汀小说的“讲究”、塞林格智慧中蕴涵着的黑色幽默、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等。他解剖过若干西方小说家的优劣长短,也辨析过西藏文化的外形与内核之间的关系,藏族人的观念意识与拉美人的观念意识的差异,感受西藏存在着的现实与幻象的融合。80年代的后几年里,他一口气写下了以西藏为背景的《虚构》、《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叠纸鹞的三种方法》、《神游》、《喜马拉雅古歌》、《康巴人营地》、《敌人》、《大师》、《黑道》、《战争故事》、《西海的无帆船》、《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小说,发表于《上海文学》、《收获》、《人民文学》等刊物。他运用“元小说”的方法,不时提醒读者,“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90年代以后,马原的小说创作渐少,创作并改编《谁能够喜怒哀乐自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爱的拒绝》等剧本,还打算自己投资拍摄《许多种声音——中国文学梦》。如今马原是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将他授课的讲稿辑成《阅读大师》一书出版 。

叶兆言1978年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后获文学硕士学位,在当时算是作家中学历较高的。叶兆言的学养不仅来自大学,也来自于家庭。他在上大学前后,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古代、现代经典作品。他自己说,他是受父亲的朋友作家方之(《内奸》的作者)的鼓励开始写小说的。他的小说处女作《凶手》辗转多家刊物一直未能发表,但这并未影响他对文学的兴趣,大学的氛围与周边的文朋师友鼓励他继续写作。叶兆言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无题》,刊登在1980年第10期《雨花》杂志,笔名邓林,此时他大学三年级。叶兆言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没用的生活。” 他认为:“作家永远是通过写作在进行思考。” 大学对他来说,除系统地接受规范的语言文学的训练,有目的地阅读中外国文学作品外,还进一步了解历史、城市、民俗、风情,同时也是一个写作、交流、爱恋、远游的出发点,可谓“诗成有共赋,酒熟无独斟”。因而他关注文人命运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关注社会历史文化变迁中文人的现实景况,他们的无奈与坚守,以哀婉、凄凉的笔调为他们谱写一曲曲心灵挽歌。反映在小说中,就有了民国题材小说《枣树的故事》、《花影》、《花煞》、“夜泊秦淮”系列等,以及爱情系列的《艳歌》、《爱情规则》、《1937年的爱情》等;描写“风月”故事的《去影》和以“张英”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叶兆言以戏拟的方式重构历史,以写“风俗史”的方法写小说,表面上沿袭现实主义,又在不经意间打破陈规,融入现代主义的手法,让叙事者不失时机地发表如何叙事的幕后设想,以追忆或者预叙的手法破坏故事时序,使叙事得以任意转折和随意结合,将先锋小说的叙事方法与传统小说的白描多方整合,写出意味深长的人物与市井大观。后来,叶兆言与苏童等一道被称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上世纪末,当很多作家摹仿外国作家的写法来“创制”小说时,叶兆言提出,要提倡汉语小说。认为汉语有固定的传统,习惯的表达方式,独特的韵律和节奏、语气,从事小说写作的作家,有责任在小说中将汉语的特点充分展示出来。

苏童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他把对付功课外的全部时间用来泡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同时不停地写作、练笔。苏童写作起步于诗歌,曾是“他们”诗群中的一员。那时的北师大中文系,“10个学生中9个是诗人”。受同学中诗歌氛围的影响,苏童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个优秀诗人,后因深感自己难以企及室友的诗歌高度,而专攻小说。处女作《第八个是铜像》发表于《青春》1983年7月号,并获得年度“青春文学奖”。成功的喜悦鼓舞着苏童,以后,他将恣意奔流的言说欲望与诗性的想象结合以来,写出《飞跃我的枫杨树故乡》、《桑园》、《1934年的逃亡》等,吸收了先锋文学的诡秘和寻根文学的忆旧,时间不再是历史坐标上的精确纪年,而是一个为讲故事而虚设的历史背景。《罂粟之家》、《妻妾成群》、《红粉》、《米》等,无不体现了他对小说时间的理解。苏童以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受到的来自传统的影响,要远远弱于受到外国作家的影响。 ”而外国文学的直接影响来自于大学。

洪峰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处女作《山冈上的小白杨》,发表于《绿野》1983年第3期,并获当年的“绿野”金牛奖。1985年发表的《生命之流》,1986年发表的《奔丧》和1987年的《瀚海》,被视为探究“叙述”与“意义”关系的作品。之后的作品主要有《勃尔支金荒原牧歌》、《极地之侧》、《出走与返回》、《东八时区》、《和平年代》等。

北村1981年进入厦门大学中文系,早期小说有《黑马群》等,《施洗的河》是他创作转型的标志,以后的作品有《卓玛的爱情》、《伤逝》、《最后的故事》、《回乡》、《孙权的故事》、《孔成的生活》、《消灭》等。他认为:“迂拙的叙述是为了更接近人物内心”,“最好的语言是为了与对象达成和解的,而不是造成一种紧张的关系。”  

格非1981年考入华东师大,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写于1985年春天从浙江建德返回上海的火车上,发表于1986年《中国》第2期,写小说时,格非大学尚未毕业,发表时,他已是华东师大的教师。他因1987年发表于《收获》的《迷舟》,以“叙述空缺”而跻身于先锋作家的行列。格非以为:“人是被他周围的环境和时代造成的,你喜欢文学,也因为你的性情和修养造就了你,然后文学又赋予了你新的反省力。”大学四年,我“总是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除认真读完中文系规定的100本书外,另外也选择了很多其他书来读,很杂很广。不停止地读书学习,那其实是一件好事。” “我非常喜欢西方神秘小说,如爱伦·坡和阿加莎·克里斯蒂,非常值得借鉴。”  他的小说常常在叙述的关键处留下空缺来营造他的“语言迷宫”,在情节发展过程中不断设置疑点。他的《褐色鸟群》,《青黄》、《锦瑟》、《暗示》、《风琴》以及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基本都强调小说叙事的智慧,凸显小说的虚构性和语言的统摄作用。

四、诗人

“朦胧诗”以后比较有影响的诗歌群体,很多是由大学出身的作家发起和组成的。1986年9月30日《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共同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有84个“诗派”(人数最少的诗派只有一个人)展示了他们的诗歌。据两报统计,当时全国已经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有905种,不定期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诗歌报纸有22种,诗歌“流派”60余个。诗歌“流派”中88%以上是由具有大学教育背景的诗人组成的,民间诗歌报刊中的90%以上是由在校大学生以及大学毕业后工作在全国各地的诗人创办的。用《大学生诗报》创办者之一燕晓东的话说:在四川,即使是没有大学经历的诗人,他们也时常游走于大学,围绕大学进行活动,“和大学生们一起耍” [加注释]。除“今天”诗派、“新边塞诗派”以外,“莽汉”、“他们”、“海上”诗歌、“撒娇派”成员大多是在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的。

1984年李亚伟和万夏(二人为南充师范学院学生)、胡东(四川大学外语系)等组成“莽汉主义”诗派,后有杨黎、马松、胡玉(后二人均为南充师院毕业)加入,编辑刊物《怒汉》,主要作品有万夏的《诗人无饭》,李亚伟的《硬汉们》、《中文系》,胡冬的《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等,90年代伊沙(北师大中文系85级)的《饿死诗人》等诗作实际上是“莽汉”的延续。

1985年1月,柏桦(广州外语学院)、周忠陵(西南师院)、张枣(四川外院)等在成都创办《日日新》杂志。

1985年2月6日由张远山(诗名“海客”)发起,刘漫流、周泽雄(周的笔名“天游”,三人均华东师大80级)、默默在上海华东师大丽娃茶室创办“海上”诗刊社,同年3月《海上》期刊问世,1985~1990共出刊4期。主要作者有杭苇(华东师大),陈东东、陆忆敏、王寅、成茂朝(上海师大)、孟浪(上海机械学院)。“文化人的非文化追求”在此时的诗歌界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是并没有学院派“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区分,学院中的诗人与学院外的诗人一样反叛。“因为彻底的告别一定是反叛的,因此在‘告别’的时代,学院中的诗人甚至比学院外的诗人更为反学院。”

1985年3月韩东在南京创办《他们》,第一期发表的作品有马原的《拉萨河女神》、阿童(苏童)的《桑园留念》、乃顾(顾前)的《我的歌》、李苇的《我为什么进不了电视台》等小说,诗歌作品有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于坚的《作品52号》等,吕德安的《断木》、《父亲和我》,小海的《搭车》、《情绪》,丁当的《房子》、《舞会》等,王寅的《英国人》、《下鱼的时候》,陆忆敏的《美国妇女杂志》、《吉特力治》,以及斯夫(陈寅)、封新成、贝斯、述平、陈东东、李娟娟等人的作品。

1985年6月燕晓东(重庆师院)、尚仲敏(重庆大学)在重庆创办《大学生诗报》,倡导“大学生诗派”。尚仲敏在《大学生诗派宣言》中宣称:“它所有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粗暴、肤浅和胡说八道,它要反击的是博学和高深。”大学生诗派“著眼于人的奴性意识,它把凡人--那些流落街头、卖苦力、被勒令退学、无所作为的小人物一股脑儿地用一杆笔抓住,狠很地抹在纸上,唱他们的赞歌或打击他们。”“它的艺术主张:a、反崇高。b、对语言的再处理——消灭意象!不在乎语言的变形,只追求语言的硬度。c、它无所谓结构,他的总体情绪只要两个字:冷酷!”

1988年西川(北京大学英语系)、陈东东(上海师大中文系)、贝岭等人创办《倾向》,鼓吹“知识分子写作”、书面口语、秩序原则等。西川坚持“口语是今天唯一的写作语言”。《倾向》第二期为纪念海子、骆一禾专号,这一专号在国内诗界反响巨大,对海子、骆一禾死亡现象的传布而酿成了全国性的海子、骆一禾诗歌热,以及后继者对于海子诗歌的学习与摹仿。

1990年12月臧棣、清平、戈麦、西渡(均为北大中文系)有感于诗歌同学朋友星散四野,诗歌友谊在沉寂中解体、流失,有必要以一种有效的形式重新集合起来,进行诗歌的交流与沟通,于是在北京创办了《发现》。创刊号问世于1991年初,到1992年底刊出3期。为不定期的同人诗歌刊物,除发起者外,主要作者还有恒平、麦芒等人。目前看到的最近一期是2003年2月编辑的第4期。

1991年2月芒克、唐晓渡(南京大学中文系)创办了《现代汉诗》,在全国各地轮流编辑,主编唐晓渡、陈超、孟浪、萧开愚,主要同人有林莽、西川、默默、刘漫流、吕德安、邹敬之、柏桦、南野、韩东、欧阳江河、陈东东、朱大可等。发表的作品主要有杨炼《战争纪念馆》、唐亚平《意外的风景》、翟永明《死亡的图案》、王家新《转变》、唐晓渡《死亡玫瑰》、李亚伟《飞行》、柏桦《纪念朱湘》、韩东《甲到乙》、于坚《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等。《现代汉诗》问世以来,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集结起“后朦胧”等各派诗人的诗歌创作。

“女子诗歌”的诗人中,翟永明1977年进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84年写出《女人》组诗 ,以“非垂直的幸福”和“双重性”贯穿了诗歌写作,固执地“保持内心黑夜的真实”。陆忆敏1980年就读于上海师大中文系,1984年写出《美国妇女杂志》。唐亚平1979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主要作品有《黑色沙漠》、《女巫》等。

据张远山回忆:“80年代初期,上海的诗人主要集中在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等设有文科院系的大学里,尤其是中文系里。” 其实,90年代的诗歌也多是在大学里,尤其是在设有文科院系的大学的文学院里。

以“他们”作家群为例,韩东1984年春调回南京,基于自己对诗歌的认知和诗歌写作的经验,他以为脱离“今天”创造新的诗歌势在必行。因此,他联络各地诗歌观念相同或近似的文朋诗友,组织“他们”文学社,并于1985年3月7日创办、主编《他们》杂志。“他们”作家除马原、顾前从开始就写小说外,主要是以诗歌名世的文学群体。《他们》共出版9期,发表诗歌数百首。早期的主要作者有:韩东、于坚、小君、丁当、吕德安、王寅、陆忆敏、小海、普珉、于小韦、任辉、雷吉等。1986年以后加入了朱文、吴晨骏、杜马兰(杜骏飞)、贺亦、刘立杆(刘利民)、海力洪、李冯(李劲松)。“他们”这一群曾被尚仲敏誉为“第二次浪潮”或“第三代”诗歌的主流。之所以不用“流派”称谓,是因为“《他们》仅是一本诗歌刊物,而非任何文学流派或诗歌团体。”“它没有宣言或其他形式的统一发言,没有组织和公认的指导原则。它的品质或整体风格(如果有的话)也是最终形成的结果,并非预先设计。”

韩东1977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写作。他曾说:“阅读《今天》和北岛(等)使我走上诗歌的道路,同时,也给了我一个反抗的目标”。“在我个人,以后再也不曾有过阅读《今天》那样的震撼了,心神俱震,持之良久。正是由于对《今天》的阅读,我才开始写诗。而一写,便是自觉的模仿。这种模仿是相当彻底的,从意象的经营到语气方式。 ”韩东的处女作《湖夜》(二首)发表于1980年第5期《青春》杂志。是时他是个19岁的大学生。次年《昂起不屈的头》(组诗)发表于《青春》杂志,并获得年度“青春文学奖”。如何摆脱北岛们的笼罩写出自己的诗?大学校园里的韩东进行着哲学、美学的思考和探求,1982至1984年间,他写出了《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一批诗歌,标志着对“今天”诗歌写作方式的摆脱,由集体向个人的过渡。随着年龄的增长与视野的开阔,学哲学的韩东不断思考诗与人、诗与生命、诗与语言的关系。

于坚1980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诗歌《记忆》1981年发表于《滇池》,笔名大卫,这是目前所见于坚最早公开发表的诗作。《尚义街六号》最早发表于《他们》,刊登在《诗刊》1986年第11期。他运用生活化的口语将当时非常典型的青年生活细节放入诗歌,表达了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青春苦闷”。写于1982年的《罗家生》和《尚义街六号》所表现的语言品质和特立独行的姿态,在他后期的诗学理论中也得到印证。于坚的主要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