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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乡土诗歌暨纪念诗人饶庆年逝世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阅读3769次)



诗人、诗歌与艺术存在的思考
——在中国乡土诗歌暨纪念诗人饶庆年逝世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梁艳萍
诗歌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是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审美形式。作为以语言为媒介的一种艺术文体,诗歌是虚构的、想象的、创造的。与此同时,诗歌艺术也是一种思想的游戏,是人在闲暇时“没有任何外在目的的思想的游戏”。当人的心灵置于和谐的游戏状态的时,诗歌就诞生了。诗歌中那可理解性的、互动性的独特话语,也是人对于美的精神与美的自由的追求,是语言艺术的灵动而自由的“游戏”。 故此,“诗不是刻画,不是描述解释真实,而是呈现真实,表现真实。”(赫尔德)诗歌的写作是经过了作者生命真实的创造性感悟的。在生命的感悟中,诗歌呈现出对原初存在状态的提升。这种提升来源于乡土而超越于乡土,来源于都市而超越于都市,来源于大海而超越于大海,来源于天空而超越天空。在来源与超越的诗歌实践过程中,中国新时期以来诗歌走过了坎坷、崎岖的不平坦道路。从80年代张扬的、探索的诗歌到今天思考的、回归的诗歌,虽然曾经出现过90年代的沉寂性与边缘化,可到了21世纪,诗歌终于穿越了虚假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穿越了虚假的所谓“现代性”、“文化性”,真正开始言说生命本真的状态。如果说诗歌中有世界、有真实的话,那诗歌的世界与真实也是一种创造的世界与真实,而非存在的、完全地属于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实。它与生活的、存在的真实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我们要求诗歌的真实也好,存在也好,是要求它符合艺术的、创造的真实存在。我们不可能用诗歌中的真实来对应生活的存在。这本来是一种常识。可当我们以一种流行的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尺度去要求诗歌的时候,我们所顾及的往往是一种认识的、道德的尺度,忽视的是诗歌审美的、艺术的尺度。这种尺度往往强调、追求宏观的宇宙和群体的意识,而忽视、抹杀的是微观的宇宙和个体的意识。一个诗人,在他所继承和接受的历史的的教育中,意识的内容占有很重要的部分。但是“美学意识和历史意识都展示了与我们的真正历史大相径庭的东西。因此不能由此出发去理解那些以艺术和历史为媒介的原始经历。” 从这一个一样上来说,乡土诗与其他诗歌并没有实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区别。如果以语言为媒介的诗歌一定要冠以“乡土”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曾经创作过以乡土为背景诗歌作品。因此,在我看来,诗歌中的“乡土”一词有两个层面上的意思:其一是乡村的,以乡村题材的;其二是故乡的,家园的。前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揭示诗人的出生;后者则集中展示是诗人的心灵皈依与原始心结。
回溯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乡土情结”与“乡土意识”的传统是异常深重的,它近乎于诗人的集体无意识。但凡是诗人,无论他出生于何处、居于何处——都市还是乡村,几乎都写过乡土或与乡土有关的诗歌。就诗歌的写作意识与本文观感而言,我越来越觉得,“乡土情结”其实就是中国诗人的宿命。“当我们开始感受到文明的辛酸时,我们马上就急切四渴望回到它那里去,而且,在我们被放逐于非自然的日常生活中时,我们都在怀着深厚地感情倾听母亲的声音。(席勒)”
可是,当寂静的、原生态的乡村已经为科学的、技术的文明所侵袭、渗透的时候,当传媒的多样化与日常审美的多元化不断进逼的当下,脱离了1980年代那种使命意识强烈的启蒙主义,激情张扬的浪漫理想主义,一首诗传遍神州大地、诗人大名家喻户晓、令青年学子口耳相传,诗歌的浪潮一波波地涌来,挟天裹地的丰富多彩的特定语境,古老的乡村、乡土也在逐渐地褪却、异化为一个遥远而苍凉的背景。乡村与乡土,早已不是那“山雀子噪醒的江南” 的一抹雨烟;也不是“又苦又甜的嫩得可人的地米菜”夹在春草里……凋敝的乡村生活中那种淤泥似得清凉的痛苦,显现着“几个干尸般的农民,被勒索后的疲惫”(杨键《小镇》);“千万根松针扎着半身不遂的土地”(张执浩《乡村皮影戏》);“万物的根继续向下/你追不上那些神经质的根须”(韩博《乡间腾空术》)。当他的泪水偷偷洒向一切存在之物和被思之物的短暂性与神秘莫测的时候,无论是乡土性也好,“草根性”也罢,似乎都是一种概念的历史,一种固执的记忆而已。可是“情感的生命是在诗中,不是在诗人的历史中”(艾略特)。诗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商业时代耀眼的明星。当我沿着蒲圻乡间的泥泞狭窄小径跌扑前行,目睹饶庆年荒草萋萋,依偎在父母脚下、没有文字、没有墓碑的荒凉坟丘的时候,我深深感到:“我独合自葬荒丘”,其实就是诗人的时代际遇与生命实存。当诗人的生命越希望按照诗人的意志完全被自己控制,就越会产生悲剧,然而意识到这个悲剧而要从这个悲剧逃脱,无非就是那个诗人的死亡。诗歌中有向往也有恶梦。我们在看到乡村凋敝的过程中,我们向往的是都市的文明,我们在文明的喧嚣当中,我们又希望回归诗歌的乡音。
从对于乡村的清丽歌和到面对乡村凋敝的哀叹、考量、审视、反思,诗人在自己的生命中自由地游走、自主地选择,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接近诗的真理。语言由纯净到复调的杂音,诗人用词——语言直接唤醒和指导我们的最内在的视觉和听觉。“个人意识”与“微观宇宙”在苏醒、并生,诗人主体从其生命根源上携带着肌体性的、个人性的因子,并以自我的、主体的方式创造出艺术的时间与空间的世界。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从诗中听到享受写作自由带来的身心的欢愉和激荡,听到诗人心灵的自由歌唱,看到存在与人性的隐秘的纹理。诗人以自身的高度精粹而直接抵达事物的核心和生命的本质,完全打破了以往那种传统模式的写作,成功地完成了对于以往“乡土”语言的背叛与逃离,正是这种背叛与逃离,才使他们的诗歌语言创新性的实现着“陌生化”。诗歌语汇中的“乡土”、“田园”、“村庄”、“晒场”、“土豆”、“麦子”、“牧草”、“果实”,那一草一木的恩情,再不是一种伦理道德的象征意向,不再是一种苦难关注的过度言说,而成为一种自由的想象与创造,一种艺术的审美与虚构,一种歌咏的对象和精神的寄居地,一种话语节奏与音速与自由的追求。在我看来,海小的“北凌河系列”,张执浩的《乡村皮影戏》等,杨键、田禾、江非等人的诗歌展现的就是这样的书写与创造。
在当下诗歌创作实践中,以诗歌写作的内在特殊性来看,并不尽如人意。在喧嚣浮躁的典型现实图景里,诗歌命名一个接着一个,诗歌运动一浪接着一浪。口号满天飞,宣言遍地洒,流派随意组,行为主义招摇过市,热闹而且轰动,可是诗歌的写作却经不起时间的淘洗与磨损,对于诗歌生存体验的真实性,对于诗歌艺术、诗歌审美,不具有任何推进性的价值和贡献。某些诗歌的写作存在着刻意模仿——对国外诗歌,主要是西方诗歌的模仿,对于生命质感有意无意的遮蔽,如果我们把那些诗人的姓名遮掩,找不出汉语的元素,找不出任何具有个性特征与色彩的语词、节奏、音韵、意向,模仿抹杀了诗歌,也抹杀了诗人。这倒让我想起了鲁迅写在《阿Q正传》的最后一句话:“他们白跟了一趟。” 这句话从小说叙事结构的角度来看,与小说文本的故事逻辑并不是特别协调,但却又深刻地表现了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的思考。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大陆是个,在一个浪潮接一个浪潮,一个“流派”跟着一个流派地起伏、跌扑、争论、嘶咬中,想要追随、紧跟的究竟是什么?想要抛弃、丢掉的又是什么?我们会不会也可能白跟了一回呢?
我最近翻译了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有一首诗《未来》,它这样写道:
本想即刻死,还想有未来
在你的追问下无言以对的未来
在草地上香甜地吞吃饭团的未来
在大声欢笑中联想共知的未来
已经什么都不想要
可仍想要你

如果说到诗歌,那“仍然想要”的就应该是诗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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