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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榈之死:于坚创作的生态意识 (阅读5338次)




  “人逐渐地搬到城里去住。他们更喜欢人类的表现,不喜欢树的表现

    ——D. H. 劳伦斯,《潘神在美国》



1:引文

  早在“文革”的时候,中国已经出现了环境保护的意识。但正如赵鑫珊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时候“‘绿色革命’正遭受到大批判,说什么‘绿色革命’代替不了‘红色革命’,也抵制不了‘红色革命’[1]。然而,自从70年代末以来,中国保护运动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就开始逐步产生了其本来应该有的影响。

  与此同时,文学创作对环保思想的宣传与普及也开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刘贵贤的《生命资源的危机》到《地球—女人》,中国文坛形成一种既丰富又具有高度环保意识的创作潮流。

  尽管这种文学潮流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但它却很难超越那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环境文学现象虽然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大自然的理解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尊敬,但它却一直没有对人类占有整个环境中心位置的思想进行挑战。换句话说,宇宙的一切仍然围绕着独一无二的人类。

  面对着环境危机的日益恶化,80年代的西方环保运动中的思想家提出了进入“生态”时代的概念。按照澳大利亚的生态学者沃威克·福克斯的观点,进入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后有两项重要的任务要做,一是要尽量鼓励人们对生态圈中所有生物采取平等主义的态度,二是要取消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由此可见,生态思想与保护思想具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它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如果说环保运动(包括其文学的表现形式在内)趋于强调若干社会与环境之间的问题,诸如自然资源的合理运用,人口增长的控制等等,那么生态学所引起的思想转变就把注意力集中于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上。

  著名的英国哲学家 D. A. M. 罗索曾经把人类中心主义这一观点简单地理解为“过分注重人类”。其实,问题的核心在于人类对生态圈所采取的支配态度。依生态学者看来,仅仅凭借环境保护资源的合理运动等几个方面,还远远不能解决“生命资源的危机”。实际上,人类首先需要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获得更加清晰的认识,此外人类还必须致力于创造各种各样的“生态中心”式的自我模式。在这一点,文学应该如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呢?


2:文学的生态作用


  虽然中国的“绿色文学”是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并且在环境保护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这一文学现象有一个突出的缺点:它无法发挥一种可以称之为“文学性”的作用。这就是说,因为环保文学的重点在于通过对环境破坏的描写来起到影响社会舆论的作用,所以它往往忽视了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却又与文学本身有密切关系的要素,即语言以及自我。

  就环保文学的题材而言,它或者表现人类对大自然由衷的赞美,或者揭露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对自然环境的无情破坏。无论是前者或者后者,这两种方式都以描写为主,因此它们一般把语言视为描述现实的一种工具,而对语言本身与环境的关系并不加以思索。

  就环保文学的社会功能来说,这种文学的教育意义与使命感都很突出。显而易见,环保文学试图发挥其应有的宣传作用,其最终目标在于改造人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和提高对于环境危机的认识。正因为如此,环保文学通常把“人”或者人的自我这一方面看做是生态危机问题的一部分。按照这一种逻辑,环境的严重恶化与个人自我的观点完全无关,与其说环保是属于一个社会问题,不如说它是属于科学,技术,经济等领域方面的一个问题。

  其实,依我看来,文学在语言与自我认识这两方面都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发挥主导作用。自从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新诗,致力于创造充满个性的新话语以及前所未有的主体形式。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崭新的自我形式不能不以崭新的语言来表达,反之亦然。从这一角度看,从环保到生态的转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

  迄今为止,中国文学中有没有出现过生态式的话语呢?有,但是这一话语没有环保文学话语那么通俗易懂。其原因在于它完全没有环保文学的自觉性质并且缺乏其明确的社会目标。然而,在于坚的文学创作中,从早期的诗歌到最近的散文,都可以发现一种独特的生态式内容。这种内容针对着个人与环竟的关系,并且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行了富于创造性的揭示。


3:于坚的生态意识


  虽然批评家还没有把于坚的文学创作看作“田园诗”或者“绿色散文”,但是早在1986年,在诗集《诗六十首》的自序中,于坚就曾经提出过“天人合一”的见解,“‘天人合一’乃是与今日现时的人生、自然的合一,而不是与古代或西方或幻想的人生、自然合一”[2]。我们可以看到,在于坚的文学创作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

  于坚于1985年的一首诗《那人站在河岸》充分表现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明显的严重隔离状态,同时又准确地描写了某些日常用语是如何歪曲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该诗的情节很简单,一个小伙子跟他的女友一起在河岸散步,他想向女友表达自己的感情,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因为小伙子身边的河流与空气等自然环境已经遭受严重污染,自然环境本应具有的天然魅力已经荡然无存(“一生一次的初恋/就在这臭烘烘的河上开始/一开始就长满细菌/口痰和粪便糊在上面[3]”)。在这样不堪入目的环境中散步,小伙子无法借用环境的美丽景色来比喻、赞美他心爱的姑娘:

  “那人沉默不语/他不愿对他的姑娘说/你像一堆泡沫/河上没有海鸥/河上没有白帆/他想起中学时代读过的情诗/十九世纪的爱情也在这河上流过/河上有鸳鸯 天上有白云/生活之舟栖息在树荫下/那古老的爱情不知漂到海了没有/那些情歌却变得虚伪[4]”

  小伙子的困境涉及到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中一些特别重要的方面。首先,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环境(即社会)与自然环境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但是《那人站在河岸》所展现的现实却十分明显地否定人与环境的独立性。其实,外部自然的破坏可以导致人类“内部自然”的损失。人的肉体可以说是自然生活与文化生活的结合点,尤其爱情这一错综复杂的感情是由生物需要(即繁殖),社会需要以及个人需要三个方面构成的。

  由此可见,自然环境对人的表达能力起很大的影响作用。在文学作品中有种表达方式叫做隐喻,也就是借用外部事物来表现出人的内心世界中所存在的感觉,反思,理想等极为抽象的部分,因此,正如我们在《那人站在河岸》中所看到的,外部环境的严重污染及恶化会使人找不到合适的比喻来说出要说的话,因而很有可能就会陷入一种“沉默不语”的窘境。面对这种现实,人就会被迫去创造另外一种与破坏了的生活环境相吻合的隐语系统:

  “他不怀念也不忧伤/他没见过蔚蓝的河流/他说不上厌恶这臭烘烘的河流/这是他出生的河流/这是他爱情的河流/... .../在这个时代 人们都还胆小/还在唱祖先的情歌[5]”

  在这一段中,诗人明确指出人类的伪善行为:虽然自然环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人类无情的破坏,但是人只不敢正视这种已经遭到了破坏的环境,尤其是当他们想表达自己内心美好感受的时候。于坚在这里还使我们意识到某种文学形式,譬如情歌,在经过迅速变化的当代社会中,很容易脱离现实,并且这样的脱节的文学体裁无疑可以使人对其环境发生悲剧性的误解。

  在长诗《事件:棕榈之死》中,于坚进一步展示了他的生态意识。如同上述的《那人站在河岸》一样, 这首诗利用一种完全普通的场面来表达诗人的某重观点。通过描写某城市商业区中一棵棕榈树,于坚很有效果地展示了人类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由此形成一种富于戏剧性的对照。最后,因为目前社会所注重的经济发展与棕榈的生长需要之间有不可缓解的冲突,所以棕榈树最终遭到了毁灭。

  在《事件:棕榈之死》,诗人对语言具有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就日常用语而言,连“棕榈”这两个字在“词汇贫乏的街区”中几乎都不再存在了。而且,如果按照以消费价值为主的市场逻辑来判断,“棕榈”这个词也没有任何用途:“它的本色早已模糊   犹如一个音节/许久不进入交际场合   不适于在标语里出现/口语中也很少应用”[6]。
   并且棕榈在文学语言中所享有的高级身份则是更为别人注意之外:

  “我的说法充满现成的修辞/它们出自文学季刊 意蕴丰富 音节婉转/正适合于赞美一棵棕榈/但是瞧啊 那是些什么词语包围着这棵树/在这些长句中间插进一株棕榈/犹如在男子监狱 谈论妓女[7]”

  于坚称这种现成修辞式的文学为“腐朽的美学”。的确,棕榈是在文学作品中发挥了一种比较强烈而令人浮想的作用(“一匹骆驼 美酒面包 几个使徒 告知盘腿坐在荫处”),可是究其在文学语言中真正的地位而言,棕榈可能只不过是一个遭人蹂躏的妓女而已,它无法摆脱人对它的随心所欲的摆布。

  市场与文学这两种语言,他们同样都能体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一切生存在人类之外的生物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们能为人类所提供的价值的大小。尽管棕榈在人类的想象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与棕榈本身的存在毫不相关。正因为如此,棕榈树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市场中仅仅只是一块“木料”而已:

  “图纸中列举了钢材 油漆 石料 铝合金/房间的大小 窗子的结构 楼层的高度 下水道的位置/弃置废土的地点 处理旧木料的办法/没有提及棕榈[8]”

  《事件:棕榈之死》在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同时还致力于达到一种接近以生态为中心的领域,其实,在某重程度上,这首诗是从棕榈的角度观察周围人造的环境。诗中因此不得不承认“欣欣向荣的商业区”并“不适合一棵树”。另外,正如D. H. 劳伦斯确认一条鱼有它在自然环境中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这条鱼,处于我之外[9]”)一样,于坚诗中的说话人同样坚持:“世界上 还有另一类生活 得意洋洋种植在棕榈树”并且“有些东西与人不同”。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人类的需要并不是整个生态圈唯一的标准。

  那么,在确认自然生物独立存在的同时,诗中的主人公又在某重程度上能够与棕榈树认同。就象《那人站在河岸》所暗示的情况一样,该诗把人的肉欲看作是自然界与文化界的连接点:

  “在肉体充血的夏天/你渴望这一切植入你的生命/你是树 同时又是坠入爱情的疯人/‘啊,让我随心所欲!’/在一个晴朗的夜晚,/有人在人行道上抱着这棵棕榈 对我叫喊[10]”

  这一点能够使我们联想到社会生态学的基本看法之一,即人对自然环境的“压迫”起源于人对人的压迫。从这一角度看,世界生态危机不但触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而且这两者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除此之外,于坚还在他的另外一部作品《蓝色甲壳虫》一文中暴露出了人类中心主义最可怕而又最平凡的面目:

  “一握,虫子滚进了他的手中。捏住不放,直到估计虫子已窒息昏迷的时间,才松开手。它周身乌黑,已失了先前的灵秀,全部脚都缩进了身子,像断了履带的坦克。这只手把虫子转让给另一只手;另一只手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它,又有一只手过来张开两个指甲,形成钳状,开始把虫子缩着的脚伸出来。八只小腿躲闪着,蠕动着,像一群被翻开的蚯蚓。终于有一只后退给钳住了,咔嚓一声巨响,它给折断了,虽然那时火车正发出巨大的轰鸣,在我听来,虫子断腿的声音仍然超过了火车的响声。三个陌生人发出了会心的大笑,这虫子立即被进一步肢解,八只腿全扯断了,然后是翅膀,头须;最后他们掐断了它的头,白色的浆液从那乌黑的肉体里喷出来。瘪掉的尸体随即被手一扬,抛下了列车。[11]”

  在这里,最富有意义的(而且最引起了我们不安的)是这三位乘客的“会心的大笑”。乘客们的大笑不仅仅是因为甲虫的微弱,而是起源于他们的巨大优越感。在这种共享的优越感下,三个陌生人毫无拘束地进行了他们的“进一步肢解”。甲虫的肢解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可怕的仪式,一种祭神的杀牲,而且通过这样充满象征性的活动,好像人们才能够重新表现出他们的力量并且确认某重团结状态。使人类与生态圈内的其他生物对立起来,而且经由此来加强人类社会的凝聚感,正是人类中心主义最残忍之处之一。如此类推,人类最终不得不把整个地球的自然环境彻底毁灭了才能巩固自己的人性。

  《蓝色甲壳虫》中所呈现出来的“冷静”其实具有说服力,既给读者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 又把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一些极为负面的作用显现出来。在上述的那些片段中,作者似乎采取生态圈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的行为。于坚在这一方面上试图超越人类对大自然的一些思想上范畴,因此,他的作品能够比较成功地实现一种对语言以及自我现象的变更。


注:
[1]赵鑫珊,《诗化自然哲学》,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309页。
[2]引自于坚,《诗六十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页。
[3]同上,34页。
[4]同上,35页。
[5]同上,36页。
[6]引自于坚,《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台北:唐山出版社,1999年,111页。
[7]同上,109页。
[8]同上,113页。
[9]请参看D. H. 劳论斯,Complete Poems, London: Heineman, 1967。
[10]引自《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109页。
[11]引自于坚,《人间笔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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