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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中国新诗史料工作述评 (阅读7137次)








20世纪过去了,我们很有幸能站在今天来面对刚刚逝去的上个世纪的中国新诗。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里,中国新诗从诞生到成长经历了种种曲折,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新诗史料,但也使史料的收集、整理成为一个难题。本文拟就中国近一个世纪的新诗史料工作进行粗略的梳理,并对现状做出一些初步的分析。

如果追溯中国的新诗史料最初的工作,或许要从1920年1月由新诗社编辑部编辑、新诗社出版部在上海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谈起。这部我们现今见到的出版最早的新诗集也是新诗史料工作的第一个成果。首先是这部新诗集的编者有很明确的“因为要研究新诗”和“汇集几年来大家试验底成绩”(1)的编辑目的,其次是所收集的范围较广,并在每首诗后注明出处。所收103首诗共录自20余种报刊,这些报刊除《新青年》、《新潮》等影响大的之外,有不少像《新空气》、《黑潮》、《女界钟》等现今已很难见到。这些报刊上面所发表的部分诗作因这部诗集得到了保存,使得我们今天重新面对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较真实、完整地看到新诗最初的足迹,也由此可知当时对于新诗的提倡,并非仅仅是《新青年》等几个刊物孤立的运作。从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上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9首白话诗,到这部诗集出版才仅仅两年的时间,可见新诗史料收集整理工作起步还是比较早的。紧接着,同年8月许德邻编的《分类白话诗选》由崇文书局在上海出版,该书一名《新诗五百首》,实收诗233首(组)。阿英认为:“此集为初期新诗之最完备的选集,各主要杂志,主要报纸上的著作,网罗靡遗。就资料言之,此集当为最佳。”(2)1921年3月胡怀琛编的《尝试集的批评与讨论》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该书收有胡怀琛《尝试集批评》、吴天放《评胡怀琛尝试集正谬》等当时讨论《尝试集》的文章和讨论的通信,是我国第一部新诗作品的评论集,保存了一批研究胡适的早期资料。1922年8月北社编的《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是最早的一本年度新诗选集,展示了新诗在1919年的成绩,也开了新诗年选之先河。
在这样短短的几年时间,新诗史料的收集就能有如此的成绩是应该庆幸的。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以上的编辑工作大多数并不是以收集史料为目的,只是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史料的作用,然而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从单纯的史料工作来讲,新诗书目的编撰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新诗书目的收集整理最初所见是在1933年9月出版的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一书中,该书第十章附录有《新文学创作书目一览》,其中有新诗集100种。这之后,1935年6月25日出刊的《诗帆》第2卷第5-6号曾刊出《诗册编目》;1936年2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其中有朱自清编选的《诗集》卷和阿英编选的《史料索引》卷,《史料索引》卷在《卷五•创作总目》中收录有新诗集的书目,而且每本诗集都有细目。1937年1月《文学》第8卷第1号刊出新诗专号,这本厚达299页的带有总结性的专号除刊有茅盾《论初期白话诗》、穆木天《郭沫若的诗歌》、石灵《新月诗派》等诗论外,还刊出曲鸿、韩学勤、柳倩合辑的《新诗集编目》,编目共收录诗集400余种,展示了此前新诗创作的成绩。除了新诗书目的编撰,还应提到的是刘半农1933年编印的《初期白话诗稿》(3),该书影印了新诗初期胡适、周作人等一批新诗手稿,是非常珍贵的史料。以上这些都显示了新诗史料工作的良好发展态势。
然而很快新诗史料工作就停顿下来,其原因无疑是抗日战争的爆发。而这之后的战争不仅仅是停止了新诗史料的工作,更严重的则是对新诗史料的直接毁坏,使得以后的工作难度大大增加。从抗战爆发到1949年,有关新诗史料的工作就所见只有孙望、常任侠编了《现代中国诗选》和孙望编了《战前中国新诗选》以及开明书店出版了《闻一多全集》(4)。此外,1944年9月出刊的《诗领土》第4号曾刊出萧雯的《征求资料小启》,小启讲:“最近想干一件很傻劲的事,就是编辑一部《中国新诗总目录》,把自胡适的《尝试集》以来各家刊印的诗集,作一详细的目录,虽则已经草就一个大纲,可还不知那一天可以完工,而且编好了有没有机会得以出版,那些且不管它,我知道这是件对于中国新诗有意义的工作,至少也是新诗爱好者的珍贵参考书;且做第一步事,就是着手搜罗调查征求各项资料,然后加以整理,可是这工作似乎不是个人的能力所能胜任,因此很希望《诗领土》的同人帮助我一同来进行,请先从自己藏书中所有的,及看到的知道的各种诗集及新诗刊物里将她们的:著译者,书名,出版时期,书局名称,印行数量,当时定价,页数(请以Page计算),开本,内容简述(如该书共载诗作若干首及附作,或译某国某人诗各若干等)以及其他种种,各项抄列表格,在这里一定会给我许多参考的资料。”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计划,可惜的是以后未能见到任何成果和消息。
1949年后,中国的新诗史料的工作应该有一个重新的开始,然而事实却并不乐观。在中国大陆,所能见到的不是很多,只有鲁深编了《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初稿)》、《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补遗》和臧克家编了《中国新诗选》(1919-1949)、魏巍编了《晋察冀诗抄》以及诗刊编辑部编了四集《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等(5),而且这些工作从史料的角度看问题还不少,如《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初稿)》所收诗集都没有注明出版时间。从现有的资料看,有关新诗史料的工作并非无人去做。1950年6月南京市诗歌工作者联谊会举行过一次诗歌展览会,共展出新诗书刊698册,成绩相当可观(6)。这次展览,曾编有一份目录,但后来并没有发表或出版。1957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组曾“根据本所图书室,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作家协会图书室,文学讲习所图书室,文化部图书室等处之卡片,并参考中国新文学史,中国出版史料,全国总书目及一些私人藏书编成”《中国新诗书目初稿》(1920-1949)(7),也只是油印征求意见,未能正式出版。
那是一个不需要史料的时代,史料的选编也成了“以政治为标准”的选择。像前面提到的臧克家选编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该书的编辑目的是“为了帮助青年读者丰富文学知识,了解‘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发展和成就的概况”,并“主要介绍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新诗创作中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8),然而书中没有选入胡适的诗,也没有徐志摩的诗。(9)不重视史料,或无视史料,新诗史的研究便成了一种围绕着政治运动的随意的和不断更改的写作。像该诗选的代序《“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最初在论述艾青时这样写道:“在抗战初期收获较大,成绩最好的是艾青。他连续发表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诗,歌颂了中国士兵的英勇的大无畏精神,但不是概念化的或口号的而是通过了具体的人物形象的描写,在这具体描写里,沁透着诗人的真实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情感。”“艾青的诗,采取了‘自由诗’体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虽然在‘五四’时期就普遍的被应用着,但艾青的语言比‘五四’时期的新诗语言在艺术的成就上却高得多了。”(10)而这些论述到1962年又改成:“艾青在抗战以前写过《大堰河》。这个集子,表现了他反帝和同情农民的思想情绪。抗战以后他接连出版了《他死在第二次》、《向太阳》、《火把》等诗集。他以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追求光明、歌颂抗战的热情,曾经在向往革命的青年读者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他利用自由体的形式,鼓吹‘诗的散文美’。他有他自己的风格。他的作品受过法国象征派的影响,有的诗篇,流于晦涩。”(11)在那早晨还是著名的诗人,晚上却成了万恶的“敌人”的变幻莫测的时代,这样的改写是司空见惯的。这种对新诗史的任意“改写”或“重写”,还有什么史料工作可言。更有甚者,在那个年代史料往往还会成为诗人的“罪证”。比如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就是胡风的一些书信;从此以后,为了免遭不测,多少诗人的书信和日记没有损在战火之中却不得不毁于诗人自己之手,新诗史料又一次遭到毁坏,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新诗史料工作更是雪上加霜。
而在台湾新诗史料工作也并非顺利,一是原始资料缺乏,再是限制太多,“几乎所有来自大陆的东西都成为禁忌”(12),很多大陆诗人的作品要改换署名才能出现在报刊上。比如1979年7月10日台北《联合报•联合副刊》刊出的“抗战诗选”,其中有一首杜运燮的诗《滇缅公路》,但作者却写成了“杜宇”。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远见的诗人还是开始了新诗史料的垦荒工作。1966年1月《创世纪》第23期开始刊出《新诗史料》专栏,痖弦先后在上面介绍了废名、朱湘、王独清、孙大雨、辛笛、绿原、李金发、康白情等诗人。1975年12月《创世纪》第42期起又连续发表痖弦编的《民国以来出版新诗集总目初编》、《民国以来新诗总目初编》(诗刊部分)和《中国新诗年表》(1894-1949)。虽然这些资料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但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已实属不易。痖弦后来谈道:“当时我之所以从事这项工作,主要是觉得,由于战乱,使中国新文学的传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断层现象;”尤其是1948年以后,“三、四十年代作家的作品与资料极为稀少,年轻的一代,对那个时代的诗作几乎没有任何的认识,这对我们承继、发扬与创新文学传统的使命而言,并不是件有利的事。因此我以为有把自己多年的珍藏公诸同好的必要;”而对于大陆的作家,“也希望能藉这番钩沉的工作,彰显他们的文学业绩,并兼致我的怀念与同情。”(13)
70年代末,特别是进入80年代,新诗史料工作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大陆可以说是出现了热潮。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78年,由杭州大学和苏州大学发起并串联其他院校开始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1981年起,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协作,丛书被列为国家资助的重点科研项目;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编辑《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分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甲乙丙三种,并也列为国家资助的重点科研项目。这两个大型项目中,均有很多诗人的研究资料专集,(14)这些专集的内容包括诗人生平、创作自述、研究文章选辑、著译系年及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等,是研究诗人的重要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还出版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和《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15),前者里面有部分诗刊目录,后者其中有刘福春、徐丽松编的《新诗卷》。《新诗卷》收录1920年至1949年9月出版的新诗集、散文诗集、诗剧等,并录有每本诗集的详细篇目。除了以上这两个项目,1978年还创刊了专门刊登史料的刊物《新文学史料》,至2000年底已出版89期,其中刊出了大量新诗史料。
1981年7月辛笛等著的诗选《九叶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8月绿原、牛汉编的诗选《白色花——二十人集》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带有流派色彩的诗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新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关社团、流派的资料书籍也不断编辑出版,大型一些的有钱谷融主编的《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丛书,其中都收有不少新诗社团、流派的资料和诗选(16)。此外,其他的新诗流派诗选及当代的各种新诗社团的诗选就更多。
那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年代,随着一个个错案的纠正,已经被改写的新诗史面临着又一次地改写,史料工作不能不提到日程上来,几经破坏的新诗史料开始重新建设。7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组织全室力量编辑《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其中有《中国现代新诗选》十卷。那是一次大规模地“打捞”工作,在当时引起很多诗人的注意。到80年代初选编完成,共选入400多位诗人的2000余首诗作,遗憾的是完成后未能马上出书,1996年10月才由北岳文艺出版社题名《中国现代经典诗库》出版。为补新诗史研究和教学的需要,上海书店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丛书,这两套丛书按原本影印或重排出版了几批现代文学史上早已绝版的书刊,其中有很多新诗史上珍贵的资料,像《尝试集》、《分类白话诗选》、《湖畔》、《新月诗选》等。很多出版社还编辑出版了各类文学书系,如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中国新文艺大系》,重庆出版社的《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和《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等,其中都有诗歌卷。此外,诗人的全集、文集的编辑和出版更是丰收,已出版的有《郭沫若全集》、《何其芳文集》、《臧克家文集》、《朱自清全集》、《艾青全集》、《闻一多全集》、《俞平伯全集》、《胡风全集》、《戴望舒全集》、《冯至全集》、《郭小川全集》等(17)。以上这些工作都从不同方面对新诗资料进行了发掘。
在台湾,新诗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也是越来越受到重视。1984年10月台湾中央图书馆主办“现代诗三十年展览”,展出有诗集、诗刊、诗人资料等,并编印了《现代诗三十年展览目录》。1990年6月1日出刊的《文讯》总第56期刊出“抢救现代诗”专栏,发表有张默《呼吁筹设“现代诗特藏室”》等文。1995年3月,由文讯杂志社主办的“台湾现代诗史研讨会”召开,其中专门举行一次“新诗史料问题”座谈。值得高兴的是,在台湾诗坛上活跃着一批新诗史料的辛勤耕耘者,而且都有不凡的成绩。除前面提到的痖弦外,张默更是一位热心者,他编的《台湾现代诗编目》1992年5月由尔雅出版社出版后深受诗人和新诗研究者、新诗爱好者的喜爱,1996年1月又修订再版。这之后,张默还与张汉良主编有《创世纪四十年总目》(18),1998年6月他的《梦从桦树上跌下来——诗坛钩沉笔记》又由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林焕彰1976年2月就编辑出版了《近三十年新诗书目》(19),后又编有《中国新诗集编目》1980年6月由成文出版社出版。麦穗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新诗史料的考辨文章,1998年5月结集为《诗空的云烟——台湾新诗备忘录》由诗艺文出版社出版。秦贤次的史料工作不局限在新诗,然而在新诗史料收集方面做了很大贡献,他与王宏志合编的《诗人朱湘怀念集》1990年6月由志文出版社出版。赖益成主要工作不在史料,然而他编辑出版的《葡萄园目录》(20)以其详实完备得到好评。此外,台湾的诗社也普遍重视新诗史料的整理工作,大多都编辑出版有诗社的诗选和诗刊的总目录,所见就有《笠诗刊三十年总目》(21)以及前面提到的《创世纪四十年总目》、《葡萄园目录》等。还应提到的是,在香港,《香港文学》等刊物也刊登了不少新诗史料,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也附录有《收获期诗人诗集录》、《战时战后诗人诗集录》(22)等。

20世纪的新诗史料的工作所收获的成果是相当丰富的,以上所讲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没有提及,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新诗史料工作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问题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还有大量的初步收集、整理工作没有做,二是已出版的成果中问题较多,三是对史料进行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开掘的工作还少有人问津。
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问题。在20世纪,新诗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虽然投入了不少的人力和物力,进行了广泛地开垦,但仍有大量的空白需要填补。第一,作为新诗史料的基本建设还不完整,新诗出版物目录的编撰有很多空缺。1949年前出版的新诗集已经有了较详细的书目,但诗刊完整的目录还没有;1949年后出版的新诗书刊台湾出版了张默的《台湾现代诗编目》,而大陆和香港还没有出版过这方面完整一些的编目(23);在台湾《创世纪》诗杂志、《笠诗刊》、《葡萄园诗刊》都出有总目录,可在大陆只见1997年1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书后附有《〈星星〉四十年总目》,而像《诗刊》这样影响大、出刊长的刊物总目录的编辑也还没有做,倒是日本学者岩佐昌暲主编了《诗刊(1957-1964)总目录•著译者名索引》1997年11月在日本的中国书店出版。除书刊外,还有大量的诗报和报纸上的诗副刊、诗专版及期刊诗专号都有待收集整理,如《北平晨报》上的《诗与批评》、《大公报》刊出的《诗歌特刊》等,这些新诗史上重要的诗副刊应该有较完整的编目。
第二,重要诗人和作品的研究资料还需要建设。虽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都出版了不少诗人的研究资料专集,但应该看到,这并不是新诗史的专门资料,而且所选入的作家也是依据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的文学史观念选定的,再加上后期出版越来越困难等原因,像李金发、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穆旦这样一些在新诗史上有影响的诗人的资料或是没有列入丛书,或是列入没能出版。重要作品的研究资料专集出版的就更少,大陆所出版的未见到,台湾出版的见到的只有侯吉谅主编的《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关重要评论》和罗门编著的《〈麦坚利堡〉特辑》等几种(24)。还有诗人的年谱之类的这样研究诗人的重要资料也不够,作为专书已出版的有《郭沫若年谱》、《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刘半农年谱》、《闻一多年谱长编》、《朱自清年谱》等(25),很多诗人还缺乏详实的资料。重要诗人的作品辑佚、钩沉工作也需进一步努力,虽然这方面工作已做了不少,出版了《徐志摩诗集》(全编)、《臧克家集外诗集》、《何其芳佚诗三十首》、《戴望舒诗全编》、《穆旦诗全集》以及诗人的全集、文集等(26),但从面和点上仍多有欠缺与遗漏。
第三,新诗社团、流派的资料也不充分。前面所讲到的这方面的资料以作品选居多,作为史料仍有不少有待收集整理,比如象征派、现代派等,都没有专门的资料出版。而且所注重的也多为1949年前的社团、流派,像湖畔诗社、中国诗歌会等;1949年后出现的如台湾的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大陆的“白洋淀诗歌群落”、“非非”、“他们”等,则注意得不够,所见只有《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27)等几种。还有一些特殊时期的新诗资料,像“反右”、“文革”等。对这些时期诗歌应该进行搜集和清理了,特别是 “文革”时期的诗歌。“文革”诗歌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也是前十七年诗歌发展到极端的一种形态;这一时期的写作大部分远离了诗歌,但也有一部分写作又重建了诗歌的尊严。它是结束,也是开始,是新诗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时期。虽然时间离现在并不算远,可资料收集也不容易。
第四,在时间上是重现代轻当代。这一点前面也谈到了,不过还想专门提一下。从整个新诗史料建设的情况来看,似乎是时间越远的越清楚,越近的反而越模糊。举一个例子,“朦胧诗”离今天并不算远,但其中究竟应包括哪些主要诗人一时还不易说清楚。芒克无疑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位,1978年他与北岛共同创办了朦胧诗最重要的刊物《今天》,并在上面发表大量优秀诗作。但是在所见的《朦胧诗选》中,最早的一本辽宁大学中文系1982年出版的《朦胧诗选》,舒婷选了29首,北岛选了15首,而芒克只选了1首;最流行的一本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朦胧诗选》,北岛是27首,舒婷29首,芒克是3首。有趣的是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朦胧诗•新生代诗百首点评》,朦胧诗一辑中没有芒克的诗作,而在新生代诗一辑中却选了一首。当然说起来这也属正常现象,史料工作本来就需要时间和积累,不过这些是否也说明当代新诗研究的史料意识还有待加强。我们不能只顾过去,虽然对过去欠得实在是太多。新诗史料工作应该改变“今天清理昨天的债,明天又偿还今天的钱”这种非良性循环,在进行历史的追踪同时,也要与当前保持同步的建设,不能总是亡羊补牢,失去了才认识到其重要。事实告诉我们,失去的很多是后来怎样努力也找不回来的。还有从我个人的经验,虽然新诗史料现代部分损失较大,可当代部分收集更加困难,主要是数量太大,资料太庞杂。特别是90年代以后各种渠道出版的新诗集、诗刊、诗报等,很多图书馆都不藏,还有地分大陆、台湾、香港多处,查找实在不易。
第五,诗人创作文本之外的资料收集和整理还不够,像诗人的日记、书信等出版得太少。这些资料收集整理的难度比较大,一是损失严重,经过多次运动,不是被抄走就是被销毁;二是因为多种原因还不愿意公开或还不能公开;三是涉及大量的人和事,整理起来难度很大。《新文学史料》陆续刊出了不少,已出版的诗人全集和作品集也收入了一些,但仍需进一步整理。诗人的日记、书信等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像《郭小川全集》所收的日记、笔记和书信,为研究诗人和诗史提供了其他文本不可能提供的丰富而真实的资料,出版后产生很大反响;牛汉的《命运的档案》(28)里所收的给胡风的信,其中有50年代初对一些诗人的批评,保留了那个时代不能公开发出的声音。
再谈第二个问题。检视已出版的成果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还是较多的。第一是所用多为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很少能从原始资料开始,像鲁深的《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初稿)》就是“参照《文学》七卷一期《新诗专号》柳倩、韩学勤、曲鸿等所辑之《新诗集编目》(该目录截止一九三六年六月)及其他书志并佐以个人藏书增补删节而成”(29)。这样一来往往是后者抄前者,前者一错后者跟着错,而且是越抄越错。比如王樵生的诗集《桃花底命运》,曲鸿、韩学勤、柳倩合辑的《新诗集编目》误为《桃花命运》,作者也误为王焦生,鲁深编的《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初稿)》、林焕彰编的《中国新诗集编目》和司马长风的《收获期诗人诗集录》也都是王焦生《桃花命运》;叶菲洛的诗集《昨日之花》,《新诗集编目》误为《昨日之衣》,《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初稿)》、《中国新诗集编目》和《收获期诗人诗集录》又都是《昨日之衣》;南星的诗集《石像辞》,《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初稿)》误为《石像群》,《中国新诗集编目》也是《石像群》;而臧克家的诗集《生命的秋天》、《生命的零度》到《中国新诗集编目》已变成《生》、《生命的零度》、《生命的叫喊》、《生命的秋天》四本。这些看上去只是个别文字上的谬误,却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是错不得的——即使只错一两个字,其史料价值就大打折扣,失去其价值,甚至只能起误导的作用。当然讲起来史料工作也应该借鉴前人的成果,不能总是从零开始,而且原始资料查找起来困难实在是太大,有些也无法查到,但是要看到新诗史料的工作一直很不完善,很多工作不能不从头开始。
第二是文字错误太多。像我与杨匡汉编的《中国现代诗论》应该是使用率较高的一本书,1985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到1991年已印刷过三次,最近校读了其中几篇,发现错误很多。如徐志摩的《诗刊弁言》、《诗刊放假》署名应为“志摩”(30),可写成了“徐志摩”,这不能说全错,至少是不准确。在《诗刊放假》一文中有一句很明显是不通的话:“但本刊既然暂行结束,我们正不妨为开篇是我唱的,这尾声(他们说)也得我来。”查原文才发现原来是“但本刊既然暂行结束,我们正不妨回头看看:究竟我们做了点儿什么?因为开篇是我唱的,这尾声(他们说)也得我来。”丢了一大段文字,这无疑是没能仔细校对造成的,其原因可能有多种,可没有按学术规范去下功夫认真操做不能不是主要病根。类似的错误其他的书中也存在,致使这些本应是给研究者带来方便的资料书籍,在使用时又不能不留几分小心。
第三是全集不全。一是资料散失,很难收集全,二是多种原因有些作品不能收入,三是即便收入也做大量删改。第一点不用多加说明,仅就第二点和第三点举两个例子。艾青50年代写过《什么“芽子”!》和《把奸细消灭干净》,这两首诗曾选入作家出版社1955年8月出版的《把奸细消灭干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讽刺诗选》,但1991年7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艾青全集》没有收入,其原因并不是没有发现而漏收,1982年6月出版的《艾青专集》中的《艾青著译目录索引》就有这两首诗,之所以没有收入一定有其他原因。此种情况其他全集中也有一些。还有的是即便收入也做了大量删改,比如冯至1958年写有《论艾青的诗》一文,最初收入《诗与遗产》一书由作家出版社1963年1月出版,1999年12月《冯至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诗与遗产》编入全集第六卷。编者说明讲:“在《诗与遗产》一书中,个别篇章在写作时曾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作者事后曾为此深感歉疚,但为了尊重历史的原貌,本卷仍照原样予以收录,只是对有关当时被错误定性的人和事的提法在文字上作了少许处理。”可将《论艾青的诗》一文与《诗与遗产》原书上的相对照,全集中所删文字有3000字左右,删掉100字以上的就有8处,最多一处删去1000多字。全集不全,这已是出版的多种全集的一个通病,1949年前去世的诗人还算好,以后去世的和还健在的诗人这方面的问题就多一些。经过多次运动,很多诗人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写了后来“深感歉疚”的文字,无视或简单地对待都是不应该的。
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新诗史料还需要进一步整理与开掘。第一,版本的校勘。在新诗史上,诗人的作品常常是先在报刊上发表,再编入集子,又编入选集和全集,每次编入由于艺术和思想的变化或适应各种运动的需要等原因,有些诗人要对作品做一些修改或对篇目进行增删,而且每次必经编辑之手有些也会删改,由此造成了新诗史上多种版本的复杂现象。像郭沫若的《匪徒颂》一诗,1921年收入《女神》初版本其中有一节是: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庾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底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底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1928年编入《沫若诗集》时前三行改为:
        发现阶级斗争的谬论,穷而无赖的马克思呀!
        不能克绍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尔斯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呀!
前后改动很大。还有冯至的《十四行集》,这是诗人的重要诗集,也是新诗史上最优秀的作品,诗集问世后一直受到肯定。可是1955年9月《冯至诗文选集》出版,十四行诗不但一首未选,诗人还在该书序中称这些诗“受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影响很深,内容与形式都矫揉造作”;而到了1980年8月《冯至诗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十四行集》的27首诗又全部选入了这本选集。经编辑之手删改的有郑敏的长诗《第二个童年与海》,编入诗集《寻觅集》时“被删去一百多行,只成为一首数十行的小诗”(31)。类似的例子还很多,这就使新诗版本的校勘显得尤为重要。但这方面的成果还不是很多,就所见出版的有桑逢康编校的《〈女神〉汇校本》(32),《郭沫若全集》和《冯至全集》中每篇作品也注明了最初出处和修改等情况,然而多数诗人的作品在选编时操作过于简单,没能更多地体现出后人的学术含量。总的来看版本问题重视得还不够,因此这方面的问题也不少,像《冰心研究资料》中的《冰心著译目录》,关于诗集《春水》写成:“新潮社,1923年5月初版。收入小诗182首。并收有《迎神曲》……等诗篇。”冰心的诗集《春水》是新潮社1923年5月初版不错,但初版本只收入小诗182首,此诗集的再版本我未见到,所见1927年1月第三版才“并收有《迎神曲》……等诗篇”,而且出版社也改为北新书局。还有胡风编的《七月诗丛》,初版本多由桂林南天出版社在1942至1943年出版,1947年改由上海希望社再版,但再版本版权页只标明初版的时间,没标明初版的出版社,于是不少研究者只见到再版本就认为初版也是上海希望社出版的。
第二,现有资料的考证。20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新诗史料,也为史料的收集和整理留下了很多难题。如诗人使用过的众多的笔名,新诗出版物的出版时间等等,有大量的问题都需要考证解决。这里所讲的还不完全是指新发现的资料,就是一些我们已经用熟的资料,或认为不成问题的资料仍有很多这方面的工作要做。比如第一本诗刊《诗》,不论是单篇文章还是新诗史专著很多都写到过,但是这刊物每一期的出版时间因为刊物的目录页与版权页所标明的不同,研究者各据一方也说法不一,这似乎还无人来考辨。我们看原刊,第1卷第1号目录页为1922年1月1日,版权页为1922年1月15日;第1卷第2号目录页为1922年2月20日,版权页为1922年2月15日;第1卷第3号目录页为1922年5月,版权页为1922年3月15日;第1卷第4号目录页为1922年7月,版权页为1922年4月15日;第1卷第5号目录页为1922年10月,版权页为1922年5月15日;第2卷第1号目录页为1923年4月,版权页为1923年4月15日;第2卷第2号目录页为1923年5月,版权页为1923年5月15日。前两期和最后的两期差别不是很大,问题较大是中间的三期。查这三期刊物中所刊登的文章的写作日期,第1卷第3号上的周作人《法国的俳谐诗》的序写于1922年3月31日,第1卷第4号上叶绍钧《诗的泉源》一文写于1922年5月17日,第1卷第5号上周作人《石川啄木的短歌》序写于1922年6月20日,由此来看,目录页所标明的时间大致正确。不过这是假设目录页和版权页有一方为正确,我们选用了“正确”的一说,如果两说都有问题呢?比如所见1922年2月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27号的中缝广告,在《诗底第一期底目录》上注明出版日期既不是1月1日也不是1月15日,而是“一月二十日”,这还有更多的细致工作要做。
第三,以上所谈多是“死”文字,还有大量的“活”史料急待开发。这开发的意义至少有两个层面,一是存活于诗人及当事人头脑中的史实本身就是难得的资料,二是一个世纪复杂的因素,使我们能见到的文本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一个潜文本需要发掘。关于前者不必多论述,下面仅就第二点多说几句。20世纪,特别是进入50年代后,翻来覆去的政治运动使诗人的写作离真实越来越远,至使“说真话”这一本应是诗人写作的底线却成了至今仍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很多的诗已经不再是心灵流出来的声音,诗之外的文本的真实度就更可想而知了。因此,要循着这些文本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是非常困难的。很多文本造成了对那些年代的遮蔽,我们很难从中生动地还原出那些年代的复杂,所以挖掘文本下面隐藏着的更为复杂而真实的潜文本就更为重要,而这挖掘大多只能通过对“活”史料进行开发才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近十几年有了不少成果,很多诗人写下了回忆录,出版成专书的有《胡风回忆录》(33)等,《新文学史料》上面发表的更多。1994年5月《诗探索》编辑部曾组织过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活动,之后该刊在1994年第4辑刊出宋海泉《白洋淀琐忆》等一组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对诗人有目的的访谈,不少报刊都发表过访谈录,出版成专书的有王伟明的《诗人诗事》(34)等。但总的来讲还需加强,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项只能今天做而明天做不了的工作,随着一批老诗人的故去,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机会,一定不能再失去更多。有人提出“抢救”一词,非常适当,对此本人也有深切的感受。十几年前,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一本署名李邨哲的新诗集《黑人》。“李邨哲”是舒群用过的名字,而“黑人”也是他用过的一个笔名,于是我推测这是舒群的诗集。但从所见到的舒群研究资料来看,似乎从没有提到过他有诗集出版,于是我作了详细的笔记,准备当面向舒群请教。可是当我敲开舒群的家门时,舒群刚刚去世,问其亲属,都不很清楚。后来我写了《〈黑人〉──舒群的一本轶诗集》(35)一文,考证出这确是舒群所作,但仍一些问题说不清楚。如果稍早一点去见舒群可能问题就都能解决,只晚一点这些问题也许就成了永远的谜。当然,对这些“活”史料仍有一个辨别的问题,由于记忆、立场、人与人的关系和人性本身的缺陷等原因,潜文本而一旦转化为文本,也有一个是否真实的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考证。

以上分析了新诗史料工作的问题,无论是问题的出现,还是要解决这些问题,都说明确立这一学科的学术规范和建设一支新诗史料工作的专业队伍是势在必行。新诗史料工作是个年轻而又屡遭破坏的学科,学术规范的建立尤为重要。检视新诗史料工作的成果,不难发现其中很多还缺少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引文无出处、选文不注明版本是常见的现象,其中显示出的随意性更为突出。行文、用语随意致使行文前后不统一,用语有失客观、准确;随意删改更是不断造成谬误。出现这些问题大多并不是因为做不到,而是没能去做或做得不到位,说到底还是缺少一个必要的学术规范。像《闻捷专集》中的《闻捷小传》在写到闻捷去世是这样表述的:“在1971年初春含冤死去”。“含冤死去”一词主观成分太重,而“初春”这一时间也不精确,应为1月13日,这在收入该专集的文章中就清楚地写着,只是小传作者没意识到应该写准确。再如《冯至全集》第6卷所收的《论艾青的诗》一文,原文有一段是:
同样的情调,是:
    薄雾在迷蒙着旷野啊……
那首诗。
收入全集改为“同样的情调,是《薄雾在迷蒙着旷野啊……》那首诗。”只要去查一下艾青的诗集就能查出艾青没有《薄雾在迷蒙着旷野啊……》这首诗,这只是《旷野》一诗的第一句。一个简单地改动就造成了一个错误,严格地讲即使不错也是不应随意改动的。还有诗人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等更是不够规范,有的是有“年”没有“月”、“日”,有的是农历和公历不分、祖籍和出生地不分。像《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36),冰心的条目还比较准确,为“原籍福建长乐,1900年10月5日生于福州。”而祖籍浙江德清,生于江苏苏州的俞平伯却写成:“浙江德清人。1900年1月8日生。”前后体例也不统一。还有如《田间研究专集》对田间的介绍,只有“一九一六年生于安徽省无为县开城桥镇”,翻遍全书也查不到是1916年哪月哪日生的。作为一般的对诗人介绍只有年份或许也够了,可作为一本诗人研究资料专集,所缺不能不说是大遗憾。类似的例子还不少,由此可以看出规范的确立实在是非常必要。
随着学术规范的确立,加强新诗史料工作队伍并使之“专业”化也应该同样予以重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这一工作做得更好。可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少,很多年轻的学者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前不久,有人给硕士研究生讲授现代文学史料学课程,曾问过今后谁愿意从事史料工作,或者选择史料工作方面的专题撰写学位论文,这些未来的学者中没有一个作出正面回答。这从出版方面也可看出,在中国大陆新诗史料的书籍多在80年代出版,90年代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二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多是业余的,新诗史料的工作没有成为专业。这里讲的专业,并不是成果没有专业水准,而是没有将这工作作为专业来对待。我们来看一下从事新诗史料工作的人员情况。在台湾,有痖弦、张默、林焕彰、麦穗等一批新诗史料的工作者,但他们主要的身份是诗人,成就也主要在创作。在大陆,从事新诗史料工作的多为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教学及研究人员,但多不专门研究新诗,也没有将新诗史料的收集、整理作为长期的“专业”来做,所做或是临时任务,或是其研究的副产品。像李伟江编有《冯乃超研究资料》,他在《编后记》中就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编辑《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我校中文系领导委托我负责编选《冯乃超研究资料》,我高兴地接受了。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编成了这本书。”(37)显然是个“临时”任务。范伯群编有《冰心研究资料》,他在《编后记》就说“这本《冰心研究资料》可算是我们写作《冰心评传》的副产品。”(38)
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需要人做,却不愿意去做;本来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工作,反而成了“临时”和“业余”的工作。这项工作为什么很难吸引更多的人并形成一个专业队伍,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史料工作细碎,需要积累,时间长,很难见成效。这一点前面已涉及到在此不用多说,只举几个具体的例子。赖益成主编的《葡萄园目录》只是一个诗刊的目录,编者自己讲“前后共花了笔者近五年的时间”(39)。作为个人研究资料专集,《俞平伯研究资料》也是“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才完成(40)。就是研究的副产品要成为一本资料专书,所需时间和难度也不小,比如前面讲到的范伯群编的《冰心研究资料》,他在《编后记》中这样写道:“原以为在写作《冰心评传》的同时,编选一本《冰心研究资料》,所费的时间与精力大概是毋需太大的。殊不知一承担了这一任务,就觉得工作量也着实不容低估。举例说吧:《寄小读者》是印行过数十版的畅销书,可说是最易得的材料,为写《冰心评传》,我们也不知阅读过若干遍;但为了编选《冰心研究资料》,就得考查出这本书是1926年5月由北新书局初版,当时只收入通讯一至通讯二十七;到1927年四版时,冰心才写了《寄小读者四版自序》,并增加了通讯二十八及通讯二十九。为了要追根寻源,探究最早的版本,核对每篇文章的出处,就得四出奔走,上下求索,于是越编越感到诚惶诚恐,汗流浃背了,至今还觉得很不能令自己满意。又例如要搞一个‘作家著译系年目录’,这似乎是没有什么思想性的‘陈年流水帐簿’,但要搜集得作品全,时间准,出处明,无疏漏遗缺,实在是大不易的。特别是冰心这位有名望的老作家,在她的六十多年‘创龄’中在国内外发表的文章,可谓‘著作等身’;国内外对她的作品的评论文章也为数众多,面广量大。而这本资料集由于编者的孤陋寡闻,虽不能说挂一漏万,却可说是残缺不全。”(41)其中的辛苦我想从事过这项工作的人都是经历过的。
第二,有了成果出版也难,出版困难,工作见效慢。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成书,可出版又成了难题,不能见书,几年的工作的成绩就体现不出来。资料书籍在出版社看来是没有经济利益的,而实际情况也确乎如此。我们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这两套大型项目来看,其中所见到的29种诗人研究资料当中,上万册的只有一种,多数在1000到2000册之间,最少的才500册(42),而其中9种4000册以上的资料又都是1987年前出版。这样的印数怎能引起出版社的兴趣,因此出版常常是一拖再拖,像《郭沫若研究资料》1982年底完成,1986年8月才出版;《张志民研究专集》1986年5月已经制版,1991年3月才印出;《冯乃超研究资料》完成是在1984年,出版已是1992年3月;最可悲的是《胡适研究资料》,1984年完成到1989年8月才出版,出版时编者已经去世,看不到其多年辛苦的成果。这还是已经出版的,没能出版的就更多,就我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就收有《李金发研究资料》、《艾青研究资料》等,有的早已编好,但至今还未出版。还有本人所承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中的《中国现代新诗总书目》最初计划是单独出版,而且还有项目的出版补贴,可经过多年寻访成书后出版社迟迟不出,最后不得不另找出版社与小说、散文等书目合在一起名为《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才出版。以上所举还是有国家资助的重点科研项目,其他工作的情况更可想而知了。
第三,出版的史料成果学术地位不高或没有学术地位。前面所讲的成书难、出版难在其他的学术研究中虽程度有些不同但也一样存在,而怎样对史料成果进行学术评定可能是一个独特的问题。在一般的观念中,新诗史料工作或者说整个新文学史料工作还多作为拾遗补缺、剪刀加浆糊之类的简单劳动来对待。史料工作只是一般性的资料工作,没有进入学术研究范畴;成果一直属于一般性资料,不是研究成果,有些地方甚至连工作成绩都不算。比如有一高校的博士生在做一诗人研究,前不久对诗人有一访谈,做得非常好,可她告诉我这不能算学术成果,所以她的同学都不愿做这样的事。对此本人也感受很深。我这十多年一直在从事新诗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已完成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的《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和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重点科研项目《新诗书刊总目》的编撰任务,前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新诗卷》已出版。可如何看待这些成果是经常遇到的问题,好像是此类工作越多离“研究”就越远,因此常常有人善意地劝我写文章,似乎只有写成文章我所做的工作才能提升到学术。
史料的重要性是没有人怀疑的,但学术地位不高,史料工作的地位就更低。一般看来,史料工作只是服务于研究工作,本身还不构成研究,史料工作是简单而费力,有用而不讨好的不用脑的脑力劳动。行笔至此忽然想到“史料工作”不知是何时提出的,也不知提出来是重视还是贬低。我真希望它的提出并不是将“史料工作”从“研究工作”中分开,而是强调其独立价值。就我所知,“史料工作”自古就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从汉代的朴学,到清代的乾嘉学派,目录、版本、训诂、考据、校注、辨伪、辑佚、考订都是重要的学问,就是现今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也一直受到重视。因此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书目、年表之类都属于“著”,像孙楷弟《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吴文治《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等(43),而在新诗研究领域,书目、年表之类则多为“编”,连“编著”都不敢署。当然造成这些问题也与新诗史料工作的本身有关,与古代的“史料工作”来比,新诗史料的工作或整个新文学史料的工作确还存在着严重不足,诸如前面讲到的不规范、学术含量不够等等,很多也确实没有进入学术研究层次。但要看到,新诗史料工作还是一个刚刚起步阶段,正像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新诗研究一样都是新兴学科,还不成熟。问题是不成熟的“研究”没人认为不是研究,而不成熟的史料工作却排除在研究之外。新诗史料工作应该视为新诗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或者是应该使之成为新诗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前一点可以吸引和留住一批专业工作人员,而有了一支专业队伍史料工作才有可能进入“研究”层次。在此,我呼吁研究机构能建立学术标准正确对待史料成果,使之有更多的人投入这一工作。而且从现有的情况看,这样的史料工作状况无疑制约了新诗史的研究,很多研究总是今天依据一个新材料,明天又靠一个新发现来不断修补新诗史,没有详实的史料占有研究工作很难游刃有余。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料散失和损坏越来越严重,而近十年新诗出版物又越来越多,大量自印的诗集和“民刊”查找非常困难;从地域上讲,又分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还有海外,靠一地收集是不可能的。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史料工作,而没有一支专业队伍是很难胜任的。
在这里还想谈几句史料工作的学术价值问题。一是独立的学科地位。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史料工作已经能够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而且确有自己的研究范围、自己的治学方法和独立的学术价值。作为史料,无疑是为史的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服务的,而对于史料工作却未尽然。如果将史料工作与研究工作(理论的、思辨的、抽象的、概括的)视为两种不同的学术工作,史料工作无疑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开始,可研究工作未必一定就是史料工作的目的。史料工作有自己要达到的高度与深度。如果说研究工作是总结,是创新,史料工作则是发掘,是求真。研究工作与史料工作的关系应该是互动的,没有史料工作,研究工作就很难进行和深入;没有研究工作的带动,史料工作也失去了最终意义。或者将史料工作称之为基础研究可能更合适一些。二是史料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标志着研究学科的成熟。这话听起来也许不够严密,我这里想讲的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对史料的强调。比如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是一个成熟学科,它的研究要求基本上不能有史料上的错误,也就是所说的“硬伤”;而在新诗研究或在新文学研究中,一篇论文、一本研究著作有几条或者十几条史料错误是常见的,也并不因此妨碍其成为有影响的著作。像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9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深得学界好评,而有文章就指出这本书在关于“潜在写作”研究中涉及到的基本史料、史实就出现多处错讹(44)。三是学术品格的表现。收集史料要锲而不舍,整理史料又要耐心细致。从事这项工作要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坐得住冷板凳,而且一坐就要几年、十几年或更多,这在现今浮躁的环境中是一种学术品格的修炼。这是很不容易的。像前面讲的,这工作是成书难、出版难,而出版了学术评价又不高,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还有辛勤的开垦者,没有一份热爱之心是坚持不住的。但愿新诗史料的工作能够吸引来更多的专业人士来做,通过不懈的努力,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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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新诗集》序《吾们为什么要印〈新诗集〉?》。
(2)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第296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2月出版。
(3)该书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刊印。
(4)《现代中国诗选》南方印书馆1943年7月出版,《战前中国新诗选》绿洲出版社1944年10月出版,《闻一多全集》1948年8月出版。
(5)《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初稿)》收入张静庐辑注的《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5月出版;《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补遗》收入张静庐辑注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9年11月出版;《中国新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8月出版;《晋察冀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3月出版;《新诗歌的发展问题》四集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为第一集1959年1月,第二集1959年9月,第三集1959年12月,第四集1961年12月。
(6)见陈山、孙望、赵瑞蕻《南京市第一届诗歌展览》,载1950年8月10日《文艺报》第2卷第10期。据该文介绍,此次展览陈列出来的诗刊书籍共计814册,除关于屈原研究和楚辞的一些书刊外,新诗书刊有698册,其中诗刊129册(包括报纸副刊的合订本),单行集子475册,理论30册,译品64册。
(7)《中国新诗书目初稿》(1920-1949),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组1957年编印,引文见陈尚哲《几点说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组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8)《关于编选工作的几点说明》,见《中国新诗选》第3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8月出版。
(9)此书1957年3月再版本补入徐志摩的《大帅(战歌之一)》和《再别康桥》诗二首,但仍没有选入胡适的诗。
(10)见《中国新诗选》第25-2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8月出版。
(11)见《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第2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9月出版。
(12)(13)痖弦《中国新诗研究•自序》,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1年1月出版。
(14)《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中有:《贺敬之专集》(王宗法、张器友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艾青专集》(海涛、金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闻捷专集》(贾植芳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李瑛研究专集》(李泱、李一娟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3年7月)、《田间研究专集》(唐文斌等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4月)、《徐迟研究专集》(王凤伯、孙露茜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2月)、《何其芳研究专集》(易明善、陆文壁、潘显一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3月)、《李季研究专集》(张器友、王宗法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4月)、《张志民研究专集》(李泱等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克里木•霍加、艾里坎木•艾合坦木研究合集》(耿金声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等。《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中有:《蒋光慈研究资料》(方铭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王统照研究资料》(冯光廉、刘增人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冰心研究资料》(范伯群编,北京出版社1984年12月)、《李广田研究资料》(李岫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刘半农研究资料》(鲍晶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刘大白研究资料》(萧斌如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闻一多研究资料》(许毓峰等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7月)、《俞平伯研究资料》(孙玉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郭沫若研究资料》(王训昭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周作人研究资料》(张菊香、张铁荣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李季研究资料》(赵明、王文金、李小为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徐志摩研究资料》(邵华强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柯仲平研究资料》(刘锦满、王琳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胡适研究资料》(陈金淦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8月)、《臧克家研究资料》(冯光廉、刘增人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绿原研究资料》(张如法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冯文炳研究资料》(陈振国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8月)、《冯乃超研究资料》(李伟江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光未然研究资料》(刘可兴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等。
(15)《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16)《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关新诗社团的有:《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王训昭编,1986年12月)、《九叶之树长青──“九叶诗人”作品选》(王圣思编,1994年10月)、《一代诗风——中国诗歌会作品及评论选》(王训昭编,1996年3月)、《“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王圣思编,1996年10月)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丛书出有《现代派诗选》(蓝棣之编,1986年5月)、《〈七月〉〈希望〉作品选》(吴子敏编,1986年7月)、《象征派诗选》(孙玉石编,1986年8月)、《新月派诗选》(蓝棣之编,1989年9月)、《九叶派诗选》(蓝棣之编,1992年2月)等。
(17)《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起出版,《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984年出版,《臧克家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1994年出版,《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1998年出版,《艾青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俞平伯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戴望舒全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冯至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郭小川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18)创世纪诗杂志社1994年9月出版。
(19)书评书目出版社出版。
(20)诗艺文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21)吴政上、陈鸿森编,笠诗刊社1995年10月出版。
(22)《收获期诗人诗集录》见《中国新文学史》中卷,昭明出版社1978年11月再版;《战时战后诗人诗集录》见《中国新文学史》下卷,昭明出版社1978年12月初版。
(23)本人编有包括当代新诗书刊在内的《新诗书刊总目》,此工作曾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重点科研项目并已完成,但至今未能出版。
(24)《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关重要评论》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6月出版,《〈麦坚利堡〉特辑》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
(25)《郭沫若年谱》龚济民、方仁念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5月出版;《刘半农年谱》徐瑞岳编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出版;《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朱自清年谱》姜建、吴为公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
(26)《徐志摩诗集》顾永棣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7月出版;《臧克家集外诗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何其芳佚诗三十首》罗泅编,重庆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戴望舒诗全编》梁仁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穆旦诗全集》李方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
(27)张明策划、廖亦武主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
(28)武汉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
(29)见《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初稿)》说明。
(30)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徐志摩全集》关于《诗刊弁言》的题注也误为“署名徐志摩”。
(31)见郑敏《闷葫芦之旅》,载《作家》1993年4月号;《寻觅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
(32)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
(33)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
(34)诗双月刊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35)刊《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1辑。
(3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37)见《冯乃超研究资料》第39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
(38)见《冰心研究资料》第495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
(39)见《诗的历程——编后记》,见《葡萄园目录》第1003页,诗艺文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40)见《俞平伯研究资料》第598页,孙玉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
(41)见《冰心研究资料》第495-496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
(42)《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中:《贺敬之专集》11500册,《艾青专集》8000册,《闻捷专集》7085册,《李瑛研究专集》6000册,《田间研究专集》8000册,《徐迟研究专集》4900册,《何其芳研究专集》1600册,《李季研究专集》3660册,《张志民研究专集》1200册,《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克里木•霍加、艾里坎木•艾合坦木研究合集》1200册。《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蒋光慈研究资料》2800册,《王统照研究资料》1900册,《冰心研究资料》6400册,《李广田研究资料》2150册,《刘半农研究资料》2900册,《刘大白研究资料》1400册,《闻一多研究资料》1100册,《俞平伯研究资料》2310册、《郭沫若研究资料》5000册、《周作人研究资料》4000册、《李季研究资料》1130册、《徐志摩研究资料》1400册、《柯仲平研究资料》500册、《胡适研究资料》1510册、《臧克家研究资料》1000册、《绿原研究资料》1000册、《冯文炳研究资料》1000册、《冯乃超研究资料》1000册、《光未然研究资料》1000册。
(43)《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5月出版,署“孙楷弟著”;《元代杂剧全目》,作家出版社1957年12月出版,署“傅惜华著”;《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上),黄山书社1987年12月出版,署“吴文治著”。
(44)李润霞《“潜在写作”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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