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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公敌”杨春光 (阅读3699次)



                       “国民公敌”杨春光

                              张嘉谚

                                           此文于2002年10月6日病中定稿

杨春光的先锋写作,是一道当今世上最为浩荡最为险怪的后现代诗学风景……

                          “粗”与“横”

我想用两个字概括杨春光的先锋诗学(包括他气势凌厉的先锋诗论和排山倒海般的诗歌作品)——“粗”与“横”。

他的诗“粗”,这粗,是粗大、粗放、粗野、粗悍、粗暴、粗犷、粗蛮、粗糙、粗俗、粗鄙!面对杨春光的先锋诗学、那气势、话语、言说、文句、语词、文本、形象、调门、姿态、形态、状态、动作,无一不“粗”!

他的诗“横”,这横,是横空出世、是横眉怒目、是横冲直撞、是横扫千军、是横行无忌、是横生枝节、是横向变形、是横竖有理、是横蛮无理、是横截浊流、 是横断山脉、是横贯中外、是横跨世纪!……

在杨春光粗俗粗鄙与横蛮无理的话语背后,我看到一个堂堂正正的当代英雄正困兽犹斗般奋然掀开他头上的岩层土块,喝斥围困他的浓云黑雾,气壮山河地崛起!

                       用话语解构两大禁区

运用话语权力,解构权力话语。这是杨春光诗性写作的基本目标,基本策略。

在杨春光看来,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政治”与“性”是两个最大的禁区,“政治与性爱,这是人性存在的两个最后堡垒和家园。人性的本质生命话语也是在这两个最大实在上体现。”作为先锋写作,必须向这两大禁区突进。“那种逃避政治和躲闪色情的写作是不可能成为纯文学的。”

人们看到,二十世纪末八十年代以来,性爱这个禁区已由第三代女诗人们用“身体写作”突破了。剩下的政治禁区,在由男性诗人上半身去冲破时,却有些缩手缩脚,力不从心。

“解构权力异化”!杨春光异常鲜明地提出这一主张并身体力行。他指出:“反叛现政强权对人的暴力异化(诸如奴化、人权丧失、言论封闭、贫富两极分化、腐败恶化、人的生存越来越走向死亡边缘的人文异化)”,是当今知识分子特别是先锋诗人“更加燃眉之急”的任务。他认为,对于政治权力话语的暴力机器的反叛和解构,从写作心理和写作实践上看,都应是“首先去畏”,其次才是“去烦”。

以舍我其谁的姿态,杨春光以“煽动的形而下学”向这两大禁区发动冲击了。

杨春光对这两大禁区的话语解构,用得着三个词:坚决。全面。彻底。

用话语解构两大禁区,杨春光创造了一种他觉得行之有效的以“政治与色情话语”互文错位的写作:

用以政治的严肃性,消解色情的非严肃性;用以色情的非正规性,解构政治的常规秩序性。如此这般,审恶治恶,审丑向善;识善除恶,向善祛丑。政治的从善归恶性,色情的本恶向善性,恰好形成它们之间的制衡机制与平衡性质。政治一般显示阳性,象征男人;色情一般呈现阴性,象征女人,于此阴阳互补,男女结婚,即为文化。

在错位写作上,杨春光作了最全面的探索,进行了最广泛的文本实验:

运用政治与色情错位、互文、拼贴、剪彩、抠象、透视、折射、移植、曝光、波普和谐音,谐音和错位是这种写作最关键的两环。谐音:比如色贿=社会、屎界=世界、症痔=政治、妓化=计划、宫油=公有、竞妓=经济、粪斗=奋斗,等等。中国每个字词都同中国政治、色情存在着普遍的谐音关系。这种谐音关系在现代话语场中是空前绝后的。用这种谐音的能力和方法来操他妈意识形态和一切上层建筑,是中国话语场的最大造爱运动。……除了政治与色情以外,还可以政治与经济、军事、工业、农业、蔬菜、口语、土话、地方语、中央语、边缘、内地语、外国语、波普等。这种错位写作是解构权力中心话语中的克敌能手。

或许可以说,杨氏如此的诗学解构话语,因其对解构对象的高屋建瓴,对之无限轻蔑、不屑正经交手,而采用的肮脏、丑恶、粗鄙、不讲道理、居高临下的叽嘲、唾弃与抨击,对于暴露权力话语的虚伪、虚假、虚浮、虚滑、虚饰、虚肿等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是致命的,摧毁性的。

在当今,弥天大谎早已通行无阻,颠倒事非却大言不惭,指鹿为马更不会脸红,弄虚作假已是轻车熟路,黑白不分则习以为常——真实的谎言,虚饰的美好!在套话谎话黑话屁话遮天覆地为人们司空见惯的情况下,杨春光选择粗话脏话流话痞话入诗,是不是一种 “气得骂娘”的话语选择?是不是表达了当今人民的真实心声?是不是反向式地表达了这个时代的真实情绪?

杨春光这种粗鄙化的写作,是否一种对当下假话风行物极必反的文化振救?现在尚无从断言。

“道在屎溺”,中国古典哲学早有如此说法。杨春光诗学话语的脏、鄙、流、俗、粗,亦可作如是观。

杨春光肮脏、粗鄙、乃至下流的诗学话语,似乎与正人君子自以为是的正说言辞、名人教授自鸣得意的卓识高论反其道而行!这之中,实有一种挟“道”之理岿然自存!

这就是说,杨春光的解构诗学,自有他的以下观念作为支撑。杨春光在《对此,我只能说“不”》这篇论战性的书信中,明白地说出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问题的如下思考:  
  
话语是我们的,我们有话语权力。我们知识分子与众不同的就是这个“特权”——舆论是我们的权力。无论是民主和专制的国度,话语权力都在知识分子手里,只不过是前者国度的知识分子因握有它更具独立品性,而后者国度的知识分子因握有它——其中一少部分坚持独立品格的就倍受磨难……诗人、作家、艺术家握有艺术话语权力,其对抗制衡权力话语更富有战略性、魅力性和独立性,应是一族更有特别战斗能力的另类先锋部落(知识分子)。我们诗人应是掌握话语权力的知识分子领导者,是更应握有话语权力特别能战斗的先锋者。我们不战斗谁战斗?我们若也全部投降了,这个腐朽权力话语固守的一成不变的形而上世界就会愈加黑暗。

我们看到,杨春光强调了话语权力的精神,是战斗;杨春光也指出了话语权力的路向,是解构!他在其重要论文《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中对此作了透彻的阐发——

解构语言必须落实到消解意识形态上,即以在场的形而下语言解构或者颠覆在场的形而上的意识形态结构。这样,以文学语言消解哲学语言;以个体语言消解集团语言;以性爱本体语言消解政治主体语言;以平民粗俗语言消解官方严肃语言;以匪气痞性语言消解英雄历史语言;以当下时尚语言消解历时传统语言;以审丑垃圾语言消解审美俗化语言;以多边不规则性语言消解约定俗成性语言;以百姓日常语言消解权力中心语言……等等。或以边缘解构终极;以多元解构一元;以边界解构中心;以地方解构中央;以外省解构本省;以俗俚解构高雅;以图象解构声音;以叙事解构抒情;以虚构解构结构;以物质解构人本;以异化解构人化;以虚无解构价值;以非义解构意义;以无理解构道理;以感性解构理性;以反思解构思诗;以反诗解构诗志,等等。还同时可采取互文或错位、抠象或挪展及其魔幻、返魅、超现实、现实照录、零度写作、碎片写作、放射、影像、拼贴、新聊斋、移花接木、戏拟反讽、黑色幽默、谐音创合等方法。如此把这些历史文本和当下文本互文、把不严肃性爱话语与严肃性政治及历史等话语错位,并把历史背景抠象成当下故事语境,把一切讲理的语境都挪展、拼贴、戏拟、反讽、谐音创合而为不讲理的写作叙事,进而在这种上下互文的、互讽的、互动的、互消的、互抵的、互补互位的语言解构关系中,解构、消解、拆除、破坏、颠覆、重构话语权力,从而在反抗抵御权力话语的实践中张扬作为文人、作为作者、作为语言本在的这个个人天赋权利─—话语权力,并直指政治这个中心权力话语的一统天下的霸权话语,以实现语言解放的自主自由权利,以使语言革命最终获得将其影响或带动社会的各项改革与革命,为人性的更大解放与自由铺平一条最基本的话语所有权之路。这才是坚持独立身份的知识分子写作的使命……

对于中国当下的知识精英,还有比这更清晰更到位的表述么?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这一话语权力解构论的提出无疑意义重大!这是有别于居高临下只启他人之蒙的新启蒙;同时,也区别于当下某些理论精英提倡的 “新启蒙”——“自我启蒙”;这是将“自我启蒙”与“启他人之蒙”结合起来的启蒙理想主义。不过,杨春光以下的说法是否过于乐观了——

我预言,只要中国知识分子和文人,其中不一定是全体——哪怕一少部分的坚定决绝分子决不投降地誓与政治权力话语绝不合作,那么,不出三五年内,中国性爱写作和政治写作两大禁区就双双解禁,那样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写作就会向更广、更纵深的纬度彻底解放性地大进军,那时中国先锋诗人和前卫艺术家的春天才能真正开始。

但不管如何,杨春光毕竟以他的诗学文本把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发挥得痛快淋漓!

杨春光毕竟把先锋诗歌当下的战斗性——即犯禁写作与涉险写作,运作到了极至!
杨春光无疑是中国大陆先锋诗人中唯一蔑视“东方不败”的“任我行”!

他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先锋诗歌继往开来的放闸者与引潮人……

                         中国诗坛大扫荡

中国大陆的白话诗发展到90年代,已然是大面积灾变!仿佛没辙没救了。为什么?人们不读它了。只是写诗的人儿在自己把玩,互相抚摸——琐屑无聊的诗歌泡沫掩盖了雄浑壮阔的美学追求!中国诗歌拥挤在世纪之交的出口,吵吵嚷嚷,妇姑勃豁,穷途末路,不可药救。后现代的先锋诗歌写作,或许不定是它的拯救。前些年,小胖子伊沙以此出手鼓捣了一阵子,因其缩手缩脚,收效不大。后现代先锋写作直要杨春光让人可视可读可想可干的书写文本出场,中国诗歌才有可能回到激荡时代精神拍合社会情绪的轨道上。

杨春光的诗写作品将满足这个社会的人民情绪之需:在人民对官场腐败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对权力话语失去信心,麻木麻痹的情况下,杨春光的“激情叙事”是最好的清醒剂与解毒药。

激情性表现了主体的愤怒,——愤怒出诗人!愤怒显示出作为时代之子的诗人拍案而起,欲以弱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激情”,是杨春光显示强劲个性的标识,他那先锋诗学的雄壮气势,他那层出不穷的诗性书写,他那如怒潮涌浪般推出的叙事性诗歌文本,都非有浩荡的激情不可!激情,无疑是杨春光先锋诗学的原动力!
叙事性则指向客体(权力结构)的权力异化。不加涂抹、不加粉饰、不加遮蔽、不加修葺,使处处正常的东西显出不正常的本来面目。叙事性是中国诗歌走到今天对于隐喻性的彻底反动,直面生存需要,直面现实困境,不拐弯抹角,不躲躲闪闪,不吞吞吐吐,不含糊其辞,欲说还休!杨激情的叙事书写,裹挟着情节的碎片,故事的碎片,人物的碎片浩漫无羁地涌现,因其拥有大量的具象加入,可感度极强,现世感极强,颇具可读性。

这种“激情叙事”,是中国诗歌回归“先锋”品质的真正立足点。在杨春光这里,诗歌写作离开了大多数无病呻吟的琐碎和煞有介事的冷静,前者是不知精神智慧为何物的生物生命,形同唼喋于死水潭中的孑孓,后者则是社会生命被抽空的冷血物种。它们都在被它们搅得糊糊涂涂的“前朦胧后朦胧”污水中自得其乐自以为是,在临死前胡乱繁殖。

这是杨春光必然要加以扫荡的浮沫败叶!

杨春光的批判锋芒,首先直指当今的所谓先锋诗歌。他严厉地指控道:

从第三代以来的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最大失误,一是诗歌失去了批判现政、干预现实和解构权力话语的本质话语权力(写诗就是充分运用这一话语权力来对抗政治权力话语);二是失误在“诗到语言止”这个提法的误导(使诗歌在走向了纯形式主义的纯度同时,也同时丢掉了它走向纯解构主义的锋芒)上。这是极其惨烈的使诗歌失去当代性、现实性、社会性、人民性、批判性、知识分子责任性、人文道义性的诗歌走向失败的非常教训。

对于盗用先锋之名而无先锋之实的诗歌写作,杨春光不能不正本清源,强调“先锋诗歌”的骨髓之义:

凡逃避政治、撇开现政权力话语的解构写作都是伪解构写作、伪消解中心的后现代写作,因此也是伪先锋写作。

先锋写作简单一点说,就是突破禁区的写作。

以前我们以为先锋写作是超前写作,是语言形式的 超前写作,这是不够正确的,也是伪定义的。先锋绝对是一种挺在前沿、前卫的锋刃,是一种锐气和勇气的突破重围的及其大胆实验前展着的势不可挡的英雄气势、夺人阵势,是不可以单纯用超前就能说明了的。现在看来,唯形式主义和超前假定,都大大削弱了先锋精神与力度。

杨春光竭力强调的,是先锋写作的战斗性——

那种不痛不痒的空洞形式写作、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写作、无视残酷现实真像的逃避写作、蔑视人民苦难的张扬自我写作、日常无聊的个性化写作,其都是与后现代解构主义精神和先锋写作精神格格不入的敌对写作。这也是从根本上反人民、反写作者良知、反文人担当社会道义、反知识分子写作精神和民间写作立场、反人性、反世界的反动写作。这种写作必须打倒!必须在以后三五年内从根本上以后现代解构写作即先锋写作来打倒,从而彻底解放诗歌!

他以万言长文《诗歌的纠正》论战式地直斥王家新式的“知识分子写作”是“投降主义”的写作,揭穿王等人奉行的写作“无非是规劝人们放弃沉重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是“逃避现实,逃避良知,逃避政治,逃避人民,逃避时代,逃避历史”的“自我陶醉”的自行遮蔽式写作;他指斥王家新们的声音,是主张放弃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抵抗与解构的声音,是“向意识形态毫无条件地进行妥协的声音,是谴责与诋毁坚持忧患意识的声音。”甚至指斥他们是“围观杀人现场”的“看客”。
对于世纪末中国诗坛那场争吵,杨春光投以轻蔑的审视:

“所谓“盘峰论剑”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他们狗咬狗一撮毛,其势力与目的都是为争着个我的名利与位置,都是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一方傲慢无礼,另一方骂骂咧咧不讲实质,拿己之长攻其所短。”

必须对诗歌稗类(败类)和文化稗类们施以话语的鞭挞!他痛斥生活在专制体制及其意识形态文化政策下,却“乐此不疲,极度满足”,并为之“极力辩护、拥抱、固守、关怀。” 成为“御用文人”,“卫道士”,“犬儒主义者、投降派和假洋鬼子”,这帮角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甚至“充当帮凶和走狗,与其主子一起出来打压、围剿异类的叛逆文人和异义自由知识分子。”

对于当下中国一片浊水污泥的诗场,对于当今大陆众多嘈杂的诗歌泡沫,他的诗论与诗歌文本犹如蛮象的横冲猛犸的直撞!杨春光诗学文本以横截浊流的阵势,高高打出了一条粗大的横幅——“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他以粗放的调门横蛮地宣称:“破坏就是建设!”他要横扫一切——

“我要横扫那种男人写的没种的、没骨气的、没有阳刚之气的、没男子汉力度而尽是老娘们裤裆气味的、阳萎的诗歌及诗歌写作;我要横扫那种胆小如鼠的、小家碧玉的、鸳鸯蝴蝶派的、无病呻吟的、象牙之塔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围着稿费和当官臊屁股转的、御用文人式的、小肚鸡肠的、小心眼儿的、小小气气的、自己把玩的、发表是瞻的、商业铜臭的、官气十足的、老古懂老传统的、左派的、犬儒主义的、应声虫的、不疼不痒的、风花雪月的、工具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权力主义的、附庸风雅的、服务政治至上的、缺乏批判和干预与介入精神的、光会审美不会审丑的、光会假健康不会真生病的、光知美不知丑的、光识善不识恶的、光对下不对上的、光游戏隐语不会隐义等等,统统大扫除!全鸡巴一扫光!!”

这岂止是语势的飓风!如此爆炸般碎片横飞的语词,配合着他倾泻而出的诗歌实践文本的汹涌不息,便对种种“合理的存在者”和“存在的合理性”实施狂轰烂炸!如毒虫巨犀,狂流滚滚、洪涛泛滥,呼啸着、狂嚎着,淹没一切、冲毁一切,席卷一切、扫荡一切……

杨春光的先锋诗学是对中国诗坛疾风暴雨的大扫荡,是大扫荡的大清场。是大破坏的大建设。是大毁坏的大建构。是不讲道理的大道理。是功夫在诗外的大功夫。是真诗的非诗,是非诗的真诗。是真诗与非诗都无法简单界说的对诗歌从内到外实施突破实施穿越的大诗!

在杨春光面前,一切传统的流行的诗歌写法都被轰毁了:杨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包罗万象的诗泻(他称为尸泻)方式,那是一种通过自我毁灭通过杀死自己实行精神之自我救赎的诗性写作,那是“盘古式”以自我爆炸开天辟地的写作!

杨春光解决了中国新诗发展以来的一个要害问题——让诗歌真正走向读者。

这是一个伟大的力挽狂澜,虽然这座横断山脉而今压在地下,还待崛起!

这是一道蓄积在乱山之中的洪流,狂涛还未从天落!

不信,在中国大陆,你发表杨春光的全部作品看看!

不信,你让杨春光的写作及其文本有充分的发表权,像五•四时期的郭沫若获得的条件那样,不删改,不扣压——试瞧瞧!

我不禁想起英雄诗人黄翔在20世纪80年代初单挑中国诗坛时说的一番话——

你能发表我们的作品吗?
你敢发表我们的作品吗?
你害怕!
对于你们我们是诗的强者……我们蔑视你们和你们的“圣灵”。
你们有胆量把我们的作品和你们的作品同时公开发表较量吗?到时候你看是谁拥有读者?谁的作品“引人注目”!

杨春光诗学现象的根本问题,说穿了就是两个字:“发表”。杨春光作品卡在“发”这个环节,表明中国大陆的所谓知识精英们阳萎到了什么程度。对比莱蒙托夫为普希金写《诗人之死》直斥沙皇,对比中国古代文人稽康、近代文人谭嗣同,对比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小岛台湾的同时代中国文人——殷海光、杨逵、雷震、陈映真、柏杨、李敖、陈鼓应、王晓波、施明德、王拓、杨青矗们,大陆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真该羞死!写的人都不怕,你发表它怕什么?文责自负,坐牢该他去,枪弊由他顶。你顶多丢乌纱,丢饭碗,顶多赔坐牢!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毛泽东这句话实在抬高了这种人,其实毛泽东对这种人的骨头掂量得清清楚楚。

说到底,我们都愧对祖宗!愧对先贤!
  
                     一个人就是一个军团

这是一道声势赫赫的诗学风光;

这是一道雄强霸道的文化风景。

杨春光的诗性写作显示了一种生命力的强悍雄狂,他似乎可以不断地勃起、勃起、勃起、勃起、勃起……永不疲倦地射精、射击、射精、射击、射精、射精、射、精、精……

他那孤立的声音是众多怒吼的集合,他的写作及其文本那浩浩荡荡的阵势,拥有千军万马的磅礴力量。

中国诗坛,只消一个杨春光出手就够了!

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军团!

他一个人就是一场运动!

在杨春光的笔下,什么红色写作、黑色写作、白色写作、边缘写作、痞子写作、裤裆写作、危险写作、错位写作、潦草写作、拉屎写作、撒尿写作、放屁写作、床上写作、中国波普写作、新解构主义写作、新寓言诗体写作、新小说诗体写作、新叙述诗体写作、新精英写作、新经典写作、文学禁区写作、新死亡诗体写作、新死亡爱情诗体写作、新浪漫主义诗体写作、新状态诗体写作、新实验诗体写作、新聊斋写作、新摇滚诗体写作、新理想主义诗体写作、无遮蔽写作、苍蝇和大蛆文化写作、都废主义诗歌写作、历史不敢写的我写的写作、操他妈的写作、不讲道理的诗歌写作,等等,那简直是前呼后涌,奔突而来、滚滚而来、放肆而来、气势滔滔铺天盖地而来、如非洲食人蚁般汹汹而来……

杨春光的诗学话语如粗大的阳器勃勃躁动高高挺举!

他要“以亢奋的形而下学消解亢奋的形而上学”!

野性的生命体、强旺的性冲动、丰沛的含精量、狂暴的冲撞力!

他那浩浩荡荡的“激情叙事”文本,他那“热战”的博斗姿态,因其大量的具象与细节带入,语境毫不含糊地敞开,加上语词的横行无忌,语调的挖苦刻毒,对于当下权力话语的权力异化产生了频频轰炸的效果。

他以按捺不住的解构性欲,恶狠狠竖起的坚挺阳具,虎视眈眈地搜寻着……现在,他终于发现了可以疯狂泄欲的对象——人尽可夫的权力症痔(政治),立即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扑上去、跨上去、按上去,以他雄壮的话语权力,将那不知羞耻的症痔恶妇扑倒在地,将其虚饰外衣剥露无遗,然后以他的粗鄙话语,对之实施狂暴地强奸!他似乎要把一个种族数千年所受这专痔恶妇残暴凌辱的屈辱和愤怒,在他这里统统倾泄出来!

他的话语电器集中了一个种族若干世纪的能量。

现在,对于中国这人人惧怕,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一见就阳萎一听就拉稀的症痔恶妇,他却像饿虎扑羊般冲上去,猝不及防地将其按在厕所,按在大街,按在广场,剥光其衣冠禽兽的服饰,实施宰杀般地强奸!他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知识精英的惊叫与口语派群氓的骇怕,无视管尿闻人(官僚文人)的激怒和仇恨,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对面地撕开症痔娼妇的惑众面具,他要当面去 “性”,当面去“交”!痛快淋漓地施加冲击式性强暴!

这是激情与冷酷的较量,是诗人与时代的决斗!

杨春光的诗性生殖器显得健康过剩,它不惧症痔娼妇的“腐败”感染,它不计较症痔娼妓的卑恶无操守,它不怕症痔恶妇恼羞成怒!而是施以重拳将其击倒在地,实施性虐待!

对那无恶不作的症痔恶妇,他认为不性不行,非交不可!可是,人们都躲得远远的,吓得闭上眼睛,避开为妙;不敢看他强暴“症痔”(政治)的壮举!

无数诗人惊得尿了裤裆,无数文人吓得便门失禁!


                  喜欢与痛恨、宽容与埋没


我喜欢大,我不怕大。我欣赏杨的写作主张,写作姿态、写作策略,也欣赏他的写作成绩。

杨的写作使人想起意大利的邓南遮,那位“诗翁兼君王”的狂暴;但杨的狂暴却是非专制的,或者说是反专制的。他蔑视群小,唯我独尊;却又以我为范,呼唤同类:

只有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皆有能力握有话语权力并可敏感地与之独立抗衡,所以才说知识分子、文人的独立精神之重要。干预政治现实、批判现政腐朽、解构现时权力话语,这是我们诗人的良知独在的本职。世界上伟大的诗人和作家,无不是干预、批判、影响政治的人。

然而,这位诗人的写作却遭到官方、民间与所谓知识精英的三重阻绝,杨春光就这样成了专制主义的死敌,御用主义的死敌,投降主义的死敌,看客与庸众的死敌!杨春光心里明白:这是一个拒绝杨春光的时代!他知道他的时代还未到来!任凭权力话语的秃鹰啄食他的肝脏,这位绑缚在厄运之崖的普罗米修斯仍然倔强地说——

我始终奉行福楼拜的一句名言:“一切政治我只懂反抗”。别说腐败的政治,即使是进步的政治,我(的诗写)也是它的反对派,它的最有力的抗衡机制。

这是中国当代文坛继黄翔之后又一个“国民公敌”!一个敢于单打独斗赴汤蹈火的“恶魔诗人”——

我不想人为而投机地改变这种被拒绝的现实,那样我就不是这个时代的诗坛上的异类了。我以为我这样是值得的。我宁可拿火药桶开刀并准备着同归于尽,我也绝不甘拜在这个火药桶下当个奴仆。

由此可见,杨春光的写作既是最为特出的中国当代隐态写作;又是中国当下最为特出的公民写作。

什么是隐态写作?隐态写作指的是那种“不与主流意识拍合而是与之对峙或加以抗争,不被权力话语容许和接受的,因而也是禁锢的写作现象”。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隐态写作的立场决然是民间的或个体的,其写作姿态绝对是独立自主的,写作心态则是自由无忌的。“个体尊严、独立姿态与自由精神,这便是真正的隐态写作所拥有的三大资质或三种基本品格。”

什么是公民写作?公民写作就是自由的写作。就是独立的写作。就是捍卫自我尊严的写作同时也最具民主精神的写作。当今全球一体化语境的世界潮流,正在不可阻挡地推行这种最具人模人样其实又是最一般最平常不过的写作。实际上,这种写作已经在当今世界各大片区、各个角落成为显态性的了!显然,在中国当下的语境里,公民写作和隐态写作没什么本质区别。当被活埋地下的公民写作处在隐态的翘望状态之时,毫无疑义,应当解放这种公民写作!

应该说,对杨的诗歌我有相当部分说不上喜欢,主要是因其漫无节制的泥沙俱下,和有时太过于直露的语言书写。

我谈不上喜欢,但却由衷地欣赏。这并不矛盾。读杨的作品我常常忍不住发笑,有时仅看标题也会笑个不止;我欣赏他直斥对象的大胆和出格,我欣赏他不讲道理的诗歌中流露出来的真理,却为其粗鄙得那么真实而发笑;又为其敞开语境而寻义寻思。我欣赏他的大气度,毫不手软毫不犹豫出手一击直中要害的话语锋芒。

我欣赏他“首先去畏”的写作。杨春光是在话语上无所畏惧与天宫地府的群魔众怪直面肉博的斗战胜佛美猴王。他那咄咄逼人的言说气概,大呼猛进的书写姿态,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罕有的斗士胆识、斗士品格。这是我们这个种族极为难得极为珍贵的异宝!是新时代粗砺未凿的“和氏之璧”!

读杨春光,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一定会被强吸引、强震撼。他的文本自有那么一股抓摄力、刺激力!这种抓摄力与刺激力来自他挑战对手激怒对手猛揍对手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可观赏性、可惊叹性!你或许情不自禁心生共鸣,血性勃起!但或许,他的一些东西你看了也会感觉:不过如此。

只要能读杨春光的作品,你个人的感觉怎样都行。这才符合正常社会充许自由思想和自由说话的正常心态。

杨春光奉行“首先去畏”的写作,却得不到“首先去畏”的阅读。杨一介文人,有什么好怕的呢?为什么不能给他提供一个自由发言的公共空间?毛泽东同志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垮下来。为什么要拒绝一个非暴力主义者行使诗性话语的权力?世界已进入21世纪,还不容许一个书生自由地发表言论,这算哪一码子事?不宽容杨春光写作的心态多么可悲可怜,不容忍杨春光写作的环境多么可耻可鄙!

杨春光为什么要提倡“不讲道理”的写作?那是因为权力话语不让他公开发表言论,首先不讲道理!

以一介书生的“不讲道理”对抗权力话语庞大无边的不讲道理,这是不是太渺小、太可怜、太单弱、太乏力、太微不足道?——犹如以一只跳蚤挥拳击向一匹巨象之体。不过,这也够勇敢够英雄的了,不是吗?

手无寸铁的“杨春光”,被专制结构视为不拿枪的敌人的“杨春光”,只要权力话语盖头笼下,你将永世不得翻身!

                            “满汉全席”

或许,杨春光的后现代诗歌文本你永远也没法读,永远也看不完,吞不下;杨春光那似乎无穷无尽的诗性创造,是你读不多久就会撑饱发胀望而生畏的“满汉全席”!

对于大多数写作者,杨春光是不可学、学不好、学不了也不想学的“诗歌模样”,令人望而生畏,叫人望洋兴叹!

这是又一个“站立汹涌的人”!

这是又一个“诗的王者”!

在这充斥“私人”写作、“身体”写作、 “下半身”写作、“灵魂”写作、“气质”写作、“流氓”写作、“犬儒”写作、“策略”写作、“口语”写作、“精英”写作、“技术”写作、“千万别把我当人”的写作等等只见碎片残肢不见“全人”活动的中国文坛,在这“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当今诗坛,独有杨春光兽性大发,势如狮虎

                         “怒吼在思想的荒原上”!

只有杨春光敢于这么说——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就是英雄”!

中国,只要一个杨春光就够了!!

只有一个杨春光,就足够漫骂足够仇恨足够警示足够骄傲足够自豪了!

消灭“杨春光”!!!

捶扁它!掀翻它!粉碎它!——锉骨扬灰!

让“它”的形体坐化,让“它”的思想涅槃、精神复活。

中国,只要让一个杨春光出场就够了……

2002年9月11日初稿;
2002年9月20日病中二稿;
2002年10月6日病中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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