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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摩罗诗人——黄翔 (阅读5888次)



                      中国摩罗诗人——黄翔

               张嘉谚

          引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活化石

向一个宽容和理解的世界介绍当代中国诗人黄翔及其作品,是笔者多年难以释怀的历史承诺。

始终追求诗歌艺术和精神创造活动,黄翔因此先后六次身陷囹圄;他的作品(诗歌、文论、政论、哲思及随笔散文等等)亦被严禁。这是一只被不断追逐的两脚兽,围困他的国度及其意识形态没有给他容忍和宽宏。他和他的精神创造成了当今一块活化石,至今湮没在公众视野之外。1994年,黄翔的作品自选集《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被一位编辑斗胆接纳,并通过初审到终审的一应程序,与中国作家出版社签约准备出版。700余页的大部头印制完毕,出书广告业寄发出去,可突然由“上面”传下一个电话指令,黄翔的著作出版旋即被取消。  
手持与出版社签约的正式出书合同,黄翔因知识产权受损而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起诉,并将他的抗议向新闻媒体披露。尽管不乏外界的关注,然而于事无补——书终究是不让出的。已近六十岁的黄翔,让数十年的精神创造成果公诸于众,获得社会的公开承认或批评,只有出版自己的著作,才是真正的慰籍。
一个诗人,即使有坚持不渝的“殉诗”信念和一而再、再而三的“殉诗”之举,直到老得眼睛褪色发黄,还在做梦, 他经得起几多折腾呢?

 
           重重磨难中的脱逃

1941年旧历12月26日, 湖南武岗县城一条街道忽然失了火,在烈焰狂窜的噼啪声里,传出一个婴儿呱呱坠世的哭喊——一只小兽诞生了。脐带未断,大火漫卷而来,情急中一副担架将其母子转移到一座城隍庙。这情景对于黄翔,好似宣谕了一个象征:“我的整个生命便是在熊熊大火中燃烧。”
他的一生也是重重磨难中的脱逃。不满一岁便被他的亲生父母将他送到桂东——湖南一个偏远的县城,交与祖父母与养母抚养。自小没有了母爱。稍大,便操起了“笨重的五齿钉钯和弯月形的镰刀。”
他总算接受过正规的初级教育,可刚刚小学毕业就因“出身反动军官家庭”失学了。不能升入中学,被迫放下书包。有一次,小学生黄翔好奇地在一口井里捞一条死鱼,忽然被农会主席逮住,骂他投毒,不顾他的求告和哀哭,竟被捆绑起来游街示众!这可怜的孩子,不过才9岁。
灾难和凌辱依然如影随形追逐着他:诬陷、迫害、传讯、监禁、隔离与盯视、困兽一般惊惶不定地辗转流浪各地,种种挫折,展开了他苍凉的一生:儿子早夭、家庭碎裂、失业无着、贫病交迫、营养不良……成功立业的机会屡次三番化为泡影。1986年底,黄翔率领“诗歌天体星团”(一群贵州青年诗人)在中国京都北大、人大、北师大、中央工艺美院、鲁迅文学院等高校作行为主义的“诗歌大爆炸”(朗诵诗歌与即兴演讲),被当局以“引动学潮”逮捕判刑。1990年出狱后,原单位早已将其开除,仅靠妻子秋潇雨兰洗烫衣物谋生。一场洪灾接踵而至,没奈何,在贵阳市郊租了一间农舍。秋潇雨兰为它取了一个诗意盎然的名儿:梦巢。夫妻俩搬进了一堆相伴终生的书籍和文稿,然后用仅有的家用电器——几盏电灯,将梦巢装点起来。继续黄翔名扬天下的白日梦。
知道他梦想的人不算少,陪伴他做梦的只有秋潇雨兰,一位爱上诗人而被贵州大学校方开除时年仅十七岁的女生。关于这位矢志为黄翔和他的未竟事业献身,并被朋友们称为诗兽的“饲养员”与黄翔的爱情故事,日后将是传记作家和影视编导的抢手题材。然后,几乎每周一次,另一位远离当今浮躁文场的中国隐态诗人哑默,也来梦巢同他们漫游梦境。世事的炎凉与纷扰,比起恣意于精神活动和诗歌艺术的神游漫侃,似乎又算不得什么了。

          生命本文的自证与他释

黄翔的精神活动及其文本书写,是在一种相当孤独的状态中进行的。要描述其特异面貌,似乎应当采用一套与众不同的概念系统。黄翔援引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说法:“奇特的创造需要奇特的理论,奇特的理论只属于一个人。”以为这句话颇适合于他自己。使黄翔甚为自负的,是他的智慧创造他的诗歌创作拥有自己的诗学和哲学。的确,近半个世纪的精神活动及其冲腾生命的行为主义文本,形成了黄翔惊涛骇浪也常常搁浅的生命本文。在黄翔看来,大宇宙是本无字天书,他自己那“充满风暴的生活”何尝不是一部隐然裸露创造秘密的独特语本。他作为宇宙天书的猜测者,其精神活动与艺术创造竟被人为地撇在一边,长期湮没无闻。在不断地自我发现自我发掘自我确证之后,他不免生发出自我阐释的冲动:“有这样一种诗人”,他说,“象惠特曼:自己评论自己。” 探测黄翔自证自释的原因,除了他的人格自信与艺术自信之外,有一点不容被忽视,那便是黄翔终究逃不出“名声”的诱惑。即使冷处一隅,他亦要以“默默无闻的大人物”自我命名。明知难逃死亡之吻与虚无相拥,他却“不喜欢世人为他备制的‘埋没’的棺木”,一意要确立“黄翔”的存在。以“诗”博取“名声”,便是他逃于无路可逃时伸手抓攫的唯一毛羽。不过,黄翔未必想要明确地抓住什么,毋宁说是他内心情绪的“焦躁、狂乱和惶恐”而想“释放”什么。在其性格中,在其诗文中,我们随时可以看到黄翔对“黄翔”的自我释放。
尽管黄翔不无傲慢地认为:他的诗歌,“你要接近它,你必须进入像诗人本身一样的自我感觉,自我评价,自我阐释。你理解它也必须如此,你不理解它也必须如此。”他属于“只有诗人才能注释诗人自己”那一类角色。然而,读者和批评家们只怕不会理睬黄翔如此的狂言呓语。古往今来,大凡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以及他的分泌物(言或文),都会引起时人和后人异乎寻常的兴趣,进而拖到各自的“理性解剖桌”或“感性审视台”上,或剔骨析髓寻经究脉或“情绪”地摩挲把玩。这是人类生活的常态,黄翔其人及其诗文,亦必有如此待遇。黄翔其实十分明白这一点。 只不过他的“情绪”非要“专横”地自我认定罢了。
任何一种精神创造,仅仅依靠作者自己的解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精神创造物或精神创造过程本身,都难以自身说明自身。自个儿的显露固然难得,他者的关照亦不可或缺,这已经是现代审美的常识了。限于篇幅,本文只对黄翔其人作一番粗率的描述。他的整个精神智慧创造以及各个阶段的诗文艺术,只能另文阐释或专著论述了。

           多棱多面的独立人格

针对严酷的极权语境,黄翔强调:“诗人,首先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人。” 黄翔的独立意识之强烈,表现在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或主张时,甚至显得霸气和专横。这一点,他在日常生活中便不免与他人冲突,闹出不愉快来;特别是他的论战性文章,淋漓痛快,使对手望而生畏,可因此也给他遭来敌意的围困。我并不就此认为黄翔有强烈的统治欲,却常据此设想他有强烈的领袖欲,或者说,有强烈的话语霸权欲。理解地说,黄翔的专横和霸气或许出于他随机释发的个体情绪。他那忽而冲击社会忽而蜷伏一隅的姿态,都可看成其个体情绪的忽而冲动忽而收敛。因此,黄翔的独立人格,从根本上说,来自其“个体情绪”的与众不同。
黄翔这样一种个体情绪造成的人格独立,表现在思想上,是力排众议“独立升起自己的旗帜”。黄翔即使常常与世界性巨匠大师认同,却多不买帐(更不会乃至极其厌恶他人将其视作权威或偶像)。“我喜欢巨子,”他说,“但无论什么样的巨子,从他进入我的心中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排斥他。”他的自我容量感一如珠穆朗玛峰矗立孤独,也似包容万有的星体径自运行。因此,黄翔的人格独立,应该说是精神性的“巨大”与“无限”的独立体。
然而,在一个精神萎顿任人格遭践,遍布思想侏儒的现实世界,这种人格独立无异于成为“国民公敌”。黄翔既然是“偶像的死敌”,拥立独裁者的结构体便将他视作“害群之马”,对其人其诗严加禁锢;随之,唯权力马首是瞻的偌大中国诗坛将他拒之门外。因此,黄翔把自己视为不见容于官方诗界的“大鬼”和“硬鬼”,而区别于那些被容许露面于官方诗场的“小鬼”和“软鬼”。可叹黄翔及其诗作不仅为 “朦胧诗派”所排拒或漠视,也不为新思潮诗评家理解。在整个中国屈从于暴政的文革十年,是黄翔最早最清醒最坚决勇猛最彻底无畏地发出抗暴之声;也最早最强烈最鲜明地呼唤开放和面向世界,恢复和重塑一个民族被扭曲与压抑的人性、人权和人的尊严。在万马齐谙的中国屏息等待历史大转折的前夜,又是黄翔冲到北京去点燃了第一把火, 以血肉之躯撞开中国民主运动与新诗潮的闸门。他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者,也是当代中国新诗潮“遥遥领先”的先行者 和新时代新文化当之无愧的精神先导。 可直至十多年后,在论及那一段诗歌史实时,连新诗潮最权威的“首席评论家”谢冕,也极谨慎地将他列名在“食指”之后。 而“食指”其人,无论“独立写作的先行期”还是其诗的容量、份量、力量和重量,显然难与黄翔相提并论。此外,便是以“崛起”诗评著称的徐敬亚与后崛起的新诗人们对黄翔的盲视、曲解与回避。 这使人不由得想起爱伦堡在论及司汤达时写的一段话:“同时代人的漠不关心,歌德或巴尔扎克的保留以及左拉的近视,如今真叫我们不胜惊异。在所有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当中,司汤达是最和我们接近的。”  
黄翔被当代中国诗坛驱逐与置忘,固然出自权力结构的层层钳制处处设防;或许,也同“某种伟大的东西常常引起不愉快感”有关, 黄翔是否因此不可能得到手握话语权力的“精英”们理解与公正评判?那么,对于有眼无珠的中国大陆诗界,黄翔的人格独立,便意味着心境的孤独与命运的苍凉——

我是谁
我是瀑布的
孤魂
一首永远离群索居的

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
游踪
我的唯一的听众
是沉寂
              《独唱》1962年
                                    
这首诗成为黄翔一生艺术生命的预言,也注释了他的自我精神创造行程。人们看到,黄翔“独立吟哦生命”的选择既无奈又自觉。这使他成为“自甘寂寞的沉思之主”,成为“独立、紊乱而和谐”的自我运动体而以“一个站立汹涌的人”自居。他决不重复已有的知识,总是力求超越甚至情不自禁地要凌驾于旧说之上。因此,黄翔的独立,也意味着狂傲。对正统诗人及诗坛泰斗艾青,他傲骨支立地说——

请把我的骨架竖在当代中国的诗歌祭坛上,向“艾青”和“艾青” 们所代表、所象征、所包含的全部思想和文化意识挑战!
我将从死亡中发出我的声音:在诗学竞选中,我将是一切“正宗诗人”当然的竞选者和必然的战胜者!
这里,有谁有这样的胆量,敢把以生命铸成的长久掩埋地下的“黄翔诗学”和一切经权力认可的“正宗诗学”陈放在全世界面前?!
中国,我看不见你有这样的勇气!
在你的脚下抖抖索索地匍匐着一群诗的侏儒!他们不敢正视你!不敢正视人!他们害怕每个人都有平等竞争的机遇和每个人都公正地置于平等的地位。
他们害怕淹死在“我”的咆哮的灵魂中!  

对一时流行的“前朦胧”及随后“漫山遍野”蜂起吆喝的“后朦胧”,他如此轻蔑的“自言自语”——

    无论你们打多少旗号,无论你们聚集多少人马,汇成多少“团伙”,我孤零零地一个人面对你们。
我看出你们一百个人只有一张风格之脸,而我却是一百个流派的汇合,一百种旋律的总谱,
我一个人就是一个集团!
我在这儿!一个人痛饮那边一千多个人叫喊的“虚无”。

可见,黄翔的独立人格,也意味着不在乎处处树敌!在他多棱面旋转式的人格抗争中,便必然地显示出“狂”、“傲”、“醉”、“疯”、“暴”、“烈”、“梦”、“谵”……等等多种特征。

读过黄翔不同时期作品的人,是否会将其人想象为一个狂傲不逊的毛头小伙子?或一位满目苍凉的睿智老头儿?真真阅读其人时,你会迷惑莫解:在那一条精瘦单薄的躯体中,怎么会满溢出那么狂暴的激情,蓄满幽深莫测的玄思?“黄翔这个人比他的诗更有意思。”一位和他多有交往的女诗人如是说 。在我所听到的对黄翔的评说中,这是极耐人寻味又极聪明不过的说法了。的确,即使非常熟悉黄翔的人,要用一两句话直截了当言说他的性格,也不免着难。记得有一次,十来个朋友在贵阳市环南巷黄翔旧居聚餐,因黄杰 在一旁桀傲自得地走来走去,有人便因其混血的特征,以“美洲豹”呼之。为助兴,大家便开始用某种动物给在座者取绰号。当“企鹅”、“耗子”、“鸭子”、“猴”等物种都号对其人时,黄翔蛮有兴致地要众人给他取一个。可直到最后,大家竟然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动物安在他的头上。
黄翔的性格太多面了!而各个“面”又常常由极端的两极显露种种禽形兽影:他狂暴起来,势如一头老狼;有时却如鼠似的羸弱无助如兔般地惊惶不安 ;沉静时他是冬眠的棕熊;冲动起来却狮虎般发出骇人的咆哮;论精神活动高飞远翥的气概和以生命直觉扑击行动时机的胆识,他好似长唳啸天的鹰隼;可往往凭情绪冲动孤注一掷,因而自失良机,这便与拼命破网的莽撞豪猪一般无二;他在书写艺术上字斟句酌,寻寻觅觅精益求精,好似高视阔步顾盼自如的孔雀;他也会在素常生活中精细地注意细节,不厌琐碎与无聊,犹如一只低头觅食驯训的家鸡……
我相信黄翔具有性格演员的表演天赋,由于缺乏机遇与舞台,他的表情和动作的丰富少有施展;但只要听过他阅读和朗诵过的人,对其戏剧性抓攫力必定会印象深刻。 黄翔即使轻声朗读他的诗文,那语调总抑扬顿挫读得有滋有味情韵盎然;我所听过的诗歌朗诵,没有比黄翔更抓人迫人的了。黄翔的朗诵是“生命投掷式”的,随着情绪的高涨或突发,他会发出疯狂的暴吼,令人胆颤心惊。 文革那些年,黄翔对《火炬之歌》的朗诵简直是疯癫又迷狂!对此,哑默多次对我作过描述;黄翔也常与我谈起他那“霹雳”似的诗歌朗诵所产生的摇滚乐般席卷听众的效应,他自己则“每朗诵一次”,就因浑身情感与力气倾泄净尽而“死去一次”。
黄翔性格的多面,也常常从他的眼睛里反映出来。那些年,我常暗中观察黄翔,发现他那双眼睛格外特别:外形变化不定,内蕴变幻莫测。为他的眼睛在《见证》中被描写为“三角眼”,黄翔和哑默有过恢谐愉快的争执。一次,两人又为此争辩起来,哑默忽然指着黄翔对我说:“你看你看,是不是三角眼!” 哑默的记述试图恪守真实,黄翔的质问也并非多此一举。事后,黄翔甚至对我幽默的相询:“我的眼睛真的是三角眼吗?”想见他不止一次对着镜子仔细地端详过自己的尊容,从未发现过“三角”的踪迹。在我看来,黄翔的两眼外形实与常人无异,要有风吹草动才见得出它的变化来。往往,在安之若素的宁谧中,它会突然惊惶不定地闪烁,泄漏出经常处于围追堵截的人生遭际。我也注意过在创作《“弱”的肖像》时黄翔进入沉潜状态的眼睛:黝黑幽冥,如幻如梦,直如秘不可测的两潭深水。《“弱”的肖像》写完,它的眼睛又恢复了常态,不复是冥幽沉黑光影熠熠的两只深潭了。无人干扰的时候,黄翔的两眼常常陷于沉思,从中露出来的往往是另一种深邃与漠视,告诉我他精神的超逸和世人对他体认的痴愚。它们也会因友人的走访而快活地闪烁,遇到特别开心的话题,那两只眼睛便忽而狡诘诡谲忽而笑意盈盈,伴着纵声大笑而闪出泪花。我还注意到,黄翔见到孩子时两眼的率真和喜悦;在与孩子嬉戏逗乐时(黄翔是极爱逗玩孩子的),他的眼睛又露出稚气,甚至显得天真了。
通常,黄翔的创作是“阵发式”的,这或许来自他内在情气或潜伏或涌动的某种周期性。他的作品也常常是一组或一堆地“生”出来,直到那一种情气耗尽,那一组(或一堆)作品也才倾吐完结。由于情气涌现的种类不同,它的各阶段作品也面貌迥异,或雄伟或优美或壮丽或忧郁,同样折射出黄翔人格的多维多层与多面。
天真、幽默、孤独与沉冥,这些人类天才的性格特征,就这样体现的黄翔身上。这是一头各种极端的特质混然缠结的人形怪兽:强霸与柔和、横蛮与机巧、混沌与清澈、沉郁与明净、富足与匮乏、老练与天真、崇高与卑琐、悍野与羸弱、粗暴与优雅、清晰与紊乱、压抑与纵欲(精神性欲),雄健壮美与纤侬幽丽,气势奔放与缁珠必较……渴望创造与渴望毁灭的欲望同样强烈。正如拜伦对彭斯的评论——

这位诗人内心极为矛盾,他既柔弱且又刚强,既疏放而又细密,崇尚精神而且非常质朴;情操高尚,却难免某些卑俗的性情,神圣与污浊兼而有之,各种对立的品质互相掺和交融在一起。

这也是引起鲁迅共鸣的拜伦的自评。用来映照黄翔,也颇得当。是否凡属“摩罗诗人”,都有如此相似的性格特征呢?

             雄野张狂的博战气概

不论黄翔的性格如何多面,精神如何变化,某种“抗争”特质始终主导着他的一生。不妨说,在黄翔身上的“人、神、鬼、兽”诸特性中,那一种窜逃荒野、喝了虎奶狼血养成的几于兽性本能的疯狂与冲撞,才是他性格的主宰——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这首以“野兽”为题写于“文革”高峰期的诗作,表明黄翔对戕害人性的文化大浩劫感受着多无奈的痛苦与愤怒。可这只两脚兽在惊慌万状地逃窜乃至被抓获被扑击时,却又在绝望中张牙舞爪,奋起向暴虐反击同迫害抗争,这是愤怒的痛苦,也是愤怒的咆哮——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

   要了解“黄翔式”抗争的彻底性,还须看《白骨》一诗,那是他 “从死中觉醒” 的硬骨支立——

就是这堆白骨
曾经有过一张扭歪痛苦的脸
曾经有过一双无声诅咒的眼睛
曾经紧紧地抿着失血的嘴唇
默默地忍受
曾经写下与星月万古共存的诗歌

这是疯狂地搏斗过的白骨
这是在世界上走过  闯过  撞过的
人的白骨
这是骨架被打散过  又重新支起
被打散的骨架的人的白骨
这是因憎恨而磨响过牙床的白骨
这是因抗争而铮铮绷响过的白骨

生活在专制暴虐的黑暗年代,如果说,因痛苦而憎恨,因绝望而愤怒,是黄翔情感的基本状态;那末,在其坎坷的一生中,既在逃窜又在反抗,不断抗争又不断逃脱,便形成了他命运姿态的两极。“逃”与“争”,何尝不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只不过,这个民族中绝大多数人的“争”,只限于心理上斤斤计较。或在行为上为一己蝇头名利小敲小打,即使有蔑富贵,重然诺的气概,亦只是为“中间信仰”所役使;未见立身于终极信仰的大气魄与大争抗。 我们的“逃”也就缺乏强悍的精神骨髓,成了人人效仿、代代沿袭的“逃避”了。那种力抗强权、争天拒俗的 “恶魔” 精神性格,那种“独立抗争”的文化人格,那种为终极信仰奋斗而至死不渝的精神界战士,如鲁迅所言:在中国千年以降的文化氛围中,也许曾经有过,可必定因触犯众怒被残酷扼杀而不为后人所知;要么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即使进入二十世纪,翻开大半部中国文化史,真正具有敢于“独立抗争”的文化人格的,亦不过鲁迅、陈寅恪、柏杨、李敖等寥寥数人而已。凝视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性精神逃亡”的荒凉背景 ,对于力抗强权坚持独立批判的文化人格,我们自当刮目相看。
黄翔可说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最为特出的文学与精神文化现象。这期间,遭受严酷迫害无情放逐的作家不胜枚举。从党翼作家王蒙、叛逆作家刘宾雁到朦胧诗主将北岛,黄翔并不算特出的例外。黄翔的特出在于:他始终以抗争反击迫害、以冲撞突破放逐;可以说,在中国大陆,在意识形态与精神文化领域,特别是文学领域,是蒙受迫害与苦难最特殊最深重的黄翔,对整个主流意识与权力话语实施了最早先、最独立、最狂烈、最无畏、最彻底的反叛与挑战——

我是一次呼喊
从堆在我周围的狂怒岁月中传来

我是被粉碎的钻石
每一颗钻石中都有一颗太阳

我是我
我是我的死亡的讣告
我将从死中赎回我自己

正是这种直面死亡宁为玉碎至死不渝的殉诗姿态和殉道精神,使他在反抗专制暴虐与流俗围困的独战中,狮子一般“怒吼在思想的荒原上”。尽管这种嘶喊落入文化浩劫的狂欢与精神废墟的荒芜里,激不起渴望的回荡,这头诗兽仍面向“存在”的黑幕嗥叫不已。撒旦的血性骚动着他,这是一个敢于焚天毁地也要让自身烧成烈焰的纵火犯——

我是一个教堂焚烧者;我是一座焚烧的教堂。惊吓和激怒了所有的教徒!  

如此雄横张狂摧毁一切的恶魔气概,注定了黄翔的三面树敌:一面是绝然的“非官方性”;一面是绝对的“非民间性”;同时,他又始终坚持批判同时代知识精英的立场。非官方、非民间和非精英的思想活动与人生经历,就这样成为贯穿黄翔一生的生命本文——既是喷发诗文的精神性冲撞搏斗,又是投掷血肉之躯的行为主义书写;一面冲击极权神话,一面又横扫知识精英,自然更加蔑视既回避反叛又疏离生命苟延在权力夹缝中的伪学术伪文化。比如,在英雄主义已然废弃之时,学人们赞赏的是北岛内敛式的表白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而在黄翔看来,北岛显然缺乏大抗争者的胆识,甚至是软弱的。他针对性地傲然说道——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
我就是英雄

这两句话,画出两位诗人的不同个性,不同风骨。对于权力结构和大众心理,前者自然容易接受,后者则不可容忍、不可理解。公正地说,北岛并不缺乏某种英雄主义:“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这种英雄主义将“我”既列入精英又归于群体,因而赢得传统文人心理的赞赏。他那一声“我——不——相——信”的断然“回答”,因其不太超前地突现在群体意识之上,未能遭到“雷霆的威胁和处罚” ,并为学人们乐意称道和引用。但无论其社会批判的激烈与深刻,反叛极权世界的鲜明与彻底,冲击独裁暴政的锋芒毕露,还是对抗现代皇权揭露现代迷信的胆魄与斗士姿态,北岛的《回答》都远不如黄翔早写了七年之久的《火炬之歌》更具震撼性。《火炬之歌》写于文化暴虐最为猖獗横行的文革高峰期,唯有从那血水剑火中蹚过来的人,才会惊叹黄翔投掷生命一搏直斥暴君的诗句所具有的蛊惑和颠覆的冲击力——

火光照亮了一个庞然大物
那是主宰的主宰  帝王的帝王
那是一座偶像  权力的象征
一切灾难的结果和原因
——《火炬之歌》1969年

人们把诺贝尔奖获得者 、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小说称为“尖锐的现实主义”;如此看来,若把黄翔早期的诗称之为“张狂的浪漫主义”、“张狂的理想主义”、“张狂的象征主义”、“张狂的激进主义”、“张狂的英雄主义”,都无不可!
作为诗人,黄翔的反叛性全然不同于郭沫若、艾青们,他的《火神交响诗》是滚过中国“文革大浩劫”时期的惊雷,震撼大陆思想文化废墟的霹雳。那样暗夜沉沉的恐怖年代,竟然产生了撕裂黑暗的“火炬之歌” !来自良知深处来自时代云空的“火神”,独独选中了一位地处边缘省份的无名无姓者!黄翔就这样成了新时代启蒙火炬的高擎者、焚烧“教堂”的纵火者与现代专制秩序的叛乱者、现代偶像的大破坏者和以血肉生命自我焚烧的殉诗者!同时,也成了20世纪70-80年代之交中国大陆抗议诗潮“遥遥领先”的先行者!这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位狂暴激烈地摧毁一切,比其前辈更浩荡磅礴地呼唤光明拥抱宇宙的新使徒!当一个浩大种族在一场灾难性文化浩劫中沉沦,几乎所有的思想精英都束手就范敢怒不敢言之际,独有黄翔直面死亡,在浓重的黑暗里挟着“火炬”的光焰一再发出抗争之声——

掀下站得最高的
抬起压得最低的
推倒根深蒂固的
平衡失去依靠的

掰碎  劈毁  撞击  砸烂
那些身外的殿堂
那些心内的神龛
把新式的神像摔下高台
把现代的皇权推出世界
——《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1973——1974)

太空中响彻着你威震广宇的庄严的判词:
“把所有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
——《火神》1976年初

你的铁锤般沉重的拳头
仍然还在沉默中挑战和应战
你的血肉模糊的身躯
仍然还在无声地控诉和呐喊……
你将重新高举起觉醒的旗帜
战胜那曾经用枪口对准你的
把人的权利庄严地大声宣布
——《不,你没有死去——献给英雄的1976年4月5日》(1976年4月8日夜即兴)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去,全国亿万之众为之涕泪滂沱;独有诗人黄翔当日即兴写出《倒下的偶像》,直斥并嘲讽这个“历代帝王的最末一代子孙”。此诗写出至今,仍只能以手稿流传,谁也不敢发表。这是怎样一首诗啊,一开始它就引出了赫尔岑的名句:“让尼古拉的统治永远受到诅咒吧,亚门!”表示了独裁者死去而按耐不住的庆幸,紧接着便是酣畅的笔墨倾泻而出——

一代暴君倒下了
从不义的权力的顶峰
从生锈了的刺刀尖上
                从一世代被压弯了的背脊上
和亿万喘息和流血的心灵中
……
他死了…
再也不能起落权势
主宰世界的沉浮

他死了…
太阳照样辉煌地照耀
万万千千的星球照样运转
地球并没有停止不动…
——曾几何时
这个漠视人权的统治者的心脏
还没有停止它的最后的跳动
他的脚下还俯伏着密麻如蚁的人群
耳边还响彻着虚伪的颂扬的赞歌
他运行万千人民
像抽打万千陀螺…
他愚弄千万人民
像愚弄千万木偶
站在遮住的幕布后面
牵引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
他用流血的鞭子尺度
精神自由的空间
他不许思想作声
甚至一声咳嗽
……
一轮炎日下沉了
它的扩散的余温久久不能消尽…
消逝了他的形体
心灵上还有他的
没有火化的神位
没有焚烧的遗容

然而我看见
在死神面前他正受到正义的惩
这个“大人物”同样渺小
他并不是人类中的特殊动物
他在那边  在世界尽头那边
不由自主地听凭盲目的黑暗力量的摆布
当我回过头来我看见
他的黑色的旗帜徐徐下降
被它长久遮住的蓝色天幕上
自由之神露出了头顶
……
这首诗长达111行,却是一口气的纵意倾吐!那直指专制独裁者的诅咒与声讨,何等淋漓尽致;那轻蔑的控诉与严正的批判,气势何其遒劲;那语词的凌厉雄健与格调的壮伟崇高,使之越来越显其时代之声的毋庸置疑的价值。它是时代良知放言无忌的送葬曲,民族先知引颈歌唱的欢乐颂。试想,从本世纪初推翻帝制就开始张扬民权民生与民主建国之革命进程的浩大民族,竟一再屈膝在孤家寡头的独裁政治之下,“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而整个中国思想界却三缄其口,几代知识分子精英要么随波逐流要么为虎作伥,要么自我废弃要么噤若寒蝉!假如没有这样一首诗,当代中国将留下耻辱的空白!可直到如今,这首《倒下的偶像》仍难以在中国大陆公诸于世。这无非表明,“群体性精神逃亡”的中国知识界可耻的软弱仍在继续而已!
黄翔的《火神交响诗》对暴君与暴政、专制与极权的诅咒和反抗,如今已成为历史;他对真理与正义、民主与科学、自由与开放、人权与人性尊严等等光明与理想的呼唤,有的已经由预言变成了现实,有的正在实现,有的必将实现。它那气势磅礴的警世之声,犹如冲破浓重黑夜一轮冉冉升起的精神旭日,那呼啸的精神光芒,仍将向未来的无数世代幅射。

恶魔诗人黄翔争天拒俗的博战气概,在他的中后期诗文中,又一再地表现出来。无论是面向权威话语或是众声喧哗的泡沫时尚,他始终坚持独立的立场批判的意向。如果说,在20世纪60-70年代,黄翔主要针对专制独裁的政治话语对人性的摧残与对文化的蹂躏作大无畏的抗争;那末在80年代,黄翔便把咆哮的烈火喷向思想权威与诗坛圣灵;并由此指涉整个传统文化及意识形态。他那疯兽一般好勇斗胜的蹄角,使他于1978年10月扛着“爆破筒”一般的大字报诗稿冲到北京张贴,并在人头簇拥的王府井街头怒吼狂诵,直接撞开了中国民主运动与新诗潮的闸门。1986年12月,黄翔又与十来位诗人组成“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在京都几所高等院校作激烈的演讲和吼诵式的“星体诗人大爆炸”,并售发自创同人诗报《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再次震惊权力当局。在50年代,美国诗人金斯堡曾以一首《嚎叫》惊世骇俗,掀起“垮掉的一代”诗歌狂飙;可80年代末黄翔这番“斗狮”般地为中国当代诗歌与诗学而“爆炸”的行为主义文本,却使其再次入狱而成为“受禁的一代”。
到了20世纪90年代,黄翔坐狱三年复出,他的生命与精神创造亦进入后期。虽然他很早就对冲撞世界感到“疲倦”,而且产生与敌对者的释怨之情与和解之意,  然而,由于外界的迫压未减内心的狂躁之火未熄,这头诗兽依然时时勃起向存在搏战的雄狂,具体表现在《锋芒毕露的伤口》、《沉思的雷暴》与《大动脉》等诗文的写作和处于监视情形下再闯北京抗议当局钳禁《狂饮不醉的兽形》正式出版。不过,黄翔后期那反叛与挑战的主要对象,早已越出政治观念的层面,并且也不在社会运动及其意识形态层面停留,而是直抗人类存在的束缚。他“穿过密集敌意的寒冷的丛林”,“没有为自己准备退路(《大动脉•聂鲁达》),他那“嗜血的愤怒如鞭”,“吞噬悲哀与沮丧”,而愤然抓碎“上帝的阴影”!“这大崇拜中的出逃者,身旁众多的信徒如雪崩”;他一任“头颅金顶轰鸣”,任“孤独滚落”;他那浑身的血水“如鬣毛张牙舞爪”;他的身躯“嚣张辽阔的大海“,那“渗骨的日酒引爆烈火”,兀然席卷“大热情阳光的风暴”而昂扬矗立起“超人的大蔑视”(《大动脉•尼采》)。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援引《大动脉》中的诗句,是因为黄翔这部大气磅礴的现代精神史诗,“不是为这些人类精神巨人立诗传,而是从不同侧面的精神个性角度综合表现“黄翔” ——

你这个极端的排他者  排斥一切
所有的星体都被你砸烂脑袋  撞得粉碎;
你  遍体鳞伤阳光  
眼睛因渴盼自由而  刺瞎               ——《大动脉•凡高》

一把舞蹈的旋律如伤痕
抓破触目的空无                       ——《大动脉•邓肯》

饮水的大笔起动狂涛;
全无火气之火  敌视虚无  
狮爪挖掘死灭的咽喉  力的揭幕者  
折断地轴的  两膝  
未经驯服的  手  朝天咆哮;
自由之力如酷刑  力的专制  
力的蹂躏  力的  颠覆  
空天阔地的砧与锤  溅射  痛楚与鲜血  
世界如粉末……光荣坠落  摔破天穹     ——《大动脉•贝多芬》

又如后期“诗歌摇滚”《圆明园之魂》中的

这世界向我张牙舞爪
我向这世界怒目圆睁

阅读这些诗句,读者大概可以想象撒旦诗人黄翔,这个宇宙秩序的大叛逆者的精神形象了。写到此,我想起曾经在黄翔书房见到的一页诗稿:《我抗议》。那首诗写在一张颜色已是发黄的小纸片上,笔迹骨架瘦硬,显然是他早年的。他告诉我:此诗尚未改定,故未收入《骚乱》。我想抄下来,黄翔说待他改好再说。我当时对这首诗印象很深,颇后悔没坚持抄录它,恐怕后来因诗人多次被查抄,多次搬家折腾而再也无从寻觅了。那首诗虽然句式单一,流于直说,显然不够诗化;然而却是一份极好的说明黄翔反叛与抗争特点的资料,它表述的是黄翔雄视万古,挑战宇宙、吞吐万象、气扫八荒的广阔意想和雄强不羁、争天抗地并且反叛自身的气概。其“抗议”对象的幅度与深度,从宇宙人生的各个方面到自身灵肉的分裂与束缚都指涉都叛逆了。据黄翔说:《我抗议》是与《独唱》、《长城》等诗同一时期之作,当是六十年代初。如此看来,黄翔的精神反叛性及其争天绝俗的恶魔气质,便是发自骨血甚至可说是与身俱来的了。

           浩瀚幽晦的磅礴精神

虽说黄翔生就一副“斗兽”性格,可像他的某些友人所说:黄翔“最好是到天安门广场丢炸弹”; 黄翔的诗只是一种“政治诉情”。 却不能不说他们对黄翔其人其诗还不够了解。
作为一位本色诗人,黄翔绝无精通世故的政客手腕。我听说他曾有过被某些人视为绝好的“招安”机会,竟然被他的坚持已见活活地放掉了。 应该说,他的几番所谓“爆炸”行动及引人注目地为“人权”而发放的言辞,  虽然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却“并不出于某种具体的政治目的和意图”,而是基于自己所受的人生苦难。“出于一个诗人的历史直觉和生命情绪”的“大政治意向”。 在黄翔看来,诗歌作为人类精神智慧的表征,它应该以自己巨大的容量“包容政治”。 贯串黄翔一生及创作活动的,便是一股流荡迷漫冲腾不息之气——这便是他自谓的“人体宇宙情绪”。黄翔心目中的诗,便是由这种情绪冲动吞吐万有(社会、历史、自然、人生等)的“大诗”。
为黄翔所命名的这种“人体宇宙情绪”,并非仅仅出于诗人那自在夸张的想象,而实实在在是一种随时随地的感受、领会和体悟。这种随处可触的与大自然相融与大宇宙相通的“情绪”,不仅充溢和渗透黄翔的全部书写文本,而且似乎也浸染着他的日常生命状态,贯通他的个体生命文本,使他时而沉入冥思,时而又躁动不宁。
对于生命哲学的领悟,黄翔认为它直接承续了尼采的血性而比尼采更加彻底。 如果说,尼采的“强力意志”还有观念哲学的碎片,黄翔则第一次鲜明地打出“非观念哲学”的旗幡。在他看来,正是以“情绪” 为基本特征的“非观念哲学”彻底甩掉了人类有史以来加诸自身的种种观念网结,使人第一次本真地回到宇宙生命自身。显然,“情绪哲学”是对生命(人)进行猜测和阐释的深化。在黄翔看来,宇宙精神生命本体,纯然地是非观念、非智性、非秩序化、非结构化的;从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理解,“生命”是无序、无构、无维的;这生命与大宇宙息息相通,直至泯灭界限,它是有/无一体;显/隐一体;天/人一体;物/我一体的;同时也表现为快/慢一体;动/静一体;明/暗一体;表/里一体;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永远处于流变状态的无定形“宇宙情绪”。黄翔将这种哲学化的“情绪”称为“人身全体经验”。这是一种人体各个细胞和人心各个要素都动员参与的生命现象,其表现形成不是归纳演释式、逻辑推理式的,而是体验式、颖悟式的、领会式的、感应式的,用黄翔的说法便是“宇宙情绪”式的;它的踪迹是精神智慧弥漫万象的种种信息;它的“亮相”方式或最高表现是“诗”。  
黄翔这套诗化“情绪哲学”,显然与东方古圣哲老子、庄子、释迦牟尼哲学精神血脉传承;同时,也和西方近现代哲人狄尔泰、尼采等人的生命哲学、诗化哲学慧心相通。也许,区别仅仅在于:黄翔把这种“太人类”的生命哲学、诗化哲学推举到一座非观念的孤峰,使它完全个体生命化了,彻底宇宙情绪化了,也即充分地渗化为“诗”了。黄翔的贡献在于:它为这种东方/人类的精神智慧加进了当代人的新感悟与新体证,进行了现代性的新阐释,并给予了新的命名。
黄翔提出的“情绪哲学”经历了漫长的逐渐成熟的精神历程,在无数个精神闲暇的日子里,这位孤独的冥想者总是沉浸在他那深邃紊乱的哲思之中,似乎已陷落在一种幽暗难明的灵魂黑洞之内,灵肉全身参与地进入与大宇宙的“全息感应状态”,这是一种“诗”与“思”的“冥态”、“梦态”、或“醉态”。置身于这种状态之中,诗人才能以浑身的灵慧感官产生的灵慧感觉,即“肉体的太阳”, 去照耀、倾听并捕捉万事万物的潜隐信息与生命自身的隐秘,进而外化为精神智慧并表述为语言或文本书写。
由此看来,黄翔的“诗”与“思”,已逾越了所谓“智力空间”的命题, 它表现的是精神生命的全息感应和心灵智慧的全息弥漫。它渺视一切视而不见或见而不全的狭隘视野,随时随地突破分界的栅栏,与气象万千的世界相互振荡。这和《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赫克贝里•芬》中的密西西比河、《莫比•迪克》中捕鲸的大海相对封闭不同,黄翔的艺术世界是敞开的,四通八达的,全方位幅射的。它仿佛就是风雷奔涌的星球宇宙自身,任想象在其间纵游,任感觉在其间放荡。在黄翔几乎每一阶段的文本中,都满布流云浩漫的“宇宙意象”或“宇宙镜象”,从而形成了黄翔诗歌总体面貌那气象浩瀚的“人体精神宇宙”。
在黄翔这样一头诗歌怪兽身上,由于集中了“浩瀚的追求、疯狂的绝望、无法摆脱的爱欲与愁苦”,犹如混沌汹涌的气团,很难有凝形的一刻让人窥其全貌。还是他的自释性描述——“一个多棱面的自我运动体”,特别是

         “狂饮不醉的兽形”

似乎更传神地刻绘了黄翔自己。正是“兽形”,才将“人、神、鬼、兽”诸般特质集于一身;正是“狂饮”而又“不醉”,才将人类基本的两大精神创造活动:“酒神”的狂歌纵舞与“日神”的清明朗照包容一体;正是“兽形”的“狂饮不醉”,才使它从所有物种中超逸而出,又兼有所有物种的生命气息,它才拥有神秘莫测的容量,对自然宇宙、社会人生等时空万象作精神的饕餮。“狂饮不醉的兽形”,确乎概括了黄翔波涛翻涌的人生/精神历程,相当浓缩而又全幅展示了黄翔的“人体宇宙情绪”,那一种多维多层多棱多面的混沌诗化人生与自由生命的情绪幻象。
而我觉得,还可以用更简洁的说法概括诗兽黄翔的精神性格,那就是:“冥兽”。因为冥兽“是百兽各异的形态却又不是任何一只兽。是千万年以前的那头巨兽;又是眼前的同一头巨兽。”“它在每一只走兽身上睡着和醒着。”
用“冥兽”为黄翔的精神品性命名,是因为“冥兽精神”以汪洋恣意为特征。而黄翔的精神世界,从其早期的《火炬之歌》、《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火神》、《青春,听我唱一支绝望的歌》等诗看,无不表现出雄伟磅礴的情气对贫乏年代的满溢灌注。心理叙事诗《魇》中的主人公,或算卑琐的形象了,可最后也禁不住要表露出它的浩浩情怀——化身于大自然横溢于世纪末萎顿气息之上;诗人的精神态象在《“弱”的肖像》中可算疲弱甚至为死亡之阴影所笼罩了,可仍然不可遏制地透示出穿逾世间万象的情绪触角;更不用说“裸隐体”、《大动脉》中那些在天体、地体、人体中喧嚣狂舞的精神气流是如何流窜奔突、气象纷呈了。也许,“裸隐体”和《大动脉》这两组巨型精神史诗,最能表现黄翔这头冥兽气势磅礴的“力和运动”

阔。黑。空。
深黑的色调。潜伏的背景。
岩石大地横蛮和笨重的语言的笔触。

浩荡的气魄、恢宏的文体,使“裸隐体”发出人类智慧探测的新的信息。在这组诗群中,人们熟悉的意识与形象如飘飞远逝的落叶,取代它们的是一种簇新的诗性表征——非意识非形象的“象形”。在黄翔的诗学追求中,也许只有这种全新的诗艺手段——象形化——才能贴切地传达其诗歌中的唯一主人公——“宇宙精神”。(不光“裸隐体”,在《大动脉》中充满的,也是令人眼花缭乱、瞬息万变的“象形”式的精神图像。)这种“象形”在诗中此起彼伏网络般交织,奇特而又玄妙地显现出黄翔式的“人体宇宙情绪”那一种精神运动体:浑沌的黑暗中汹涌宇宙洪荒的信息,突兀嵯峨的想象滚滚而至,耸峙着巍峨的神秘;“丰满的生命原欲自从‘诗’中满溢”,现代诗以“霹雳舞的姿态”和“摇滚乐的喧嚣”出现了,无数“象形”如动荡的海洋中兀立的巨礁,向我们浮现出峥嵘峭拔的隐涵——

水流出我,多么辽阔               (《鲸梦》)

动荡的图案凸起雄伟的悲痛        (《空壁》)

恐龙澎湃,混沌的虎群起伏         (《蓝穴》)

千万颗舞蹈的星球旋转狂喜的沉默
哇!
死亡如注!                       (《黑体》)

缄默胎动。墨吼如雷
根须的经络爆裂宇宙的面网
犄角洞开暗影狰狞的巨蛛的黄昏    (《尼采》)
          
梦指戳漏洪荒的船影
急瀑
怒发冲冠                         《贝多芬》

悠悠狰狞
昏厥画出黑魇 《我的形象退出形象不可触及》

我的形象退出形象不可触及       《冥兽》

“形象退出形象”,便趋向“抽象”迈向了“象形”。这是最古老(如象形文字)而又最新异的艺术层面,指向的是更深蕴的精神形态。在黄翔笔下,达到它的途径是以退为进,它的境界实现是“包容为美”。在这里,“形象退出形象不可触及”,其意味犹如“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渐退渐远没入时空深处的形象似乎与茫茫天幕合一,成为不可触及的背景;同时,却让可以感知可以触抚的“抽象”或“象形”从其“形象的背景”上浮雕似地呈现出来。我不知道这种种“象形”的表现是否已经达到人类感觉的极限,人类想象的极限,人类意识的极限,人类憬悟的极限。对此,诗人的精神象形对其精神本体的浩瀚有如下“测不准”式的探测——

“癫树滔滔怒涌枝杈的默语。”
“世界超越于不可超越。”

              未完的结语:

钱钟书被称为“人中之龙”。这条龙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吸于一身,集中表现在学术文化上纵横恣肆,不可一世;在其性格行为方面,“钱龙”则变作了“潜龙”,却又是非“勿用”的“大用”;有似驾驭一场台风,他与杨绛自居于中心,以异常宁静的处境与心情,注视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也注视着被他搅动的文化风暴一层一层掀房揭瓦而去。
黄翔也是一龙,却是一条“或跃在渊”之龙。这条龙潜修有年,不甘为深潭埋掩而时时蠢蠢欲动;它也曾咆哮而起,直冲云天。“黄龙”没“钱龙”那么深厚的家学渊源,却另有来头,其叛逆风骨之血缘可追溯到怒触不周山的共工,或来自与炎黄二帝抗衡的蚩尤。有别于钱龙对人类学术文化精气的吞吐凝聚,黄龙以它采撷人类精神气息的天秉灵悟,以它独立抗争的人格力量与涵容万象的艺术世界,同样体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与整合趋势;在它那“孤独的绝唱”里,“包含着整个世界的歌声。”
立于20世纪的苍茫暮色,黄翔虽已身入老境可依然充满精神创造的活力。它为自己赢得了赞叹、感佩和尊崇,也引动了惊吓、敌视与震怒。他似乎读透了“虚无”,因而对大多数同类两脚动物的“存在”表示轻蔑,一面却又情不自己地为人类的精神文化殚精竭虑地创造不止。黄翔在自己向自己探视时,往往也要为大宇宙为什么会生成他这么一只人形怪兽感到大惑莫解——

            一个两脚兽在浩瀚的星空下问:
                 我是谁?


注释:

  (1) 参见《崛起的一代》创刊号(1980年10月)集群推出黄翔诗作的“编者按”;
  (2) 黄翔密友哑默的说法;
  (3) 黄翔的出生日与他的精神死对头,且是湖南老乡的毛泽东生日如此巧合,这成了朋友们常常取笑的话题;
  (4) 见黄翔《黑夜之枭》;此外,在他的回忆录、谈话录(《诗魂》、《我证明我自己》)、诗《自言自语》及其他诗论之中,黄翔的自释自评随处可见。
  (5) “对诗的阅读和阐释都不可能单线性地一次性完成。现代诗歌对他的读者(包括诗评家)具有阅读和阐释本身的无限多元性、复杂性和流变性。”黄翔这一颇为客观的说法(见《从一滴水中听潮音》,对他自己何尝不适用。
  (6) 黄翔:《致当代诗坛的公开信》,见《崛起的一代》第三期附文(1981年6月2日);
  (7) 参见黄翔回忆录《并非失败者的自述》;刘青《黄翔:民主墙报晓的雄鸡》(《北京之春》1994年3月号)
  (8) 黄翔78年10月在北京张贴并震诵《火神交响诗》对北岛等“今天”派诗人有“欢欣鼓舞”的“震动”、激励和催发;黄翔80年率领“崛起的一代”诗人激烈地向诗坛泰斗艾青与整个中国当代诗坛挑战,无疑导火线一般引动了后崛起的新生代诗人“狼烟四起”的叛乱。参见“中国民间诗歌白皮书”大凉山诗人发星所办《独立》诗丛第7卷北岛等人致哑默信;高准《中国大陆新诗评析》(1916—1979)一书及钟鸣:《回顾:南方诗歌的传奇性》(《街道》1994年第10期)一文;
  (9) 他的《火神交响诗》和他在《崛起的一代》上发表写于文革时期的诗学美学哲学理论《留在星球上的札记》,对文革之后的新文化、新思潮、新诗学作了惊人的预言。
  (10) 谢冕:《20世纪中国新诗:1978—1989》见《诗探索》1995年第二辑;
  (11) 徐敬亚与《崛起的一代》联系甚为密切,而其诗学论著从未提及黄翔;至于第三代诗人误读黄翔为“搞政治”的,则有“他最好到天安门广场去丢炸弹”的说法;
  (12) 伊里亚·爱伦堡:《司汤达的教训》(《必要的解释》1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
  (13) 仅举一例:曾以“不愉快感”评黄翔诗的舒忠,被黄翔张玲夫妇热情接待了两天之后,从梦巢来我处,我与他谈论黄翔,他竟一语不发。
  (14) 黄翔:《致当代中国诗坛泰斗艾青》(见《黄翔  狂饮不醉的兽形》天下华人出版社1998年8月版);此处原话为:“如果我有机会向世界说话,我将宣布:请把我的骨架竖在艾青面前向‘艾青’挑战!我将从死亡中发出我的声音:在诗的竞选中,我是他的当然的竞争者和必然的战胜者!这里,有谁有这样的胆量敢把我的全部作品和艾青的全部作品陈放在全世界面前?!中国,我看不见你有这样的勇气!在你的脚下抖抖索索地匍匐着一群诗的侏儒!他们不敢正视你!不敢正视人!他们害怕淹死在我的咆哮的灵魂中!”;原文在《致中国当代诗坛的公开信——从艾青、周良沛的文章谈起》一文中,曾由《崛起的一代》第三期以传单夹寄方式发向全国大学中文系;作者收入《黄翔  狂饮不醉的兽形》一书时,作了调整变动。
  (15) 黄翔:《自言自语》、《诗魂》,见《狂饮不醉的兽形》中国作家出版社禁出本。本文所引黄翔诗文,未一一注明出处者,皆出于此。
  (16) 语出唐亚平与笔者的谈话;
  (17) 黄翔二弟,智力颇高,记忆力超群,富逻辑思辩力。
  (18) 参见《“弱”的肖象》中的《困》、《弃婴》、《出逃的脑袋》等篇;
  (19) 柏桦这样描述:“就我听过的诗人的朗诵,唯有黄翔是震撼人心的。他的声音像电流可以穿透听众的心脏,身体衰弱的人会被他的声音震昏,神经欠佳的人会当场疯掉。》(见《西藏文学》1996年第5期《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
  (20) 参见钟鸣《回顾:南方诗歌的传奇性》一文和黄翔在其心理叙事诗《魇》中第22节对朗诵的描写;
  (21) 转译自鲁迅《摩罗诗力说》:“裴伦亦尝评朋思:斯人也,心情反张,柔而刚,疏而密,精神而质;有神圣焉,有不净焉,互和合也。裴伦亦然”。
  (22) 黄翔写于文革时期的散文组诗《从死中觉醒》,对于《野兽》与《白骨》可以互证;
  (23) 参见朱大可《流氓的生命周期》一文,见《流亡与栖居》一书36—3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10月版;朱大可《燃烧的迷津》112—115页,学林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24) 鲁迅《摩罗诗力说》:“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逐以萧条。”
  (25) 参见贺奕《群体性精神逃亡》一文,同《流亡与栖居》一书
  (26) 黄翔回忆录《并非失败者的自述》,见民刊《大骚动》第三期70页;
  (27) 《今天·发刊词》,赵振开1978.11.17致哑默信;参见“中国民间诗歌白皮书”大凉山诗人发星所办《独立》诗丛第7卷《中国民间诗歌发展历史资料·哑默诗歌通信选》;
  (28) 参见黄翔1981年作的《“弱”的肖像》中的《大地》、《复仇》等篇;
  (29) 见黄翔回忆录《半个世纪的烛光》
  (30) 钟鸣评黄翔语;
  (31) 见刘青:《黄翔:民主墙报晓的雄鸡》(《北京之春》1994年3月号);
  (32) 黄翔回忆录《并非失败者的自述》言:“1979年7月2日,新华社来了个记者,要我对国外发表一个讲话;我写了《我站在中国大门口说话》。”事实上,由于黄翔既不肯按当局要求改动那篇文章的观点,甚至也不肯改变这样一个标题。结果可以想见,这样的文章当然不予发表,当局拟将黄翔纳入全国政协之类的意图也随即取消;
  (33) 指黄翔1978年11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木板围墙上张贴的大字报政论文章:《致卡特总统》一文;参见刘青文章的回忆:《黄翔:民主墙报晓的雄鸡》;
  (34) 黄翔回忆录:《狂饮不醉的兽形》(见《大骚动》第三期);
  (35) 参见黄翔《留在星球上的札记》与《诗魂》中对诗的有关论述;
  (36) 笔者在办《崛起的一代》期间,多次听黄翔谈过 “诗歌不仅应当包容政治及其他意识形态,而且应当是更高的弥漫人体-宇宙的精神智慧”的“大诗”观。
  (37) 见黄翔:《尼采:超时空疼痛》等文;
  (38) 这里的“诗”,其涵义已逾出文学品类的范围。参见黄翔《诗魂》、《情绪哲学》等文;
  (39) 参见黄翔《肉体的太阳》、《人体瀑布》等文;
  (40) 大陆朦胧诗派的另一骁将杨炼,曾提出过“智力空间”的诗论命题;
  (41) 黄翔:《宇宙之元·自己烛照自己的黑暗》。

          1985年初稿《诗兽》二万言        
          1996年12月重写;
          1998年3月9日改毕誊正于三尺轩              
          2001年12月18日 再加修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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