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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话钱钟书 (阅读3740次)



           漫话钱钟书

             一

他被称为“文坛的鬼才”,以其文笔的波诡云谲、机智百出著称。文学史家将他列入两个现代狂人之中,另一个叫“无名氏”,此君的小说如《野兽•野兽•野兽》、《海艳》等,惊世骇俗,所写散文也令人目眩神往。钱钟书则“狂”在才气纵横、文思敏捷。每写一人一事、瞬息之间,与此相类相关的万千意念、中外典故、理论学识、生活印象、形象的联想及有关譬喻之类,一齐奔集而来,“汪洋姿肆,酷似古代的庄生”。钱氏的论文,每提笔必旁征博引,尽是中外冷僻古籍。行文间不时塞一段蟹行文字,渊深莫测,令涉猎不多者目瞪口呆,望洋兴叹。

              二

英才早露而又大器晚成,是钱氏独有的成才之道。1910年他出世不久,便传来辛亥革命的枪炮声;随即,钱钟书进入了五•四时代,一个造就拿枪或握笔的巨人的非凡时代。除了生逢其时,他后来成为中国学界之泰斗,奥林匹斯山上一位“神祗”,当然还拥有其他条件:他生在无锡,那是一处中国文化累积丰厚之乡,其钟灵毓秀,似乎又都聚于钱氏一族;且钱钟书生性痴执而又天资英敏智力超群,在其父钱基博先生——一位著名学者文豪的严厉调教下继承家学,从小便博览群书、精于写作,打下雄厚的国学功底。尔后,“念的中学、大学以及国外的高等学府,全是第一流的。”与他结为伉俪的杨绛,则为国人中第一流才女。随时浸润于名师益友之中,自是如名花怒放、不同凡响。30年代初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钱钟书,一位年过弱冠风华正茂的青年才子,以其读书之丰,才力之雄,给全校文科师生留下深刻印象,被认为“有学生以来所仅见”。望着钱钟书气度翩翩毕业远去的背影,清华园著名教授吴宓先生不由得对面前的几位学生大发感慨:“自古人才难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他那颗智慧的头脑赛得是一个宇宙,他肚腹里的书卷也一定堆积如山。毕数十年之心力,出入经史、融汇今古,贯通中西独标一帜,终以渊博与睿智,为海内外学子景仰。以钱氏超卓的才力,要写个“著作等身”易如反掌。可他宁肯象一只土拨鼠,兴致盎然地爬梳古籍,敲骨吸髓般作凝珠滴露之举;如同一只才贝,默默地吞咽日月精华,悄悄地孕育罕世珍稀。“宁纳须弥于芥子”,用简约的文字浓缩浩瀚的结晶。虽然至今他仅有极少的著作与不多的单篇论文叩世,识货的人们对他的学术著作——《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等,莫不视如玉块金砖一般;他的单篇文选,如《旧文四篇》,也犹如一挂珠簾光彩熠熠,阅读它们可视为一种高级享受。研究钱氏的任何一部著作,甚至是其中所提到的某一条脚注,都可以捞个学士、硕士、博士头衔。犹如黄昏夕照发放万道彩霞,学术界以“文化昆仑”为他加冕,倡导建立了一门被称为“钱学”的学科。从钱钟书的著作中,你不难感到一种绝无仅有的深邃而独特的智慧:谈到某种发现时立意的深刻,表达学识的生气勃勃,阐明真理时的发人深省……如此等等,真个是举重若轻,大家风范,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三

但钱氏并不自恃天分超人、记忆力特强而对写作这门道轻视草率,虽然他可下笔如风对客挥毫,“一封骈四俪六的书信,顷刻立就而文辞甚美”。然而每写一篇东西,他总是如巴尔扎克似的改了又改,简直没有满意的时候。“最聪明的人偏爱下最笨的功夫”,在旁人看来已很精彩的手稿,隔天去看,却又涂改得面目全非。在国外求学期间,为博览不易看到的书籍,他一般劲儿埋进图书馆,不免用脑过份,乃至归国后长期患头晕之症。是否因为他爱书成癖,因此博得了一个“书痴”的雅名?的确,他读书全神贯注,即使与人谈话,也往往被手边一本什么书忽然吸引,立时投入其中,象茨威格笔下忘乎所以工作的罗丹,浑然不觉地怠慢了客人。他博识强记,却非“卡片箱”式拘执不化的书呆子——让自己充当海绵或漏斗角色,而只是牢牢记下一切必须的东西。他自“抓周”时与书结缘,后来便无书不读,哪怕字典,辞书之类,也读得津津有味。哪怕是枯燥之至的理论著作,他亦能倒背如流:有一次,他见一位朋友吃力地阅读一本他多年前读过的文艺理论专著,忽然来了兴致,便试着背诵其中几段出来,惊得那朋友张大两眼,连声叹服。他又有惊人的披阅速度,只消一个来回,便把一部难啃的古典哲学剔骨吸髓,装入脑室。换了他人,非用几个星期一两个月不可。“钟书”,他名符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文化大革命时,此老与夫人杨绛曾“下放”到河南罗山五七干校。一个笑话传他与另一位姓丁的,同为一级研究员,被派工当火头军,弄了半天,一锅炉水怎么也烧不冒!后来干校叫他搞专职通讯员,“每天下午到村上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包裹等回连队分发”。他便帮邮电所的投递员辨认难字,总算和“书”藉断丝连。有一天,夫人杨绛指着菜园的一个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此老颇认真地想了一下,回答道:“没有书。”
那阵子他箱子里中只有字典、碑帖、笔记本,对老钱来说,手边没有书混,日子可怎么消磨?

              四

毫无颖问,钱钟书具有稀罕的才智与多面的才具。但如果我们知道他考大学时数学只得了15分,便明白他的才华只不过精于文史罢了。有一忽儿,他不服气别人——例如毛姆,既能搞学术研究又会写小说,便转过笔头试试文学创作,果然长篇小说《围城》一出手举世皆惊!他没能继续写出他更满意的小说,例如“百合心”。最后只留下一本小小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以其连珠妙语极尽幽默之能事;一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其世态人性,好似《围城》的补充。
《围城》如今似乎朝不朽上升,后人也许要向它孜孜不倦地求取研究的素材。这本书该叫它为“学者小说”。它是一位智者参悟特定年代洞悉社会人生之机缘的产品,里面时时露出钱氏卖弄机巧炫耀才识的“刁顽”情性。刁者,已逝的天才青年批评家胡河清称其“刁无锡”是也;顽者,夫人杨绛言其“顽皮”者也。《围城》一书,借用战争术语,影射婚姻职业等人生百态。或者,钱氏原只不过想借此书逗乐一下这个世界,然而,人们在捧腹大笑或忍俊不禁地嘻笑之后,竟然对这本书认真起来,一再翻来复去检查每张书页,淘金似的要发掘什么。此书经人一读再读,如今人们对它的领悟已远远突破它的本文,从婚爱象征到人的生存状态再进一步推演为生命状态的“围城现象”。这里介绍某些研究者对《围城》的一些读法:《围城》是30年代旧中国的新《儒林外史》,它逶迤牵出一串形形色色的知识佬儿:留洋学生、大学教授、社会名流、诗人雅士、绅士淑女、买办洋奴……熙熙攘攘尽是无毛两足动物的臭行丑迹。书中角色多半喝过洋墨水,看去亦然衣冠楚楚,风度翩翩,一副皮骨却畸型丑陋,散发熏人臭气。这是一个“粪窖”一般丑态百出的士林之“城”,钱氏那杆尖刻的笔,为这些浮沉在粪窖中的货色活画了三类脸谱:“愚”与“诬”及双料俱全的“愚而兼诬”。愚者,方鸿渐赵辛楣之流;尚可令人同情与原谅;诬者如韩学愈,病在心术,只合嘲骂;愚诬兼具如李梅亭,穷凶极恶,头脚坏透,当抡大棒狠揍痛打。例外的恐怕只有唐晓芙,那女孩子清纯脱俗得那么自然,似乎超然于一片混浊污秽之上,作者不忍点染以墨,显是情有独钟。
至于《围城》的主角方鸿渐,颇值得读者细细释读。你看他“不愿同流合污却又随波逐流,不想欺世盗名,而又弄虚作假,空有洋博士的金字招牌,谈笑风生的如簧之舌”,阔小姐苏文纨巴他他不想要,意中人唐晓芙爱他他得不到;逐鹿名场,又名没勾心斗角,纵横捭阖的手段,“本领没有,脾气倒很大”。好比“狗屎捏的鞭,文(闻)也文不得,武也武(舞)不起。”难怪这小子会在求学、情爱、婚姻、职业(事业)这四大人生舞台上逐一败北:吃够白眼,受够排挤而伤痕累累,从失学失爱最后竟弄得失偶失业,“茫茫然不知所往”。这四大人生舞台,虽是方鸿渐左冲右突难以打破的四大围城,却未尝不在文凭、爱恋、婚姻,工作等方面照射出现代社会芸芸众生的尴尬境遇?方鸿渐,顾名思义,好比一只心高气傲的鸿鸟,可他渐渐踏入的人生之境,并无多少得意春风相偎相伴。这一种相当普遍的生存困境,对于进入现代文明的人类现实似乎是一个象征。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病态产儿,方鸿渐这个形象因此表现出其特异之处——对中国文学表现国民性主题的超越。方鸿渐这个形象,与当代作家王蒙所写《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同属中西文化激流交汇时冲刷出来的一块浮木。寻思其意蕴,人们发现他不仅呼应了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而且和本世纪世界文学大师们创造的“反英雄”(乔依斯)、“迷惘者”(海明威),“局外人”(加谬);“等待者”(贝克特)、“无能为力者”(约琴夫•海勒)、“挂起来的人”(索尔•贝娄)等形象有如挛生兄弟一般,体现出对人类基本生存状况和人类基本根性的深刻思考,体现了现代精英思维的普遍走向。人们发现,钱钟书已不声不响地为现代人类塑造了某种“围城人”的形象,从而丰富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现代人”系列。

             五

 《围城》又被称为“恶棍小说”。这派小说的特点,无所谓故事与结构,通篇笔飞墨舞,奇譬妙喻层出不穷,极尽冷嘲热讽,明揶暗揄之能事,令人捧腹喷饭;字里行间,隐隐露出作者嘻笑的表情。钱氏的讽刺艺术、深刻、精致而又轻松活脱。他以讽刺诗的手腕淋漓尽致地勾画出一幕幕可笑的场景,感觉的灵巧笔墨的精妙令人叫绝;他那不安份的炫才露性的文笔,满带书卷味儿,却又不失口语式的纯白明畅。其讽刺的效果,一别吴敬梓、鲁迅、沙汀、张天翼等人的沉郁与凝重,而显特别的轻松幽默。这种亮丽的被称为“银笑”的讽刺艺术,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可谓别开生面。他以一股犀利劲捷的笔力,妙趣横生的语言;以他对世俗社会的精透观察以及联翩而至的想象和他博闻强识的知识容量,加上他纵笔自如的叙事与描写技巧,才华横溢地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独特的讽刺艺术世界,为中国小说带来了一种灵动机智而区别于“剑”与“火”的讽刺艺术。他的《围城》、《猫》等作品,使一种“机智”讽刺得以确立,被学者认为是钱氏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独特贡献。

  当然,《围城》也并非无懈可击,钱夫人杨绛就说,小说若让方鸿渐与唐晓芙结婚后再闹离婚,“围城”的意蕴表达就更显豁、透彻些。钱钟书向来以玩“急智”式的比喻著称,《围城》中的巧比奇喻常使人应接不暇,但作者似乎没留心逞才使性时落下败笔。例如他写方鸿渐打鼾:象风涛澎湃,又象狼吞虎咽,中间还夹一丝又尖又细的声音,忽高忽低,枭枭不绝。有时这一条丝高上去、高上去、细得象放足的风筝线就要断了,不知怎么象一个峰尖,又降落安稳下来。把个赵辛楣的神经刺激得吊上去、掉下来……这描写足够精彩刺激,可惜游离了人物性格与情节!试想方鸿渐和孙柔嘉以后的结婚日子,方鸿渐打这种要命的鼾声不折杀孙小姐才怪!必令夫妻口角正好各睡一处。但钱氏后文再不提写。就打鼾的毛病,安在方鸿渐头上当然不妨,但若将这毛病送给李梅亭,似乎更加适当。读者想必不会诧异 。

              六

  进入耄耄之年,这位中国当代学界巨擘的修为似乎已进入“无为无不为”之境,表现之一就是对吹捧和礼赞的无动于衷。他不仅断然拒绝在热门电视窗口——比如《东方时空》中的“东方之子”栏目抛头露脸,也对众多倾慕者登门拜谒的请求悉加回拒。“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此老在电话中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何必看那只下蛋的母鸡呢?”国外重金礼聘讲学,他亦一一逊谢不敏。这一辈子他经受过狼烟炮火的战争离乱,也领教过专制政治的钳制与鞭挞。举世嚣嚣,风云变幻,加上曲高和寡,他显得不爱交游,喜欢的似乎总是坐拥书城,只扼守内心的自由与精神的通达,但和朋友相聚时,他又总是谈笑风生,机趣百出。据杨绛说,连孩子们也被钱伯伯的谈风吸引,暗暗躲在门后偷听笑乐。情性的自由洋溢使钱氏似乎特爱恶作剧式的表现童心,例如在睡熟的小女儿肚子上画上一块花脸,把乱七八糟的玩具或非玩具埋进孩子的被窝里让其睡觉时惊呼尖叫,然后开心大笑。
前些年,此老因一部电视剧《围城》的炒作,不经意地把他周围的世界逗得热闹非凡;他自己却抽身局外,依然在书桌前求索冥思,安享台风中心的宁静。“你们年轻人”,钱氏对一个他喜爱的小伙子说道,“名、利、地位都不要去追逐”,他的话语重心长,“要紧的是充实思想。要多层次、多线路、多方位地去思维。”
钱钟书用他的小说阐释了人类的恶习,辛辣地挖苦了人类的丑行和愚蠢。但世人纷纷扰扰关于钱氏与《围城》所说、所写、所做的一切,包括本文在内,未必会入他老人家的法眼,在他嘲讽的嘴角凭添几许赞许的神情。

他一心要完成的是举世无双的抱负——探求贯通中西文艺铜铸铁打的根本规律。为此,他或许要付出非比寻常的代价——后人对他这种权威的苛求与质疑。生逢一个严峻的世纪,当后人在大师级层次将陈寅属的文化人格与钱氏比较时——这是免不了的——也许不无微词与疑问吧?然而不管如何,钱钟书仍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奇迹。他的生命已化作一行行耐人寻思的文字,象一颗冉冉西去的慧星,以静穆的大美,在浩浩时空中接受各种流星的撞击或闪烁或燃烧,然而兀自默然远行,并渐次没人虚无,那永恒的玄黑之境。

写于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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