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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徐光耀文集》研讨会上的发言 (阅读3816次)





                幸存者的记忆
            ——在《徐光耀文集》研讨会上的发言

                  ■ 杜 霞


  与徐光耀先生的相识,还要追溯到世纪之交。那时,他的长篇纪实文学《昨夜西风凋碧树》刚刚发表,受一家文学杂志的委托,我前去拜访先生。还记得那是个阳光很好的春日,在先生的书房“自拔斋”里,我们的谈话,和阳光一样恬静、舒朗。不知不觉,一个上午过去了,临别时,老人送我到门口,忽然悠悠说道:好久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了。
  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刻,心头蓦然涌动的温暖和感动。想一想,徐老属牛,我也属牛。我们之间,是四十八年长长的光阴。那么,是什么,弥和了我和徐先生之间那漫长的生命时差,又是怎样的力量,让年轻的我穿越了时光的隧道,触碰到一个老人沉实的内心?
  今天,当我捧起这五卷本同样沉实的《徐光耀文集》的时候,这种感觉又一次涌上心头。
  徐老曾说:我是一个幸存者。我幸存且分享了先烈们创立的荣光,靠的就是他们用破碎的头颅和躯干,搭桥铺路,奖掖提携……在徐先生的文字中,时时可以感受到一个沧桑历练者回溯的目光:

  人生本来就像一场旋风。你可能经受过酷暑的熬煎,严寒的冰冻,可你尝过战争的滋味吗?那异乎寻常的激剧、凶暴和惨烈,但愿以后我们不再看见了!然而,近几十年来,战争曾多次侵入过我们的生活,并不因为我们不喜欢它躲开我们。但我们尝够了无穷的灾难和惨痛之后,灾后看灾,平心静气,却能发现战争还有着特殊的景观……
                     (徐光耀《冷暖灾星》)


  然而,这些关于“苦难”和“记忆”的文字,也让我在感动与震撼的同时,开始越来越怀疑一个幸存者的“幸运”。生命从来都不仅仅属于自己,对于一个幸存者,尤其是。当灾难莅临,生命或者消陨,或者存留。但一并留下的,还有记忆。那是惊悸的眼神、微弱的心跳,那是生命在刀尖上的滚动。记忆永不消陨,记忆让幸存骤然沉重。
  于是,直面“苦难”也就成了幸存者所必然要承担的宿命,而如何记忆和书写苦难也就成为人类心灵壮大的某种契机。奥地利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意义治疗学派的创始人弗兰克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发现了痛苦的意义,“痛苦”也就不再是痛苦了。因此,一旦认定了受难的意义所在,个体甚至甘愿去承受它。但弗兰克并不是一个“苦难财富论”者,他并不把经受痛苦作为发现意义的必要途径。他只是强调:如果人生真有意义,痛苦自应有其意义。正如命运和死亡一样,痛苦是生命中无可抹煞的一部分,但前提是这种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二战期间,二十四岁的弗兰克成了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俘虏,他结合自己的受难经历说明,生死关头当大多数人在考虑“我们能活着出集中营吗?如果不能,所有这一切忍受苦难就都毫无意义了”的时候,他感到困惑的问题则是:“我们所经受的这一切苦难和所目击的这一切死亡,究竟有无意义?倘若毫无意义,那么,幸存的意义又何在?因为如果生命意义取决于能否侥幸逃生之类的偶然事件,那就根本不值得为此而活着。”
  我有理由相信,徐先生正是在对苦难的意义追问中走上了他的文学之旅。回顾一生,徐先生说,有两件大事,打在心灵上的烙印最深,成为他永难磨灭的两大情结,那就是抗日战争和“反右派运动”。如果说是战争淬打出了生命的强度和韧性,让亲历者更深切地体会到了生之艰难和伟大;那么反右、文革则是对精神个体的一次更严酷的拷问。徐先生写道:“反右派”运动之所以成为我的另一个情结,就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中年以后的命运。它把我的心劈开了,撕掉了我的眼罩,使我看见了先前不曾看到的东西……因此,在世纪之交,这个曾经写过《小兵张嘎》、《新兵马强》的老兵,不顾75岁的年迈和病痛,又一次沉潜到记忆的深处,将一段颠倒错乱的岁月沉沉地拎起,《昨夜西风凋碧树》一经刊出,就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获得2002年的鲁迅文学奖——是的,生存的真相往往是经由幸存者揭示的,还有谁,比一个幸存者更能看得见那些生命里的暗夜?!
  忠实于自己的记忆同样需要勇气,《昨夜西风凋碧树》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浩劫亲历者痛定思痛后的良知和自省,而在阅读文集的过程中,我还是会一次次地为作者的磊落和坦诚所感动。《我怎样写<平原烈火>》是徐先生写于一九五一年初的一篇创作谈,那时节,他的第一个长篇《平原烈火》刚刚出版,一时间好评如潮,二十五岁的徐先生初次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他真诚地热爱着,真诚地相信着。在那样的文字中,可以感知到一个文学新人素朴的热情,但也不难触摸到特定文学气候下,在写光明、写典型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的规约下,年轻作家那隐隐的愧怍与不安……就是这样一篇不免显得稚嫩的少时之作,文集也收录了进来,然而,更引人沉思的,还有作者特意附在文后的一个补注:

  注:丁玲曾就这篇文章对我说:“你那篇文章写得不好,以后不论谁叫你写这类文章,都不要写了。你怎么写的那本书,脑子里朦朦胧胧,还不大懂呢。”
  把这几句话附在这里,作为对丁玲的深深感念。


  我不知读到这里,别人会有怎样的感觉,我当时确乎是心头一震。不虚美、不掩饰,坦荡为人,率性为文——这是真正的大家风范。就在几天前,我电话问候徐先生,当说到要在研讨会上发言时,他特意叮嘱道:你就有啥说啥。对历史和真实的尊重,彰显出一个写作者对自我生命的认知和承担,承担了自己,也就承担了世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读徐先生的文字,让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一种可贵的“历史主义”的态度,而只有秉承着这样一种态度,我们才有可能避免用革命和政治的逻辑去轻易地豁免种种扭曲和缺失;与此同时,也才能够警惕以当下的价值去菲薄历史,以个体的伦理去代替革命的伦理。
  说到这里,我还很想谈一谈徐先生带给我的学术机缘。2002年,当我考入北师大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正是因为看到了我写徐老的那篇小文《慷慨自拔斋》,导师王富仁先生帮我敲定了“解放区文学”的研究方向。然而,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必须承认这个选题给我带来的困难与挑战。面对着一个陌生而遥远的经验世界,面对着一些几乎模式化的故事情节和过于朴素的文字,我的阅读习惯、审美方式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就在我又一次犹豫是否该放弃这个选题的时候,我读到了美国学者杰姆逊的一段论述。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对那些非现代派的第三世界文本缺乏理解和同情,是因为经验体系的差异与隔膜,那种被认为是老生常谈或幼稚的叙事方式,其实具有着我们所不能分享的体验和对社会的责任与关注,而要想有效地阅读这个文本,就必须放弃许多对我们个人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东西,承认一种因为陌生而可怕的存在和环境——一种我们不了解和情愿不去理解的存在和环境。
  是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在现代性语境下,在全球日益一体化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谈论战争、革命、阶级和历史,我们又该如何留存住一个族群的记忆呢?昨日无法重现,历史无法复原,也许,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一种“理解的同情”,尝试着与过去、与历史的对话。慢慢地,我的心安静下来。在思考的过程中,在一次次地“返回历史”的阅读中,我也会时常想起徐先生,想起与他的忘年之交和四十八年的岁月之隔。我这才猛然意识到,我无法与过去、与历史告别,我的祖辈亲人中,有不少人和徐先生有着同样的经历,他们是十三岁的小八路,是深入虎穴的老交通,他们有的被汉奸活埋,有的在激战中英勇牺牲……那些过早陨落的青春和生命,让我真切地感知到:一代人与一代人的记忆,是可以衔接的。我的血脉里,正流淌着他们的悲壮与激越;我的心魂里,也回荡着他们的呐喊与欢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一个幸存者,正因为生长在了这样一片灾难深重的土地,我才有幸承载了一种苦痛,一种记忆。所以,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当有老师问我为什么会选择解放区文学作为自己的选题时,我说:读懂他们,也就读懂了我自己。
  今天,在这里,面对徐先生和他的文集,我还想说的是:读懂他们,也就读懂了我们自己。

                      2005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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