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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二:回归亲情 (阅读3630次)



诗歌回家的六个方向
——论新世纪“诗歌回家”之二

徐敬亚

方向二:回归亲情
    向亲情的回归,治愈了诗歌的“深刻病”

2-1【新世纪诗歌回家中的“老桑现象”】
    20多年前,在《崛起的诗群》中,我曾郑重地请人们记住1980年。
    现在,我对2004年感到十分奇怪。当然,我只是并不“郑重地”想了想,这一年有很多诗歌事情发生:
    2004年,移居荷兰15年的多多回到中国并受聘于海南大学;同年,在德国多年的张枣、萧开愚双双落户河南大学;本文上述的李亚伟的抒情诗写于本年;默默的长诗第六章写于本年;本文后半部分所说的柳冬妩关于“打工诗人”的长文发于本年;王小妮、严力关于诗歌业余化的谈话出现于本年。另,如我在本文之一《诗,由流落到宠幸》中所列举的那样,这一年在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诗歌热潮,几乎每一个月在中国大陆都在持续不断地举办各类诗歌活动。
    我说的“老桑现象” 也发生在2004年。它更是一个诗歌故事,是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诗歌爆发”。
    年初,我与唐晓渡、王小妮等去海南。桑俊杰,50有余,高大的身材,微笑沉稳地望着你。认识的过程非常迅速,八十年代文学青年们的谈话,几个词之后就可以切入最深的话题。3天之中老桑的车几乎代替了我们的脚。
    对不起,由于类似故事,我这部分的文字节奏稍稍放慢一点。
    1月1号,我们坐在宝华大厦顶层的旋转餐厅用餐。窗外金字塔一样的玻璃幕墙上凌空悬挂着三个清洗大厦的工人。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戴着白帽,一个戴着红帽。在遥遥的雾气中,三个垂吊在百米高空的人像下落的太阳一样一点点地被旋转过去了。当时我有感觉,但我没有诗意。后来,正是这一幕被老桑写了出来:

几个身影沾满了阳光
把我和阳光一起悬在高空
休闲的早茶开始旋转
一座城市的高度慢慢下降……
    桑俊杰《城市的高度》(《沧桑诗耳》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3个月后,我在昆明接到了老桑的电话。他说:明天就飞昆明!但因为我们要赶去金华,我说就金华见吧。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有什么急切的事情。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与老桑一起飞到金华的,还有厚厚的一迭诗稿,足有几百页。没有想,我们和唐晓渡等在海南那些不经意间的谈话,竟突然激活了老桑沉寂了20多年的心。3个月,100多首诗,老桑喷发了!
    从金华回家,我逐字逐句地读完了他全部的诗稿。老桑,也曾是八十年代煤矿行业中的诗歌佼佼者。但说实话,他的诗并非先锋,其诗艺基本上没有超过我的诗歌审美边界。但这并不妨碍我出现了一种多年没有过的、持久的、大面积的感动。是他诗歌“海啸”的爆发,使我忽然感到了什么。也许和我这篇文章的产生都有关系。
    老桑多年从商,衣食无忧。他对诗,几乎一无所求。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人3个月内沉溺于诗,掉了十几肉。他,图的是什么?
    是一道快速的闪电,击中了他!是一种被深埋内心20年的煤突然燃烧,是这些割舍不掉的思维光芒照亮了一个人多半辈子的生活……
    据老桑后来回忆,那些天,他一生经历过的人与事全部活起来,在头脑里走动着。他只是拿起笔写,不断地写。写一段时间后他专门飞回到了东北,情境交融,往事更加喷涌。他说这种事,在八十年代那么热的文学背景下都没有发生过。
    这,就是2004年中国诗歌在一个年过半百人身上发生的类似化学反应的故事。诗像某种特殊药剂,带着20年的潜伏性因子,突然回归,突然现形。
对于老桑来说,诗不是一种文化标签,诗是一条最窄的、最可信赖的通道,只有它才能让生命中细密的颗粒通过;同时,诗也是一种双向的人生放大镜与微缩镜,惟有它对生存的变形才能最有效地抚慰灵魂。
    老桑诗歌中最感人的部分是“至爱亲情”。

和女儿通电话
是一种牵挂更是一种享受
和女儿通电话越通爸爸越老
    桑俊杰《和女儿通电话》(《沧桑诗耳》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他写母亲用过的《磨盘》,写父亲的《磨石》,写《老伴》,写《酒友老汤》:

老汤死了
死于正月十八

老汤是我的酒友
老汤酒量比我大

送走老汤的当晚
老汤托梦给我
啥时再喝点咱俩

我在半夜里被梦惊醒
一身冷汗
一枕断发
    桑俊杰《酒友老汤》(《沦桑诗耳》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老桑写诗的意义,单纯到了极点。他只是为自己的亲人、朋友而写,或者说只为自己而写。他没有任何图谋,他不想通过诗改变经济与地位,他也无意通过诗进入文化圈子,更不想进入什么文学史。因此,他的诗朴实无华,他忽略复杂的修辞方式,最大限度地弱化了文体意识。他由此回到了诗歌最原始的写作动机。这就是老桑的可爱之处,可敬之处。
    老桑的这种原始回归,唤醒了一个沉压在我心中很久的重大问题:诗对于一个现实中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是什么动机在暗中促使一个正常的人去写诗这种东西?
这是一个陈旧的问题,也是一个最原始的问题,因而也是最重大的。用另一种表述说,是对当下诗歌创作最本初意义的一种拷问。
    过去20多年来,中国诗歌总体上在追逐西方。“先锋性”成为最响亮的口号与旗帜。更多的人写诗,意在追逐文化意义、语言意义、修辞与文体的意义,而最本质的诗的内涵,即人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被极大地忽略。很多人写的诗看似高明,却在最原始的写作动机上出现了致命偏移。诗为了发表而写,就是为了文化而写。而暗中被观念操作、欠缺了生命中最珍贵质感的诗,只能像一架没有支点的悬空梯子。写诗这件事,在当代已经出现了严重异化。
    诗,对于人类来说,最基本的意义是它与生命的互文性。
写诗最初的冲动,一定是非常私人化的。普希金的抒情诗有将近四分之一是写在朋友的纪念册里,甚至写在美丽少女们的披肩上。

我不想取悦骄狂的世人,
只希望博得朋友的欢心
这些朴素的,高远的诗句,
有些儿恢谐,也有些忧郁
里面有冷静的头脑的记忆,
和一颗苦涩心灵的倾诉……
    普希金《欧根·奥涅金》(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

    普希金的这些诗,都是我在近40年前的文革中最早读到的。再次抄录它们的时候,我在反思我写过的诗对于我个人的意义。它们哪些是真实的?哪些诗纯粹是为了我自己写的呢?当代有名或无名的诗人们,这些最基本的诗与人的关系,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了。

2-2【路云与他的“沉默的抽屉”】

    与“老桑现象”相似的是,新世纪之后,我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沉默的抽屉”的故事。抽屉的主人,不是中老人,而是相当年轻的诗人们。他们写着,但他们沉默着。像每天按时上下班的卡夫卡一样。
    路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与称谓:

    朋友是一些爱热闹的人,以致我常常走进某一个生活圈子。当他们面对政客、有钱的人、或者同样的一个小职员、司机、牙科医生,或者某个来历不明却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时,他们找不到体面的词语,往往会大声说:他是一个诗人……诗人,在这里是一个让双方都不致于尴尬的称谓。
    路云《春天是一把多么好的扇子》(诗集自序)

    他16岁开始写诗,但很久以来,谁也不知道他是诗人。但他有一个“沉默的抽屉”,里面装着几部诗集的稿子。他轻描淡写地写道:

    是不是一个诗人是用不着当真的……人们看不到我的长头发,听不到我的胡言乱语,作为一个职员还过得去,作为一个朋友也很理性……事实上,我没有出过集子,甚至也连列席一次地市级文联年会的经历也没有,有限的手稿都放在一个抽屉之中……
    路云《春天是一把多么好的扇子》(诗集自序)

    但路云的确是个写诗的。诗歌不是他的谋生手段,仅仅是一个人的隐秘生活。像老桑一样,他也写亲情,也写兄弟:

兄弟  我们有几个
好兄弟  我们抽烟  放火  我们相约在春天的
第一个炸雷下面 守候你的一行热泪
在惊慌中看清你像闪电一样的白短裙
    路云《我的好兄弟》

    最近,一位朋友发现了路云的秘密,他要打开这个秘密容器:

   “我唯一要做的是强行把他的抽屉打开,并把他墨迹尚未干透的手写体变为印刷体,因为评判与我无关。时下读诗的人越来越尖刻,而写诗的人却越来越宽容,好像连自己的尿布片也充满智慧。路云似乎与这一切毫不相干,因为他有一个抽屉。在我看来,一个沉默了十六年的抽屉本身是一首最为真诚的诗。”
    徐亚平《突然想起今年是马年》(《湖南日报》2002/08/14)

    这就是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当代中国迎面碰到的一老一小的诗歌故事。用时兴的话来说,在公开的诗人名单中,他们并不“在场”。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地活在自己真实的诗歌经历中,活在他们珍藏的抽屉深处。
    诗,确实是在最根本的“立场”上,缓缓地向原始的方向回归。
    在日益升起来的真挚的、温存的亲情愿望面前,得了20多年“深刻病”的中国诗歌,再也深刻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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