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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穿谎言是批评的重要功能(答《文艺争鸣》朱竞女士问) (阅读4393次)




  问:您对20世纪的印象是什么?

  答:20世纪指的是什么?是间接材料给我的印象,还是亲身经历的印象?间接材料留下的印象就太多、太复杂了,可以让教授去做专题研究,然后高屋建瓴地总结吧。我想,在这种简短的对答中,还是谈一点切身的印象吧,至于我没经历过的那一段,让老同志去谈。


  童年印象:饥饿。

  我依稀记得我奶奶将稀粥的水喝掉,将干的喂给我吃。我父亲是医生,但迫于无奈,每天上班之前要抹黑到很远的地方去种红薯,拉我陪着,一边种,一边对我发泄怒气。天天吃红薯,直到70年代初,米饭里面还有一半是黑红薯干。现在,我一见红薯就想呕吐。


  少年印象:恐怖。

  一天傍晚,一群穿黄狗皮,戴军帽和红袖章的家伙,“咚”的一声踢开了我家的门,说是革命造反派。他们将我父亲和母亲的头发剪了,打了我一个耳光,然后翻箱倒柜拿东西,甚至连我的飞行棋、跳棋等各种玩具都不放过。他们带走了我的父亲,还经常来骚扰。几天之后,我亲眼见到他(她)们乱棍将一位四五十岁的地主活活打死……


  青年印象:疲惫

  开始是卖苦力,累得龟孙一样。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复习、考试、读书、分配、求上进、窝里斗,看领导眼色,就像上辈子欠了债似的。全社会的年轻人都这样,当时的意思是要提前实现四个现代化,苦点累点也光荣。直到80年代后期人们才发现,“四化”太玄,钱比较实在。


  中年印象:疯狂

  20世纪90年代就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大家都在疯狂地、不择手段地、厚颜无耻地捞。当然主要是捞钱,不能直接捞的就间接捞,搞“曲线救国”,通过捞职务、捞职称(现在是博导)来实现自己的疯狂金钱梦。当众跳龙门,背地钻狗洞。有一位“博导”得意地告诉我说:“我每年能控制30万元,够了。”你想想,这个数开小店要开到什么时候?



  问:您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存在吗?如果答案肯定,您怎样理解?

  答:这个概念太复杂,不讨论它,让我们直接进入问题。现在,“知识分子”成了一个讽刺人的词了,人们会反击地说:“你才是知识分子呢!”。这有点像美国和香港的情形。在美国和香港不流行“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这个术语,而是流行“专业人士”(Professional)。在他们那个高等教育普及、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里,任何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专业团体、专业机构、专业人士来解决,对“知识分子”阶层的需求最起码是不迫切、不明显的。

  我们这里的情况比较特殊。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生存的地方(大城市)专业化程度正在不断提高,像上海、整个珠江三角洲等地更有代表。这些地方需要的是规范化的市场和专业化的管理,对知识分子的喋喋不休不感兴趣。另一方面,更多的地方、更多的人,特别是农民,教育程度很低,还很糊涂,需要“知识分子”来替他们说话,启蒙他们。于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都转向农村,试图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不知道能不能走得通。俄国民粹派是失败了,最后只好去搞暗杀。

  问题也正出现在这里。面对农民,“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地优越感,以精英自居。农民不理这些,你们爱怎么的就怎么的,他们照样日出而作,甚至丢下耕地进城打工,一点也不“反抗现代性”。他们成了现代化的同谋,铁杆兄弟。
 
  所以,知识分子的智力功能被专业人士(Professional)所取代,而他的批判性功能也变得十分暧昧。因为工人和农民也会批判。从这个角度上看,正像葛兰西所说的: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问题在于,谁在体现批判的功能?如何体现?他们的批判与什么相关?是小集团还是人民?他们批判的根据是什么?是乌托邦?如果没有,那他们与农民批判家就混为一谈了。最后我想说的是,个人的力量不仅有限,而且可疑!健全的社会体制和监督机制十分重要。



  问:对您影响最大的书和人是什么?能说说你和他的故事么?

  答: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989年10月一个灰暗的下午,我第一次读到他的小说《穷人》。那是一个百无聊赖的日子,当时我在参加某地质队一个思想教育会议,我离开会场,躺在小旅馆脏兮兮的床上,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小说,好像还是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苇丛芜译本。我当时真的是被他迷住了,很震惊,乱糟糟的心里出现了一种十分奇怪的东西,说希望也行。他给我的是一种灵魂的“启蒙”。后来,我又读了他的《罪与罚》、《白痴》和《卡拉玛佐夫兄弟》等小说。我决心要离开,去学习俄罗斯文学。90年复习了一年俄语,91年去上海读书。此后的整整三年,我把时间全部交给这位俄罗斯作家了。

  直到今天,我还经常翻一翻他的书。现在争得不亦乐乎的问题,在他的书里都有。什么自由派和左派,什么本土与西欧,什么信仰危机,什么革命与改良,什么欲望与道德,看看《白痴》和《卡拉玛佐夫兄弟》,里面全有了;特别是《群魔》里面,问题更集中、更典型。

  当然,这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主要的特点,他那个时代的作家都这样,喜欢发议论。他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写作和表达方式。他不为形式或者结构写作。他为心灵写作。内心是一个疯子或白痴,就有一种疯子或白痴文体。像屠格涅夫那种优美、完整、团圆的结构,在他这里是不存在的。但他内心深处永远有一个“大团圆”,一个“乌托邦”,就像他笔下的阿廖沙那样,离开清静的修道院,回到我们脚下这片肮脏的土地上,俯身下去,流着眼泪亲吻它。我们都是可恶的清醒人。他是一个疯子,一个天才的、残酷的疯子。



  问:你毕业于哪所大学,什么专业?目前大学教育的主要弊端是什么?谈谈学校教育对你的影响。

  答:我的文学专业教育是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专业完成的,方向是俄苏文学,没有受过中文系本科教育。我原来的专业是水文工程地质学。这个专业现在很吃香,广州的地产开发商首先就要拿到这个专业发放的通行证。我的导师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特别宽容。我每月或半月到她家汇报读书心得,学期末交一篇论文,最好是已经在杂志上发表过的。她再提一些建议,介绍一些莫斯科文坛最新的动态。就这样过了三年。当我说毕业后要搞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时候,她说:“可以,最好结合俄苏文学一起搞。”哈哈哈哈。

  现在还没有到谈论教育内部问题的时候,而是机制问题。今天的问题在于,大家都在混。混文凭、混职称、混博导。博士毕业去当小报编辑,去证券公司炒股,混这个文凭干什么?既然都是混,教育内部的问题(教育方法论之类)也就不太突出了。为了控制研究生混文凭,学校不断地给学生制造麻烦,比如,硕士生、博士生还要上大课,还要考试。不想听的依然不听,想听的听不进,因为讲课的也是混来的资格。考试最难的是外语,但博导和教授不需要外语。北京某著名大学的教授出国开会,除了hello之外,嘴都张不开。某高校一位教授正在复习准备考博士,突然博导资格批下来了,白忙了半年。为了控制普通教师混职称,学校制定各种考核,在什么级别杂志发文章记多少分。一些杂志于是抓住机会创收。今天的一些所谓权威杂志,实际上已经毫无权威可言了。这不仅仅是教育界的问题,到处都一样,到处都是混世魔王。一提到学院派,人们心中就出现了一批混子的嘴脸。真是亏了少数认真的学者。

  学校教育的积极影响是让我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有点廉耻。消极影响是说话还不够直接,当绕了一个学术圈子回来,菜都凉了。



  问:您认为对于一个作家和批评家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答:应该具备的:独立的批判精神,敏锐的感受力,良好的表达力。应该抑制的:野心,说大话,中庸,见风使舵。


  问: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答:从技巧上看,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西方当代的先进技巧也模仿到手了,诺贝尔奖也拿了一个,还有很多作家正在向第二个诺贝尔奖冲锋陷阵。什么都有了,还有什么问题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应该出在技巧之外。技巧算什么?技巧越高超,谎言掩盖得越深。大家都在制造一些美丽的谎言,其美名曰:修辞。批评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戳穿这个谎言。

          (2001年7月2日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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