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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教育与作家创作关系的调查 (阅读7052次)



大学教育与作家创作关系的调查
湖北大学文学院   梁艳萍
进入1980年代以来,作家接受学历教育的情况,与上世纪的50、60、70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作家系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大提高。从大学校园走出的作家,给文学带来哪些新的特色?作家的学历的提升对文学创作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考察这个问题,对于文学工作和教育工作,都有一定的意义。
二十多年来我们的高等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作家接受高等教育有多种不同的模式,呈现颇为复杂的情况。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把对象设定为:从1977年恢复高考起,截止到2003年,念过全日制的四年大学本科全过程的作家。为方便起见,这里不做列表,只按出生年月列出1949年以后出生,1981年以后大学毕业的,在中国大陆较有影响的118位作家的姓名:
陈建功、徐敬亚、李晓、高伐林、徐小斌、张辛欣、韩少功、邓贤、翟永明、钟鸣、范晓青、刘索拉、卢新华、张平、于坚、张曙光、王家新、南野、唐晓渡、陈村、王小妮、潘军、林白、李庆西、杨争光、王小波、何冀平、何立伟、王旭峰、麦天枢、马原、洪峰、柏桦、方方、张旻、李杭育、陈超、张弛、阎真、刘震云、叶兆言、唐亚平、金海曙、何顿、裘山山、陈染、宁肯、刁斗、苇岸、皮皮、王彪、李洁非、韩东、丁当、普珉、小君、默默、刘漫流、孟浪、陈东东、陆忆敏、王寅、尚仲敏、燕晓东、墨白、何顿、简宁、红柯、冯秋子、谭延桐、苏童、牟森、西川、骆一禾、戈麦、张枣、鲁羊、郑单衣、李亚伟、万夏、胡东、马松、北村、格非、海子、臧棣、艾伟、伍立杨、树才、西飏、巴音博罗、张执浩、毕飞宇、麦家、徐坤、李洱、伊沙、丁丽英、余笑忠、李冯、朱文、吴晨骏、张者、李大卫、贺亦、张生、崔子恩、李建春、朱文颖、廖一梅、祝勇、杜丽、周晓枫、朱朱、尹丽川、陈家桥、沈浩波、李修文。
对一个作家来说,大学教育,首先影响的是其文化价值观。纽曼说过:“大学不是诗人的诞生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一些诗意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缺少感染力是无可质疑的。”大学虽然不直接培养作家,但它提供了学子心灵滋养空间。大学的文化氛围、图书收藏,大学中有人格魅力的教师,大学里同学之间非功利的交往、讨论、切磋,都在无声无形地浸润、熏陶、改变着接受大学教育者的思维方式、审美意识和文化品位。尽管许多作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批评、指责、甚至是抨击大学里“学究”式的教授、一成不变的教材、僵化的教学模式、腐朽的管理体制,而且这也并非毫无来由,但当他们回忆自己的人生历程时,影响最大、印象最深的仍然是大学的生活。“莽汉诗人”的代表李亚伟曾经说过,如果当我老了回忆自己一生经历的时候,“我终身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是大学4年”,尽管“我无休止的旷课至少3年以上。”
大学文化丰富深厚,对作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上述作家中,陈建功、李晓、韩少功、方方、刘震云等,他们的代表作品在现实主义笔墨里融进新的时代因素,做出显著成绩。下面我们侧重阐述文学风格新变的一面。因为,在我们看来,那其间利弊得失尤其需要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是提供一些典型的事实。
最近二十多年,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国外的文学、艺术,常常较早在大学里得到介绍,大学生出身的作家,在学习、借鉴国外文学新的创作方法、新的艺术形式上,也就往往得风气之先。其中一些人由此超越以往的写作模式,创造出独特的审美形态与艺术特色。
新时期以来,具有“先锋”品质、现代意识的作家,不少具有大学学历。像徐星这样“一个清洁工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家,在“先锋文学”中毕竟是凤毛麟角。受过大学教育所独具的知识上的优势,使“先锋作家”可以迅捷地在思想理论资源方面接受萨特、德里达、福科、罗兰·巴特、巴赫金的影响,吸纳西方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地理学以及一切有助于文学创作的知识。在写作方面,他们借鉴加缪、卡夫卡、塞林格、凯鲁亚克、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等的经验,采用“隐喻”、“荒诞”、“反讽”、“魔幻”等多种手法写作。
就具体作家来说:
刘索拉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1985年第3期《人民文学》发表《你别无选择》,小说借鉴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抛弃了旧有的小说框架,将人物置于情感流动的内心时空,赋予作品强烈的主观色彩,展示了刚刚走出文革阴影的一代人的自我意识, 成为先锋文学的先声。之后的《蓝天绿海》、《寻找歌王》、《混沌加哩格楞》都是与音乐相关的小说。90年代以后,刘索拉沉浸于音乐,根据自己小说改编了摇滚歌剧《蓝天绿海》,创作了音乐舞剧《六月雪》及《蓝调在东方》、《缠》等音乐作品。她在一篇访谈中说:“首先我得强调,学院训练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否则我根本应付不了。”“爵士乐其实是特别知识化、特别纯粹的音乐,不是那种简单的音乐,如果我不是有些学院的底子,那在面对这种根本就是从别人的土地上生长发展出来的音乐时就会蒙了。比如爵士乐中那么多的转调、和声外音等等,当我同其他乐手包括一些大师合作时,就是学院底子救了我,让我可以飞快的适应、跟上,其实在骨子里同他们还是有距离,但在形式上,可以很快地理解和进入。 ”进入新世纪之后,刘索拉陆续出版了小说《女贞汤》,文学与音乐组合的《醉态》等,她用音乐来阐释文字,同时用文字来解说音乐,音乐的元素在小说、散文中惬意地游走,文学的因子在音乐里游刃有余,显示出作家学院派音乐积淀和文化背景。
马原1978年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小说处女作《海边也是一个世界》,刊登于1982年第2期的《北方文学》,并未引起广泛关注。马原毕业后去西藏,做过记者、编辑。1984年8月《西藏文学》刊登了他的《拉萨河的女神》,小说将叙事置于重要地位,它使“不相关的事物(色彩)的拼合,造成心理机制新的感应程序” 。1985年第1期《上海文学》发表了他的《冈底斯的诱惑》,这篇小说被喻为“先锋小说”的起点,马原因而被喻为新时期以来第一个“形式主义”作家,被称为小说写作中“偏执的方法论者”,“玩弄叙述圈套的老手”。马原小说在历来注重“说话”、“讲故事”、论情节而不重形式的背景下,强调了作家对于小说形式——作为小说内容本身的形式——的自觉。马原开始创作时,国外关于形式主义文学的书籍刚开始引进,大学为他提供了广阔的阅读和接受的空间。马原自称是一个科学泛神论者,喜欢爱因斯坦的相对性认识论;喜欢高更、马蒂斯油画的斑驳色彩;喜欢霍桑、卡夫卡、加缪、阿瑟·黑利等作家,以及克里斯蒂“通俗中的高级”、奥斯汀小说的“讲究”、塞林格智慧中蕴涵着的黑色幽默。他对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中“魔”与“幻”的汉语字义解释,带有强烈的英美语言批评意味。在马原看来“‘魔’,就是鬼蜮世界,是那个有鬼的对人的生存威胁的世界。‘幻’则表现为人和鬼可以在对方世界里自由出入”,“有关时间的概念也属于‘幻’的涵义范畴。” 他解剖过若干西方小说家的优劣长短,进而辨析西藏文化的外形与内核之间的关系,藏族人的观念意识与拉美人的观念意识的差异,感受西藏存在着的现实与幻象的融合。80年代的后几年里,他一口气写下了与西藏有关的《虚构》 、《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 、《折纸鹞的三种方法》、《神游》、《喜马拉雅古歌》、《康巴人营地》、《敌人》、《大师》、《黑道》、《战争故事》、《西海的无帆船》、《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小说,发表于《上海文学》、《收获》、《人民文学》等刊物。 他运用“元小说”的方法,不时提醒读者,“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90年代以后,马原停止小说写作,创作并改编《谁能够喜怒哀乐自由》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爱的拒绝》等剧本,自己投资拍摄了《许多种声音——中国文学梦》,但至今尚未播出。如今马原是同济大学的教授,新近出版的是他的讲课教案《阅读大师》 。
叶兆言1978年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后获文学硕士学位。叶兆言的学养不仅来自大学,也来自家庭。他在上大学之前和读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他说,他是受父亲的朋友作家方之(《内奸》的作者)的鼓励开始写小说的。他的的小说处女作《凶手》辗转多家刊物一直未能发表,但这并未影响他对的文学兴趣,大学的氛围与周边的文朋师友鼓励他继续写作。叶兆言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无题》,刊登在1980年第10期《雨花》杂志,笔名邓林,此时他大学三年级。叶兆言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没用的生活。”“作家永远是通过写作在进行思考。”大学对他来说,除系统地接受规范的语言文学的训练,有目的地阅读中、外国文学作品,进一步了解近历史、城市、民俗、风情,以敏识审视文学发展史上作家、作品的成败得失之外,还是一个写作、交流、爱恋、远游的出发点,可谓“诗成有共赋,酒熟无独斟”。因而他关注文人命运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关注社会历史文化变迁中文人的现实景况,他们的无奈与坚守,以哀婉、凄凉的笔调为他们谱写一曲曲心灵挽歌。反映在小说中,就有了民国题材小说《枣树的故事》、 《花影》、《花煞》、《夜泊秦淮系列》等,以及爱情系列的《艳歌》 、《爱情规则》、《1937年的爱情》 等;描写“风月”故事的《去影》和以“张英”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叶兆言以戏拟的方式重构历史,以写“风俗史”的方法写小说,表面上沿袭现实主义,又在不经意间打破陈规,融入现代主义的手法,让叙事者不失时机地发表如何叙事的幕后设想,以追忆或者预叙的手法破坏故事时序或历史叙述时序,使叙事得以任意转折和随意结合,将“先锋”小说的叙事方法与传统小说的白描多方整合,写出意味深长的人物与市井大观。1980年代中期,叶兆言与苏童一道被称为“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作家。上世纪末,当很多作家习仿外国作家的写法,“创制”小说时,叶兆言提出,要提倡汉语小说。认为汉语有固定的传统,习惯的表达方式,独特的韵律和节奏、语气,从事小说写作的作家,有责任在小说中将汉语的特点充分展示出来。他的论述,表现出对汉语与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以及在文学作品中促进汉语发展思索。
苏童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他把对付功课外的全部时间用来泡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同时不停地写作、练笔。苏童写作起步于诗歌,曾是“他们”群体中的一员。那时的北师大中文系,“10个学生中9个是诗人”。受同学中诗歌氛围的影响,苏童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个优秀诗人,后因深感自己难以企及室友的诗歌高度,而专攻小说。处女作《第八个是铜像》发表于《青春》1983年7月号,并获得年度“青春文学奖”。成功喜悦鼓舞着的苏童,以后,他将恣意奔流的话语欲望与诗性的想象结合以来,写出《飞跃我的枫杨树故乡》 、《桑园》 、《1934年的逃亡》 等,吸收了先锋文学的诡秘和寻根文学的忆旧,时间不再是历史坐标上的精确纪年,而是一个为讲故事而虚设的历史背景。《罂粟之家》 、《妻妾成群》 、《红粉》 、《米》 等,无不展示了他对小说时间的理解和认定。苏童以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受到的来自传统的影响,要远远弱于受到外国作家的影响。 ”而外国文学的直接影响来自于大学。
洪峰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处女作《山冈上的小白杨》,发表于《绿野》1983年第3期,并获当年的“绿野”金牛奖。1985年发表的《生命之流》 ,1986年发表的《奔丧》 和1987年的《翰海》 ,被视为探究“叙述”与“意义”关系的作品。之后的作品主要有《勃尔之金荒原牧歌》 《极地之侧》 、《出走与返回》、 《东八时区》 、《和平年代》 等。
北村1981年进入厦门大学中文系,早期小说有《黑马群》等,《施洗的河》是他创作转型的标志,以后的作品有《卓玛的爱情》、《伤逝》、《最后的故事》、《回乡》、《孙权的故事》、《孔成的生活》、《消灭》等。他认为:“迂拙的叙述是为了更接近人物内心”,“最好的语言是为了与对象达成和解的,而不是造成一种紧张的关系。”  
格非1981年考入华东师大,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写于1985年春天从浙江建德返回上海的火车上,发表于1986年《中国》第2期,写小说时,格非大学尚未毕业,发表时,他已是华东师大的教师。他因1987年发表于《收获》的《迷舟》,以“叙述空缺”而跻身于先锋作家的行列。格非以为:“人是被他周围的环境和时代造成的,你喜欢文学,也因为你的性情和修养造就了你,然后文学又赋予了你新的反省力。”大学四年,我“总是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除认真读完中文系规定的100本书外,另外也选择了很多其他书来读,很杂很广。不停止地读书学习,那其实是一件好事。”(http://news.tsinghua.edu.cn)“我非常喜欢西方神秘小说,如爱伦·坡和阿加莎·克里斯蒂,非常值得借鉴。” 或许是读书造就了格非,他的小说常常在叙述的关键处留下空缺来营造他的“语言迷宫”,在情节发展过程中不断设置疑点。他的《褐色鸟群》 ,《青黄》、《锦瑟》、《暗示》、《风琴》以及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基本都强调小说叙事的智慧,凸显小说的虚构性和语言的统摄支配地位。
除小说家外,“先锋话剧”的倡导者、编剧、导演如何冀平、牟森、孟京辉、廖一梅等也是大学生。
牟森1980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就在学校尝试先锋戏剧的编导。毕业后成为独立戏剧家。他在自己导演的先锋戏剧《零档案》、《与爱滋有关》、《彼岸·关于彼岸的汉语语法讨论》、《红鲱鱼》中所进行的探索,从理论上、形式上、方法上感受真正的、开放的斯丹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体系,借鉴格洛托夫斯基的演员训练方法, “给世界戏剧环境带来了某种不同的东西”,“在表演中解决人的教育问题”,—— 对于中国戏剧起了“震撼”作用。
孟京辉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大学期间就对于话剧情有独钟。他说“我看的第一部话剧是北京人艺的《推销员之死》。那时是1982年我刚17岁,看完以后,就觉得自己完全被镇住了!当时我就想以后要是做话剧,就得做这样的东西”(这里孟京辉记忆有误。据记载: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是在1983年5月7日,孟京辉看到的演出应该是这个时间或者以后,而不是之前)。受阿瑟·米勒的影响,孟京辉希望自己能做出与《现代文学史》上所讲的不同的话剧。在大学,他编写的第一部话剧《西厢狂想曲》,戏说张生考研究生的事,把架子鼓、吉他等一些在当时看来比较另类的乐器搬进了话剧。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读研究生,走上导演之路。他导演的《思凡》、《等待戈多》、《我爱XXX》、《像鸡毛一样飞》、《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盗版浮士德》颠覆了“三一律”等传统规范。
朱晓平等的《桑树坪记事》;何冀平编剧的话剧《好运大厦》、《天下第一楼》、《开市大吉》;廖一梅编剧的《恋爱的犀牛》、《琥珀》;曾炜(上海戏剧学院)的《我为歌狂》、的等展现了新时期以来话剧的变革。
“朦胧诗”以后比较有影响的诗歌群体,很多是由大学出身的作家组成、发起和引导的。1986年9月30日《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共同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有84个“诗派”(人数最少的诗派只有一个人)展示了他们的诗歌。据两报统计,当时全国已经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有905种,不定期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诗歌报纸有22种,诗歌“流派”60余个。诗歌“流派”中88%以上是由具有大学教育背景的诗人组成的,民间诗歌报刊中的90%以上是由在校大学生以及大学毕业后工作在全国各地的诗人创办的。用《大学生诗报》创办者之一燕晓东的话说:在四川,即使是没有大学经历的诗人,他们也时常游走于大学,围绕大学进行活动,“和大学生们一起耍”。除“今天”诗派、“新边塞诗派”以外,“莽汉”诗歌、“他们”、“海上”诗歌、“撒娇派”成员大多是在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的。
1984年李亚伟 和万夏(二人为南充师范学院学生)、胡东(四川大学外语系)等组成“莽汉主义”诗派,后有杨黎、马松、胡玉(后二人均为南充师院毕业)加入,编辑刊物《怒汉》;主要作品有万夏的《诗人无饭》、李亚伟的《硬汉们》、《中文系》、胡冬的《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等,90年代伊沙(北师大中文系85级)的《饿死诗人》等诗作实际上是“莽汉”的延续。
1985年1月,柏桦(广州外语学院78级)、周忠陵(西南师院)张枣(四川外院)等在成都创办《日日新》杂志。
1985年2月6日由张远山(诗名海客)发起,刘漫流、周泽雄(周的笔名天游,三人均华东师大80级)、默默在上海创办《海上》诗刊社,同年3月《海上》期刊问世,1985—1990共出刊4期。主要作者陈东东、陆忆敏、王寅(上海师大)、孟浪(上海机械学院)。
1985年3月韩东在南京创办的他们》,第一期发表的作品有马原的《拉萨河女神》、阿童(苏童)的《桑园留念》、乃顾(顾前)的《我的歌》、李苇的《我为什么进不了电视台》。诗歌作品有:韩东《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于坚《作品52号》等,吕德安《断木》、《父亲和我》,小海《搭车》、《情绪》,丁当《房子》、《舞会》等,王寅《英国人》、《下鱼的时候》,陆忆敏《美国妇女杂志》、《吉特力治》,以及斯夫(陈寅)、封新成、贝斯、述平、陈东东、李娟娟等人的作品。
1985年6月燕晓东(重庆师院)、尚仲敏(重庆大学)在重庆创办《大学生诗报》,倡导“大学生诗派”。尚仲敏在《大学生诗派宣言》中宣称:“它所有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粗暴、肤浅和胡说八道,它要反击的是博学和高深。”“它的艺术主张:a、反崇高。b、对语言的再处理——消灭意象!不在乎语言的变形,只追求语言的硬度。c、它无所谓结构,他的总体情绪只要两个字:冷酷!”
1988年西川(北京大学英语系)、陈东东(上海师大中文系)、贝岭等人创办《倾向》,鼓吹“知识分子写作”、书面口语、秩序原则等。西川坚持“口语是今天唯一的写作语言”。《倾向》第二期为纪念海子、骆一禾专号,这一专号在国内诗界反响巨大,对海子、骆一禾死亡现象的传布而酿成了全国性的海子、骆一禾诗歌热,以及后继者对于海子诗歌的学习与摹仿。
1990年12月臧棣、清平、戈麦、西渡(均为北大中文系)有感于诗歌同学朋友星散四野,诗歌友谊在沉寂中解体、流失,有必要以一种有效的形式重新集合起来,进行诗歌的交流与沟通,于是在北京创办了《发现》。发现创刊号问世于1991年初,到1992年底刊出3期。为不定期的同人诗歌刊物,主要作者有臧棣、清平、戈麦、西渡、恒平、麦芒等人。目前看到的最近一期是2003年2月编辑的《发现》第4期。
1991年2月芒克、唐晓渡(南京大学中文系)创办了《现代汉诗》,在全国各地轮流编辑,主编唐晓渡、陈超、孟浪、萧开愚,主要同人有芒克、唐晓渡、陈超、林莽、西川、孟浪、默默、刘漫流、吕德安、邹敬之、柏桦、南野、韩东、欧阳江河、陈东东、朱大可等。发表的作品主要有杨炼《战争纪念馆》、唐亚平《意外的风景》、翟永明《死亡的图案》、王家新《转变》、唐晓渡《死亡玫瑰》、李亚伟《飞行》、柏桦《纪念朱湘》、韩东《甲到乙》、于坚《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等。《现代汉诗》问世以来,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推动和集结“后朦胧诗”、先锋诗人等各派诗人与诗歌。
“女子诗歌”的诗人中,翟永明1977年进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84年写出《女人》 组诗,以“非垂直的幸福”和“双重性”贯穿了诗歌写作,固执地“保持内心黑夜的真实”。陆忆敏1980年就读于上海师大中文系,1984年写出《美国妇女杂志》;唐亚平1979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主要作品有《黑色沙漠》、《女巫》等。
据张远山回忆,“八十年代初期,上海的诗人主要集中在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等设有文科院系的大学里,尤其是中文系里。” 其实,九十年代的诗歌也多是在大学里,尤其是在大学的文学院里。
以“他们”作家群为例,韩东1984年春调回南京,基于自己对诗歌的认知和诗歌写作的经验,他以为脱离“今天”创造新的诗歌势在必行。因此,他联络各地诗歌观念相同或近似的文朋诗友,组织“他们”文学社,并于1985年3月7日创办、主编《他们》杂志。
“他们”作家除马原、顾前从开始就写小说外,主要是以诗歌名世的文学群体。《他们》共出版9期,发表诗歌数百首。早期的主要作者有:韩东、于坚、小君、丁当、吕德安、王寅、陆忆敏、小海、普珉、于小韦、任辉、雷吉等。1986年以后加入了朱文、吴晨骏、杜马兰(杜骏飞)、贺亦、刘立杆(刘利民)、海力洪、李冯(李劲松)。“他们”这一群曾被尚仲敏誉为“第二次浪潮”或“第三代”诗歌的主流。之所以不用“流派”称谓,是因为“《他们》仅是一本诗歌刊物,而非任何文学流派或诗歌团体。”“他没有宣言或其他形式的统一发言,没有组织和公认的指导原则。它的品质或整体风格(如果有的话)也是最终形成的结果,并非预先设计。”
韩东1977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写作,韩东曾说:“阅读《今天》和北岛(等)使我走上诗歌的道路,同时,也给了我一个反抗的目标”。“在我个人,以后再也不曾有过阅读《今天》那样的震撼了,心神俱震,持之良久。正是由于对《今天》的阅读,我才开始写诗。而一写,便是自觉的模仿。这种模仿是相当彻底的,从意象的经营到语气方式。 ”韩东的处女作《湖夜》(二首)发表于1980年第5期《青春》杂志。是时他是个19岁的大学生。次年《昂起不屈的头》(组诗)发表于《青春》杂志,并获得年度“青春文学奖”。如何摆脱北岛们的笼罩写出自己的诗?大学校园里的韩东进行着哲学、美学的思考和探求,1982至1984年间,他写出了《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 等一批诗歌,标志着对“今天”诗歌写作方式的摆脱,由集体向个人的过渡。随着年龄的增长与视野的开阔,学哲学的韩东不断思考诗与人、诗与生命、诗与语言的关系。
于坚1980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诗歌《记忆》1981年发表于《滇池》,笔名大卫,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公开发表的诗作。《尚义街六号》最早发表于《他们》,刊登在《诗刊》1986年第11期。他运用生活化的口语式语词,将当时非常典型的青年生活细节放入诗歌,表达了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青春苦闷”。写于1982年的《罗家生》和《尚义街六号》所表现的语言品质和特立独行的姿态,在他后期的诗学理论中也得到印证。于坚的主要诗学观点是“拒绝隐喻”,他以《一只乌鸦的命名》、《作品52号》、《0档案》等诗歌实验为他“拒绝隐喻”的“去蔽”理论提供佐证。
他们的其他作家诗人中:
丁当,1977考入陕西财经学院毕业;
小君,1979年考入山东大学生物系;
普珉,1980年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
朱文,1985年考入东南大学动力系,第一篇作品《美国,美国》1991年发表于北岛主持的《今天》。
李冯,1984年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处女作《投向分裂的怀抱》1991年首发于《今天》,笔名杜马。
贺亦,1984年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处女作《绝处逢生——从中国当代诗歌谈起》是《他们》中出现的首篇评论性文字。第一篇小说是《准时返校》也是大学期间的作品。
能够同时操纵几种语码,多种文体进行写作。使诗歌、小说、理论、批评多种文体相互渗透的,多为受过大学教育的作家。
王家新1977年进入武汉大学,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歌,目前看到的他最早的诗歌是发表于《诗刊》1980年7月号的《写给这片土地》(三首)。王家新与西川、欧阳江河一道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诗人。他的代表性诗歌有《瓦雷金诺叙事曲》、《词语》、《卡夫卡》、《帕斯捷尔纳克》,他从卡夫卡、叶芝、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那里汲取营养,将文学的目标定位于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受当代外国诗歌启发,王家新还写出了一系列非诗非散文的“诗片段系列”,如《词语》、《另一种风景》、《游动悬崖》等。他还著有《伦敦随笔》以及大量的诗学论文,主要有《迟到的孩子——中国现代诗歌的自我建构》、《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九十年代:为诗一辩》、《从一场濛濛细雨开始——论中国90年代诗歌》等。王家新翻译的诗歌主要有《保罗·策兰诗文集》(与芮虎合译)等。
王小妮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是新时期以来朦胧诗人的中坚,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组诗《我从山里来》曾于1981年获得吉林省诗歌奖。她结集出版的诗集有《我的诗选》 、《我悠悠的世界》(1989)、《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 。1980年代后期,王小妮投入随笔、散文和小说的写作,出版有《放逐深圳》、《手执一枝黄花》等8部散文集,发表长篇小说《人鸟低飞》 《很疼》、《方圆四十里》 等。
韩东由诗歌进入文学创作,1989年开始写小说,主要有《我的柏拉图》、《障碍》、《交叉跑动》、《扎根》等,诗歌小说之外,韩东也写了很多诗学论文,代表性作品有《三个俗世角色之后》、《长兄为父》、《论民间》。《长兄为父》中,论述第三代诗人与“今天派”的血缘关系,思考“出身的贫贱”第三代作家,不得不以长兄为父——从“今天”诗人那里吸取诗的营养,开始诗歌创作。在《论民间》 中,韩东分析了“民间是否虚构?”“何为民间?”“何为民间立场?”简短地回顾了民间的历史、民间人物,民间是否完成使命之后,论述了民间与个人,民间与边缘、民间与非主流,民间与民间文学,多元化格局中民间的意义,民间的未来等。显示了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文坛多年的深入思考和审度。
西川1981年进入北京大学,主要诗歌有《致敬》、《厄运》、《鹰的话语》、《让蒙面人说话》,散文集《水渍》等。他最早在1986年提出“精神诗歌”和“知识分子写作”的理念,强调“知识分子精神”为一种诗歌精神的理念,并对“知识分子写作”给予理论的阐释。西川除诗歌写作,出版有诗集《中国的玫瑰》、《西川的诗》外,写有大量的散文、评论,以及翻译作品问世。翻译作品如勃莱的《冬日独居》、希尼《博尔赫斯八十忆旧》、《米沃什词典》等。
臧棣的诗歌评论主要有《霍拉旭的神话》、《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记忆的诗歌叙事学》,翻译作品有布罗茨基的《在但丁的幻影下》等。
朱文不仅是诗人、小说家,还是电影编剧和导演。他在写出了诗歌《去云南》、《爱情故事》、《在纸上画画》、《父母在,不远游》;小说《我爱美圆》、《把穷人通通打昏》、《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弟弟的演奏》等作品后,投身电影,他独立编导、拍摄了《海鲜》、《云的南方》等,后者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NETPAC”奖、香港电影节金奖等奖项。
金海曙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后留学日本。大学期间开始写作,是诗歌、小说、戏剧、翻译多面手。出版有小说集《深度焦虑》,2002年11月年完成话剧《赵氏孤儿》的写作,由林兆华导演,2003年4月在首都剧场首演,同年出版长篇小说《赵氏孤儿》。翻译作品主要有川端康成的创作回忆录《独影自命》、长篇小说《浅草红团》等。
牟森曾于1985年,到西安话剧院、青海省话剧团、甘肃省话剧团、西藏话剧团、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等进行话剧体制与社会现状的调查,写出了《西北西南地区话剧体制与现状调查报告》,另有戏剧研究的学术论文有《哈姆雷特1999》 、《生命之花长开,艺术之树长绿》等。
徐坤1982年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读本校外国文学研究生。她的处女作《白话》发表于《中国作家》1993年第1期,一年内在该刊发表《斯人》、《一条名叫人剩的狗》三篇小说后,发接连发表了中篇小说《先锋》、《梵歌》、《呓语》、《热狗》等,短篇小说《厨房》、《鸟粪》、《遭遇爱情》、《橡树旅馆》等,长篇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和《爱你两周半》。徐坤以为,小说是思考的结果——一半是思考,一半靠想象。徐坤前期作品语言在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地调侃中透出苍凉的虚无感,表达这一代人内心无边的焦虑与困惑,王蒙曾说徐坤“虽系女流,实属大侃”。徐坤后期作品收敛了些犀利、老辣,变得相对舒缓平和、淡定超脱。徐坤同时也是专业文学研究者,著有评论专著《双调夜行船》、《女性意识与女性写作》、《徘徊在生活的日常性之间》,以及译著《泰戈尔诗歌的意象》等。2003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毕业。
在以评论家著称的作家中,李庆西(黑龙江大学)在80年代“新笔记小说”涌起时,就创作了《人间笔记》,通过凡人小事,透视出对于现实存在的理解。李洁非(复旦大学)进入九十年代后,以“荒水”笔名发表的了《黑色激情》、《妞妞》、《循环游戏》 等小说,展示了与批评文章不同的小说风格。先锋批评家李劼(华东师范)90年代后也开始小说创作,《山花》1997年6期发表了他的小说《小鱼游游游》。
批评家中不仅有小说家,也有诗人。如陈超(河北师范大学)出版有诗集《热爱,是的》,唐晓渡有《无题》等。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一,80年代以后成名的先锋作家多接受过大学本科乃至研究生教育,其中又以文科大学生为多。
二.从审美视域来看,这些作家较早和较深地接受国外文学艺术思潮影响。
三.从艺术表现力来看,这些作家创新意识强,探索精神强,常常选择对于规范的悖逆。
    四.其中有一部分人涉足文学的多个领域。
注释:
李亚伟:《英雄与泼皮》,《诗探索》1996第2期。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地3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郝舫:《我已经选择--刘索拉访谈录》,原载于《今日先锋》第8期。
  许振强·马原《关于〈冈底斯的诱惑〉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5期第94页。
  许振强·马原《关于〈冈底斯的诱惑〉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5期第94页。
  马原:《虚构》,《收获》1986年第5期。
  马原:《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9期。
  马原:《神游》,《上海文学》1987年第1期。
  马原:《谁能够喜怒哀乐自由》,《大家》2002第2期。
  马原:《阅读大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叶兆言《枣树的故事》,《收获》1988年第2期。
  叶兆言《艳歌》,《上海文学》1989年第2期。
  叶兆言《1937年的爱情》,《收获》1996年第4期。
  苏童:《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上海文学》1987年第2期。
  苏童:《桑园留念》,《北京文学》1987年第2期。
  苏童:《1934年的逃亡》,《收获》1987年第5期。
  苏童:《罂粟之家》,《收获》1988年第6期。
  苏童:《妻妾成群》,《收获》1989年第6期。
  苏童:《红粉》,《小说家》1991年第1期。
  苏童:《米》,《钟山》1991年第3期。
  参见甘隐峰:《苏童的新计划》,《深圳商报》2001年8月11日。
  洪峰:《生命之流》,《人民文学》1985年第12期
  洪峰:《奔丧》,《作家》1986年第5期。
  洪峰:《翰海》,《中国作家》1987年第2期。
  洪峰:《勃尔之金荒原牧歌》,《北京文学》1986年第2期。
  洪峰:《极地之侧》,《收获》1987年第5期。
  洪峰:《出走与返回》,《上海文学》1989年第9期。
  洪峰:《东八时区》,《收获》1992年第5期。
  洪峰:《和平年代》,《花城》1993年第5期。
  林舟:《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对北村的书面访谈》,《花城》1996第6期第145页。
  黎宛冰:《格非:先锋和敌人》,《北京青年报》2001年6月22日。
  格非:《褐色鸟群》,《钟山》1988年第2期。
  汪继芳:《牟森:在戏剧中寻找彼岸》,亦凡公益图书馆2004年4月18日,
http://www.fan-theatre.com。
  李亚伟公开的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见1985年《丑小鸭》杂志。
  翟永明:《女人》组诗完稿于1984年,曾在《他们》发表,后刊发于《诗刊》1986年第9期。
  张远山:《青春艰难的反叛和漫长的告别》,见《博览群书》。
  韩东《〈他们〉略说》,《诗探索》1994年第1期。
  韩东:《长兄为父》
  韩东:《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公开发表是在《中国》1986年第7期。
  王小妮:《我的诗选》,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王小妮:《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王小妮:《人鸟低飞》,长春出版社1996年版。
  王小妮:《方圆四十里》,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韩东:《论民间》,《芙蓉》2000年第1期。
  牟森:《哈姆雷特1999》,见《戏剧》1990年,《生命之花长开,艺术之树长绿》,见《戏剧文学》1992年。
  荒水:《黑色激情》,《山花》1991年2期;《妞妞》,《上海文学》1994第3期;《循环游戏》,《上海文学》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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