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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伦佑诗学]】“体制外写作”命名缘起 (阅读4185次)



      “体制外写作”命名缘起

周伦佑


“体制外写作”是注定要被彰显出来的——即使不是由我,也一定会由另一位汉语思想者从这个时代巨大创痛的精神裂隙中挤压出来,以昭示汉语言在后政治语境中必须承担的写作使命。

如同对“非非主义”的命名一样,“体制外写作”这几个字出现在我的笔下也是不自觉的,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直到它在我笔下出现的频律加快,这才引起了我的重视。

检索印刷成文的文字,“体制外写作”这个词组来到我的笔下有其清晰可辨的履历:

1999年1月13日,在我为理论文集《反价值时代》一书所写的后记“十年甘苦一部书”中,我第一次提到了“体制外写作”。我在文中写道:“‘十年寒窗一部书’,不仅文字雅,音韵好听,而且很切合我半隐居式的体制外写作人身份。”这里的“体制外写作”虽然还包含于“体制外写作人”这个词组中,但已初现了“体制外写作”理念的雏形。

第二次出现是在1999年8月12日。我在为我的“文革诗抄”《燃烧的荆棘》所写的后记:“穿过荆棘火焰的记忆坡道”中,谈到“文革时期地下文学”时,明确地提出了“体制外写作”和“体制内写作”的概念,并简要地涉及了划分“体制外写作”和“体制内写作”的依据:“……我那时的写作,除了表现个人的苦闷和对现实的迷惘与绝望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构成我们身心交困的那个‘制度’和‘体制’的思考与怀疑。换言之,我的‘文革’时期写作属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外写作。这些作品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在当时是非体制的,反现实的,因而也是为体制所不容的。而现在正式出版的绝大多数‘文革时期地下的文学’作品(包括食指的诗),在文化归属上仍属于体制内写作。它们被体制所接纳和包容便不足为奇了。”

第三次是在2000年6月17日。我在为《非非》2000特刊撰写的“编后记”中谈到“文革时期地下文学”时再次强调了我前面的看法:“按照笔者的考察,和整个当代汉语文学的构成一样,‘文革时期地下文学’作品也应划分为‘体制内文学’和‘体制外文学’两种。”

第四次出现是在2001年2月7日。我在与肖芸的对话中谈到《非非》再次复刊的使命时,特别着重地谈到了“主动拉开与体制文学的距离,重建体制外诗歌运动”:“《非非》第二次复刊的使命和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1. 主动拉开与体制文学的距离,重建体制外诗歌运动……89以后,大陆先锋诗歌因其最活力部份的惨重损失而大伤元气,剩余部份以翻身农奴的急切功利心态从地下走到地上,在与体制文学的真情拥抱中模糊了自己的面目,很快丧失了先锋的姿态。……再次复刊以后的《非非》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主动拉开与体制文学的距离,拒绝合流,拒绝主流化,在商品与权力的夹缝中重建体制外诗歌运动。” 在谈到非非主义的艺术使命并未完成时,我再次明确地提到了“体制外写作”与“体制内写作”:“特别是近几年来,我目睹了先锋诗歌主动向体制靠拢,在与体制传媒的拥抱中,逐渐丧失了先锋立场,进而使体制外写作与体制内写作模糊了界线……”

在这期间,我开始比较多地与成都的非非同仁们讨论“体制外写作”问题。龚盖雄在与我不通信讯12年以后,于2001年6月2日在成都与我见面,谈话中,我向他介绍了我对“体制文学”与“体制外写作”的一些想法。龚盖雄在随后于2001年7月完稿的《非非主义与汉语原创写作》一文中写入了“体制文学”、“体制外写作”等概念;蒋蓝也于2001年11月在介绍《非非》流派专号出版消息的短文中使用了“体制外写作”这一概念。在非非主义同仁中,龚盖雄和蒋蓝是最先理解“体制外写作”命名的重大意义,并完全认同这一命名的两位。

2001年11月底我回到西昌,和伦佐比较广泛地交流了有关“体制外写作”的一些想法,并准备写一篇论“体制外写作”的专文。伦佐认为这个命名很有价值,既可以打通历史的蔽障,又可以理清当下的许多混乱。2002年2月初,刚过完春节,龚盖雄到西昌走访我和伦佐,当话题聊到“体制外写作”时,我提议我们三人做一个关于“体制外写作”的对话,题目就叫《体制外写作:命名与正名》,伦佐和龚盖雄表示同意,临时由我拟了一个简短的提纲,只有四句:1)体制与体制文学;2)体制外写作的形成与发展;3)体制文学与体制人格;4)后极权时代的体制外写作。并据此进行了两天的对话,共录了12盘磁带。在对话之前,我们三人既没有准备什么资料,也没有进行通常意义上的蕴酿讨论,整个对话基本上是即兴而言,一气呵成的。

对话做完以后,龚盖雄把录音磁带带回乐山,在由他的学生记录整理时,由于搞乱了录音磁带的先后顺序,使打印出来的记录稿成为一片走不进去也走不出来的文字迷津。好在龚盖雄已对他谈话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修理;伦佐也在随后根据这份前后颠倒、混乱不堪的记录稿十分艰难地部份复原了他的谈话。三人对话的许多精彩内容(特别是关于“体制人格”部份)却是任凭怎么回忆都无法恢复原样了。我拿着这份令人生畏的稿子,以从未有过的专注和耐心,根据记忆和尚保留着的只有四行字的“对话提纲”,在尽可能复原对话的场景感和语境的前提下,对顺序错乱、语句残缺的记录稿进行了反复的校改、重组和复原,耗时整整三个月,才将一份近10万字的记录稿整理、压缩、完形为现在的50000字的成形稿。这是比我完成任何一部大作品都更艰难的工作,耗损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还包括心血。

在这篇对话中,伦佐侧重于对“体制”(即制度)的深度叩问,对“体制外写作”的历史起源、历史阶段的考察,以及对“体制外写作”的人本主义内涵的强调;我侧重于对“体制内写作”(即体制文学)的根源、功能、机制和结构的界定和考察,对“体制外写作”的历史语境、艺术向度、价值尺度的考量和理清,以及“体制外写作”与“民间话语”、与“体制话语”的关系的论证;龚盖雄则侧重于对全球一体化的大语境中世界性大体制的瞄准和强调,对89后非非主义的写作转换对于“体制外写作”的意义的肯定,以及对社会转型期体制文学商业意识形态化的警惕。三位对话者的观点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补充,可以说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对话尝试。

对话中有关“道德勇气”和“体制人格”的表述,因在整理录音时缺失,我试着将我的看法补写在下面:

关于道德勇气:
在谈论道德勇气之前,我不想因循学术的惯例,先未定义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勇气”,然后再用加法告诉你:道德+勇气(等于)什么。在我看来,道德勇气是无法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一个生命概念。它不是伦理学的,甚至也不是价值哲学的,而是生命主体的。正如生活中有英雄也有懦夫,但我们无法从文化或哲学中找到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懦夫之所以是懦夫的答案一样,一个人具备道德勇气而另一个人欠缺道德勇气也是不可能从文化或哲学中找到原因的。道德勇气与一个人的信仰有关,与一个人的价值理想有关,与一个人的生活磨砺和苦难的赠予有关,还与一个人的社会良知和正义感有关,与他的道义立场有关——归根结底,与一个人的生命质量有关!据此,我可以就道德勇气作出一个我个人的定义:道德勇气是个人自由意志的道德化表现。有人为了一已之私利和欲望(权力欲、金钱欲、性欲、复仇欲)的满足,也会产生出勇气和动能,但这不是道德勇气。道德勇气的基础是信念和正义;是对非个人苦难的分担与承担;是对邪恶与暴力的直面与挺身而出!道德勇气不是利己的。道德勇气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为了正义而主动损己和危己,必要时牺牲生命以成全正义。是高于生命的道义至上。是康德所说的“最高道德律令”的体现。

关于体制人格:
当我写下“体制人格”这个名词时,首先想到的对应词汇是:“奴性人格”、“×性人格”、“体制化人格”。这并没有错。首先,体制人格正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奴化教育之上的,它本身就包含有奴性人格的成份。所谓“×性”是以牺牲人性和个性为前提的,“×性人格”则包含“奴性”和“官性”的二重性:对内——上下等级,绝对服从,体现为奴性;对外,以身为某×一份子的特权感而肆意妄为,体现为官性。这是体制人格的一种类型。“体制化人格”则强调了一个人的人格被体制同化、异化、弱化的过程。“奴性人格”、“×性人格”、“体制化人格”这三个“体制人格”的近义词都从某个侧面揭示了“体制人格”的某一特征,但都不很全面。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体制人格”的形成,与某种体制化的现实生存模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根据这一理解,我给“体制化生存”和“体制人格”这两个相互关连的概念下如下定义——

体制化生存:
人类生存的现实模式之一。指在高度体制化的社会中,个人完全依附于某一体制,从身体到灵魂,从思想到行为完全溶入体制的结构中,自觉地成为体制的一部分。这种体制化的现实生存模式具有以下特点:一生交由体制安排,依靠体制生活,由体制安排工作,由体制升迁职务,由体制颁奖荣誉;在体制规定的意识形态内思考,用体制的话语说话,按体制规范的行为准则行动——甚至死后也依靠体制按既定的身份、等级安葬和致悼词。可替换词:制度化生存。

体制人格:
名词。特指某一种文化和政治体制中经过(和接受)体制的政治灌输和思想改造后完全丧失自我主体的一种依附性人格。其依附的对象主要是现行体制。这种对体制的依附性深入到该人格的“生存方式”、“思考方式”、“认知方式”和“价值方式”(如果是作家,还包括写作方式)中,表现为对现行体制的无条件认同及溶入。可替换词:体制化人格。

为了便于读者对“体制外写作”的准确理解,避免在传播的过程中对它的误读和误导,我试着在这里对“体制外写作”作一个意义明确的界定,为求简明、扼要,体例采用词条撰写的方式:

体制外写作:复合名词,也可作动词。这里所指的“体制”,在小尺度的语境内,特指伪价值制度中的权力体制,思想体制、文学体制、学术体制以及新闻体制等等;在大尺度范围内,则指人类思想和文化中一切制度化的语言体制和价值体制。故而,“体制外写作”作为名词,是指自觉地置身于伪价值制度的权力体制、思想体制、文学体制、学术体制和新闻体制之外的,具有独立、自由的立场、观念、方法的文学艺术及学术存在。作为动词,指对上述立场、观念、方法的自觉实践和展开。相对于体制文化,体制外写作一般具有独立性、异端性和先锋性的特点。可替换词:自由思想、自由写作

“体制外写作”的提出开启了汉语写作的一个新时代。我知道这点,也坚信这点。它对每一个具体的汉语写作者的内心所造成的冲击和震憾,远比表现在外面让我们看到的更大,更强烈。由于体制传媒对“体制外写作”所持的暧昧态度,对这一写作命名造成的影响所作的判断,只能根据潜事实的数据来作出。非非诗人蒋蓝曾做过统计,在2002年12月以前,用GOOGLE搜索引擎在网上搜索,包括“体制”、“体制外”、“体制外写作”三种词条在内,总共只搜索到47条信息(其中99%见于非非诗人的网上文章),而到了2003年8月,用同一个搜索引擎在网上搜索“体制外写作”,信息已增加到12000条,2004年达到了30000条;今天(2005年1月20日),当我用GOOGLE搜索引擎再次搜索时,与“体制外写作”词条相关的信息已达10万零9000条。虽然由于搜索引擎的广延覆盖性,这10万多条信息并不完全都是关于“体制外写作”的(还包括“体制”、“体制内”、“体制外”),但“体制外写作”的提出,激活了国人对“体制”问题的思考,却是不争的事实。自此以后,谁讨论“写作立场”而脱离“体制”问题,将被视为无效的写作。一个时代的思想标记由此确定。

                                (2004年元月15日初稿;2005年
                  1月20日完稿于重庆北碚天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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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见《反价值时代》43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② 见《非非》2000特刊,348页,新时代出版社,2000年8月版。
③ 见《非非》2000特刊,431页,新时代出版社,2000年8月版。
④ 见《非非》流派专号第2页,新时代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⑤ 见《非非》2001年第九卷第16页,新时代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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