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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伦佑诗选3】燃烧的荆棘(26首) (阅读6221次)



                        燃烧的荆棘(26首)

                                                      周伦佑



                  自序 破镜中成长的诗歌青春*
       

  这些诗选自我“文革”时期的两部诗集,写作时间是1969~1976年,最早只给少数朋友看过。这些文化专制时期严格意义上的挚友和秘密读者是我哥哥周伦佐,我那时的几个朋友王宁(原西昌印校学生,现就职于西昌人民印刷厂)、黄果天(原西昌川兴公社知青,现为成都地质学院讲师)、王世刚(原西昌大营农场知青,现调成都某文化馆)、欧阳黎海(原西昌大营农场知青,82年自杀)、刘建森(原西昌大营农场知青,现任西昌农专图书馆长)、白康宁(现任职于西昌农专农学系)、林渝生(现任职于西昌师专图书馆),以及六十年代就已发表作品那时西昌唯一的诗人,现任《凉山文艺》诗歌编辑的胥兴和。以后亚琴成为这些诗的主要读者和保存者。这些诗当时只能在朋友中秘密阅读,是因为那个年代残酷得令人窒息的现实:经常抄家,文字狱,甚至说错一句话呼错一句口号也要坐牢判刑。我那时在一家制药厂当锅炉工,业余时间除读书、学音乐外,还喜欢玩蟋蟀。一次单位组织看“革命样板戏”,我随口说了一句:“样板戏还不如斗蟋蟀好看”,就被我的姓段的师傅检举揭发而由单位报准“厂内点名批判”。这些诗如被查出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正如胥兴和当时读了这些诗后说的:“这些诗被查出来是要掉脑袋的呀!”

  在我写作这些诗的同时,西昌、攀枝花(那时还叫渡口)一带的知青中也有人写诗,其中流传比较广的有两首,一首叫《知妹》,四言四句:

  嫩白脸蛋
  肩披长辫
  行走如飞
  快马加鞭

节奏明快,典型的夸张手法,又略带点滑稽。另一首是仿毛泽东十六字令格式的《苦》,全文如下:

  苦
  清水萝卜乳豆腐
  时间迫
  三餐一顿煮

  苦
  无菜去跳丰收舞
  偷只鸡
  闭门悄悄煮

  苦
  屋角找遍烟屁股
  得翻身
  牡丹当粪土

这后一首诗比较真实、凝练地再现了知青生活的一些细节,而且便于记诵,所以口头流传较广。和我那些在知青中传抄的诗一样,这两首诗也没有作者,这是当时知青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还有知青的习惯用语,如四川知青把晚上出去偷菜叫做“跳丰收舞”等等,“牡丹”则是文革前的一种高级香烟名。

  和这些口头流传的知青诗相比,我那时的诗更深的触及了一代人内心的苦闷,对现实的迷惘、绝望,以及对未来的渺茫希望;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对构成我们身心交困的那个制度的思考和怀疑,这在当时的知青文学中是很少有的。

  如我们后来知道的,那时的知青文学一般都是在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感情基础上抒写个人(或一代人)的苦闷与哀乐的(如食指那时的诗,可参见《诗探索》1994年第二期食指回忆文章),或者局限于在体制内部区分“好人”与“坏人”,寄希望于为民请命的“好领导人”(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最精英的思考也主要是将当时的中国现实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照比较,而后得出:“‘文革’时期的中国现实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突破这种“局限”无异于用生命探雷——因为那个年代任何与制度相抵触的思想和言论都是要被处以极刑的。尽管有这种种限制和禁忌,这些诗还是在少数朋友的阅读中被传抄出去了,并在川西南——西昌、攀枝花一带知青中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最后又传抄到我手里。由于前面谈到的那些原因,这些诗编成集时我没有署真名,只用了化名,还画蛇添足地在诗集的“序言’中假托:“这是一位死者的遗稿”,以便东窗事发时有个退路。因此,当这些诗传抄到我手里时,我从来不敢承认是我写的。这种近似于胆小的谨小慎为在今天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看来,肯定是不可理解的,却是那时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自觉的部分:一种在残酷的环境中保全性命的需要,几乎是从遗传中培养起来的本能。

  我前面提到过,我那时除了热爱文学,还喜欢音乐。一次从文工团一位老师那里借到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总谱,便关起门来练习演奏,当有人问起时,便说演奏的是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选曲,这样才骗过了那些“革命螺丝钉”耳朵。此事成为朋友中的一段趣谈,前不久还有一位知道此事的老朋友向我谈起。

  我那时没有下乡,但所有的朋友都下乡了(我哥哥伦佐也是知青)。我白天在制药厂烧锅炉,每个礼拜的周末、星期天大都在各个知青点“串队”,被有的朋友善意地取笑为“搞社会调查”。在每个知青点,在那些相识或不相识的知青的日记本上,几乎都抄有我写的诗。发现这一点,首先是甜蜜中略带点苦涩的惊喜,崇高感过去之后,接踵而来的是莫名的恐惧。诗被传抄着,本来也是我内心所希望的,但想到可能由此而带来的灾祸,又惶恐不安。那个时期,街头张贴的布告上打了红叉的“反革命犯”中有不少就是因文字而罹难的。那一阵,每次厂里通知我去参加县上召开的“公捕公判大会”,我都要提心掉胆一回,直到会完了,被点名揪上台的人中没有自己,又才松了一口气。那时抓人事先是不通知你的,都是在会场上突然念到名字,然后由周围几个事先安排好的积极份子扑上来按住头扭住手推攘着揪上台去。所以每次去开会我都特别紧张,就怕喊到自己的名字,甚至平时有人突然喊我的姓名,我也会吓出一身冷汗!那种因极度的恐惧而“心紧”的感觉直到十多年后再次深入我黑白不分的现实梦境,我才能够最终确认: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创伤,它于我已是根深蒂固不可分的了。

  这些诗得以保存下来,中间还经历了一些曲折。

  第一次是1972年初秋。一天我哥哥伦佐得到一位熟人的告诫,说当天夜里要全城大搜查,查反动传单和反动日记,要我们当心。伦佐紧张地和我商量对策,我主张找个隐蔽的地方把手稿和日记藏起来,伦佐不同意,说万一查出来要坏大事。我问怎么办,他说烧。我那时一切听伦佐的,便找出手稿和日记放在一个破瓷盆里端到后院去处理。后院已破败,有一棵很大的皂角树,一口浅浅的水井。烧稿之前我又劝伦佐把手稿暂时藏起来,说别人告诉的消息不一定准确。伦佐犹豫了一下,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烧!”一咬牙点燃了破瓷盆里的日记本和诗稿、小说稿。当火“腾”地燃起来时,我不知哪来的果敢,伸手从火中抢出了我的手抄诗集,一边扑灭上面的火,一边对伦佐说:“这本诗集我留着,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伦佐没有再劝阻我。当天我便把诗集用牛皮纸包好藏在后院老墙的砖缝里而躲过了一场劫难。这次焚毁的计有伦佐的两部中篇小说《旧青春的祭礼》、《新青春的沉默》和长篇电影剧本《梅花宝石》,还有我和他这个时期的几本日记。那个傍晚,后院破瓷盆里跳动的火苗和随后飘飞的文字灰烬,连同那个时期的青春热情,这些年来时常浮现在我的记忆里,使我百感交集。我不知道伦佐是否还想起它,在我是怎么也忘不了的。

  第二次是1973年,当时伦佐因写了一篇标题为《疑问》的大字报而被捕入狱,我怕抄家,便把我的所有手稿(包括诗集、小说、电影剧本、随笔等)连同伦佐的哲学手稿一齐存放到西昌马道公社一位名叫王建的女知青处,请她代为保存一段时间。接着,我也因《疑问》一案被隔离审查了。几个月以后,隔离解除,我去那位女知青所在的生产队拿寄存的文稿时,她早已不辞而别,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靠她的亲戚去了。我请她代为保存的文稿她也未向任何人作任何交待(和她同队的知青都和我很熟悉的)。她住的那间草房已改做生产队的牛圈。我怀着阴冷的心情,好不容易才从牛粪和稻草中找出十分之一的文稿,其中包括我抄在两本硬面日记本上的诗和伦佐的几封信,其余大部分文稿已被牛蹄践踏混合在牛粪中而不能还原了。这次,又是这些诗逃脱了劫难。

  第三次是1976年,因为担心随时可能的抄查,我和亚琴把我的文稿连同我俩的日记藏在西昌农专图书馆大楼过道的楼梯板下面。图书馆大楼是一幢旧楼房,夜深人静时,我们照着手电,撬开楼梯木板,把文稿和日记放在里面,再把木板钉牢。后来,当我们从楼梯板下面取出这些文稿时,长方形的日记本和诗集已被老鼠精密的牙齿修理成椭圆形了,值得庆幸的是内中的文字没有被损坏。

  七十年代的西昌是西南边远山区的一座小县城,街道、市容保留着古朴的风貌,但很闭塞,铁路没有修通以前,从这里到成都要坐三天汽车,到昆明也是。以写《西昌月》而知名的作家高缨是以西昌为他的创作基地的,但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只有我哥哥伦佐和高缨见过两次)。

  我们那时一群朋友是以伦佐为中心的,朋友们经常在我们家简陋的阁楼非正式聚会,讨论文学,借、还书,也讨论政治。以后影响了许多人专心文学,钻研理论的文化氛围便是从那时起形成的。

  由于西昌地处偏僻,交流的空间很小,再加之当时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要读到一本好书是很不容易的。“五四”时期的中国诗人作品我读过《闻一多诗文选集》、《冯至诗文选集》,朱自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还有解放后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外国诗人作品我读得较多的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拜伦,更靠近现代一些的有《阿拉贡诗选》、《阿尔贝蒂诗选》、《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一卷以及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译文》杂志译介的波特莱尔的几首诗,现在还记得译者是陈敬容。从我那个时期的诗歌习作中,都可以找到这些诗人影响的痕迹。精神品藻方面对我最具影响的是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他的两句话:“心不存乎矜尚,情不系之所欲”,是被我奉为座右铭的。他的精神风貌,“目送飞鸿,手挥五弦”,弹一曲《广陵散》然后从容赴死的潇洒仪态,是我毕生倾慕的境界。外国文艺理论我读过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对我影响最大的则是解放前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中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所著的《苦闷的象征》,作为文艺创作论,“艺术是苦闷的象征”很能贯彻我那时的心情。也是在厨川白村的这本论著中,我第一次知道了柏格森和弗洛伊德(鲁迅译作弗洛特)的名字,在内心更多认同弗洛伊德的观点。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诗在艺术上的不足是明显的:摆不脱的押韵;缺少变化的语言句式;批判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手法。但这就是我那时的真实状态:从人到文体的封闭和压抑,缺少超逸和开阔。想想那个年代的文化专制主义,想想西昌当时的闭塞状态,再看看那个时期其他先躯诗人(黄翔、食指等)的同类作品,我便不再苛求自己了。我把这些诗的原始手稿给成都的几位朋友钟鸣、廖亦武、黎正光等看后,他们建议我选一些刊登出来,即可作为我诗歌创作的早期脉络印证,又可为南方早期诗歌及“文革”时期地下文学的研究提供一点具体可感的资料。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我更愿意把这些诗视为那个年代青春残遭压抑的证词。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二十多年时间,经过许多虚假的幻觉之后,我重新与我的诗歌青春相遇,当然心情已大不似从前了。但我愿意把这些早期的脚印带在身边,让它们时常提醒我:不要忘记一个诗人的责任。
                 
                 
                      (1994年9月12日于西昌月亮湖畔)


          燃烧的荆棘(诗集选二十六首)

                            周伦佑



  我守着一座冰山

守着一座冰山
我一口一口
吞食着冷漠的冰
热情溶化着冰块
冰块消耗着热情
冰,一点一点少了
心,一刻比一刻冷……

我知道
我无法溶化整座冰山
——有限的热能即将耗尽
但我不气馁:吞掉一点
这世界就少一点冷漠
人间就多一些温暖
多一份真情

守着一座冰山
我一口一口
吞食着冷漠的冰

(1972年2月12日夜于西昌制药厂)


  清 泉

一线清泉
注入浑浊的河
河水打一个漩
朝前流去
清泉被吞没了……
它同流合污了吗
不,它已用自己的纯洁
把浊流的浓度冲淡

  (1972年4月10日于西昌乡下)


  灰色的相思

暮色从天边流下,
抹去了绚丽的晚霞,
一颗孤独的寒星,
嵌在灰色的图画。

人影在柳荫下徘徊,
把凄清的红泪暗洒。
灰色如雾的迷梦,
织满路旁的篱笆。

我厌倦灰色的人生,
更惋惜逝去的年华。
唯有灰色的相思,
伴魂儿飞往天涯……

(1972年6月7日于西昌制药厂)


  冬夜随想

只是寒冷,还不可怕
因为眼前是亮堂的
只是黑暗,也不可怕
因为身上是暖和的
寒冷和黑夜勾结起来
却足以扼杀一切生机
窒息一切希望……
而此时,我只能
把自己想像成一堆篝火:
——对于寒冷,我是热
——对于黑暗,我是光

(1972年11月27日于西昌玉碧巷小楼)


          夜 歌

孤零零一人,我走在暮色昏昏的环城马路上

血潮般的晚霞涌着夕阳,恋恋不舍地滚下山岗,
残照抹上西天,红得象妇人恼怒的脸庞。
几缕炊烟象我的思绪,弯弯曲曲写向天外,
几只野狗从河边窜过,眼里闪着绿光。
一棵老树恶梦般矗立在残败的古城垣,
夜风似一个饥渴爱情的囚犯,呻吟着扑向河岸的白杨。
一群乌鸦衔着暮色飞来,落在古城楼顶,
哇哇怪叫着,欢呼夜的到来,拍打着黑色的翅膀。
山野渐渐幽暗了,从天边挂下墨黑的帷幔,
几颗星星跳出天幕,冷笑着,仿佛世人冰冷的目光。

孤零零一人,我走在夜色茫茫的环城马路上

电杆上一盏盏路灯,像醉汉发红的眼,
马路上散步的青年,似落叶般憔悴,枯黄。
几个彝族少女摆动百褶裙向山中走去,
一对男女闪着变态的目光,像幽灵飘过身旁。
一个妇女披头散发,悲惨地顺河边走来——
啊,是母亲在为孩子招魂:“小强,回来呀——小强……”
这时,古城楼里惊出几只光明的遗弃者:蝙蝠,
这夜的天使飞舞着,给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和凄凉。
远处传来一阵奇怪的歌声——一个疯子赤裸着全身,
踢打着路上的石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又唱。

孤零零一人,我走在星光如梦的环城马路上

大地入睡了,夜色吞没了高楼、平房,
死神游荡着,沉重的梦压在多少人的胸膛。
几声空洞的咳嗽——支气管炎病人唱起深沉的夜歌,
几个黑影闪过——小偷夜袭城郊的村庄。
忽然响起一阵哭声,一个病人被抬着走过大街——
哭声消逝在医院门口,又响进停尸房……
夜班工人揉着熬红的眼,拖着疲倦的步子走回家去,
偷粪的农民担着粪桶钻出公共厕所,又闪进小巷。
街沿边,几个乞儿枕着石头睡梦正甜,
屋檐下,一只蜘蛛蠕动着,编织着夜的网……

孤零零一人,我走在曙色欲露的环城马路上

          (1973年2月15日于西昌玉碧巷小楼)

    流 星

劈空一鞭!
把夜幕撕开一道缝,
光明没有留出。

几块陨石,
掉进大海,
感受到冰冷、孤独。

大海隐隐不安,
又怀着心事
做起梦来——

星星眨着眼说:
要像我们,
用箭,不停地射……

(1973年5月20日夜于西昌制药厂)


  爱情故事

我用信号灯
(一双绝望的眼睛)
发出遇难的信息
你目光闪了闪
“别管它,这是演习”

我用信号旗
(一页洁白的纸)
发出告急的旗语
你笑了笑
“别相信,这是游戏”

我用发射筒
(我这干裂的嘴)
射出呼救的火箭
你摇摇头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站在旁边
看着我慢慢沉没
然后,转身离去……
天啦——
我只有呼唤上帝

(1973年8月30日于西昌玉碧巷小楼)



      走自己的路
      ——心的宣言

送走昨夜的恶梦,迎来今朝的迷雾,
人生的路上我高昂起不屈的头颅。
高举手臂,向黎明挥舞彩霞的花束,
放开歌喉,为大地擂动胸膛的响鼓。

斩断了,昨日那梦魂牵绕的一缕情思,
滑落了,恋人腮边最后一滴泪珠。
今天我走来,卸去了灵魂的重负,
恢复了真实的自我:孤独。
 
我不愿去追求平静的光荣和廉价的幸福,
要我为骗子们祝福吗?我决不!
受苦,是我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
我所要的只有一样:虚无。

心灵的竖琴,这是我唯一的财产,
我用它伴奏我胸中的愤怒。
贫困,是我忠实的伴侣,
将伴随我走完人生的旅途。

我知道,青春将抛弃我飞往它处,
我知道,死亡将是我最终的归宿。
但我仍在前面放出思想的猎犬,
心里默诵着但丁的话:走自己的路。

(1974年7月7日于西昌制药厂)


  但是,这有什么要紧

寒潮从天外涌来,裹着滚滚浓云
黑夜撒开大网,收尽了地上的光明
北风怒号着,奏起尖厉的死亡进行曲
风尘扑打落叶,撕扯着路上的行人
啊,白雪皑皑,锁住了群山的锋刃
啊,严冰层层,封住了江河的涛声
啊啊,大地在死神脚下微微颤抖
冬天的脚步正践踏着无辜的生灵……
——但是,这有什么要紧:我们不畏寒冷
在我们胸中有一颗正直的、火热的心

在我们胸中有一颗正直的、火热的心
她每时每刻散发出亿万卡热能
啊,是祖国母亲赋予我们生命热情
五千年的血与火呀,一并在我们血管里沸腾
期待着祖国的召唤,我们熬过了多少时辰
倾听着历史的足音,我们常从睡梦中惊醒
虽然,在痛苦的期待中青春已经失去红晕
虽然命运的鞭子给我们留下了满身伤痕 ……
——但是,这有什么要紧:为了祖国母亲
到明朝,我们去向岁月索还失去的青春

到明朝我们去向岁月索还失去的青春
在春天的土地上耕耘理想,播种爱情
今天呀,我们要把一切交还给祖国
赤裸着全身,剖出心来,高举在头顶
啊,心在燃烧,心在呼号,逼退残冬的铁阵
啊,心在呼号,心在燃烧,呼唤祖国的黎明
也许,心血会滴干,热能会耗尽
也许,在洒满鲜血的路上春天迟迟不醒……
——但是,这有什么要紧:纵然死去
在祖国的怀抱里我们将获得永生

          (1974年12月28日于西昌制药厂)


  自传(组诗选二)

    命 运

它把十字架压在父亲背上
我一生下地
脸上就带着有罪的烙印
它用自卑喂养我的童年
只准我看脚下的草
我偏要抬起头望天上的云

它把红字刺在母亲额际
睁开眼
耻辱就灼伤了我的心灵
它用丑恶玷污我的眼睛
我用泪水冲洗双目――
寻求美,寻求真……

它把重轭套在我的肩头
使我象牲口
整日为生计奔命
它说:磨骨头养肠子――
这就是你的生活
我在油灯下固执的翻开书本

我不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虽然它曾一次次前来敲门
我不接受它给我指定的前途
我不接受它为我安排的日程
我绝不做命运的奴隶,我要抗争――
每反抗一次,我就获得一次新生

(1975年1月7日于西昌制药厂)


    风雪路
    ——童年生活片断

寒风,推着背上的柴
大雪,封住脚下的路
汗珠冻结,眉梢缀满冰屑
赤脚踏着积雪,冰心、刺骨
此身在何处?摸摸腰间斧
山上,林中,回家的中途
一阵暴风把我推到悬崖边
站立不稳,我跌下深谷……

……是风在吹吧,呼呼,呼呼
柴压在背上,身前是棵老树
不知疼痛,全身麻木,麻木
没有意识,一切模糊,模糊
眼前是什么?一朵黄色的小花
挨着我的脸,散发出淡淡的香气
意识恢复了,周围只有落雪簌簌
林涛过处,我感到无助的孤独

站起来!风雪中出现母亲的病容
站起来!风雪中传来弟弟的啼哭
站起来了,我象一只带伤的野兽
向远方发出一声嘶哑的欢呼
风停了,四周静得象坟墓
雪住了,留下一块洁白的布
心,跳动着,擂着一面鼓
踩着鼓点,我迈开生的脚步……

      (1975年1月15日写初稿于西昌制药厂)


  试 验

一只公鸡
被关在黑屋里
周围没有一点光亮

它渴求光明
拍着翅膀,用喙
敲击四面的墙

主人开了一孔窗——

一只萤火虫在窗前一晃
它高叫:天亮了
主人泼它一碗冷水

几颗星星在窗口窥望
它高唱:天亮……
主人赏它一把石子

月亮升起来了
它想了想,说:天……
主人赏它一顿棍棒

天亮了,它沉默
错把白天当成了夜晚
主人说:这是一只病鸡

(1975年5月21日于西昌制药厂)


  海龟的智慧

它生活在海里
它说:世界是咸的

每年——
它从东海岸游到西海岸
又从西海岸游到东海岸
对于它,生活就是旅行

到时候了,在沙滩上挖个坑
下蛋。它相信
一切生命都是孵化出来的

一个少年在海滩上发现了它
把它翻了个仰面朝天
它绝望地想到:天地颠倒了

它有理由相信。在所有的动物中
它是最长寿的

    (1975年9月7日凌晨梦中得诗)


      车夫鉴

一辆大车在山路上狂奔……

马儿问:前面可有我吃的青草?
车轮问:前面道路可宽、可平?
车夫说:快走——
这些,用不着你们操心

大车在陡坡上爬行……

马儿说:我饿了,请喂我一把干草
车轮说;我累了,请停一停
车夫鞭子一挥:前进——
这样,才能显示出你们的精神

车在悬崖边停下

马儿:我支持不住了,请松松缰绳
车轮:回去吧,前面无路可行
车夫大喝一声:不行——
这是通向天堂的唯一途径

马儿反抗了:你忘了我是生命
车翻了。悬崖下,车夫睁开眼睛
车轮重重地压在他身上:你应该懂得
人类创造我,是为了在大路上滚动……

车夫啊,看完这幕悲剧
你得到一个什么教训?

      (1975年9月26日于西昌马坪坝)


      带伤的驴

一匹小黑驴,在河边静静地吃草,
微风吹过,揉乱它背上的绒毛。
沉静、温柔,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不时抬起头来,惊恐地朝四面瞧瞧。

听不 到平时那骄傲的嘶叫,
失去了往日那欢快的蹦跳,
它轻轻摆动双耳,舔舔敷药的伤口,
沿着河边,艰难地移动那只受伤的脚……

是你不识途,走上荆棘丛生的小道?
还是因为年轻,性子过于急躁?
抑或是你不服从主人的鞭子,
拖着车狂奔——连车一起摔倒?

哦,不要沮丧,不要理会那些乌鸦的聒噪,
虽然跌倒,来日你还可以扬鬃奔跑。
我羡慕你,但又感叹你的命运:
伤好后,等待你的还是鞭子和轭套!

(1975年10月25日于西昌马坪坝)


      夜:比兴

深夜,我独自在旷野里漫游,
一路上倾听着秋虫低沉的合奏。
远山朦胧,闪闪烁烁几点野火,
身边,忽而窜过一只饥饿的野狗。

突然,我耳边响起一片清脆的音响,
一声声如珠滚玉盘,剑击金瓯。
我忘情地倾听着这奇妙的音乐,
一阵莫名的忧郁顿时袭上心头:

啊,同是大自然的儿子,分什么优劣,
小虫在这大地上倒能享受更多的自由。
蟋蟀在夜空下尽情地振动金翼,
我的琴弦却已拨断,缠满哀愁。

祝福你:幸运儿,夜的歌手,
横竖你总有歌唱的自由。
我虽然也有满怀激情,
却一任沉默紧锁住歌喉……

(1975年11月1日西昌马坪坝)


      网

在我窗前,蜘蛛张起一面网,
精巧的图案,使我想起古代的织工。
清晨,挂满露珠,像一串串项链,
傍晚,缚住一只只喜爱光亮的小虫。

今天,我早早起来,拉开窗帘,
看见那上面网住了一只蜜蜂。
它挣扎着,发出低微的呻吟,
好象在求救,在呼唤它的友朋。

是被露珠迷惑,忘记了长辈的嘱咐?
是迷失归途——因为那过野的秋风?
我斩断蛛网,把它解救出来,
它跌在地上,又慢慢飞向路边的花丛……

望着它飞去,引起我一阵痛苦的思虑,
我看见:另一只蜘蛛在眼前蠕动……
谁来斩断它——我们身边这无形的网,
救出落网者,像救出这只蜜蜂。

          (1975年11月30日于西昌马坪坝)


    一棵树的黑暗经历

太阳滑下地平线
小树一把拉住它的衣衫
别走,我怕……
太阳说:别怕
我已把你托付给了月亮
月亮被天狗咬住
小树着急了,月亮说
天上还有星星呢
星星被泼墨般的夜吞噬了
小树吓得哭起来,流星
撕开夜幕,大声地说——
我已把你托付给了流萤
流萤被暴雨扑灭了
小树发出呼救声,黑暗中
传来一个声音:快去找诗人
诗人来了,小树紧靠着他
颤声问道:你不会死吧?
诗人说:我会死的
但我将把你托付给我的诗篇
让那些文字伴陪你直到天亮
小树还不放心,一行行诗
自动围拢过来,把小树
保护在中间。小树相信了
它知道:这些不死的文字
将伴陪它渡过这慢慢长夜……

(1976年元旦节于西昌农专)


        青春的挽歌

身上流着母亲的血液, 耳边响着父辈的嘱咐
迎着暴风雨,我们诞生在这块古老的国土
从父亲的叹息中我们学会了最初的语言
母亲的眼泪在我们心上洒下苦涩的雨露
睁开眼睛,我们以稚气的目光观察人间
蠕动嘴唇,我们用微弱的哭声为这世界祝福
哦,昏暗的油灯,破败的茅屋,北风呼呼……
最先熟悉我们的是檐下的蜘蛛,低飞的蝙蝠
哦,天边的浮云,山前的彩虹,林中的小路……
在我们眼前闪过一幅幅缥缈的画图

哦,有哪一个时代,青春遭遇过这样的命运
在哪一个国家,青年一代感受过我们的痛苦
灵魂被窒息,呼吸被约束
睡梦中飘过一丝笑影也会带来恐怖
我们渴望知识,翻开书本尽是空洞的口号
我们寻求真理,得到的却是谎言和谬误
我们也有希望,也有理想,也有抱负
等待我们的却是粪桶,铁锄——终身的劳役
宿命的鞭子把我们赶向边疆、农村——
就象当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一队队囚徒

没有诗歌,没有音乐,没有书读
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同情,没有人照顾
操心不完的家务啊:油、盐、柴、米、自留地
最经常的营养,是半瓢清水煮萝卜
我们也有幸福啊,每天傍晚跨进自己的小屋
躲进被窝,用手电照着读一本手抄的书
我们也有爱情呀,恋爱的方式却很特殊
恋人在一起,最深情的话语是抱头痛哭
哦,青春在“再教育“的皮鞭下一天天枯萎
哦,人生在“广阔天地”里一年年荒芜

每天打开窗户,看到的是贫困、愚昧、欺骗
种田的在饭馆里舔盘子,盖房的在街沿边露宿
“开后门”进去的,“翻墙”进去的
衣冠楚楚,盗走了劳动者应得的财富
凡是有幸福的地方早就有刺刀看守着
我们脚下只有一条生路——通向监狱
抱怨吧!怨谁呢,命运?家庭?父母
要不吗,那就大声诅咒该死的造物主
我们并不缺乏智慧,也不是天生的暴徒
为什么社会对我们竟是这样的冷酷

多少个纯洁的灵魂被迫涂上偏见的油污
多少个天真的青年被“改造”成社会动物
悄悄的,忧郁的蜘蛛爬到我们头脑里织网
渐渐的,怀疑的蛀虫钻进我们心中寄宿
一次次教训,使我们变得阴沉、麻木
呆滞的目光时时蒙着一层冷漠的迷雾
皮鞭下,我们的性格变得沉默、含蓄
习惯于孤独中沉思,也染上了几分世故
艰苦的环境,克服了我们青春的狂热与轻浮
残酷的现实,启发了我们思想的广度与深度

哦,我是苦难的儿子,从小受尽屈辱
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偏要昂起不屈的头颅
我不追求高官、厚禄,更蔑视那些名利之徒
我清醒的知道,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受苦
忍受着命运的嘲弄,我捧起一颗滴血的心灵
深切地关注着人民的苦难,祖国的前途
哦,自由女神,请你倾听人民的哭诉
挥起你惩罚的剑吧,快劈碎这千年的桎梏
哦,我相信圣洁的女神决不会把我们遗忘
历史的脚步将一一踏倒那些拦路的朽木

          (1976年1月8日——9日于西昌马坪坝)


      民主死了,民主万岁
        ——悼周恩来总理

一颗明星陨落了,熄灭了他最后的光辉,
庆幸吧,权贵们:快撑起你们节日的窗帷!
他去了,在噪耳的锣鼓声中进入永恒的沉思,
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刚进入梦寐,
没有留下儿女,也不想往永垂不朽,
一任寒风吹散那圣洁的骨灰。
没有隆重的仪式,也没有权利集会,
我们悼念他:用八亿颗心,八亿掬泪水。
——哦,民主、民主死了,民主万岁!

有谁的逝去引起过我们这样深切的悲痛?
还有谁,能赢得人民这样多的眼泪!
我们哀悼他,就是哀悼那多难的民主啊,
他死了,倒塌了民主的最后一座堡垒。
多少年来,他用高大的身躯庇护着人民的利益,
今天他死了,再没有人为我们举起正义的手臂……
没有水晶棺,也没有雄伟的陵墓,
在千万人心里却矗立着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哦,民主,民主死了,民主万岁!

啊,谁能历史地评价,评价他一生的功罪?
我们——人民心中的天秤最能衡量是非。
他死了,是因为疾病,操心,劳累?
不!深切的悲痛还没有使我们的理智麻醉,
鬼影憧憧,从背后向他射出一支支毒箭,
墨写的谎言决掩盖了不了血腥的行为!
自古来,戴王冠的头是不能安于枕上的,
今天啊,在动地的哭声中他们怎能安睡?!
——哦,民主,民主死了,民主万岁!

啊 ,我们悼念他,但也并不过度赞美,
身居高位,他却有别于那帮权利之辈。
勤奋地工作,虽然没给我们带来特殊的恩惠,
我们敬重他,只因他廉洁的品德坦荡磊磊。
啊,哭泣吧!人民啊,去哀叹你们的命运,
啊,发狂吧!屠夫们,快施展你们的淫威!
他死了吗?我问江河,我问大地——
不,从八亿人的沉默中我已听到滚滚惊雷。
——哦,民主,民主死了,民主万岁!

          (1976年1月15日于西昌马坪坝)


    长在屋角的小草

一天清早,打开门,我突然发现:
在我的屋角,长出了一叶绿苗。
娇嫩、活泼,充满生命的喜悦,
好象我记忆里失落的一声苦笑。

望着它,我由衷地感到大自然的神妙,
它把生命的种子撒进了这偏僻的一角;
望着它,我体会到了造物主的伟大,
在黑屋里,它也要进行生命的创造。

望着它,我感到欣喜,又感到不安,
这小屋对于它,恰似一座监牢,
照不进阳光,滴不到一点雨露,
在这里,它将象我一样过早枯凋。

我想拔去它,又不忍心下手:
这小小的生命也会有疼痛地感觉。
既然来到世上,它就有生存的权利,
让它完成生命的过程,哪怕只活一秒!

从此,我每天早上给它浇水,
虽然纤弱,它还是一天天长高;
每天清早,它对我点头微笑,
到夜晚,伴着我,听我的心跳。

我爱它,象爱一位患难中的伴侣,
有它伴我,生活对我不再那么单调。
我希望它长高——一如神话中的仙草,
撑破屋顶,直上九重云霄……

这天我起床,见它悲哀地低着头,
给它浇水,不见它向我点头问好。
我把它扶起,它又无力地倒在我手上,
像一个孩子,临死前向母亲撒娇。

它会早衰的,这点我早已知道,
我惋惜它,是因为它夭折得太早。
没有阳光雨露,它仍然顽强地活着,
它死了,我发现它的心叶被虫噬咬……

我把它轻轻拔起,放进日记本里,
冰冷的泪滴,浸湿了我的诗稿。
我把日记本带在身边,让它伴随着我,
漫长的旅途中,我经常梦见这棵小草。

      (1976年3月6日于西昌马坪坝)


    废墟上的铁丝网

推倒一根根水泥柱
一段生锈的铁丝网,喘息着,
躺倒在长满荒草的地上
锈蚀的记忆里:尖锐的铁蒺藜
以呲牙咧齿的狞笑,刺痛时间的伤口
一缕褐黄色的风,缠绕在
冰冷的铁丝上,就象那些
被囚禁者
疲倦但灼热的目光……

轰隆隆,推土机开过来了

在这片废墟上
将要修建一所幼儿园
那些天真的孩子当然不会知道
青草下掩盖着的血腥和罪恶
但埋在地下的铁蒺藜不会忘记
时常用它小小的毒刺
使历史的娇嫩部分发炎
就象一段被埋在地下的荆棘
在没有人注意的地方
生根发芽,悄然生长……

铁蒺藜长出地面
孩子们的笑声在梦中嘎然而止

(一九七六年五月八日于西昌马坪坝)


    别了,妹妹
    ——写给亚琴

相识在落花时节,叶乱花飞
两情脉脉,好比那一江春水
我借纤细的芦管写下对你的爱恋
你颤抖着,明眸里涌出两行清泪
请明月作证,我们结成忠贞的伴侣
月光下:默默相视,久久依偎
——哦,别了,我的妹妹

还记得吗?初春时分,细雨霏霏
我们结伴远游,去裁摄天下的奇瑰
登山临水,我们有过多少感慨
奇峰幽谷,曾引起我们无声的赞美
锦江之畔,乞儿伸出枯瘦的小手
峨眉山下,樵夫洒下悲苦的泪水
——哦,别了,我的妹妹

三尺斗室里,我们也有自己的春天
虽然窗外寒风呼啸,阴云低垂
严冬的早晨,我们想起那些衣单的行人
风雨之夜,我们挂念着枝头的花蕾
在冰冷的氛围中,我们的热血没有冷却
多少美好的憧憬曾在心里描绘
——哦,别了,我的妹妹

遭此厄运我不感意外,也不后悔
不安的是使你担惊,受此拖累
我们相爱,只想到共渡艰危
到如今,留给你的只有苦酒一杯
多少个夜晚,你唤着我的名字从睡梦中醒来
为了我,你形容消瘦,心儿憔悴
——哦,别了,我的妹妹

我想劝慰你,心儿却先破碎
生死别离,亲爱的人哪能不伤悲
孤独中,请你想想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冰天雪地里,她们还能把丈夫伴随
一把铁锁把我们从此分开
多少恩爱啊,只能在梦中回味
——哦,别了,我的妹妹

我去了,也许十年,八年才能见面
我去了,也许此生此世再难相会
蚕死丝尽,烛泪滴干心成灰
薄暮里,留下你一人空望人归
你要活下去啊,等待着我回来
当黑夜退步,晨曦悄然印上你的窗扉
——哦,别了,我的妹妹

    (1976年8月22日于西昌马坪坝)


      净 土

洪水,在额上切出道道深沟
迎面冲来汹涌的浊流
为了在心中保留一块净土
我用双手紧紧护住胸口

护住胸口
任凭狂风的鞭子猛抽
抽破衣服,抽裂皮肉
抽断筋骨,我也决不松手

手的后面是一片绿洲
我决不让恶浪把它抢走
眼里,流着污浊的泥沙
脚下,滚着冰冷的石头

坚持得太久,期待得太久
我的背渐渐佝偻
时间把我变成一棵树
倒在水里,我就是诺亚方舟

我载着种子,我载着生命
我载着希望,我载着地球
纵使有一天世界沉沦了
我将因这块净土而得到拯救

(1976年8月26日于西昌农专)


    沟 通

一堵冰冷的墙
时间凿开一个洞
这边 那边
露出惊异的脸庞
我笑一笑
他笑一笑
高墙顷刻间倒塌了

一条宽阔的河
季节设计了一弯虹
这边 那边
牵动猜疑的人影
我扬一扬手
他扬一扬手
河上架起了一道桥

一座险峻的山
思念接通了两颗心
这边 那边
守侯着亲切的沉默
我说一句话
他说一句话
眼前展现一条坦途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于西昌马坪坝)


    发 现

瓦缝里
漏下一点阳光
我赶紧用手捧起
怕它撒到地上
一股热流从我手上扩散
细胞加速分裂
血液加速循环
肌肉感到了紧张

阳光在手上跳荡
我怕它从指缝间
漏到地上
捧起来,喝下去——
一股热流从我嘴里扩散
舌头变得正直
大脑变得充实
心,变得滚烫

  (1976年12月20日于西昌农专)



                后记 穿过荆棘火焰的记忆坡道

                                  周伦佑


  选入这本集子中的诗作,最早的写作时间距今已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后的今天,据说时代已大大的进步了,我的这些作品却仍然不能在它的母语之国正式出版。1979年至1980年间,我曾从这些“文革”旧作中抄过一些寄往国内的几家刊物,结果无一例外地被手持同一把审稿尺子的编辑退回了(当时重庆的《红岩》杂志曾准备刊用《发现》一首,后来终于又改成了退稿,我记得给我写信的是老诗人余薇野)。我知道这些诗被拒绝的理由,便不再存“正式发表”的念头。这便是我写于“文革”时期的所有诗作至今没有一首在国内正式刊物上刊登过的主要原因。仔细回想起来,当初收到那些退稿信时,心里确实是很失望的。现在看来,这些诗被它的母语之国的正式刊物所拒绝,正是这些诗的当然命运。

  我现在重读这些作品,才真正体会到:那些给我写退稿信的编辑是对的,这些诗确实不适宜发表。这些年来,陆续读了一些写作于“文革”时期但现在已获正式出版的“文革时期地下文学”作品(如食指的诗,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后,使我清楚地看到了我的“文革”时期写作与那些已获出版的“文革时期地下文学作品”之间确实存在一些重要的区别。正如我在《证词:“文革”诗抄附记》一文中曾指出的:“那时的知青文学一般是在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感情基础上抒写个人(或一代人)的苦闷和哀乐的(如食指那时的诗,可参见《诗探索》杂志1994年第2期食指回忆文章)。或者局限于在体制内部区分‘好人’与‘坏人’,寄希望于为民请命的‘好领导’(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最精英的思考也主要是将当时的中国现实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照比较,而后得出:文革时期的中国现实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我那时的诗,除了表现个人的苦闷和对现实的迷惘与绝望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构成我们身心交困的那个“制度”与“体制”的思考与怀疑。换言之,我的“文革”时期写作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外写作。这些作品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在当时(文革期间)是非体制的,反现实的,因而也是为体制所不容的。而现在正式出版的绝大多数“文革时期地下文学”作品(包括食指的诗),在文化归属上仍属于体制内写作,它们被体制所接纳和包溶便不足为奇了。台湾诗人黄梁曾就黄翔的诗集自费交由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已签了“出版合同”后最终被拒绝,与同一家出版社主动精装出版食指诗集一事作了有趣的比较。同为“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先驱的两位诗人在同一家出版社的不同遭遇,其结果是很发人深省的。

  从这本诗集附录的我“文革时期创作年表”和“思想笔记摘抄”中,可以窥见我那时的阅读范围和我所接受的影响:政治理念方面首位的是约翰·穆勒,其次是巴枯宁、罗素;哲学思想方面依次是黑格尔、费尔巴哈、老子、庄子、叔本华、柏格森、罗素、尼采;历史观方面早期是马克思,后期是汤因比;文艺理论方面别林斯基、厨川白村、柏格森、弗洛伊德;精神品藻方面嵇康、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诗歌写作方面闻一多、徐志摩、梁宗岱、冯至,查良铮译的普希金、拜伦,波特莱尔、阿拉贡、阿尔贝蒂、早期马雅可夫斯基。我开列的这一串名单加上我哥哥周伦佐就是那个时期在各个方面真正影响过我的精神导师。

  西昌那时十分闭塞,除我之外,似乎没有第二个人象我这样抱着炽热的信念写作这种不能公开的诗。我那时在思想上颇受伦佐影响,但在诗歌写作上他并不能给我帮助。身边的几个朋友则主要是我的被动读者,每当他们到西昌制药厂宿舍(以后是西昌农专)或我家(西昌玉碧巷小阁楼)来找我和伦佐时,我拿出新写的诗作给他们看,他们或阅读,或抄下带走,我慎重地叮嘱一番,然后他们离去。隔一段时间又来。基本如此(几年以后,这些朋友中的几位,如王世刚、刘建森、欧阳黎海、王宁、黄果天也开始写诗,这是后话)。可以说,我那时的写作是在绝对孤立的状态下进行的,身边既没有人可以进行艺术方面的交流,也没有谁在写作技巧上指点过我,一切全靠自己从阅读和写作实践中摸索,因而在写作技巧上的每一点改变和进步都十分艰难。如同我以后的诗歌和理论写作在形式和观念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自我变构的张力”一样,这一写作特征也贯穿在我“文革”时期的整个写作过程中:形式上的不稳定、怀疑、自悖、自我否定、无所依傍的左冲右突……这一切都是在多种形式借鉴的张力中展开的。

  这种双向度或复调式的张力性写作,在我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创作实践中,表现为诗歌形式和诗歌语言的自我变构以及打破旧的诗歌形式,创造一种新形式又否定这种新形式的努力,其呈现方式为:共时性的双向度复调式写作(例如:同为1984年写作的《狼谷》组诗与《带猫头鹰的男人》从形式到语体完全不同,同为1986年写作的《第二道假门》与《自由方块》也是如此)和历时性的变构式写作(如《带猫头鹰的男人》从形式到语体是对《狼谷》组诗的否定,《第二道假门》是对《带猫头鹰的男人》的否定,《自由方块》是对《第二道假门》的否定,《头像》从语体上对《自由方块》的否定,《刀锋二十首》又是对《头像》的否定……等等)。这种张力在“文革”时期的写作中则表现为:对闻一多和波特莱尔的迷恋以及借助其他诗人以摆脱这种影响的努力。在形式上表现为:对闻一多所倡导并以《死水》(诗集)作为范本的一种分节、整齐、押韵和每行讲究音节的新诗形式的习得和逐渐熟悉运用,与力图摆脱这种押韵、整齐分节及每一行有相等音节(音步)的新格律体的多方面突围。对于一个习作者,最初习得的一种形式,当它被你熟练使用以后,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你自己的形式,其附着力是很大的,要摆脱它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有时甚至需要付出打碎自我,灵魂出窍的代价。这种努力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往往是在拉锯中进进退退,故我在“文革”时期的形式突围并没有成功(即使在一小部分“形式突围”的作品中,大多数仍保留了韵脚便是明证)。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了我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写作实验中。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持有一个看法:某种自我变构(包括自我否定)的张力是一位写作者内在激情与创造力充沛的表现,而在形式与风格上的过早定型与圆熟则往往是一位诗人创造力衰竭的先兆。那种十几年一贯制,以同一种单一形式和语体熟练地,不厌其烦地写着同一种分行排列文字的写作者,那种缺乏艺术器量和大气,只满足于在一种熟练的单调形式中不断重复自己的微型诗人,是很难得到我的重视和尊敬的。现代艺术的光荣只属于那些永不安于现有语言秩序的艺术变构者。

  为了让研究者更全面的了解这些诗的写作背景和我那时的思想状态,本书的附录部分收录了我在1973年编成第一本手抄诗集时假托“这是一位死者的遗稿”而写的一篇“代序”。这篇“代序”曾连同我第一本手抄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在西昌、渡口(今名攀枝花市)一带知青中秘密传抄,并因此而使我整日提心吊胆,坐卧不安。这篇序言所持的思想立场即使在“大大进步了”的二十六年后的今天,也是很难为后极权状态下的主流话语所接纳的。把我八十年代以后的理论写作(从《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论第二诗界》、《反价值》一直到《拒绝的姿态》、《红色写作》、《宣布西方中心话语权力无效》等)和这篇序言连接起来,便可看出我的写作立场是和自“朦胧诗”以来一直到九十年代打着各种招牌的许多“先锋”写作者不同的:他们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名声以及由此而转换来的现实功利;我追索的则是自由——通过语言和形式变构以期实现的思想自由和艺术自由!附录二的“思想笔记摘抄”很不完整(1969——1972年的日记全部烧了;1973年——1974年的日记寄存在乡下一位女知青处时大部分散失了),只有1974年的几页和1975年、1976年的一小部分日记。虽然如此,仍可以窥见我那时关注的问题和思想演变的轨迹。这些笔记是经历多次劫难以后幸存下来的,虽然残缺不全,但它们是我青春热情的烛泪灰烬,至今重读,仍能感到穿过荆棘火焰的思想余温。

  这本诗集能够刊印,首先要感谢好友钟鸣,他的建议和提醒,是我最终决定让这些在时代语境变迁中始终保持沉默的旧作与读者见面的最初动力。同时,我还要感谢台湾诗人黄梁先生,如果没有他对这些旧作艺术价值的充分肯定和有力的督促,这本诗集是不可能这么快就编出来的。他的真诚和热情是感召我回头上岸,重续诗缘的光束之一。我向海峡对岸的精神拓荒者致敬!

  今年是我停笔去解决生计问题的最后一年,抽时间把这本诗集编出来,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黄梁先生说:很多人都想知道,周伦佑在《红色写作》和《刀锋二十首》之后还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我感谢这种期待,并希望通过这篇“后记”告诉关心我的朋友们:与炽热的诗歌青春握手是一次洗礼,直接从生命的源头取水。在静默中,世界从我眼前走开如一只豹子。当我在没有影像的精神之镜中再次孤立的面对自己时,我这样对自己说:不仅要写得好,而且要写得真实。朋友们有理由这样要求我。                    
                         
                      (1999年8月12日完稿于月亮湖畔)



附录1

                  生命的呼吁(代序)



  这是一位死者的遗稿,用牙膏皮做成的笔杂乱地写在几厚本马、恩全集的行间和边页上的。因为用的是速记法,便骗过了监狱看守。几经周折,最后才到了我的手里。

  遵照死者的遗愿,把它整理出来。此刻,心情是沉重的。

  死者是我的朋友和精神上的导师,死时很年轻,还不到二十三岁。因为不幸的家庭,幼年失学,早年过着贫困的生活,靠着自学,学会了读书写字。从流犯的祖辈和瘐死的父亲那里,他继承了叛逆的本能;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山民的粗野气质。他象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有热情,有理想,有苦闷,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也象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有自己的缺点和弱点。成名成家的诱惑曾使他几入岐途,廉价的荣誉也曾使他动过心。但是,他很快抛弃了这些。他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一旦认准了方向,他就一直走下去——直到倒在刑场。

  短暂的一生,他的经历却是不平凡的:受过伤,坐过牢,不料最后这一次,竟结束了他的亡命生涯。

  枪杀他那天,我见到他最后一面:胸前挂着一块纸做的大黑牌,上面写着打了红叉的“现行反革命犯”几个大字。粗大的绳索反绑着双手,由于久日不见阳光,脸色显得异常的苍白,但神情依然镇静如故。围观的人很多,大都表现得麻木不仁,只有那些血液没有凝固变冷的青年,感到一些震动,不时从胸中发出几声叹息。在押赴刑场时,他在人群中发现了我,脸上顿时露出他那特有的甜美的笑容。他张开嘴,动了动嘴唇,但是没有声音。走过了,他又转过身来对我点了点头——这该是他最后的告别词吧!

  后来我才听说:在监狱里宣布了他的死刑判决后,因为怕他第二天在刑场上发表蛊惑人心的“反动”言论,刽子手们便依据惯例,将一根细铁丝穿过他的舌头……就这样,在他被枪杀的前夜,刽子手便用最残忍的手段,迫使他沉默,窒息了他的声音。

  这说明他们的神经是何等的脆弱!这正是他们的统治必然要崩溃的朕兆。

  但是,人可以杀死,真理的声音也是绞杀得了的吗?

  此刻,我就听见了他的声音。这声音将会在千千万万有良知的,有正义感的人们心中,激起感情的浪花。

  我清醒的知道,要颠覆万恶的封建专制主义,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既然历史需要我们牺牲,我们就勇敢地面对死亡。不用哭声告别,也不用眼泪来奠祭死者。今天,他们杀死了诗人,他们在庆祝胜利,也许,今天就是他们厄运的开始。他们的统治可以维持五十年、一百年,但是,能够保持永久么?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人类进步的潮流终将把一切专制暴君葬入水底。一位非洲的殉难者说过:命运是多变的。今天,他们在庆祝胜利,明天,又是谁的节日,你能预见吗?我们并不绝望。可以肯定,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当那些刽子手的朽骨被犁进土里肥田的时候,人们还会怀着崇敬的心情,以亲切的口吻谈起他。孩子们将通过他的作品了解我们这个时代,情人们将以他的名字宣誓爱情……

  唯有深的爱,才有强烈的憎。唯有深切的爱憎,才成其为伟大的人格。作品中处处显现出作者鲜明的爱憎,使我更窥见了他的内心。他爱一切不幸的、善良的人们,他仇恨那些吸血鬼,寄生虫。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一首交织着爱与恨的交响诗。

  这部遗稿的形式是自由的,这正如作者本人,虽然他生前没有享受过片刻自由,但他热爱自由,并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这位圣洁的女神,用自己的死表明了对她的忠贞。这些诗篇是粗糙的,不成熟的,这里面没有推敲字句的匠心,也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音。但是,唯其粗糙,方见其真切;唯其不成熟,方见跳跃的生命。我们的时代,是光明与黑暗大搏斗的时代,是正义与人权被践踏的时代,是专制暴政肆意横行的时代。为了撕破大众的迷梦,必须有冲破一切罗网,斩断一切束缚,踏倒一切偶像,踢开一切羁绊的勇士。声音刺耳也好,使那些昏睡的人们受惊、感冒、呕吐!不死不活,永无出路。唯有大病,才能求得彻底的根治。

  此时,我多想再和他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谈谈我的感想啊!可是,他已经死了,只有这卷诗在我的手里。不,翻着他的遗稿,我感到他的脉搏还在跳动,我感到他的血液还在奔流。这里面有血与泪的控诉,也有对未来的憧憬。诗人并不悲观,他对未来充满希望,他相信未来是美好的,封建专制主义一定要灭亡,自由民主必然会胜利!我听见诗人用他生命的最后一响,向国人发出了最后的呼唤:在恶梦中昏睡的祖国,你哪一天才会醒来呢!


                            (1973·9·23·)


附录2

                思想笔记摘抄*(1974~1977)



  把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外国作家奉为神明,是无知和盲目崇拜的结果。一个作者,可能是一个很庸俗的人,但由于他卓越的天才,却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这种例子并不少见,比如巴尔扎克和司汤达。遇到这种情况时需要把对作品的肯定和对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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