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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毁灭的玻璃镇纸中的蓝色——回忆奥威尔《一九八四》 (阅读4414次)






昆德拉的缺席审判


  在那本著名的《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对奥威尔《一九八四》作了最无情的批评,不,是审判。昆德拉声称,这本书只是在为一个想象中的专制社会画像,它“把一个现实无情地缩减为它的纯政治的方面”,并和它所要反对的恶一样,“把生活缩减为政治,把政治缩减为宣传”;与卡夫卡的《审判》相比,这部书里“没有窗”,在这里“人们看不见少女和她的盛满水的水罐”。接着,昆德拉就对这本书下了判词:
  “所以,奥威尔的小说,且不说它的意图,本身就是专制精神、宣传精神之一种,它把一个被憎恨的社会的生活缩小(并教人去缩小)为一个简单的罪行列举。”


  然后,“奥威尔化”这个词就被昆德拉上升为罪名,去套在那些对回忆进行简化的人头上;正如一次大审判结束后,罪犯的名字总是会成为某类罪行本身的代称。无疑,在这本意在批判和终结所谓“审判精神”的书里,奥威尔恰恰被作为了审判对象。在昆德拉的小说法庭上,奥威尔的书被当成“非小说”从“小说历史”里面抹掉了。我想,只要可能,昆德拉甚至想让这本书变得“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从人们的记忆里彻底消失,就像这本书里讲到的“非人”一样。


  此刻,奥威尔的书不在我手边,而《被背叛的遗嘱》上的昆德拉头像却像法官一样冷峻地注视着我。一本书在审判另一本书,而且是缺席审判。但我是否就不能为没有到场的被告辩护?在这里,我想凭借回忆对奥威尔作出辩护和见证,或许归根到底,任何见证都是回忆。


  为什么说昆德拉是在进行缺席审判?因为昆德拉的法庭上奥威尔并未真正到场。只要我们仔细地读一下昆德拉判决的依据,就会发觉他对奥威尔的理解都是来自一些众所周知的意见。“它也是个关于被捕和审判的故事”,“一本几十年中作为反专制主义专业人员的长期参考书”,除了这两句话外,就再也看不到对这本书的具体介绍,更看不到细节,或哪怕一句从《一九八四》中摘录的引文。而这两句话又说了什么呢?第一句不过是最粗糙的简化,第二句是社会对一本书的政治利用方式。但社会对一本书的理解和利用与这本书本身是一回事吗?恰恰是在这里,昆德拉把一本书“缩减为它的政治方面”,缩减为社会对它的意见了。我甚至怀疑昆德拉是否认真读过《一九八四》,以他的心性肯定是不愿读一本被政治化了的书的。那么,他就有权在没有认真读过原书时凭社会的某些意见来裁断?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审判和专制精神又是什么?


  在昆德拉的臆想中,《一九八四》是没有“窗”的,但这并不等于它就真的没有窗。对于昆德拉来说,现代小说的道德是认识某些人类存在的普遍境况,并去发现在变成阱架的世界中美存在的可能性。我恰恰认为,奥威尔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做为。只是,我们必须首先悬搁那些道听途说来的意见,并排除掉我们内心可能有的对一本书的偏见,我们才可能进入到一本书真正的秘密之中。在我看来,如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用“媚俗”和“牧歌”这两个词分别对应对世界的认识和美的可能性,那么,《一九八四》也找到了两个词,一个是“虐待”,一个是“玻璃镇纸中的蓝色”。


虐待的政治学


  在公众的意见中,《一九八四》是一本反极权主义的书。的确如此。但是,这就是这本书的全部?作为小说,它就真的没有别的东西想说?那为什么奥威尔不去写一本政治著作?为什么他一定要用小说的形式说话?仅仅因为用故事表达的思想更生动、有趣并更具可读性?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对于昆德拉的判词我们就不能有异议。但《一九八四》里面仍然有着用反极权主义政治理论不能解释的地方,有着“社会学和政治学都无法进入的神秘之地”。在我看来,它就蕴含在这本书的整体构思框架中。


  小说中,温斯顿一开始就已经被发现有异端思想了,但他并没有马上被逮捕、审讯和消灭。思想警察像猫玩老鼠那样诱导他去发展清醒的理性,甚至默许他与裘莉亚同居。这种默许一直到温斯顿读完那本政治著作,从而有了非常坚定的理性之后才告停止,才发展为例行公事的逮捕、讯问和消灭。


  按一般极权主义的统治逻辑来说,温斯顿应该一开始就被消灭,因为他已经威胁到了极权主义的基础。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到他的理性和人性都被充分唤醒(而且是被那些思想警察唤醒)之后才消灭他?仅仅只是为了造成黑色幽默的效果而已吗?的确,整个过程看起来具有一种黑色幽默感,伪装成异见份子的思想警察在诱骗温斯顿时所做的那段慷慨悲壮的陈词尤其如此(昆德拉幸好没有指责奥威尔不懂幽默)。但这并不足以解释《一九八四》的内在逻辑性。《一九八四》中的极权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像一般政治著作中分析的那样是以内部社会控制和外部军事目标为最终目的,而是以虐待为最终目的。正是在这里,奥威尔的目光穿透了人性的隐秘场域。


  在一般对极权主义的理论分析中都会提到极权主义统治的虐待性,但它们都把这种虐待当成一种伴随的手段,换句话说,虐待总是作为达到某个更高目的(恐怖或社会控制)的手段。但是,在《一九八四》中的极权主义社会,虐待成为了最高目的本身。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统治者事实上根本没有需要考虑的军事目标(并没有真正的敌人)、经济目标(所有的数字都可以虚构出来)、权力目标(在权力上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和社会控制目标(任何人对社会控制都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因为他们都是孤立的)。在这个一切目标都丧失的社会里,统治者仅仅只为虐待而奋斗。这是一个虐待狂思想警察统治的世界,他们并不担心社会失控,而只担心找不到人来虐待。他们并不满足于用谎言和暴力去使人们驯顺,那样一些驯顺的受虐狂使虐待太轻易,从而不能带来快感;而是想尽办法从人群中发掘出那些能识破真相、有理性潜质的人作为虐待的对象。他们在将这些人正式纳入掌中之前,首先会充分培育这些人的理性和人性,因为这样才能获得征服巨大障碍(思想的根本理性化)时的快感


  因此,这里只有虐待狂的逻辑,而非控制论的逻辑。整个社会由此变成“政治萨德主义”的实验室,这显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极权主义。这也许是地狱,但这个地狱正是某些人的天堂——施虐狂和受虐狂的天堂。


  《一九八四》并不一般地反对极权主义,它所真正针对的是人性中的虐待倾向——这一倾向在日常生活中也许只是作为变态或畸形出现,但它却有可能变成一个社会的统治模式的基础。奥威尔提醒我们的正是这种倾向所可能造成的政治上的后果,因此他所进行的不是政治批判而是人性批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提示着我们反省内心深处都有的对虐待的渴望,我们知道,这种渴望自十九世纪非理性主义泛滥以来在社会上不断加强,而奥威尔想重新回到启蒙理性对人性的理解。从温斯顿的结局来看,奥威尔对于这种回复的可能并不抱希望。


被毁灭的玻璃镇纸中的蓝色


  在一个一切为虐待(施虐和受虐)而奋斗的世界中,那种正常的人性是可能的吗?人性的首要质素——美感有立足之地吗?《一九八四》的回答是悲观的,但这并不构成认为这本书将生活缩减为政治的理由,因为被毁灭的美仍然在这个世界中存在过。


  温斯顿在理性苏醒之后,有一次在贫民区的杂货店买了一个玻璃镇纸。这个举动是危险的,因为玻璃镇纸对他毫无用处,而一个对非必需品发生兴趣的人就有可能威胁到统治的基础——任何统治都是以必需品为最终的锁链束缚住人们。更重要的是,这种对非必需品的兴趣是一种无实用、无功利性的美感,它意味着人性。在更深的意义上,它意味着私人领域,因为私人领域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人不透明的所在,在那里他可以实现他的个体心性的独特形式感。它不是制度强加给人或安排好的东西,而是包含着个体的选择,在选择中就生成了一个自身世界。果然,在买了这个玻璃镇纸之后,温斯顿的美感就逐渐生长,他建立自身的私人空间的念头越来越强,并最终导致了他和裘莉亚的同居——那个位于贫民区的房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缺口,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口,恰如卡夫卡笔下那少女手里的水罐。


  但奥威尔在打开这个窗口后,又让这个窗口自己关闭——就像卡夫卡《城堡》里那次奇特的做爱结束后发现这是在两位侍者的注视下进行的一样,这唯一的私人空间从一开始就被置于思想警察的窥视下。毫无疑问,这些施虐狂也是些窥淫狂,他们在窥视欲满足得差不多后就要毁掉这个空间。他们闯进来,毁掉了房间里所有的东西,而玻璃镇纸的碎裂构成一个隐喻:我们个体构建的私人领域就像玻璃一样晶莹、脆弱。


  这被毁灭的玻璃镇纸中的蓝色就是灵,正如特拉克尔的诗所说的:“灵魂只不过是一个蓝色的瞬间”。它宁静、稳定,但需要一个私人空间来守护。个体的身体在意识形态的强风中尤如一张薄纸,是私人空间像镇纸一样使它安全、踏实,并贴近真实和人性的地面。一旦这镇纸被拿去或摔碎,生命就会再次在世界上飘浮起来。


  虐待狂所要征服的不只是我们的理性,还有我们的美感。理性构成我们身上的普遍性,而美感则是我们每个人的个体性。美感总是和爱欲相关联,而爱欲总威胁到秩序(不仅是极权主义)的稳定。和昆德拉一样,奥威尔事实上也发现了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阱架,他也同样在追问在这个变得越来越丑的世界上美与爱欲的存在可能性。玻璃镇纸中的蓝色的毁灭——倘若我们没有忘记蓝色意味着自由的话,意味着可能有一天美与爱欲都将不复存在。在那一天,我们的世界将围绕一个虚空构建起来,那个虚空,就是“非人”——因为只有美和爱欲才让我们感到自己在世界上真实地存在过。


  昆德拉是位清醒的悲观主义者,但是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固执地要用第七章来构建一个牧歌的世界。与他相比,奥威尔的确显得更加悲观,但绝非是在将生活简化。《一九八四》不是一本政治小说,而是试图对人性的恶、爱欲和美感进行追问的作品,这些问题位于这本书的核心就像蓝色位于玻璃镇纸的核心。但是它被彻底打碎了,被社会意见和政治利用打碎,被昆德拉的缺席审判打碎。这一切无非表明人们已不再关心灵魂,无论这是人的灵魂还是书的灵魂。是的,现在我还能听到那玻璃镇纸从桌上摔落时的声音,它那么清晰、疼痛,就像一颗心在碎裂。


          一行2001年6月2日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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