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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智的文本 (阅读3789次)



——评申维中篇小说《东方红小学》1



    青年作家申维近几年已经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其中有两部分别是我作的序和跋,这两部作品是《狼狈不堪的生活》2 和《爱情乞丐》3。我在给《爱情乞丐》一书所写的跋中,把申维的这些作品称为平民主义小说。有关平民主义小说和平民主义的概念,我已经在多篇文章中作了较为充分的解释,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但有必要在此说明的是,申维的这篇《东方红小学》也可以说是站在平民主义的立场上来写的,它有着明显的批判英雄主义及英雄主义时代的意识。虽然在今天看来,这种反思与批判英雄主义的意识,在像申维这样的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中已并不鲜见,但是,他们对英雄主义和英雄主义时代进行反思与批判的文本操作方式,却是千差万别、姿态各异的。我以为,在申维的这篇《东方红小学》中,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作品在这种反思与批判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机智,一种叙事的机智,幽默与反讽的机智。

    从小说的内容上看,申维在这里所选择的是一个早已不再新鲜的题材:“文革”时期一群孩子的生活与成长的轨迹。我们知道,这一题材在近二十几年的时间里,经过几代作家的反复讲述,如今已很难再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并且描写这一题材的代表性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等小说,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得到了历史性的确认,因此,今天的作家再来重写这一题材,则无异于是一种冒险。但冒险是有意义的,冒险意味着开拓和超越,一切进步、一切创新都是对于陈规的冒险。我们对历史的反思与重新解释,对于历史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冒险,而历史正是在这样的冒险中才得以进步的,历史的意义正体现在人们对历史的反思之中,以至于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4。那么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反思“文革”的那段历史,则同样是一种超越,我们今天如何来理解那段历史,也许比那段历史本身更为重要,重要的并不是理解什么,而是怎么理解。这个观点体现在西方结构主义的小说理论中,就是“重要的并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青年作家申维对“文革”时期的那群孩子的生活与成长轨迹的描写,正是在“怎么理解”和“怎么写”这一点上获得了超越。

    我曾经在《从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一文中,把从五四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这一段历史概括为英雄主义时代,我在分析建国后的英雄主义时代的特征时还说过,“建国后的英雄主义时代事实上又是一个‘造神’时代”,“文革”时期显然是这个时代里最具代表性的时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正逐渐向平民主义社会转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转化的痕迹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有了较为鲜明的体现,尤其是在今天,对20多年前的那个英雄主义时代与延存至今的英雄主义思想的反思与超越,已经成了当代的作家、学者最为迫切的任务,我把这个任务称为在反思中选择和建设当代的平民主义的文化价值立场和体系。我们看到,申维的《东方红小学》这篇小说正是从平民主义的立场上来对“文革”进行反思的,今天的这种反思与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对“文革”的反思有着本质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们对“文革”的反思是在同一种文化价值体系之中所进行的反思,而今天人们对“文革”的反思则更多是站在一个新的文化价值立场上,对另一种文化价值观念所进行的反思,这也正是申维的《东方红小学》与刘心武的《班主任》的本质不同之所在。但申维的机智之处,却不仅在于他选择了一个新的文化价值立场,而且更在于他叙事的方式,在于他小说整体上的幽默与反讽的效果。

   《东方红小学》这篇小说的叙事方式,从表面上看,如果我们延用利奥塔尔的概念,似乎全都是由“小叙事”构成,而缺乏整体的“宏大叙事”,构成小说的诸“小叙事”之间似乎缺乏有机的联系,因此从某种角度看,也可以认为它带有一些后现代特征;但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这篇小说的结构,我们就会发现它并不缺乏宏大叙事,只不过构成这种宏大叙事的诸“小叙事”之间的线索已不再是我们所习惯的时间线索或故事发展线索,而被转换成了隐于诸“小叙事’背后的形成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的逻辑线索。就像戴了上帝面具的撒旦一样,因为面具,把撒旦的本质与上帝的表象联系在了一起;申维小说中的这个逻辑线索,把学雷锋与偷窃、欺骗、失贞、恶作剧联系在了一起,把阶级觉悟与恃强凌弱联系在了一起,把孩童的游戏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了一起,把好学生与自私鬼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个线索所戴的面具,就是“文革”那个特定时代的畸形教育与畸形的社会价值观念。学雷锋、学习工农兵、阶级斗争以及上山下乡等等,都是那个时代的宏大叙事,同样“宏大”的还有以正义的面目出现的阴暗、卑鄙和邪恶。如果我们不考虑联接小说中诸“小叙事”的这个逻辑线索,我们似乎可以把小说中这些拼盘式的“小叙事”看做是对宏大叙事的一种解构;然而,即使我们把这些“小叙事”所凝结的人们对“文革”那段历史的重新理解,看做是对“文革”历史这个宏大叙事的解构,它也远没有“文革”历史中的“恶”的宏大叙事对“善”的宏大叙事本身的解构来得更为彻底。

    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申维之所以选择这种叙事方式的原意。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回到作品中来。我们发现,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如老巴子、严小四子、刘红旗、花红蕾,甚至他们的老师马小丽与赵大饼等人,在“东方红小学”所标示的那个时代,都处于利奥塔尔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与“小叙事”的混合交替之中。如果说当时的集体行为与集体价值是一种宏大叙事,那么个人行为与个人价值则是一种“小叙事”。而事实正如这篇小说所反映的,在那里,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总是相悖的,而且集体行为当中经常掺杂着反其道而行之的个人行为,就像学雷锋这个集体行为中总是伴随着偷窃、欺骗这些个人行为一样,当然集体行为和个人行为都不仅仅是这些,但在“文革”那个时代,个人行为的异化和极端化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集体行为的异化和极端化导致的。在当时的那个极端英雄主义时代,社会对集体的价值这个宏大叙事的极端肯定,几乎完全否定了个人的价值这个“小叙事”,而这正是我们对“文革”所要进行反思的症结之所在:个人的价值是不应被否定的,如果一个时代要否定个人的价值,那么它必将付出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被双重异化的代价。今天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平民主义时代,这个时代将以重新肯定个人的价值来作为自己文化价值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我们在反思英雄主义时代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小叙事”的方式来完成平民主义时代的宏大叙事。申维叙事的机智正在这里突现了出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之所以采用这种拼盘式的叙事方式,目的就在更方便以今天的视角来反映‘文革’那个时代,从而突出其荒谬性来。”

    申维小说中的叙事的机智还表现在语言上,主要体现为幽默与反讽。《东方红小学》这篇小说的语言很有王小波的遗风,整体上有穿透力,细节上耐人寻味。申维语言的幽默不同于鲁迅式的幽默,也不同于钱钟书式的幽默。鲁迅式的幽默是让人感到笑不出来的悲哀,钱钟书式的幽默却是让人一笑了之。而申维的幽默则先是让人捧腹大笑,笑过之后却又不得不因为悲哀而陷入沉思。在这篇小说中,最让我捧腹的是这样的一段:“在这之前,小四子从没想过马小丽会有屁股。他光想着那一张洁白的生动的脸。在小四子眼里,马小丽是神圣的。他没料到如此神圣的马小丽竟然有着磨盘大小的屁股……这件事对小四子的打击重大,象征着一个英雄神话时代的结束。”这样的幽默不仅仅让人发笑,而且极具反讽意味,笑过之后,我感到悲哀的是,就像严小四子从没想过他神圣的老师马小丽也有屁股一样,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人们同样从来都没有想过神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竟然会是一个天大的错误,那时绝大部分人的思想意识竟然还不如一个小学劣等生严小四子。这样的情况在今天是否还会再次出现呢?也许很难保证。类似这样的幽默在这篇小说中俯拾皆是,它会让人在阅读中不时地笑出眼泪。

就小说的结构来看,虽然它是众多“小叙事”的拼盘组合,但在整体上它仍是浑然天成的,从出了毛病的记忆引出对童年记忆的修复,并展现了一个荒谬时代里一群孩子的荒谬生活,到让这些童年记忆在时间中流逝,体现了小说结构的完整性。他们的童年记忆虽然“早已经沉入似水的流年之中”,但他们的生活仍在时间中继续。这随着时间而不断改变的生活不仅仅是“东方红小学”的名称改成了“求是小学”、“实验小学”或“培智贵族学校”,也不仅仅在于县委大院门口的广场名称从“红场”改成“红旗广场”或“曼哈顿广场”,它的意义更在于,英雄主义时代和人们对它的感受已在似水流年中流逝,而人们的生活将在一个新的平民主义时代里获得新的意义。《东方红小学》中的叙事是机智的,诙谐而且幽默,让我们的阅读充满快乐。这里,我想起法国评论家罗兰•巴特曾经把文学作品分为两类,一类叫“快乐的文本”,另一类叫“极乐的文本”5。至于什么样的作品叫“快乐的文本”,什么样的作品叫“极乐的文本”,巴氏语焉不详。但如果让我来模仿巴氏的概念,来对申维的这篇《东方红小学》进行归类或命名,那就不妨称之为“机智的文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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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说原载《时代文学》2000(2),济南。
2  申维:《狼狈不堪的生活》,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3  申维:《爱情乞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4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  参见《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3),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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