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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70年代后”及对它的一个个案解读 (阅读4597次)



——兼评林苑中小说《作为打火机的枪》1




    近年来,有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学期刊先后集中推出了一批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写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并且同时就有人为这批年轻写作者做了群体性的命名,叫作“70年代后作家群”或“70后”。至于这样的命名是否合理,我不想在此作过多的讨论。我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些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写作者的作品究竟体现了一种怎样的精神和心态?他们何以会产生这种心态?他们与他们之前的“晚生代”作家之间有哪些相同或不同?他们作品中所体现的那种精神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具有怎样的意义?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带着这些问题,我翻阅了自己所能找到的所有公开发表的1970年以代后出生写作者的作品。

    然而我的阅读是沉重的,因为在阅读之中我发现了我的这一代同龄人整体性的自我的迷失。我对他们的作品所产生的这种令人焦虑的印象,是来自卫慧的《像卫慧那样疯狂》、丁天的《饲养在城市的我们》《死因不明》《漂着》、棉棉的《啦啦啦》《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告诉我通向下一个威士忌酒巴的路》、周洁茹的《我们干点什么吧》《抒情时代》、魏微的《迷途》等一大批作品,这些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是这一代人当中极为普遍的精神的悬浮、颓废、迷茫、空虚、无方向感,甚至走向歇斯底里的疯狂和盲目的发泄。对于他们的那种玩世不恭的心态,即使是我出于对我的同龄人的理解,愿意把它看做是对于传统的神本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价值观念的一种疏离或抗争,也仍然遮蔽不了他们整体性的自我迷失这一事实。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整体性的自我的迷失,这种自我的迷失将带来怎样的后果,谁又该为这样的后果承担责任,以及怎样承担责任呢?我们不妨通过林苑中的小说《作为打火机的枪》这个个案,来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与阐述。

林苑中属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写作者,他刚大学毕业不久,在大学期间他就写了不少小说,我读过的他的作品有《焰男》《乡村医生》《白马,白马》《草原之夜》等中短篇小说。就我对他的作品的总体印象而言,我觉得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有着20世纪70年代后出生写作者的小说的普遍特点,譬如他所描写的在欲望和道德之间燃烧又熄灭的“焰男”、救得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的“乡村医生”、“白马”过隙般一去不返的友情和爱情等,都体现出了较为浓重的对欲望与疲倦、颓废与孤独、消沉与幻灭的感受。同样,在这篇题为《作为打火机的枪》的小说中,这种感受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从小说最根本的属性故事性上来看,这篇小说的故事性并不是很强,它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它的情节是由这样的一些跳跃的片段组成的:对一只打火机手枪的迷恋与把玩,一次短暂的性爱过程,办公室里琐碎无聊的生活,找厕所与搔痒的尴尬,放纸飞机的游戏,以及面对昔日恋人的死亡时自我的幻灭与复苏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些片段割裂开来看,这里的绝大部分片段几乎都是没有意义的,即便把这些片段组合在一起,它所能够体现的,似乎也只是小说主人公生活本身的无意义。因而从某种角度看,这篇小说所描写的,就是像小说主人公“我”这样的年轻人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一种迷茫的、浑浑噩噩的感受。而隐藏在这种感受背后的、我们也能够看到的,则是他们由于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缺乏深入的理解与把握,而导致的他们对自己人生目的与意义的茫然和困惑。

小说所传达出来的这种迷茫的、浑浑噩噩的感受,不仅体现在我们对这些无意义的生活片段流水般消逝的体验之中,而且也体现在小说主人公“我”对生活的目的与意义的空虚体验之中。譬如小说中“我”对于时间的感受:“我不知道时间是什么东西,是我背后僵硬的平整的镜子上流动的柔软的物质吗?我知道它流动的很慢,关于它我还能说些什么,我舌尖稍后,它便汩汩而来,流过唇,流过眼前,它渐渐美丽成河。这两三月的时光就这么流过去了。”再如“我”在辗转去看望昔日恋人叶晓频时,对自己行为目的的感受:“我来了就是为了离开。”正是因为“我”对自己行为目的的意义不明确,致使这种行为目的本身失去了意义,这样,事件就只仅仅是一个事件,它不会在时间中和人们的记忆中留下很深的痕迹。在没有意义的时间中,任何事件都可能会成为“意义”,来填补人们心灵的空虚,因而小说主人公觉得:“我扛着纸箱在大街上走很有意义。”当然,这样的“意义”显然是虚假的,它只能进一步揭示主人公“我”的精神的悬浮感和无方向感。而这种对生活的无奈与无助的感受,与其说是来自小说主人公“我”,还不如说是来自作者自身,因为这种感受正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对生活尚缺乏理性思考的一代人,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转型社会的普遍印象。但他们的这种感受是十分真切的,抒写对自己的生活的真实感受,也许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写作者与他们之前的“晚生代”作家的最大共同之处,像林苑中小说中的这种感受,我们在朱文、鲁羊、陈染等“晚生代”作家的作品中也会经常遭遇。

但是像林苑中这样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写作者的作品与“晚生代”作家的作品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简单地说,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晚生代”作家大多已经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对这个时代的理解,他们对自己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有着相对较为准确的把握,因而他们也就比较明了自己在这个时代里所处的位置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我们必须承认,文学作品应该能够体现或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包括社会历史的变迁和人们对自身处境的感受与理解,而文学作品的深刻性往往就体现在作者对时代精神把握的准确性与理解的程度上。我曾经说过,中国今天的社会转型是朝向平民主义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正在由神本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传统向平民主义的价值立场转移。而在“晚生代”作家中,像韩东、朱文等人,对今天这个时代的精神都已有了相对较为准确的理解,并且他们的部分作品已经自觉地站在平民主义的价值立场上,开始对神本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价值传统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这也许正是在“晚生代”作家的作品中,那种精神无所依托的悬浮感正逐渐减弱的重要原因。然而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写作者来说,也许是因为年龄的缘故,使他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认识,远没有比他们稍长的“晚生代”作家那么清晰。正是由于他们对这个时代的方向缺乏把握,使他们不可避免的在时代的洪流中迷失了自我,“随波逐流”,也使他们在疏离了神本主义、“英雄主义”价值传统的同时,却滑向了物本主义的纵欲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边缘。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导致他们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必然会体现出那种令人担忧的颓废、迷茫和空虚的情绪。

人们如果不能认清他自己生活着的时代与社会的变化与发展的方向,不能找准自己在这个时代与社会中的位置与人生价值追求,那么他们的生活就必然会变得浑浑噩噩、迷惘而盲目。作家在没有找到自己的文化价值立场时也是一样。林苑中小说《作为打火机的枪》中的主人公“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失去生活的方向感、在迷茫中打发无聊的时光,直到最后面对死亡或曰人生价值的虚无时才有所觉醒的人物形象,在昔日的恋人叶晓频死后,“我”才猛然想到:“我应该热爱点什么才对,是吧?”至于应该热爱什么,他仍然不甚明了。类似这样的对生活充满空虚感和迷茫感的人物形象,在20世纪70年代后出生写作者的作品中有很多,如卫慧的《像卫慧那样疯狂》中的“我”、阿碧、《艾夏》中的艾夏,丁天的《饲养在城市的我们》中的“我”、刘军、刘明、黄力、张颖、林雪等、《漂着》中的陈红与“我”,棉棉《啦啦啦》中的吉它手赛宁、《告诉我通向下一个威士忌酒吧的路》中的主人公“我”,周洁茹《我们干点什么吧》、《抒情时代》等作品中的梅茜、小鱼……。这里举出的仅仅是一小部分,这样的形象在他们的作品中还有很多,几乎成了一代人的群像。而我们从这些人物群像那里看到的,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写作者自身的精神风貌,他们笔下的这些形象,也几乎都是他们对自身生活的一种真实写照。至于他们何以未能较为准确地把握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社会转型,未能找到在这个时代中自己所应有的位置和方向,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一般说来,年轻人对生活的直观感受总是大于理性思考的,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文化价值的多元化使他们很难选择自己的价值坐标,而我们一直忙于纷争的批评家这时也未能及时地对他们的困惑做出必要的回答。综合这些因素来看,这些对生活尚缺乏理性思考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写作者,也就完全有理由来抒写他们对生活的那种迷茫的、却又是十分真实的感受。

这里的责任也许不在于作家,而在于批评家。因为我们的批评家一直没有能够清楚明白地告诉作家这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与意义,没有能够说清楚我们是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导致了我们的不少作家在对这个时代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批评家给作家留下的困惑有,我们的作家应该选择怎样的一种文化价值立场,应该从一个怎样的与这个时代相应的文化价值立场上来理解与思考今天的中国社会,作家应该从传统中继承什么和摒弃什么,我们的传统是怎样的传统,我们的未来又是怎样的未来。专业的分工把思考与解决问题的任务更多地交给了批评家,如果批评家不能为作家解开这些困惑,那么则可以说我们的批评家不仅没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且造成了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事实上,近十几年来,我们的批评家并没有十分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最为热中的是,如何尽可能地把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价值引向多元化。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工作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它可以为作家提供更多的理解世界的视角;但如果我们反过来看,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同时也会使我们的作家眼花缭乱、无从选择。在这社会转型时期,一些著名作家尚且会在多元文化价值的迷宫中迷失自我,更何况那些涉世不是很深的年轻写作者呢?我以为,批评家在完成把文化价值引向多元化之后,就应该回过头来把困惑中的作家引到与时代发展方向相应的那些文化价值立场上去,让他们走出迷茫,找到自己的方向。这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写作者尤为重要。道理很简单,如果作家不能深刻地理解他所生活的和描写的时代,就很难写出深刻的作品来。我常想,这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中的人都已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而我们的作家却一直未能写出与这个时代的变化同样深刻的作品来,其症结也许就在这里。

然而,即使这些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写作者的作品体现了那样普遍的精神的悬浮感、空虚感、颓废感、无方向感、乃至产生让人甚忧的玩世心态,他们的写作也仍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我们发现他们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有理由抹煞他们的意义。首先,他们对自身的种种困惑的展现,使我们感受到了批评的责任,我们的批评不应该对这一代人的迷惘和困惑视而不见,也不应该故意掩饰他们的迷惘和困惑,更不应对其采取粗暴的态度,批评家的责任是认真地分析和研究他们的问题,使他们摆脱迷惘、走出困惑。这群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写作者是我们文学的新生力量,他们在成长中应该得到更加合理的扶持与保护。也许他们的困惑还会促使更多的批评家,来对这个时代及这个时代的文学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其次,这一代人的写作所体现的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疏离,也可以说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因为传统的神本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价值观念在今天已无法摆脱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我们可以指责这一代年轻人在疏离与摒弃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方式上存在问题,但他们对传统的疏离本身并没有错,他们的问题只是由于在疏离与选择的过程中没能很好地把握这个时代,而使自己滑向了物本主义的边缘。他们今天的偏执、浮躁与苍白让我感到焦虑的是,他们还将花费多少时间,才能把迷失了的自我重新找回?

可以让人感到欣慰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是不甘沉沦的一代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开始了对自身的重新审视和对自我的追寻。正如林苑中在这篇小说的最后所说的:“我走在路上,是为了寻找什么,或者说是为了更为重要的东西。譬如说自我。”“我应该热爱点什么才对,是吧?”在这里我看到了这一代人迷惘中的觉醒,以及对自身生活的反思。事实上,我们每一个文化人都应该为自我选择一个社会角色,选择一个与时代相应的文化价值立场。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一代年轻写作者,一定会回到与这个时代相应的平民主义的文化价值立场上来,并站在这个立场上,为我们的文化和文学找回自信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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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英译文发表于《China today》 英文版2001(11),北京。翻译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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