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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全球化:现代化的误区1 (阅读4860次)



随着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向政治文化领域的不断渗透,在世纪交替间的中国知识界,“文化全球化”的呼声也已日益浮出水面,有人认为“文化全球化”将是“未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化总体发展的趋势”2 ,有人认为它将可能给我们“带来严重的文化挑战” 3,民族主义者认为“文化全球化”是一种变相的文化殖民,对它“至少应当有文化的抵抗”4,而“全球化”的支持者则以为“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潮流,我们的对策应首先是顺应它”5……在今天的知识界,似乎人们只要通过对“文化全球化”的思考,就能够为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寻找到出路。

但问题在于,“文化全球化”能否完全等同于文化的现代化?它们各自所具有的是怎样的内涵?当然,如果我们仅仅从民族主义的文化本位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立场上来简单地否定“文化全球化”,那无疑是片面而且粗暴的,但如果我们因此便反过来简单地认为“文化全球化”就能够实现我们的文化现代化,那么我们对“文化全球化”的认识显然也缺乏应有的理智。这里,问题的关键已不在于“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而在于“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和文化现代化的内涵之间存在着严重错位。

任何文化,都是由文化资源和文化价值内涵这两部分内容构成的,文化资源即是人们所说的知识,而文化价值内涵则是作为文化支撑的某种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没有价值体系支撑的文化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而任何文化价值体系也都必须通过知识来承载。正如我们所说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它主要是指东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而非知识的差异。同样,“文化全球化”的内涵主要即是文化资源的全球化,也就是知识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所弥平的是地域间知识的差异,而非文化价值的差异;但文化的现代化,则主要是指文化价值的现代化,也就是文化价值内涵的现代性转化,其任务在于建立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至于作为文化资源的知识,除了存在着人们认知领域的更新,就像人的认识从无知到有知一样,是无所谓什么现代化的。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全球化”和文化现代化两者内涵之间的错位,致使我们的文化现代化在“文化全球化”这里陷入了误区。

    我们看到,“文化全球化”的倡导者不厌其烦地一再试图证明的是,由互联网、影视、报刊等传媒所带来的信息,必然会使世界各民族文化都成为全人类共有的财富,并且这些文化财富也必然会在历史的选择面前不断发展,“各国文化需要自由地生活,并面对不同文化的不断比较,这样它们才能更新、丰富、发展和适应生活的不断发展……全球化不会消灭本地文化,后者中宝贵的和值得生存的一切将在世界开放的格局中找到合适的土壤并生根发芽”。6 他们认为,作为文化价值载体的知识的全球化,也必然会使文化价值本身实现全球化,知识的拼盘与融合也会带来文化价值的融合。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文化的全部内容都必将为全球化所“化”。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把“文化全球化”与文化现代化等同起来,似乎也就具有了充分的理由。同样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把“后现代文化”、“后殖民文化”、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等西方现代的文化价值形态都看成了“世界文化”和“全球文化”,似乎中国今天的文化现代化就是要走向这种所谓的“世界文化”或“全球文化”,以实现与西方文化的一体化。

    从现象上看,这种观点好像也言之成理,但在现象的背后,这种理论却隐含了这样的一个逻辑前提,即认为不同文化价值内涵之间存在着普遍通约性,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可以进行由此及彼的渗透直至取代。如果不首先承认这种文化价值的普遍通约性,那么也就不可能出现不同文化价值内涵之间的互相渗透,不可能出现由某种外来的文化价值体系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取代,不管这种外来的文化是西方的“后现代文化”、“后殖民文化”还是“文化帝国主义”,这样,“文化全球化”就不仅会变得对我们毫无意义,而且也将失去可能。

    但“文化全球化”理论的这个逻辑前提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文化价值的普遍通约性呢?事实上显然不是这样,而且恰恰相反,无论从学理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同文化之间在文化价值上都很少是可以通约的。一种文化之所以能成其为一种文化而不是别的什么,是因为它本身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自足的、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一般都具有极强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很难被打破。所谓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其实往往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鲸吞或蚕食,而很少可能是不同文化的拼盘共存。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强势文化,它有几千年形成的超强文化价值结构,一切试图进入这个价值结构的外来文化,如果不是接受这个价值体系的改造,就是为这个价值体系所排斥。事实也可以说明,历史上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如佛教文化、穆斯林文化等,都不但没有能够“化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往往都被“中国化”了,其文化价值内涵往往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所架空。

    再者,无论今天人们所说的“后现代文化”、“后殖民文化”还是“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来说都是一种所谓的“西化”,而中国的“西化”思想至少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就已经开始了,即使我们今天愿意承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文化全球化”相一致,而“文化全球化”又必须以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为依凭,那么为什么西方文化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仍未能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使中国实现文化现代化呢?究竟是因为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在文化上的殖民不够深广,还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够彻底呢?如果今天的“文化全球化”仍以“西化”为内涵,那么“文化全球化”岂不是早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它至今才触动我们知识界的那根迟钝的神经呢?

所有这些,至少能够说明的是,不同的文化在文化价值上是不可通约的。美国学者亨廷顿也认为,不同的文化价值不仅不可通约,而且是互相排斥、互相对抗的,他甚至警告说,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差异会上升为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冲突。既然不同的文化价值是不可通约的,一种文化也就不可能实现对另一种文化在文化价值内涵上的渗透乃至完全取代,这也是我们从中国这一百多年的“西化”中获得的教训。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说“文化全球化”只能是文化资源的全球化,而不可能是文化价值内涵的全球化,它与中国今天的文化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

现代化的一个根本的特性就是要化滞后于时代发展的事物为能够推动时代进步的事物,文化现代化的含义也就是要改变与时代不相适应的文化传统而使其符合时代的潮流。那么,今天的“文化全球化”究竟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文化呢?而在这变化之中我们又该进行怎样的文化选择呢?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我们所要探索的文化现代化已经不再是封闭的民族主义的文化现代化,而应该是对我们传统的文化价值内涵进行现代性更新,从传统文化的内部入手,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进行现代性改造,使其成为与新的时代相适应的文化价值尺度。我们不能否认任何文化价值体系都带有民族特点,因此我们的文化现代化在走向与这个开放的时代相适应的同时,应当充分考虑民族的文化心理基础,力求避免可能出现的民族抵触情绪。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现代化将必须以延续和保存民族主义的文化传统为目的。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下,文化现代化对于我们也就意味着必须从内部改造我们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使其适应未来的社会潮流与历史潮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化现代化的任务。至于如何去完成这个任务,如何去实现这个文化现代化的目标,当然不是仅仅依靠所谓的“文化全球化”,不是依靠某种外来文化的刺激,也不是依靠民族主义或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激进情绪,它必须依靠一次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式的文化价值建设。2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有责任把这个任务放在自己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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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光明日报》2003年6月19日。《新华文摘》2003(10)转摘。发表时有删节。
2  王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论争和文化对话》,《东方文化》1999(4)。
3  张颐武:《全球化的文化挑战》,《文艺争鸣》1999(4)。
4  张承志:《<错开的花>自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5  王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论争和文化对话》,《东方文化》1999(4)。
6  略萨:《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6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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