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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新的“子学”1 (阅读3452次)



文化的进步从来便以理论的完善作为其自身的标志。当我们的文化理论从先秦百家时代“子学”(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把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理论创造到其后漫长时期的注经式理论诠释,再到20世纪移植西方文化的理论复制,这个过程虽然使某种既成的文化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完善,但同时也使我们的文化历史基本呈现出一种原创动力日益衰落的趋势。而如今当我们站在阐释理论和移植理论已在“批判与继承”中显示出双重阈限的话语现场,我们将不得不重新面对一些被遮蔽已久的理论命题:文化的进步是否必须以创造力的衰亡作为代价?如果文化的创造并不意味着一种进步,那么创造本身是否仍然有其必要?一俟文化创造已失去其必要的内涵,文化的繁荣是否又会令人感到可疑?如果繁荣不能满足以一种文化的完善为其惟一标志,那么创造动力的式微又是否能够表明其进步所在?我们有理由认同一种文化价值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对维系一定的文化秩序所产生的作用,我们也有理由指责这种文化价值在历史演进中所带来的桎梏,问题在于我们的理论是否只要满足于修修补补的工作就真能使人安身立命?如果有一种文化只要在原始创造的基础上经过良种选择、优势稼接就能一劳永逸地成为人们的精神皈依,那么为什么理想的乌托邦却又总被历史的机缘一再错过?如果当代理论确实已在“批判与继承”中获得了完善,那么为什么这种完善却又在纷扰不去的“文化消亡论”的喟叹中危机频出?

“文化进步论”企图在一块基石上永无止尽地建造一座摩天大厦,殊不知这种富于热情的想像和“文化消亡论”一样令人难以乐观,因为它们都在以价值的匮乏作为其自身的代价。当我们今天讨论“后殖民文化”这一耐人寻味的问题时,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不应忽略的事实,虽然“后殖民”现象并不足以明证我们的传统文化已走向没落,但至少暗示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价值已经出现的某种危机,苟非如此,“文化殖民”则纯属虚妄之谈。然而由“后殖民”话语所带来今天的传统文化原教旨主义情绪的高涨,却在一方面默认着“文化殖民”的事实,另一方面又竭力为传统文化辩护,其间的悖论正在于,自身似乎已濒于没落的西方文化却在篡改着我们的文化传统,这是否明示着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进步和完善背后潜藏的价值匮失,而是否只要我们出于民族感情赞同传统文化原教旨主义的辩护,就能抹去其价值匮失的存在?我们承认西方文化到后现代主义时期已陷入消解意义的拼盘游戏,而其后的新历史主义企图通过“流通”和“谈判”来建立的文化新秩序却依旧姗姗来迟,女性主义文化亦在“女权”呼声中显得隐晦不明,这一切均可以成为人们对西方文化已缺乏自足性指责的理由。但是否只要对中西方均已出现价值匮失的两种文化进行批判继承与理论互补就能使其得以真正完善,却仍旧令人怀疑。因为多年的研究已显示出人类文化优势选择的张力和限度的不足,不仅这两种文化本身就存在着先天的牴牾,人类文化也不是先天充分自足的,如果脱离了文化创造,即便是优势选择也终将出现价值的匮乏,况且这种匮乏在20世纪关于“体用关系”的选择和今天的文化转型中均早已绽露出端倪。

“第三种批评”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而提出的创造理论,因此它不仅是对百家时代“子学”的承接,也是对当代文化新的可能性的开拓,这种开拓在使文化的价值得以丰富和匡正的同时,也唤起了文化理论创造动力的复归。文化的繁荣不在于阐释和移植,而在于文化的创造,阐释和移植只能带来一种表象的虚假繁荣,当某种固有的文化价值被历史尘封之后,便不能再为人们提供精神的皈依的场所,而创造性价值则必然成为时代的需要。长久以来文化理论创造动力的衰落只是缘于人们不愿承认这样的一种基本事实: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本来并无先验的意义,一切意义的产生均源于某种创造性的设计。伏尔泰说“没有上帝也要给自己制造一个上帝”,正意味着对意义设计的必要所在,关于这一点,雅克•拉康和爱德华•萨伊德等人均曾在相关的著述中提及,拉康所谓的“我思我不在”和萨伊德所谓的“人的身份不仅不是与生俱来的、固定不变的,而且是人为建构的,有时甚至就是制造出来的”其实同出一辙,他们都揭示了对存在意义的创造性设计的必要。而创造性文化理论正是对一切意义的原始设计和制造,有了它,一切意义才成其为意义、一切价值才成其为价值,中国百家时代的“子学”如此,西方古希腊理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理论亦然。也正因如此,才有了中西方各种文化价值的纷呈。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之所以沉缅于对“六经”的注解诠释,这与古代西方经院哲学具有同样的文化心理,不仅是因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确立,而且还出于人们对因袭而来的普遍性存在意义的依赖。文化信仰较之文化创造总是更为深得人心,这不仅由于它在一定意义上能够使人得以安身立命,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宁可相信现实的普遍主义的存在意义,也不愿返回无意义中去重新寻求存在意义,因为后者缺乏现实的功利意义。况且在今天重新设计存在意义的艰巨性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它非但需要完对一切文化的价值重估,更要完成为时代所需的合理性文化建构,吴炫先生在《否定本体论》中以“否定冲动与否定能力”来描述这一过程,不失为智者所见。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在论述“非本真存在”时的滔滔不绝,而在面对“本真存在”这一命题时却闪烁其辞,对此我们只能承认他完成了一次对文化价值的重估,但尚未完成其新的文化建构。但我们不应因文化创造任务之艰巨便对其退避三舍,否则恐怕便只能带来更深的价值危机,使我们的文化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桎梏中愈陷愈深。

对中西方两种既有文化理论的价值重估和超越是“第三种批评”的初衷,而对当代文化理论进行合理的创造性重建则是“第三种批评”的现实意义之所在,因此“第三种批评”不把某种既有的文化价值奉为圭臬,也使理论摆脱了阐释和移植以及批判继承的修修补补的窠臼,存在意义亦籍此由文化认同再度置换为创造设计。“第三种批评”基于吴炫先生的“否定”学说的确立而得以提出,“否定”学说以其对已在历史演进中显得捉襟见肘的现存东西方两种普遍主义文化的价值重估,进一步进入对无意义本身的否定而使新的存在意义和文化价值得以凸现,把“否定”作为本体概念则意味着由此而确立的新的存在意义和文化价值在成为“共在”后便将面临新的价值重估,因而存在意义便本已地体现在“否定”之中。因此“否定”学说本身便是一种创造理论,它与“第三种批评”有着其内在的渊源,但我仍想指出的是,不能把“第三种批评”完全与“否定”学说混为一谈,“第三种批评”更意味着探求我们时代的“子学”,它同样要求出现新的“百家”,而这些新的“百家”则必需以创造理论为依据,它是文化的生命和活力之所托,也是诞生多元文化价值的根本前提。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已使新的“子学”成为我们的需要,“第三种批评”已经做出了理想的开端,尽管这项工程还很艰巨,但却很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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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东方文化周刊》1997(18),南京。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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