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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话语与元叙事1 (阅读4189次)




今天,似乎只要一提起元叙事马上就会引起人们的反感。究其原因,如果尚不是出于对元叙事将是否可能重新导致一体化文化整合的担忧,至少在人们的意识中,元叙事早已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产生了内在的关联,并因此而受到足够的警惕。因为元叙事本身是一种逻格斯中心主义话语,它以其从本体论到价值论上的一元性而赋予人们言说的权力,作为话语权力的象征,它在文化中的存在方式便决定着整个文化的结构。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权力话语显然便是一种尤其突出的元叙事,它总是在名义上垄断着一切社会意识中最为权威的合法性,并往往以此来约束文化。而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则被视为中国当代的文化转型对逻格斯中心主义权力话语消解的结果,且不论这种消解的力量究竟来自市场经济还是知识分子人文文化本身,总之它使个人话语始终对元叙事满怀敌意,好像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生来就与拼盘叙事一脉相承。近年来,无论是在文化批评还是在文学本文中,这种意识都显得十分明了。

    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因知识分子人文文化的边缘化而得以凸现。这亦即是说,中国当代的文化转型使知识分子从社会价值的中心而走向了边缘,知识分子在疏离意识形态话语中心并不必再为之“代言”之后,他们的价值承当便可能由首先承当意识形态而承当社会,转化为首先承当自身而承当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强加于社会和文化之上的元叙事,它通常因其要求文化的整一性并为之服务而取消多元文化的合法性,在这种文化秩序之下,知识分子便只能由首先承当意识形态而承当社会,他们的个人话语并不具备时代的合法性。但文化的秩序并不止于这一种可能,它的丰富性正体现在多元的结构之中,而多元文化却并不排斥个人话语,恰恰相反,个人话语正是文化多元化的重要前提和有力保障。一个开放的社会必须要求文化的多元,而文化的多元则使个人话语成为根本的需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的文化转型使知识分子失去了意识形态的桎梏,他们获得的却是独立言说的权力。个人话语的形成在实质上便是知识分子对过去那种为意识形态“代言”身份的挣脱,他们对个人话语的维护也便是对自身独立言说的话语权力的维护。

    个人话语在整个文化结构中只能体现为多元拼盘叙事,它因其对意识形态一元话语的突破而杂陈于当代文化秩序之中。但个人话语在维护自身的权力时必须分清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疏离意识形态的元叙事并不等于放弃个体的元叙事,文化结构的拼盘化亦不等于个人叙事的拼盘化。意识形态的元叙事对知识分子而言只是一种“他者”话语,因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凭籍文化为自身和社会“立言”,而不是为某话语中心“代言”,知识分子所注重的应当是如何在文化上匡正一个社会的道德、信仰以及价值维系等安顿人们的精神的问题,它首先则指涉知识分子自身能否籍此得以安身立命。如果知识分子尚不能承当自身,那么他承当社会便属妄谈;如果他仅能承当自身而不能承当社会,他则有负于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而意识形态因其要求文化的整一性,与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相悖,它不能作为知识分子承当自身与承当社会的依据,从历史上看,意识形态的元叙事从来便以其名义上的合法性而制约着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它之所以仅具有名义上的合法性,在于意识形态的包罗万象性在对待具体情境时容易显得大而无当和捉襟见肘,它的匮失只能依靠知识分子的“立言”来加以匡正,因而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则须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它虽然多年来一直不具有合法的名义,但却同样是社会存在的需要,一旦意识形态强令知识分子只能为之“代言”,或知识分子主动依附于意识形态而放弃个人话语,则必然使二者的合法性均为之大打折扣。

    中国当代文化转型中的知识分子个人话语因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人文文化边缘化和消解逻格斯中心主义话语而得以形成,无疑,边缘化在这里是一个契机,它使知识分子能够真正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并作为个人为自身和社会“立言”,然而,我们看到,在这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却显得那么茫然,自言自语而又不知所措,有人将其称为批评的失语,大概并非过分之言,其原因如果不是习惯于“代言”的知识分子尚未能够独立地言说,那便是由于他们在消解逻格斯中心主义话语时也放弃了个人的元叙事,但无论是出于哪一种原因,它都将可能不仅意味着知识分子对自身话语权力的放弃,也是对自身责任的放弃。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历史中,知识分子所缺少的便是自我和自己的话语,当代文化转型给知识分子提出的要求便是建构自己的个人话语,而不是去依附意识形态这个上帝,这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使然。知识分子建构自己的个人话语,则需做出从本体论到价值论上的文化建构的努力,并以此为社会提供道德、信仰、价值维系等方面的合理范式,当然,以此来要求每个知识分子确实有些苛刻,但放弃自己便只能得到废墟。如果知识分子最终仍旧不能独立地言说,那么他可能面临的处境如果不是说不出话来,便是重新为意识形态这个上帝所收纳并为之布道。

    知识分子建构自己的个人话语仍旧必须依靠元叙事,因为元叙事不仅是一种话语权力的象征,它更是理论上的逻辑保障,我们所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等,无不牵涉着元叙事,元叙事并不只在意识形态那里存在,它在每个个人那里同样必须存在,消解逻格斯中心主义话语仅仅意味着疏离意识形态的元叙事,绝不是消解元叙事本身,否则则必然使立场不成其立场、观点不成其观点,“个人”只能成为文化碎片的拼盘而无法独立的言说,更无法籍此而承当自身及社会。元叙事赋予知识分子以言说的权力,知识分子维护其话语权力则必须维护元叙事,后现代主义的拆除深度模式、不确定内在性只能作为知识分子赢得自身权力的手段而不能作为目的,反之则会导致个人话语本身的不确定,这无异于黑格尔所谓的“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泼掉”。元叙事在文化结构中存在方式的不同决定着文化秩序的不同,强加于文化之上的元叙事只能导致一元性的文化整合,并限制着文化本身的社会功能;置身于文化结构之中的元叙事是多元化的基础,它虽使文化结构呈现出多元格局,但文化却不会因此而失去深度,反而只会因其丰富性而使社会得以优化,它虽杂陈于整个文化结构之中但并不缺乏秩序,更不可能导致文化内涵的一体化整合;而完全取消元叙事,则必将使多元不成其为多元,文化最终只能成为一座废墟。

    因此,坚持个人话语的元叙事将是中国当代文化转型的最终选择,它带给社会和文化的将是健康而丰富的多元叙事,文化的拼盘将是多元的拼盘,而不是碎片的拼盘,我们的当代文化转型绝不是要把中国文化转变成后现代模式,而是要求知识分子真正建立自己的个人话语,它要求知识分子一以贯之地投入文化价值的创造,并以寻求自身和社会的精神安顿的途径作为其终极关怀的话语旨归。在近年来的文化讨论中,我们看到有些知识分子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立场,其原因正在于他们对元叙事意义的疏忽,尽管我们承认知识分子的立场必需以时代性和现实性为前提,但它并不意味着朝秦暮楚。我们今天对元叙事的警惕,仅仅是对那些可能强加于文化之上并迫使人们遵从的权力话语的警惕,而不是对时代赋予知识分子自身的话语权力的拒绝,因此,我们必须区别地对待元叙事,它不仅不应为个人话语所排斥,相反,它正是个人话语得以实现的依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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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当代文坛报》1997(4),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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