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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的梦幻 (阅读4587次)



窗的梦幻
格里高尔·萨姆沙的窗户

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之后,他的视线(也许是习惯性地)转向了窗户--
格里高尔的眼睛接着又朝窗口望去,天空很阴暗--可以听到雨点敲打在窗槛上的声音--他的心情也变得忧郁了。
(卡夫卡:《变形记》)
一觉醒来望望窗户,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醒来时没有望到窗户,或者一时找不到窗户在那儿,我们就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已经醒来,就会怀疑自己的处境的真实性。诚然,我们自己的房间里的陈设构成了我们的周边世界,它是亲切的,是我们所熟悉的。但是,这一切却常常有可能是一场骗局,是一种幻象。我们旅居异地时,就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一觉醒来,却不知身在何处。我们以为是睡在家里,实际上却是睡在陌生的地方;我们醒了,实际上等于还在梦里。长期的旅行推销员的生活,使格里高尔养成了在醒来时首先望望窗户的好习惯。
清晨的窗户是美好的。它是日子的希望。窗户里透进来的光线照亮了我们的房间,使居室陈设变得清晰而且真实可信。更重要的是它照亮了我们睡眠的黑暗,使我们像大自然一样地醒来。我们的一度被夜梦所中断了的意识与外部世界之间联系,在这样的时刻又重新被建立起来了。卡夫卡(F.Kafka)注意到了窗户的这一神奇的功能,他在一则随笔中这样写道:
今天清晨,天空灰蒙蒙的,但是如果你走到窗前去,你便会大吃一惊,并会把你的面颊贴靠在窗户的窗闩上。
(卡夫卡:《依窗闲眺》)
在清晨,走近一扇窗户的感受竟是如此的奇妙,以致会使人“大吃一惊”,而且还要作出某种亲昵的动作,就好像是见到了久别的情人一般。窗户使我们与这个世界亲近。
对于建筑物而言,窗是其最神奇的的部分。在一堵完整的墙上,打开一个四方形(或其它形状)的开口,整个建筑物就一下子变得充满了灵性,就仿佛有了生命。通过这个四方形(或其它形状)的开口朝外看出去,一切事物都会发生改变。哪怕是再熟习的事物,似乎都变成了崭新的风景。由于有了窗户,人类的居住生活便产生了无穷的乐趣。没有窗口的房屋则仿佛是一个失明的人,整个世界就会变得暗淡无光。窗户的出现,可以说,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窗户的这种功能在基督教教堂的窗户上体现的最为明显。许多教堂都有巨大的玻璃窗,透过那些透明的玻璃窗,教堂里的人可以直接看见天空。有彩绘的玻璃窗上则画着各种姿势的基督及天使,看上去他们仿佛就在人们的身边和头顶上。有一回,我走进一座教堂,那里正在望弥撒。有一架破旧的管风琴低沉地奏着巴赫的《大弥撒曲》。我抬头望着大厅上方的大玻璃窗,从那里可以看到天空。这一天,天气晴朗,甚至连更远处的山尖都能看得清楚。山尖有几丝浮云飘荡,使天空显得更为高远。忽然,有一片风筝出现在天空,是蝴蝶形状的,上下翻飞着,然后又静止不动,好像是贴在蓝色的天顶上似的。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觉得教堂的内部与天界是连为一体的,通过那窗户直接相通,在大厅里祷告的人群似乎能够通过窗户直接升上天堂。不过,格里高尔在醒来时望一望窗外,倒未必是有升入天堂的打算,他的这一举动一方面是习惯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出自他与身外世界保持联系的愿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笔下的“地下室人”却是一个古怪的人。他似乎能够忍受没有窗户的空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恨世者”,一个根本不愿意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人。他一头钻进地下室里,在那儿与耗子和霉苔为伴,终日咀嚼着对世界的怨恨,“一声不吭地呆上四十年”。离开了窗户,也就等于是离开了人的正常的居住环境,而向着原始的穴居状态退化。因而,“地下室人”的意识也开始变得像他所呆的地方一样,窒闷、晦暗、阴冷,接近于穴居动物。而在卡夫卡的另一篇小说(《地洞》)中,主人公干脆就是一只掘地而居的大型鼠科动物。
不过,“地下室人”也并非对自己的生存处境完全默认。在他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思想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乃是关于“墙”的问题。一堵石墙在他的面前,这一点,就像是“二二得四”一样不可改变。这也就是“不可能性”。“地下室人”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脑袋去撞击这堵石墙。或者说,他是企图在“不可能性”的“石墙”上打开一扇“可能性”的“窗”。同样的主题在鲁迅笔下也曾出现过。鲁迅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将封建时代的民族文化生存处境比作一间没有任何开口的“铁屋子”,而在另一则寓言中,他写到一个“奴才”向一个“傻子”诉说自己的破小屋阴暗、潮湿,而且没有窗子,“傻子”说:“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然后,“傻子”就动手砸泥墙,要为“奴才”开一扇窗。“破墙开窗”在鲁迅那里成了民族文化精神“启蒙”运动的一个比喻。的确,打开一扇窗,就是打开一种新的可能性,就是提供一片新的天地,一种新的希望。在“窗”的主题中,常常包含着“希望”的主题。
然而,格里高尔却是不幸的。他碰到了一个坏天气。这使他的心情变得很糟糕。更糟糕的是,其它的一切也开始跟着发生了改变。他的身体的变形已经开始不可逆转了,而且越来越严重,以致不能够从床上翻身下来,更不用说走到窗前去看一看了。
格里高尔好容易从床上翻身下来了,接下来他该做些什么呢?在这里,卡夫卡没有继续“窗户”的主题,而是转向了“门”--格里高尔试图走到房门外面去。如果说,每个人都可能有着与外部世界产生联系的“愿望”的话,那么,“门”当然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最可靠途径。这也就意味着格里高尔仍然在努力谋求与外部世界达成和解。但是格里高尔与他的生存世界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了。他的“出门”的努力艰苦卓绝,令人震惊。但这一切看来都仅仅是他个人的良好意愿而已。事实证明,企图通过“门”与这个世界打交道,这一想法是错误的。为此,他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引起了一阵骚乱之后,又被迫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而且回来时已带着遍体的鳞伤。
在他后面,门砰的一声用手杖关上了,屋子里终于回复了寂静。
(《变形记》)
就这样,格里高尔与他人交往的大门被彻底关上了。这个世界拒绝接纳已经变形了的他。他只能回到他那狭小的卧室的内部,回到“黑暗的心脏”。
但是,格里高尔的处境暂时尚未变得毫无希望。在他的房间里的那扇窗户还依然存在。在慢慢习惯了身体的“变形”之后,格里高尔开始想到了那扇窗户――
他有时也集中全身力量,将扶手椅推到窗前,然后爬上窗台,身体靠着椅子,把头贴到玻璃窗上,他显然是企图回忆过去临窗眺望时所感到的那种自由。因为事实上,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稍稍远一些的东西他就看不清了;从前,他常常诅咒街对面的医院,因为它老是逼近在他眼前,可是如今他却看不见了,倘若他不知道自己住在虽然僻静,却完全是市区的夏洛蒂街,他真要以为自己的窗子外面是灰色的天空与灰色的土地浑然成为一体的荒漠世界了。
(《变形记》)
在这里再一次出现了将头部贴近窗户的情形。格里高尔借此表现出对窗户的热爱。窗户,可以说是他最后的一线希望。一个已经变成了大甲虫的人,一动不动地立在窗前,久久地注视着窗外。他内心的焦渴该是何等的强烈!蒙克(E.Munch)有一幅画也表现了同样的主题。一个性命垂危的病孩半倚在床头,他的脸部微微侧向左面。在他的脸部所朝向的方向,有一线微弱的光亮。画面上没有出现窗户,但我们却能够从病孩的暗淡的目光中,看到来自窗户的光。这光是一线微弱的对于生的渴望。
可是,这一回,格里高尔却什么也看不见了。整个世界在他的眼前彻底地关闭了。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格里高尔向昆虫世界大踏步前进。


临街的窗户

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他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的时候才开始明白:有一扇窗户,特别是朝向大街的窗户,该是多么幸运的事啊!霍夫曼(E.T.A.Hoffmann)笔下的主人公则及时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位足不出户的残疾人在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的时候,有一日,忽然发现了自己家的那扇临街的窗户的妙处――通过这扇窗户,外面的世界尽收眼底。
那就是这扇窗户,展示给我万象缤纷的生活,使我感到我同外面的大千世界还有着联系。来吧,老弟,你不妨也向外面看看。
(霍夫曼:《堂兄楼角的小窗》)
这位“堂兄”的教导是值得记取的。拥有一扇窗户,特别是一扇临街的窗户,这很重要。对此,卡夫卡当然也是深信不疑的,他说:
谁要是孤身独处,而又时时想投靠到哪儿去,谁要是随着时日的变化,如天气、业务状况以及类似的变化,突然希望看到一只他可以依附的臂膀--那么,没有一扇临街的窗户,他是支持不久的。假使他别无它求,只想走到窗台前面去,这个疲乏的人将目光从他住的客栈移向天空,然后再移回来,不想朝外观望,稍稍抬起了头,那么这时连下面几匹马都能将他拖下来,拖到长列马车和喧嚣之中去,于是终于把他带入了人世的和谐。
(卡夫卡:《临街的窗户》)
临街的窗户是孤独者的依靠。而它的奇妙之处却在于,它一方面是孤独者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通道,另一方面,它又在凭窗而望的人与街景之间设置了一个“界限”或“距离”,将观察者与被观察的对象(客观世界)隔离开来。窗户是(人与外部世界产生联系的)“愿望”的一个通道。然而,它首先是用于观看的,是人打量世界的一个开口。有了窗户,人就无需走出自己的房间,无需直接进入外部的世界,便能够观看世界,能够与外界打交道。窗户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为人的生存空间划出了一道界线,区分出存在的“内”与“外”。倚窗而立的观察者从窗口朝外望出去,他看到了群众,但他不在群众中。他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局外人。一种必要的“距离”,将观察者与其对象隔开,从而使观察者能够有效地观察外界。能否很好地“观察”自己的生存环境,这一点,对于一位现代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检验尺度。“距离”使被观察的事物成为美学的对象,这是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距离”为艺术家的观察提供了视角、聚焦、广度、精确度以及清晰度诸方面的可靠保证。
有“距离”的观察,使景象剥去了日常的、熟习的外衣,露出了其本来面目。艾略特(T.S.Eliot)在一首诗中描写了通过窗户所观察到的街景:
一阵阵棕色波浪般的雾从街的尽头
向我抛上一张张扭曲的脸,
又从一位穿着泥污的裙子的行人的脸上
撕下一个空洞的微笑,微笑逗留在半空,
又沿着屋顶一线消失了。
(艾略特:《窗前晨景》)
街景、日常生活的事件在凭窗而立的旁观者眼里充分“戏剧化”了。在这里,观看者毋宁说是一个“观众”,而大千世界则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大舞台。“临街的窗户”塑造了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它为观察者个人与世界之间提供了一种辩证的关系:既联系又隔绝;既介入又游离。然而,它首先塑造了现代艺术家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由于健康状况的缘故,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很少靠近窗口朝外张望。他更多地依靠嗅觉和听觉来与外界打交道。敞开的窗户给他送来了外界的气息。这些气息唤醒了他的回忆和遐想,给他的被囚禁的身体和孤独的心灵带来了无穷的欢欣。
汽车的汽油味有时从窗口飘进来,这种气味有些新派思想家认为对我们的农村有害,他们以为人类心灵上的欢欣可能是彼此相异的,如果你愿意的话,等等,他们认为新奇只存在在客观事实之中,不在印象感受中。可是事实转眼就变成了印象感受,甚至汽车排放的气味吹进我的房间,直接就成为夏季田野上醉人的气息,表现为夏日田野的美,表现为在田野上四处倘佯、接近心中期求的目的如愿以偿的那种欢快。英国山楂树的香气也只能给我带来一种固定有限的幸福回忆,即与那片树篱紧密相关的那种幸福感。而汽油这种好闻的气味,带来天空和阳光的色调,它就是田野的广袤无限、动身出行的欢欣,它就是矢车菊、丽春花、紫色三叶草花丛中远远走去那一番情味,也是得知要到朋友正在等着我们、我们也极想去的地方那种喜不自胜的情绪。
(普鲁斯特:《白昼》)
对于处于孤独之中的普鲁斯特来说,敞开的窗户的美妙之处无可估量。它不仅仅是观看的通道,而且还是气息的通道;不仅仅是视觉的途径,而且还是嗅觉的途径。窗户就像是艺术家的感觉器官。不仅如此,它甚至还是他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一个能在意识中唤醒美好回忆的机关。

观察与观察者

窗户是观察者的梦幻。倚窗而立的观察者把他的诗意的遐想带给了世界。世界因之而变得丰富多采。这个面积不大的多边形开口,却有着无比巨大的包容量。在杜甫那里,就赋予窗户以无以复加的巨大功能。它不仅仅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展示,而且是能够包括遐想所及的整个世界的历史。他写道: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杜甫:《绝句四首》)
在这首诗中,窗户自身似乎有着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性,而观察的“主体”则消失在观察行为及其途径之中。是窗“含”着无限的风光,它取代了观察者而成为观察的主体。它仿佛就是眼睛。或者,它甚至就是“观察”本身。
然而,窗所能蕴含的事物越多,凭窗的观察者的孤独也就越充分。一方面,孤独的人需要窗户;另一方面,倚窗而立的观察者是孤独的。达利(S.Dali)有一幅画表达了“窗”所包含的“孤独”和“梦幻”的主题。在这幅题为《站在窗边的女孩》的画面的中央,是一位女孩。她趴在窗台上,我们只能看到她的背影:她的上半身尽量地往前伸,好像努力要使自己溶到外面的世界里去。从她的身旁看出去,我们可以看到窗外的一片灰白色的天空和同样颜色的、平静的湖面。室内灰褐色的墙壁和地板上空空荡荡,给整个画面带来一种荒漠的的感觉,从而使得那扇明亮的窗户显示出一种梦幻般的特征。是对什么事物的渴望使她如此探身于窗口?是什么样的梦幻使她的意志要与窗外的天空溶合在一处?可是,她的下半身却仍留在屋子里。我们能够看到她的宽大而又性感的臀部,结实而又白皙的小腿肚子以及一双样式普通的白色便鞋。她的身体是真实的,而她的梦幻虚无缥缈。观察者的梦幻使她的意志与身体分离。她的意志是孤独的,她的身体也同样孤独。以窗户为界线,观察者的身体被囚禁在室内,而她的意志却在外面,在别处,在远方。在荒漠的世界与空旷的天空之间,观察者就像一朵孤独的浮云。
窗户使凭窗观看的人成为一个纯粹的“观察者”。观察者将他的身体倚靠在窗户上,他的目光朝着街市、天空,或者遥远的、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方。也许,他根本什么地方也没有看,他的目光迷离,因为他正陷入了沉思,或者是幻想。当然,偶尔也会有着种可能:倚在窗前的正是一位双目失明的人。这位不幸的人之所以倚在窗前,只是为了回忆一下往日的情形,聊以慰藉自己孤苦的心。变形后的格里高尔·萨姆沙趴在窗户张望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观察者已经成为窗户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甚至就是窗户灵魂,如果窗户也有灵魂的话。这样,窗户与凭窗而立的观察者一起构成了窗户的各种样种的新的内容,这些新的内容有着无限多样的丰富性。而窗户的丰富性也就是生活的丰富性。它的魅力对于一个想要探索生活的奥秘的人来说,是无法抗拒的。
约瑟夫·K走在大街上,他行色匆匆,好像有要事在身。不错,他急于要去法院,因为有一桩棘手的诉讼案在等着他。他一路上只顾赶路,没有心思观看街景。但还是(几乎是在无意之中)被窗户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因为是星期天早晨,所以大多数窗口都有人,只穿衬衫未穿外衣的男人靠在那里抽烟,或者小心地、温柔地抱着小孩倚在窗边。有些窗口高高地堆着被褥,偶尔有一个头发蓬松的女人脑袋在被褥后面出现一下。人们隔着街道呼喊着,有一声呼叫刚巧出现在K的头上,引起一阵哄笑……
(卡夫卡:《诉讼》)
这些混乱的人群,这些在窗户内外隐现的男男女女,他们就是生活本身。K在百忙之中还没有忘记关照一下丰富的生活。
波德莱尔(C.Baudelaire)对于窗户也有他自己十分独特的理解。他更喜欢从外部观看那些关闭着的窗户。这些窗户在波德莱尔那里则被认为是一种充满了神秘性的东西。
一位从打开的窗户向里看的人,决不如一位只看关闭着窗户的人所看到的事情多。一扇被蜡烛照亮的窗户,是最深邃、最神秘、最丰富、最阴郁、最刺眼的。人们在阳光下所看到的东西永远不如在一块玻璃后面发生的事情更有趣、更引人。在这个黑洞洞的,或是光亮的窗洞里,生命在生长、梦想、受难。
(波德莱尔:《窗户》)
关闭着的窗户也同样是奇妙的,甚至更奇妙。在每一扇窗户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些秘密。它有着某种内在的丰富性,或者说,它隐藏着全部的私人生活的奥秘。因而,它刺激了“窥视欲”和想象力。
窗户不仅为凭窗而立的观察者提供了观看世界的途径,反过来,窗户本身也成为一种特殊的被观察的对象。这正是“观察”这一行为的吊诡之处。卡尔维诺(I.Calvino)注意到了这一观察的悖论。他笔下的帕洛马尔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观察家”,他设想了一种特别的“观察”:
那么,如果把自我排除在外,又怎么进行观察呢?观察时使用的眼睛是谁的呢?一般认为,自我仿佛站在窗口向外看的人,站在眼睛后面观察展现在眼前的广阔的世界。这么说,有个开向世界的窗户了。窗户那边儿是世界,这边儿是什么呢?这边也儿也是世界。如果不是世界,你说是什么呢?帕洛马尔先生聚精会神地稍加思索,便把窗户外的世界移置到窗台后边了。这样一来,窗户外面还剩下什么了呢?窗户外面还是世界,世界这时分成两半:进行观察的世界和被观察的世界。他呢?“自我”呢?帕洛马尔先生呢?他难道不是这一半儿观察那一半儿的世界的一部分?既然窗户外面是世界,窗户里面也是世界,那么“自我”就成了窗户,世界就是通过自我观察世界。世界为了观察它自身,需要借助帕洛马尔先生的眼睛(及其眼镜)。
(卡尔维诺:《帕洛马尔》)
这样,窗户就提供了一种“观察的辩证法”:一方面,观察者通过窗户观看外部的世界,外部世界在观察者的眼里成为被观察的对象。“凭窗而望”正是观察者的基本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观察者有可能也成为被来自更遥远距离的“观察”的对象。“观察者凭窗而望”,这本身则又构成了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观察的“辩证法”也就是“自我”之存在的“辩证法”。
各种不同的窗户,各种不同的凭窗者,各种不同的景象,以及在不同的窗户的背后所隐藏的各种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变化无穷的可能性……这一切,都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丰富性。然而,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这一切。关注生活的种种可能性,这也正是像卡夫卡这样的艺术家留给我们的最可贵的遗产。
约瑟夫·K的临终关注昭示了这一点。在被杀死之前的一刻,他的目光无意中“落在采石场边上的那幢房子的最高一层上”,在那里,他依稀看到--
好像有灯光在闪动,一扇窗子突然打开了,有一个人模模糊糊地朝向在那么远、那么高的地方,猛然探出身来,双臂远远伸出窗外。那是谁?是个朋友?是个好人?是个同情者?是个乐于助人的人?是单独一个人呢?还是所有的人全在?还会有人来帮忙吗?是不是以前被遗忘的论点又有人提了出来?
(卡夫卡:《诉讼》)
约瑟夫·K并没有获救。然而,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获救并不是他的使命,它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所及。约瑟夫·K在那遥远的“窗”里所看到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微弱的,微弱到几乎不存在的)希望。
重要的不在于获救,而在于希望。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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