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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品、文学史和诗歌义和团 (阅读4433次)



  

                                              


1928年,或许也是一个秋天。一句话穿过在“单向街”流亡的本雅明:像蝗虫一样泛滥的印刷字遮蔽了城市的太阳——文人的光芒,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密集。1七十年后的今天,这句在欧洲说出的预言被翻译到中国。这次语言的异国移植,却没有产生什么水土不服的毛病。在代替农业作物拔地而起的肯德基,印刷品中的确只有印着商标的餐巾纸和花里胡哨的广告张贴获得了继续居住的合法性。虽然一度趴在纸面上的文字再度直立行走,开始游逛于霓虹灯、广告灯箱和电脑屏幕之间,它们的生命力却没有因此得到恢复。
当印刷术第一次在中国作坊里诞生时,大概会有乐观的知识分子认为:文字民主时代的春天来临了。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印刷品的生产和阅读仍是部分人的专利。皇家意识形态和士大夫意识形态,构成了印刷品的形而上学。皇家意识形态遵循的是午朝门的哲学,印刷术使午朝门里传出的声音摆脱时间(如官方史书)和空间(如《邸报》)上的界限。士大夫意识形态遵循的则是中国广场的哲学,而中国的广场处于午朝门和乡野之间,先天具有一定的妥协性。中国的广场从来没有狂欢的色彩,倒是经常在午朝门的检阅下举行庆典活动。对印刷品的占有,使得士大夫对乡野始终报着鄙夷的态度;对印刷品的追逐,则使得士大夫经常向皇家求欢以期获得恩宠。最终,在印刷品中皇家意识形态与士大夫意识形态握手言和为权力的形而上学。
20世纪语言学的哥白尼革命,发现了语言描述的世界取代了本体世界。人类再次回到柏拉图的洞穴,成为影子的旁观者,印刷品权倾一时。在当代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印刷品的阅读特权逐渐取消。印刷品的权力形而上学随着阅读人数的增加不断扩张,甚至记者颠覆了理想国里的哲学王成为“无冕之王”。于是,对印刷品生产特权的争夺开始越来越激烈。面黄肌瘦的写作者从稿纸上抬起头来,突然发现自己首先要争夺的是印刷品的权力。现实摹仿着本雅明七十年前的预言,文人们生产出的印刷字遮蔽了文人的光芒。以王小波生前死后的哀荣为原点,就可以描绘出这幅写作者与印刷品互相消长的直角坐标系。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麦当劳里,印刷品的权力逐渐从主流意识形态下放到消费意识形态。缺乏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纷纷改行从事文化投机商的职业。即使是留守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接受麦当劳的顾客须知: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控制。2文学史并不是一个幸免者,但它因为手持教材身份证左右逢源。教材严格遵守着教育部制订的大纲,编写过程也往往有政府行为介入。它就是文学封地里的专员,会被更替下岗但不会被全体召回。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就分别于1951年、1952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它的作者王瑶特意指出,编著教材的依据和方向是教育部通过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3而这部起示范作用的共和国文学史,精神路标则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从知识分子到专员、从书斋到封地,总会表现出种种精神上的不适。1958年《中国新文学史稿》遭到批判,罪状正是贯彻意识形态不力。而这并未妨碍各种大学研究所开展生产文学教材的大跃进运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戴着眼镜的教授们,开始声嘶力竭地感慨着文学边缘时代的到来。一个从内心出发的写作者,绝不会在意文学股市的行情。喧哗只能说明这是一些在知识饥渴时代被宠坏的精神撒娇者,对“清洁”的要求则仿佛是一种不太健康的洁癖。虽然从封地流落到麦当劳,文学史作为特殊印刷品4的地位却仍未受到动摇。它将落满灰尘的线装本新出厂的作家文集压缩为一块文学饼干,成为文学青年的快餐。这种快餐的食谱就是教材大纲,学者们可以根据要求为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作家分配分量。文学青年的人口在不断减少,但对于中国这个特大家庭来说,即使占据文学饼干的部分生产份额,也足以成为手上套着七八个金戒指的成功人士。
准确的说,当代文学是半封地半麦当劳性质的,文学史扮演着巡视专员和收银员的双重角色。主流意识形态与消费意识形态成为同志。一度团结在启蒙旗帜下的知识分子战士们,发现启蒙只是一张空白的支票后,开始各奔东西。即使是没有转业的坚守阵地者,也只是处于“抵抗投降”的战略防御阶段。虽然他们会反复地阅读《论持久战》,一相情愿地把自己的失败解释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To be or not to be”,成为有关写作者的物质而非精神的问题。写作者面临着饥寒交迫的危险,与巡视专员和收银员签署了一揽子“文学饼干换钞票”协议。文学史已经如同知识超市里的自动售货机,写作者们拼命要在里面建立自己的帐户,哪怕只是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脚注。由于文学史教材会严格考察入选作者的出身,对入选作品也会进行政审,写作者们开始考虑撰写个人的文学史。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5运动尚有解放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意义,当下写作者的文学史抱负却多半只是为了将自己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他们的“人工造史”运动,与影视名流请人代写自传的时尚有过之而无不及。
罗里罗嗦地说了这么多,我正为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而着急,却发现这些恰恰为世纪末诗歌义和团运动揭开了可能的谜底。大概是为了抵抗西方的消费意识形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精神空间里弥漫着民族主义的味道。印刷粗糙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不小心让世界闪了一下腰。在文学麦当劳里,也突然出现一群诗歌义和团团员。写作者随时会被拦住进行身份鉴定,获得良民证的则会被优先考虑加入他们的文学化妆舞会。为了掩饰在书斋里捂得白皙皙的面庞,他们匆匆忙忙地抹上一些街角地头的阳光,便以民间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们还是专制的语言民族主义人士,“口语”成为口令,凡是答不出来的一律以“殖民主义诗人”、“买办诗人”的罪名游街示众。他们把自己伪装成受迫害者,不时发布一些受害的真相。但申诉书的口气却与社论仿佛,不禁让人怀疑他们究竟是迫害行为的受虐者还是施虐者。作为对时下流行的政治波普的摹仿,他们成功地举办了一次次以诗歌波普为主题的行为艺术博览会。这些无疑得罪了那些诗歌学部委员,他们迅速地组织了装备精良的理论集团军进行反攻。这是一支操着普通话,或略带伦敦或略带巴黎或略带纽约口音的正规军。只是诗歌义和团员摇身一变为诗歌游击队员,活跃于大众文化报刊,使得诗歌正规军们倒也无计可施。
在纯净水之争会引爆新“鸦片战争”6的年代,“诗歌义和团”的命名方式决不是修辞上的夸张。虽然当年的呐喊声在整整一个世纪中已被“雨打风吹去”,但关于义和团的种种言说却从未停止7。这次诗歌义和团运动的导火索,恰恰是两本写作者的文学史:《岁月的遗照》(199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1999年,花城出版社)。选本往往是一种特别的文学史,它与学者们整整齐齐的理论打印稿不同,通常由作品的手稿组成。两个诗歌选本不约而同地为各自设定了编年体史书式的时间表8:前者隶属于“90年代文学书系”,后者干脆就是年鉴。与纪传体史书在形式上的等级森严不同,编年体史书具有形式上的民主性。但编年体史书故意表现出的遗忘,使得它的专制更甚于纪传体的等级制。印刷品生产权力普遍下放,恰恰为诗歌义和团提供了起义的可能性;而文学史作为特殊印刷品成为知识资本,则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揭竿而起。而这些,也同样构成诗歌学部委员们进行反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但所有的这一切、包括硝烟和口水,都没有打乱文学麦当劳里体面人的生活秩序。因为写作者最终只是在麦当劳里的舞台上,配合促销活动上演了一场行为艺术博览会或实验话剧。这是他们在巡视专员默许下讨好收银员的演出,也很有可能仅仅是一场正式演出之前的彩排。最终的赢家当然是麦当劳的老板,写作者们最多只能拿到一点小费。面对舞台下盛开的掌声,他们把自己融化于虚构的胜利之中,却不知自己正在渐渐变成文学史里一个干瘪的人质。
      (2000年10月至12月,上海)





注释:
1.见本雅明《单向街·合格的书籍鉴定者》(石涛译),引自孙冰编《本雅明:作品与画像》(文汇出版社,上海,1999年,第27页)。另一种译本(赵国新译)译作:蝗虫般的印刷已经遮蔽被城市居住者当作才智的太阳,并且将逐年加厚。见陈永国、马海良编《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361页)。后者因过于艰涩,这里没有使用。
2.见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顾建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由于麦当劳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徽标,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抵抗,反而顺理成章地把它引进到文化后花园里。但我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无意于否定现代经济学中的麦当劳。
3.参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版自序》,见《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修订重版)。
4.我在上海仙霞路的图书批销中心发现一个有趣的例证:文学史类书籍的发货折扣要略高于一般书籍。
5.1985年,北京大学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联名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1988年,复旦大学陈思和、华东师范大学王晓明共同主持了“重写文学史”的讨论。
6.见张庭宾《农夫挑战达能  引爆新“鸦片战争”?》,载《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2000年12月14日,第17版)。
7.参见[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0年)。
8.编年体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诗歌选本的基本体例:从1996年开始,《天涯》(海口)每年均开设一次“90年代诗歌精选”专辑;199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20世纪末中国诗人自选集”丛书;199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世纪末的花名册——中国90年代青年诗人短诗选》(阳飏、古马编选);1998年,伊沙在《文友》(西安)主持“世纪诗典”专栏;1998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90年代中国诗歌”丛书;199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他们——10年诗选(1986—1996)》(小海、杨克编选)。《长江文艺》(武汉)、《诗林》(哈尔滨)以及西班牙、日本的文学刊物曾分别开设“90年代诗人四重奏”、“90年代诗歌小辑”、“中国90年代诗歌专号”、“90年代中国现代诗选”。参见子岸《90年代诗歌纪事》,转引自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此外,唐晓渡、臧棣、树才和何小竹等均编选过诗歌年度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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